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

　　1854年3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臣们被迫公布了他们在上台后最初3个月中同俄皇来往的秘密公文[100]以及关于1844年沙皇同阿伯丁勋爵会见的备忘录，阿伯丁勋爵是为了向“圣彼得堡报”[101]应战才公布这个备忘录的。

现在我就从分析涅谢尔罗迭伯爵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开始，这个备忘录是根据1844年6月俄皇访英之后的通报写成的。备忘录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最符合于保持和平的共同利益”；英国和俄国在这个基础上已经达成协议，并且共同努力来维持这个status quo〔状态〕。“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扰土耳其政府，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外交上的争论去惊动它，非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但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执行这个“不干涉制度”呢？第一，大不列颠不应当妨碍俄国认为必要时对俄土条约所作的解释，相反地应当促使土耳其根据俄国对条约所作的解释来行动；第二，应当使俄国能够“经常地”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总之，对土耳其政府的“不干涉制度”就等于俄国的参与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议表达得远不是这样坦率。

看起来备忘录说的是“一切大国”，但是实际上分明在暗示，除了俄国和英国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大国。备忘录说，法国“必须根据圣彼得堡和伦敦之间取得协议的那种行动方式来行动”。奥地利被描绘成俄国的一个简单附属物，既说不上独立存在，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政策，有的只是“通过完全一致的原则”同俄国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的政策。普鲁士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国，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被提到。因此所谓“一切大国”无非是对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的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而一切大国应当据以联合起来的行动方式也无非是由圣彼得堡规定而伦敦必须遵循的行动方式。备忘录中说：

“土耳其政府总想摆脱它在同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它希望不受任何惩罚地作到这一点，因为它指望各国内阁之间相互竞争。它认为，如果它不执行它对某一内阁的义务，其他内阁就会站到它的方面来，使它摆脱任何责任。重要的就是不支持土耳其政府的这种错误打算。每当它不执行自己对某大国的义务时，其他一切大国的共同利益要求——迫使它认识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促使它对于向它提出正当要求的内阁给以满足。一旦土耳其政府看到其他内阁都不支持它，它也就会让步，这时所产生的争论将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而不会引起任何冲突。”

这就是俄国为了要求英国帮助自己迫使土耳其根据旧条约作出新让步而向英国提出的公式。

“根据目前欧洲人们的思想情绪，各国内阁对于土耳其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宗教迫害不能漠然置之。应当经常使奥斯曼的大臣们认识到这个真理，并使他们确信，只有在他们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采取宽大而温和的态度时，他们才能指望得到各大国的友谊和支持。遵循这些原则的外国代表们，应当本着彼此完全一致的精神行事。他们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照会时，应当使这些照会表现出真正的一致性，但是仍然不采取命令的形式。”

俄国就这样温和地提示英国，要它支持自己对土耳其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的要求。

俄国在如此叙述了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的前提之后，就不能向自己的亲密朋友隐讳：正是这种不干涉要比任何侵略政策更加危险，它会非常可怕地促使奥斯曼帝国现有的“分解成分”增加起来，因此有朝一日“难以预料的情况会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那时各友好内阁就无力阻止这种崩溃”。接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旦这种难以预料的情况使土耳其遭到不可挽回的灾难，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备忘录指出，一旦土耳其遭到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威胁，唯一必须做的就是英国和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事先达成协议”。备忘录肯定地说，对于这一点，“在俄皇最近访问伦敦期间已经原则上取得一致了”（经过这位专制君主同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伯爵长时间的会商）。结果，“俄英两国承认约定的义务：一旦土耳其发生某种突然事件，双方应事先就共同行动达成协议”。

这个约定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第一，俄英两国应当事先就瓜分土耳其问题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谓俄国的alter　ego〔第二个我〕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不得不”，也就是被迫按照它们的目的来行动。这种相互谅解的必然结果就是英国被卷入对法的流血战争，这样就会使俄国放手在土耳其实行自己的政策。

备忘录非常坚持地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那些能够加速土耳其崩溃的“不可预料的情况”。但是在备忘录的末尾，这些隐晦的词句不见了，而代之以比较明确的说法：“如果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要崩溃的话”，英国同俄国就应该事先达成协议等等……这样一来，唯一难以预料的情况就是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现在要崩溃了这种难以预料的声明。约定的义务的主要结果就是使俄国有权随时看到土耳其的即将到来的灾难，并迫使英国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就这种不可避免的崩溃进行谈判。

因此，在备忘录写好十年以后，英国按规定的形式得到通知说，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现在已经到了事先就排除法国的问题，即背着法国和土耳其来策划阴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由于这个建议，也就出现了圣彼得堡和联合内阁之间来往的一系列秘密文件。

1853年1月11日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爵士向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罗素勋爵送去了第一个秘密报告。1月9日晚间，他“荣幸地”在叶列娜大公妃的宫中见到了俄皇，叶列娜大公妃敬请爵士夫人和西摩尔勋爵来同皇室会见。俄皇和蔼可亲地走到他跟前，表示对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非常满意，并祝贺联合内阁长期执政；他请大使向年迈的阿伯丁转达他的祝贺，并请大使告诉约翰·罗素勋爵：

“现在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我，我和英国政府——要保持最好的关系，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像目前这么必要。”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在1853年1月讲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就是备忘录所说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俄国原则上完全一致”的奥地利，在门的内哥罗问题上公开地兴风作浪了。

沙皇说：“只要我们达成协议，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他以假慈悲的口吻继续说道：“现在土耳其的局势非常危急，这可能会给我们大家招来很多麻烦。”

沙皇讲了这些话之后，和蔼可亲地向汉·西摩尔爵士伸出手，仿佛要向他告别。但是汉密尔顿爵士“立即想到话还没有讲完”，于是鼓起“很大的勇气”谦恭地请求专制君主“就土耳其问题稍微详细地谈一谈”。

汉密尔顿爵士指出：“皇帝的谈话和态度尽管依然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但是表明皇帝陛下不打算同我谈论他准备在南方举行的示威问题。”

必须指出，汉密尔顿爵士在1853年1月7日的报告里就已经告诉不列颠政府：

“第五corps　d’armée〔军〕已经奉命向多瑙河各省的边境推进，而第四军将奉命整装待发。”

他在1853年1月8日的报告中说，涅谢尔罗迭曾经把自己对于“必须用武力示威来支持俄国外交”的意见告诉他。汉密尔顿爵士在报告中继续说：

“皇帝的讲话开始时还拘谨，但是后来便直言不讳无拘无束地谈论起来，他说：‘现在土耳其的情况混乱得很。看来国家本身已经处于灭亡（menace　ruine）的前夜。它的崩溃将是巨大的不幸，现在十分重要的是，英国和俄国应就这个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两强国的任何一方，没有通知对方就不采取决定性的措施。’皇帝提高了声音说：‘瞧，在我们手中的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我坦白地告诉您，如果在最近的某一天这个病人死去，特别是在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前死去，这将是巨大的不幸。但是现在还不是同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俄国熊认为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应当吃掉他。汉密尔顿爵士对于俄国医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诊断有些吃惊，他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仁慈的陛下，请允许我再讲一点。陛下说，这是一个病人，完全正确；但是请陛下恕我冒昧地说，宽宏大量和身强力壮的人应当怜悯病人和弱者。”

不列颠大使感到自慰，因为他觉得他同意沙皇对于土耳其和病症的看法，他要求对病人采取宽大态度等等“至少没有使皇帝感到难堪”。汉·西摩尔爵士关于他第一次同沙皇秘密谈话的报告就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这次vis－à－vis〔会见〕中他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内侍臣，但是他还是有足够的理智来用下面的话提醒自己的内阁，他说：

“提出这样一类的任何一个建议的目的，只是要使对方进行左右为难的抉择。我认为这种抉择就在于：如果女王陛下政府不同俄国就土耳其突然崩溃时应当采取的措施问题达成协议，那末后果一旦对英国不利，女王陛下政府就更没有理由来埋怨别人。反之，如果女王陛下政府参加讨论这些可能性，那末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促使灾难发生的因素，而女王陛下政府最关心的却是尽量延缓这种灾难的发生。”

汉密尔顿爵士用以下警句似的箴言来结束自己的报告：

“根据上面所说的一切，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英国来说，最好是同俄国取得密切的协议以阻止土耳其的崩溃；而对于俄国来说，最好是这种协议能造成足以引起土耳其崩溃的事件。”

乔·汉·西摩尔爵士在1853年1月22日给约·罗素勋爵的报告中说，1月14日他又同沙皇进行了秘密谈话，这次沙皇“单独接见他”。专制君主同意给英国大使讲一讲东方问题。对于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理想和计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对俄国来讲也许只存在一个危险，这就是进一步扩大它本来已经过于广阔的领土。（读者该记得，我在引证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的报告的摘要时已经提出过这一点。）土耳其的status　quo〔状态〕最符合俄国的利益。一方面，土耳其人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还有足够力量，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有足够力量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保证自己得到别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帝国内住有几百万基督徒，他必须关心他们，尽管这个任务有时是困难的，“棘手的”。他的权利、他的义务和他的信仰都同时要求他这样做。后来沙皇突然转到他那个关于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的比喻上来，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病人“在他们手中突然死去”（de　leur　échapper〔从他们身旁消失〕）。“如果在某一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

沙皇在对奥斯曼帝国的必然死亡作了这种新的暗示之后，紧接着又一次要求英国——根据“约定的义务”——同俄国一道来考虑遗产问题。但是沙皇不暴露自己的未来“计划”，而宁愿以议会的用语来指出瓜分时应当注意的主要之点。

“我想把您当做朋友和君子来谈一谈。如果英国和我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那末其他问题对于我是不关重要的。别人怎么做，怎么想，对我都无所谓。因此我要开诚布公地告诉您，如果英国打算最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己的统治，我是不允许的。我并不是说你们一定有这种打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直率地讲出来。我自己也愿意保证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统治，——当然是作为永久的占领者，——至于作为暂时的保护者，我是不拒绝的。如果不事先采取措施，如果一切凭偶然，那末情势可能迫使我占领君士坦丁堡。”

这样，英国就被禁止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统治。而沙皇却可以做，即使不是作为永久的占领者，至少也是作为暂时的保护者。不列颠大使感谢皇帝陛下这种直率的解释。然后尼古拉援引了他以前同威灵顿公爵的谈话——这次谈话的记述或者说谈话概要已写入1844年的备忘录。谈到沙皇对圣地的要求这个迫切问题时，不列颠大使表示了这样的担心：

“一旦出现俄国军队就会有两种后果：或者是法国可能进行反示威，或者是（这更加严重）基督教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本来就因秩序混乱和财政危机严重而削弱的苏丹政权。皇帝向我保证，到目前为止他的军队没有前进一步（n’ont　pas　bougé）；而且他希望他的军队也不需要前进一步。谈到法国远征苏丹领土，皇帝陛下暗示，这种步骤会立即引起危机；荣誉感会迫使他毫不犹豫地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开赴土耳其；如果这样的行动方式使土耳其苏丹（le　Grand　Turc）遭到崩溃，他只能对这种后果表示遗憾，但是仍然认为这是迫于不得已而做的。”

这样，沙皇现在就为英国出了一个当前就要研究的题目：英国应当制订一个消灭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计划”，“并就取代现行制度的新制度问题事先达成协议”。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还能够得到奖赏，并以父亲般的口吻谆谆叮咛：

“如果有可能用不破坏普遍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由两个最关心土耳其命运的主要政府采取预防的措施来填补由于欧洲伊斯兰教统治的消失所形成的空白，那将是十九世纪的文明的伟大胜利。”

在沙皇向英国提出这种要求之后，罗素勋爵出场了，他于1853年2月9日用密件答复了沙皇。如果约翰勋爵对沙皇的阴险计划（利用英国同沙皇秘密谈判将来瓜分盟国的问题而置英国于一种令人怀疑的处境）有充分了解，他就会也像沙皇那样，只限于口头上答复布隆诺夫男爵，而不是向圣彼得堡发去正式的政府文件。在秘密文件提交议院以前，“泰晤士报”曾把约翰勋爵的文件说成是对沙皇的建议的有力的、“愤怒的驳复”。可是“泰晤士报”在昨天收回了对罗素勋爵的赞扬，并且声明：“那个文件不值得赞扬，这种赞扬是因为消息不确切而造成的。”约翰勋爵使“泰晤士报”感到恼火的是他在星期五下院会议上的声明，他说他没有向 这家报纸提供消息的习惯，关于那篇影射他给乔·汉·西摩尔爵士的复信的文章，他只是在文章发表三天以后才读到。

凡是了解1814年以后所有英国大臣们（甚至包括坎宁在内）同俄国讲话时的那种卑躬屈膝、阿谀奉迎的口吻的人一定会认为，约翰勋爵的这份密件可以算是这个矮子的英雄行为。

因为这个文件是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它能够说明谈判的进程，所以，如果读者不嫌，我就把它in　extenso〔全部〕引录出来。

约翰·罗素勋爵致乔·汉·西摩尔爵士

（机　　密）

1853年2月9日于外交部

阁下！

您于1月22日寄来的秘密报告已经收到并呈交女王。像以往一样，这次女王陛下也满意地注意到皇帝陛下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女王陛下命我以同样温和、真诚和友好的态度来讨论问题。皇帝陛下所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鉴于土耳其帝国可能崩溃，甚至即将崩溃，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与其如此，那末预先采取一些对策岂不更好。皇帝陛下说：“这就是我希望您提请贵国政府注意的一点。”女王陛下政府在研究这个重要问题时首先根据以下的考虑：过去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危机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一广泛的欧洲问题。关于圣地的争论曾经发生过，但是这种争论同土耳其内部管理问题没有关系，关系更多的是俄国和法国而不是土耳其政府。土耳其人进攻门的内哥罗造成了奥土关系的某些不和；而这里涉及的也只是威胁奥地利边界的危险，而不是威胁苏丹权力和安全的危险；总之，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其次，女王陛下政府应当指出，不能肯定地说，什么时候将发生这种事件。当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签订条约来确定西班牙查理二世死后的继承制度时，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是针对为时不远的事件。西班牙君主的罹病和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必然完结都足使预定的事件无疑地很快地到来。西班牙国王的死亡决没有因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而提前。关于上个世纪所签订的预先决定托斯卡纳在梅迪契家族的最后君主死后的命运的协议，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可能性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崩溃也许会在20年、50年或100年之后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就分配苏丹所统治的领土，与同样鼓舞着俄国皇帝和大不列颠女王的那种对苏丹的友好情感未必相称。除了上述考虑以外，还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必然会加速它所针对的那些情况的凑合。如果不让奥地利和法国知道这个协议，那是不公正的，而且这种隐瞒行为也是同防止欧洲战争这一任务不相容的。事实上，皇帝陛下也不可能有这种隐瞒的打算。应当认为，只要大不列颠和俄国就适当的行动方式达成协议，并且想要使它生效，它们就会把自己的打算通知欧洲各大国。这样签订出来并且这样通知欧洲各大国的协议是不能长久保持秘密的；而关于这种协议的消息一传出来，除了使苏丹感到不安和不愉快而外，还将煽动他的所有敌人加紧采取强制行动，进行更顽强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确信，他们一定获得最后胜利，而苏丹的将领和军队则会感到，任何暂时的胜利都不能够挽救他们的事业而不致最后垮台。现在人们担心的那种无政府状态正是会这样造成并且日趋严重的，而病人的朋友们的预见将成为病人死亡的原因。对于执行任何这一类协议所带来的危险，女王陛下政府恐怕用不着再作更多的叙述。“王位继承权战争”的例子充分证明，这种协议在人们为强烈诱惑力驱使而加以破坏的时候是不会受到多大尊重的。由于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暂时保护者而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的这种地位却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后的占领者不管是谁，恐怕都不会满意穆罕默德二世后裔们那种无所事事和委靡不振的作为的。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者由于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门，对于欧洲事务自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用来为俄国谋利益；也可以用来控制和限制它的实力。皇帝陛下正确而英明地说道：“我的国家幅员广大，各方面都很美满，因此对我来讲，如果希望再扩大现有的领土和实力，那就是愚蠢的。”他接着说：“相反，对我们说来巨大的危险，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进一步扩大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帝国版图。但是代替土耳其政府的一个强盛而好大喜功的国家可能会使俄国皇帝或者他的继承人必须进行战争。”为了防止欧战而提出的手段可能正是引起欧战的手段，因为无论英国、法国，可能还有奥地利，都不会容忍君士坦丁堡永远留在俄国手里。至于大不列颠，那末女王陛下政府声明，它没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皇帝陛下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政府还愿意提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事先没有同俄国皇帝磋商，决不签订任何关于土耳其崩溃时应采取的措施的协议。总之，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皇帝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这个政策使他比起那些从完全不正当的侵略和瞬息的荣誉中寻求不朽业绩的最显赫的君主更加扬名于世。要使这个政策取得胜利，最好是尽最大的克制对待土耳其；最好是使欧洲各大国向土耳其提出的各种要求成为友好谈判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无条件的要求的对象；尽量避免反苏丹的陆海军示威；对于涉及土耳其和属于土耳其政府职权范围的问题的意见分歧，要根据大国相互的协议来解决，而不要强迫弱小的土耳其政府接受。除了预先提醒这些问题以外，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根据欧洲各文明民族所普遍采用的公正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愈是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皇帝陛下就愈认为没有必要在实际上行使那种他认为非常麻烦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问，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您可以把这份密件宣读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如果认为适当的话，甚至可以把密件的副本交给皇帝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转交副本时，应该向皇帝陛下保证女王陛下对他的友谊和信赖——他的行动方式所理应赢得的友谊和信赖。

您的忠诚的　约·罗素

我的叙述不得不在下一篇文章中结束 ［注：见本卷第160—177页。——编者注］。但是在结束本文以前，我想供给你们一些广大公众无法弄到的最新材料，作为我以前所说的关于普鲁士的立场和计划问题的补充。 当俄国同英法同盟之间的冲突达到某种顶点时，尼古拉皇帝给自己在柏林的内弟 ［注：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虽然法国和英国能够在海上使他遭受某些损失，但是他在陆上不怕它们，因为到4月底他就能准备出动60万大军。其中20万他准备交给弗里德里希－威廉支配，只要后者答应进军巴黎，推翻路易－拿破仑。愚蠢的国王对这个计划是如此热衷，以致 曼托伊费尔为了劝止他不要接受这个建议竟花了3天的时间。这是关于国王。

至于 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这位普鲁士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伟人”本人，只要我们看了他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所发的秘密指令，就对这位人物的全貌了如指掌了，他的这些指令正是在接到上面所说的俄国来信的时候发出的，并且落到了我的手里，虽然落到我手里的途径与我的私人信件落到本生手里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102]。这些指令由于无耻的模棱两可的笔调暴露了这个学究兼军士的真面目，指令的内容大致如下：

“要好好地看一看刮的是什么风。如果您看到英国同法国结成紧密同盟并下定决心进行战争，那您就要坚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如果您看到英国在政策上摇摆不定，无意进行战争，那您为了国王即我的和您的君主的荣誉和尊严，就要勇敢地投入争吵。”

瞧，俄国专制君主把普鲁士看做一个区区小国不是很正确吗？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21日

载于1854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00]指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英国外交大臣关于西摩尔和尼古拉一世于1853年初就土耳其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秘密往来的公文。对谈判的进程和英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马克思在本文和本文后面的一篇文章“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本卷第160—177页）中作了详细的分析。——第148页。

[101]“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étersbourg》）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它以这个名称于1825年至1914年在彼得堡用法文出版。

这里指的是1854年3月2日（2月18日）“圣彼得堡报”就约翰·罗素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发言（见本卷第87页）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暗示沙皇政府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狼狈为奸，并引1853年西摩尔的秘密往来的公文和1844年的备忘录作为证据。——第148页。

[102]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对他经常进行的监视。在五十年代，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在英国当局的某种帮助下曾是这种监视的组织者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的信件遭到暗中检查。——第15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