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
1854年7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注：见本卷第326—327页。——编者注］中，已经向你们分析了6月14日的奥土条约，并且指出，这个有趣的外交勾当的目的在于：第一，给联军不渡过多瑙河和不跟俄军接触提供借口；第二，阻挠土军重新占领整个瓦拉几亚并把他们从已占领的瓦拉几亚的部分领土上挤走；第三，在多瑙河各公国恢复俄国曾于1848年强加于罗马尼亚人的旧的反动制度。现在我们果然从君士坦丁堡方面得知，奥地利已经声明抗议奥美尔－帕沙渡过多瑙河的意图；它要求取得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专有权利和封闭不仅是英法军队，甚至包括土军进入该地的通道的权利。为答复这项抗议，土耳其政府似乎已经命令奥美尔－帕沙目前不要渡过多瑙河，但是原则上拒绝承认奥地利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专有权利；从自己的老师和保护者帕麦斯顿勋爵那里学会了一点东西的不幸的列施德－帕沙，当然不会认真反对这种做法：实际上容许那些被他在原则上拒绝的事情。可以认为，奥地利已经破坏了并在事实上废除了6月14日的条约，因为在俄军向三个方向溃退，并且没有立即退到塞勒特河左岸而把翼侧和后方暴露在奥地利的攻击面前的时刻，奥地利并没有进入瓦拉几亚。但是应当想到，根据这个著名的条约的条款，奥地利既没有义务立刻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也没有义务在一定期限内肃清多瑙河各公国的敌人，甚至没有义务迫使俄国人在规定的某一期限内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现在有消息说，奥地利人的确正在进入小瓦拉几亚，而俄国人正在把自己的军队调离喀尔巴阡山的山口并在福克夏尼集中。但是，这只是说明奥地利不是在把俄国人挤出大瓦拉几亚，而是决定把土耳其人驱逐出小瓦拉几亚并且用这种方式来阻碍他们在阿留塔河两岸的活动。当时除非使土耳其军队撤离它所占领的地区并由英法军队（他们尽力避免同俄军冲突，并使土耳其几乎处于被包围状态）来占领保加利亚，想不出更好的计划以引起土耳其军队内部的暴动了。这一点从英法统帅部联合告保加利亚居民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告居民书几乎是从布德贝尔格、哥尔查科夫和tutti quanti〔他们一流〕那里逐字抄来的。我早已向你们预言过，西方强国将为进步事业效一次劳——它们使土耳其这个衰老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革命化起来。
奥地利不仅反对土耳其人占领土耳其地区的意向，而且要求恢复现在居住在维也纳的两位国君的权利；冯·布鲁克先生通知土耳其政府，两位国君应当同奥地利军队返回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列施德－帕沙答复说，土耳其政府将讨论恢复两位国君的权利到什么程度适宜的问题，但冯·布鲁克先生坚持要履行条约的第三条即恢复旧政府。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曾请诸位注意这项条款［注：见本卷第327页。——编者注］的模棱两可的措词。列施德－帕沙反对说，在土耳其政府确信这两位国君没有违背他们的效忠苏丹的责任以前，不可能恢复他们的权利。土耳其政府对莫尔达维亚国君吉卡并不十分反对，但是瓦拉几亚国君施梯尔贝的行为曾经具有强烈的挑衅性质：他曾以最可耻的方式表示支持俄国，所以土耳其政府非驱逐他不可。于是，布鲁克先生便请苏丹作主。后者召开了非常会议，制订出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两个国君暂时复位，而土耳其政府任命一个高级专员负责调查他们的行动，然后再作最后决定。列施德并不十分反对的国君吉卡重新掌政自然只是名义上的，因为莫尔达维亚仍在俄国人的手中。相反地，被土耳其政府亲自赶走并被斥骂为俄国代理人的国君施梯尔贝的复位却是真正的现实，因为俄国人已经撤出了瓦拉几亚的一部分领土，其余部分看来也将很快撤出。
可是，奥地利的外交活动并不只这一些。我们在昨日的“晨邮报”上看到一则7月19日的贝尔格莱德电讯：
“昨日从君士坦丁堡接到立即停止进一步武装和一切军事演习的命令。据私下透露，下一个命令就是裁军。这些消息立即被转告给亚历山大公爵。”
看来，这就是土耳其政府对于塞尔维亚抗议奥地利占领的答复。不幸的土耳其政府就这样失去抗击它的公开的敌人的可能性，同时卷入对它自己忠实的藩属的敌对的篡夺活动中。土耳其政府用6月14日的条约撕毁了它同多瑙河各公国的协定，而用裁军的命令破坏了塞尔维亚的根本法。同一个政治上的步骤既使土耳其军队内部有发生叛乱的危险，又把塞尔维亚和多瑙河各公国推向俄国的怀抱。奥地利的要求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变成土耳其人的被禁入这两个公国，而奥地利的声名狼籍的备战却变成塞尔维亚的裁军。
愚蠢的奥地利，既然成了沙皇和他的英国同谋者手中的简单工具，也就不过是准备着使它本身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普遍革命的因素，对这个革命的到来，只有戴维·乌尔卡尔特之流空想主义反动分子会感到懊丧的。
读者已经知道在意大利已经开始了的运动。报纸正在报道热那亚、摩地那和帕尔马等地的风潮。但是，依我看，费拉拉发生的事件比其他一切事件更像1848年的普遍起义。
我一开始就对傲慢的和遭到破产的奥地利政府发行的“爱国自愿”公债作了正确的分析，这一点读者会从布尔格尔男爵不久前的告伦巴第臣民书中看出来。告臣民书宣布，伦巴第应摊的自愿公债规定为4000万弗罗伦，相当于10440万法郎；如果按人口分摊，每人摊到40法郎。
“同盟报”写道：“这个自愿公债正在变成庞大的军税：每个省，每个自治机关，每个人都应当自愿支付规定的一份。”
为了使人对这种“自愿”公债的真正性质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布尔格尔男爵的告臣民书最后说：
“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如自愿公债失败，那就要征收特别的强制军税。这种军税将以适当方式从土地、资本、商业和工业的各项收入中征收。”
在星期一的下院会议上枢密院院长兼下院领袖［注：即约翰·罗素。——编者注］发了言，仿佛是要详尽地陈述内阁的意图，可是6个小时之后，发生了一件议会史上空前罕见的事实——他就在同一个地方把他所讲过的话完全收回了。晚上7时他宣布：遭到炮击的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被摧毁并且已经从俄国手中夺下；午夜1时15分，他宣布俄国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损失了一艘或两艘战列舰，而“目前俄国依然保持着它的威望和地位”。6小时内，小约翰［注：即约翰·罗素。——编者注］在下院议员面前骂人、摆架子、吹牛皮、喧嚷、胡闹、道贺和瞎扯。在6小时的过程中，他强使议员们在云雾中漫游，但是，只要迪斯累里先生寥寥几句尖刻话，就把这个肥皂泡捅破了，使假狮子不得不重新把习常的小羊皮披在自己的肩上。对内阁来说，这是一个“耻辱日”，但是它实现了它的300万英镑的提案。
星期二的会议就斯图亚特勋爵的延期解散议会的提案进行了辩论。拨款案已经表决批准了；除了对内阁的信任案进行表决外，还有什么可做呢？因为极可尊敬的议员们完全了解这一切，所以出席会议的议员不多，辩论冷冷清清，内阁比任何时候都嚣张，而达德利·斯图亚特的提案被一致否决了。内阁巧妙地把它自己的耻辱变成对下院议员的胜利。这对议会来说是一个“耻辱日”。不过，由于沃龙佐夫的内兄弟不列颠军务大臣赫伯特先生所代表的军事部门的辩护，由于海军部部务委员贝克莱的狂妄自大和由于小约翰关于英国内阁的内部情况的傲慢的激昂慷慨的讲话，会议还是值得注意的。
从前的“年轻的托利党人”，长着一个漂亮的小脑袋瓜儿的赫伯特先生，用对军需长官菲耳德的赞扬来答复人们对不能令人满意的军需机构的抱怨。他说菲耳德这个人无疑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因为50年前他曾得到“铁公爵”［注：即威灵顿。——编者注］的信任并在他手下担任过很高的职位。赫伯特先生用“军队的最好的军需官”的经过粉饰的报告和一些法国军官的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来驳斥报纸记者们的令人不快的通讯。他只字不提军队完全没有运输工具，军队里没有骡子，也没有马来运输军队从瓦尔那和迭夫尼亚向多瑙河转移时所必需的行李和用水以及其他许多行军时所必需的东西。他只字不提缺乏购买军粮的经费。他不反驳这样一个事实：军需部只是在许多师出发之后和舰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才成立的。他不敢反驳这种说法：据腊格伦勋爵本人说，由于军需部工作的糟糕，他的军队在两个月内一直停在一个地方无法前进，虽然他们在同饿得精疲力尽的敌人的距离几乎只有相当一炮的射程。
沃龙佐夫公爵的能找窍门的内兄弟也以同样的手法答复了对于炮队的装备的抱怨。他冗长地答复了他本人提出的指责，即在土耳其的军队中只有一些六磅的火炮。可是他竭力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军队里没有攻城炮，几乎没有骑兵这个在瓦拉几亚平原作战最必需的兵种来支援步兵，在瓦尔那一个4万人的军团甚至不能配备40门火炮去对付俄军，而俄军的一个4万人的军却拥有120门火炮。
沃龙佐夫的内兄弟在回答对政府供应军队必需的战斗装具方面所表现的漫不经心提出的指责时，令人气愤地为统帅部辩护，似乎后者是无可非议的。
至于不幸事件和英国人对这些意外事件（在法国远征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垄断，极可尊敬的赫伯特先生宣称，第一，的确有一只载运第六龙骑兵团的部分人员的船成了火灾的牺牲品，然而，船长，“一个高贵的老水手，在面临人们所能遇到的最可怕的死亡时，却不顾船员们的请求，拒绝离船。可惜呀！当时离船还不算迟，他终于殉职了”。受愚弄的下院议员们以 赞同的呼声迎接了这种毫无意思的回答。至于“老虎号”的损失[194]，应当算为意外事件。“而波罗的海上的可悲事件，——呶，它只能说明我国水兵的有勇无谋”。
然后，长着漂亮的小脑袋瓜儿的先生转到向他提出的问题：“我国海军和我国陆军是否取得了什么实际的结果？”他吹嘘了一番“对俄国港口的全面的、成功的和无法突破的封锁”。这一封锁是如此成功，以致，例如，有8艘俄国军舰虽然遭到炮击，经历了战斗和重重困难，仍然从塞瓦斯托波尔到达了敖德萨。这一封锁是如此成功，以致俄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贸易继续在大规模进行，俄国商品仍然在伦敦出售，只是价格略高于战前；敖德萨完全跟去年一样在进行贸易，甚至对黑海和白海的名义上的封锁还是几天以前由波拿巴强迫英国人去做的。
然而，姓赫伯特的高贵的年轻人断言，英国政府作过的事还要多。难道英国政府没有使俄国无法利用黑海运送增援部队，没有切断俄国出海的一切通道吗？不过他完全忘记了，英国政府在4个月中让俄国人控制了多瑙河；它让俄国人仅用15000人就占领了欧洲的谷仓——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夺走了就在它眼前的多布鲁甲的丰富牧群，它阻挠土耳其舰队消灭西诺普附近的俄国舰队。英国人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给了不小帮助，因为他们既是土耳其军队的预备部队，也就给了土耳其军队利用每个兵士和每门火炮以对付入侵军队的可能性。
需不需要提醒读者，当俄国人还没有能够在两个公国集结优势兵力的时候，英国政府却阻止奥美尔－帕沙利用他的军队的数量上的优势和最初的胜利成果？英国军队还干了些什么呢？
“俄国在构筑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堡垒线上花了多少英镑？可是在一个短暂的战局中，所有这些像一条链子锁住切尔克西亚的坚固要塞，除了一个堡垒之外，都落入了英国人或他们的盟国的手中。”
沃龙佐夫！沃龙佐夫！难道你忘记了，当人们在会议一开始就建议你攻占这些堡垒的时候，你拒绝这样做，也就使俄军能够把这些堡垒的守军移到塞瓦斯托波尔？你所占领的仅是俄军自己打算放弃的那些堡垒，而唯一没有摧毁、也没有占领、甚至没有去进攻的“例外”，正好是唯一值得占领的、并且俄军认为应当守住的堡垒，是唯一打通同切尔克斯人联系的堡垒——阿纳帕。
赫伯特先生的庸俗的饶舌达到了顶点，他说，英国参加了光荣的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这次保卫战不仅英国自己不支持，而且还不许奥美尔－帕沙支持），因为在阵亡者中有一个叫巴特勒上尉的年轻人。关于活着的奈斯密斯中尉，当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应当说，巴特勒上尉仅仅在政府拒绝派他到锡利斯特里亚以后才到那里的，因而赫伯特元帅现在尤其有一切理由称赞他的行动方式。至于说奈斯密斯中尉，他是属于那种即将被逐出英国兵营的人物，而且他是以战地记者的身分到锡利斯特里亚的。
由于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攻击政府没有购置吃水量在3英尺以下并装备一两门重炮的蒸汽舰，在赫伯特将军之后发言的贝克莱海军上将就请高贵的勋爵“教会造般督察如何建造这样的船只”。这就是辉格党的英勇的海军上将对于海军部如不保证建造大量炮艇，能否装备一支用在波罗的海作战的舰队的问题的答复。英勇的贝克莱和他的学识渊博的造船督察与其向一无所知的令人发笑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讨主意，还不如求教于瑞典和俄国的海军部。
我们不再谈文雅的赫伯特和英勇的贝克莱为不列颠统帅部所作的辩护。现在来谈谈这位贝克莱脱口而出的真心话。如果说昨天晚上小约翰通破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肥皂泡，那末今天，喀琅施塔得的肥皂泡也因贝克莱的发言而破灭了。既然多瑙河各公国的全部战斗将完全由奥地利单枪匹马地进行，那末，对于“装备空前精良和任何国家都不曾派出过的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连同它们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佩克桑炮和其他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威武的贝克莱从威武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注：即查理·纳皮尔海军上将。——编者注］的信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能率领这支强大的舰队从事任何活动，因为对喀琅施塔得或斯维阿波尔格的任何进攻都意味着必然的灭亡。”
不仅如此。威武的贝克莱一面陶醉于这支最强大的舰队无所不能的想法，一面继续嘟囔说：
“科学知识之渊博在一切人之上的查兹海军上将也就这一点写道：经过从灯塔上的两天的观察并对堡垒和船只的周密的察看，我深信，对我们舰炮来说，堡垒太坚固了。这是大块大块的花岗石。要进攻停在停泊场的敌舰，简直不可能。”
关于纳皮尔，威武的贝克莱作了这样的结尾：
“从来还没有一个不列颠军官在作战上得到过这样的carte blan－che ［注：直译是：“空白的格纸”，此处的意思是：“活动的自由”。——编者注］。政府不但没有缚住他的手，相反，还千方百计地鼓励他前进”——从博马尔松德到喀琅施塔得和从喀琅施塔得到博马尔松德。
托利党人希尔德亚德先生指责说，“他有生以来还未听过有人这样把什么都随便泄露了的”；贝克莱的讲话像一个公然的俄国代理人；一切关于喀琅施塔得的高谈阔论终究都是得到他的默许的。为应付这种指责，英勇的贝克莱部分地收回了他的没有分寸的话，并且声明，纳皮尔所指的只是目前他只有舰艇而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从纳皮尔离开英国海岸时起，我就一再地说，没有陆军，没有同瑞典的同盟，就不可能在波罗的海取得任何成就，这个见解也博得一切有科学头脑的军人的赞同。
现在我来谈谈这些难忘的辩论中的最后一点，即约翰·罗素勋爵的趾高气扬的讲话。300万的支票一拿到手，他就变得如此厚颜无耻，就同20小时前他在迪斯累里的冷嘲热讽的打击下进行狡辩时显得那样羞羞答答一样。
“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他昨晚所作的发言”。对于有人企图在阿伯丁和阿伯丁的同僚之间制造“不愉快的分歧”，他说：
“至于战争方面的一般措施，组成所谓内阁的女王陛下的顾问们天天都在讨论这些措施，阿伯丁勋爵和他的内阁的全体同僚对所作的决定向议会和国家负有同样的责任。”
他甚至不冒任何危险地对议院说：
“如果认为我们配作女王的大臣，那末，我们就应当有权斟酌召开或不召开议会会议；如果认为我们不配享有这种权利，那就是说我们更不能当大臣。”
旁听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英国议会会议之后，我才明白，1848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斥责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议会生活的最可悲的表现[195]，是多么糊涂。
如果拿沃龙佐夫的英国内兄弟的声明，拿罗素的平淡无味的吹牛和“泰晤士报”社论的吼叫同“泰晤士报”驻瓦尔那不列颠兵营记者7月13日的最近的报道比较一下，读者是会感到兴趣的。现在把这次报道摘录如下：
“昨晚所有人都确信很快就要缔结和约了，因为据报道，奥地利公使和布朗将军曾经共进午餐，而这位公使正从他同奥美尔－帕沙进行过长时间谈判的苏姆拉前往瓦尔那，他将在该地同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磋商。据报道，剑桥公爵已宣布，骑兵于11月前返回英国，步兵于5月前返回英国。不能肯定，目前我们是否处于战争状态，联军真是作战的一方还是他们在土耳其登陆后只作了作战的姿态。我们的阅兵、检阅、演习和检查都同在萨托里和乔宾进行的一样是不会得罪人的，而我们在陆上的全部行动仅仅是：第一次是卡迪根勋爵的侦察性的游览，第二次是派出几个工程师和工兵到锡利斯特里亚和鲁舒克，第三次是派赴该地几个法国架桥兵，第四次是又派一个工兵小队和150名水兵到鲁舒克，架设此岸到岛屿和从岛屿到对岸之间的桥。”
英国没有巴士底狱，但是有疯人院，完全可以根据lettre de cachet〔秘密拘票〕把任何一个不合王室心意的或有碍家庭和好的人关进去。这一点在星期三辩论佩特曼博士的案件［注：见本卷第356—359页。——编者注］时，已经由汉利先生所支持的奥特韦先生充分证实。帕麦斯顿勋爵，这位civis romanus [196]和“不列颠臣民的权利和特权”的著名的维护者几句话就把问题压下了。帕麦斯顿甚至不肯定说佩特曼真是个疯子，而只是说，“看来，他自以为有权向政府提出某种诉讼”而且正打算非常固执地要向女王，或者更正确地说，向一个匿名要人——阿伯特亲王提出这种诉讼。科堡家族已经无孔不入；目前他们想使西班牙完全受自己支配。
政府的“地球报”说：“这是博士和女王的权利问题，我们深信，议会内外没有一个人会在判断这些权利时摇摆不定。”
如果托马斯·倍恩的“人的权利”在这个自由的极乐国度被公开焚毁，也用不着惊异。
在同一个星期三晚上，还演出了一出议会的小喜剧。在上星期五的会议上，巴特先生提出了一项禁止不列颠臣民买卖俄国政府的有价证券、违者受惩处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只对这次战争时期发行的俄国公债而言。不列颠政府没有提出这样的法案，但又不能断然反对，因为波拿巴已经在“通报”上发表了一则假消息，说什么英国政府和他见解一致，认为认购俄国公债是非法的。因此，帕麦斯顿支持巴特的提案，但是遭到了“经济学家”杂志的精明的出版者、财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先生的相当不客气的反对。于是这一位在星期一为联合内阁辩护、星期二一言不发从而事实上保证了联合内阁的成功的帕麦斯顿，星期三毕竟不能放过重新扮演内阁的“受气的女人”的角色。他以男性巫女的傲慢态度抑扬顿挫地、一本正经地说，他完全受他的爱国热情支配，而他这个被自己官方地位的铁的纪律束缚的可怜人，在前两个晚上却不得不压制这种热情。极可尊敬的受骗的听众的不可避免的热烈欢呼淹没了他以下的话：
“这个法案只不过是肯定不列颠臣民不应向俄国人提供作战费用的原则。财政部秘书长提出的理由是想强迫我们废除叛国法。类似的论据纯粹是胡说八道。”
必须指出，正是这个人，他24年来一直把俄荷贷款协定强加于英国，而目前是内阁——这个内阁仍然在为这种国债还本付息，从而向他这位帕麦斯顿提供“作战费用”——的最有影响的阁员。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28日
载于1854年8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194]英国蒸汽巡航舰“老虎号”在侦察黑海海岸时于1854年5月12日在敖德萨附近触礁；该舰遭到炮击，损伤严重，水兵被俘，舰身焚毁。——第388页。
[19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和第6卷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392页。
[196]暗示帕麦斯顿在1850年英希两国关于英国籍的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的冲突中帕麦斯顿所采取的立场。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毁，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为此派出一支英国舰队到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帕麦斯顿在议会所作的侵略性发言中，把英国国民比作古罗马公民，用必须维护英国国民的威信来为他的行动辩解。帕麦斯顿当时所使用的这句话《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成了标志特权和罗马公民所享有的那种崇高地位的公式。——第393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