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西班牙
[237]
Ø 一 Ø 二 Ø 三 Ø 四 Ø 五 Ø 六 Ø 七 Ø 八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11月
载于1854年9月9日和25日，10月20、27日和30日，
11月24日，12月1日和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一
目前西班牙的革命看来具有持久的性质，于是，正像本报驻伦敦记者所报道的，有产阶级和保守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离开国家到法国去避难。这也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采取过1848年风行一时的在3天之内从头到尾完成一次革命的最新法国方式。西班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比较复杂而持久的。三年，看来是它给自己规定的最短期限，虽然西班牙的革命周期有时甚至延长到九年。例如，本世纪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从1808年延续到1814年，第二次革命从1820年延续到1823年，而第三次革命从1834年延续到1843年。这次革命将延续多久，将如何结束，就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也难预测；但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土耳其和正在进行战争的俄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西班牙这样使善于深思的观察家感到如此浓厚的兴趣。
西班牙的起义正像它们向来反对的宫廷宠臣的权势一样，是由来以久的现象。例如，十五世纪中叶，贵族举行叛乱反对国王璜二世和他的宠臣唐·阿尔瓦罗·德·卢纳。在十五世纪还发生过更严重的变乱，反对国王亨利四世和他的权奸头子维尔埃纳的侯爵唐·璜·帕切科。十七世纪里斯本人民把瓦斯康谢尔奥斯这个西班牙驻葡萄牙总督手下的萨尔托里乌斯碎尸万段了，菲力浦四世在萨拉哥沙的宠臣桑塔－科洛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世纪末叶，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马德里人民起义反对伯勒普什伯爵夫人、奥罗佩萨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一伙的王后权奸，因为权奸对运入首都的一切货品都课以重税，然后分吞税款。人民前往王宫，强迫国王走到阳台上公开斥责王后权奸。然后群众又涌向奥罗佩萨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的官邸，把这些官邸抢劫一空，烧个干净，同时要捉拿官邸主人，但是他们逃走了，以终身流亡的代价保住了生命。十五世纪起义的原因是亨利四世的宠臣维尔埃纳侯爵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订立了卖国条约，把卡塔卢尼亚割让给法国。3个世纪以后，查理四世的宠臣、他的王后的情人“和平公爵”曼努埃尔·戈多伊同波拿巴勾结签订（1807年10月27日）的关于瓜分葡萄牙和允许法国军队开进西班牙的枫丹白露条约，引起了马德里人民反对戈多伊的起义，接着就是查理四世退位、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即位、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以及爆发独立战争。可见，西班牙独立战争从反对以唐·曼努埃尔·戈多伊为代表的权奸的人民起义开始，是同十五世纪的内战从反对以维尔埃纳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一样的。而1854年的革命同样是从反对以圣路易斯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的。
尽管西班牙不断爆发起义，但直到本世纪没有出现重大的革命，如果不算查理一世或者说查理五世（德国人这样称呼他）统治时期的神圣同盟战争 [238]的话。一般说来，后者是在西班牙摄政阿德里安红衣主教（佛来米人）庇护下的一个宫廷集团的行为直接引起的，这个集团进行无耻敲诈，使加斯梯里亚人到了绝望的地步，而且还向出价最高的人卖公职，公开以法庭判决做买卖。反抗佛来米人的权奸，只是运动的表面。这个运动在根本上是要保住中世纪西班牙的自由不受当代专制制度的侵犯。
马克思摘有西班牙历史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
[239]
阿腊贡、加斯梯里亚和格拉纳达的合并在天主教徒斐迪南和伊萨伯拉一世统治之下为西班牙的君主国创造了物质基础，在这以后，查理一世企图把这个还是封建的君主国改变成专制的君主国。他立刻向西班牙自由的两根支柱，即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 [240]进攻；议会是古哥特人concilia〔谘议会〕的改变形式，地方自治机关几乎直接由罗马时代传下来，具有罗马自治市所固有的世袭原则和选举原则相结合的特点。关于地方自治，意大利、普罗凡斯、北高卢、大不列颠的城市和一部分德国城市同西班牙当时的城市很相似；但是无论法国的三级会议或者中世纪英国的议会都不能同西班牙的议会相比。在西班牙王国形成中有过特别有利于限制王权的条件。一方面，在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在不同时期收复并成为独立的王国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民的法律和习俗。土地的逐渐收复主要是由贵族进行的，这就大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国内居民点和城市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居民不得不共同住在设防的地方，在那里寻求保护以免遭受摩尔人的不断侵犯；同时西班牙的半岛地形以及同普罗凡斯和意大利的经常来往，促进了沿海地区第一流商埠的形成。早在十四世纪，城市代表就成为议会中最有势力的一部分，议会中也有僧侣和贵族的代表参加。也应该指出，半岛经过了将近八百年的顽强斗争才缓慢地从阿拉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使半岛到完全肃清领土上的敌人的时候具有了与当时的欧洲完全不同的特点；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北部盛行的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风俗习惯，南部盛行的是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
当查理一世从德国（他在德国登极）返回西班牙的时候，议会便在伐利亚多利德召开，以接受他效忠于古法典的宣誓并给他加冕 [241]。查理拒绝前往，却派了自己的代表去，要他们去接受议会效忠于国王的宣誓。议会不准这些代表参加会议，并通知国王说，假如他不出席，不对国家法典宣誓，将永远不被承认他为西班牙的国王。查理对这个要求让步了；他到了议会，用历史家的话来说，他带着很不愉快的脸色宣了誓。这时候议会对国王宣布：“陛下，您要知道，国王不过是领薪俸的国民公仆。”这就是查理一世同城市互相敌对的开端。查理阴谋活动的结果是，在加斯梯里亚爆发了许多次起义，成立了阿维拉神圣同盟，联合起来的城市在托尔特西利亚斯召开了议会会议。1520年10月20日，从这里向国王发出了“反对滥用职权的抗议书”，查理对这个抗议的回答是，剥夺所有出席托尔特西利亚斯会议的代表的人身权利。内战已不可避免，起义的市民号召拿起武器；他们的兵士在帕迪利亚的指挥下占领了托列洛巴顿要塞，但是最后在1521年4月23日在维利雅拉尔会战中被优势的兵力击败。首要“谋叛者”的头滚落在断头台上，西班牙古老的自由也从此不复存在了。
当时各种情况都有利于刚诞生的专制政体的巩固。各省之间不够团结，使得它们的分散的努力失去了作用；但是，给了查理最大帮助的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抗，它帮助查理削弱了贵族和市民双方。我们已经谈到，从十四世纪起，城市在议会中的势力就很大了，而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时代起，圣友会（Santa Hermandad） [242]就成为城市用来反对那些责备城市破坏了古老的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的加斯梯里亚贵族的有力武器。因此贵族热心地支持查理一世的消灭神圣同盟的意图。查理摧毁了同盟的武装反抗后，就开始缩小城市的自治特权；城市居民减少，很快就失去它们的财富和重要性，不久也失去了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于是查理掉转武器来对付曾经帮助他压制城市自由而本身还具有不小政治作用的贵族。由于欠发军饷而引起的兵变，使查理不得不于1539年召开议会，为的要议会同意给他一笔钱。议会对于他以前把补助费滥用于违反西班牙利益的目的而感到非常愤慨，因此拒绝发款。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而当贵族依仗特权坚决要求免税时，查理宣布，要求这种权利的人没有理由参加议会，而且真的把这些人开除出议会。这对于议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后议会会议纯粹是举行宫廷仪式。古代议会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僧侣，早从天主教徒斐迪南时代起就站在宗教裁判所的旗帜之下，并且早就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封建的西班牙的利益看做一体了。相反地，由于有了宗教裁判所，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的最牢固的工具。
如果说在查理一世统治以后，西班牙政治和社会的衰落表现出可耻的长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征兆（这些征兆使人联想起土耳其帝国的最坏时期），那末在这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古代自由的遗骸至少已经安葬在华丽的坟墓中了。这是华斯哥·努涅斯·巴尔博亚在达里安海岸、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皮萨罗在秘鲁升起加斯梯里亚国旗的时代，这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是伊比利安人的炽烈想像为埃尔多拉多、骑士功勋和世界君主国的灿烂幻景所迷惑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
在经过了先是哈布斯堡王朝以后又是波旁王朝的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以后（要压制人民有这两个王朝中的任何一个就足够了），西班牙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着，怎样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在这个比任何其他封建国家都更早地产生了纯粹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中央集权制却一直不能生根，这又怎样解释呢？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十六世纪正是大的君主国家形成的时代，它们在各个地方都是随着两个相互敌对的封建阶级——贵族和市民的削弱而产生的。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受到开导，这就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自从君主专制建立以来，这些城市就在不断衰落，苟延残喘。这里不打算说明那些破坏西班牙商业、工业、航海业和农业的政治条件或经济条件。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任务，指出事实本身就够了。随着城市工商业生活的衰落，国内交换缩小了，各省居民的来往减少了，交通工具被弃置了，大路也是人迹罕到。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地方生活，各省和各个公社的独立性，社会发展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最初是由西班牙的地形造成的，后来又由于各省独立地从摩尔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组成独立的小国而历史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些现象现在都由于经济上发生的使全国性活动泉源枯竭的变革而最终地固定起来。君主专制不仅在西班牙遇到了本性就同中央集权抵触的物质因素，而且尽力阻碍取决于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产生，而这种共同利益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在不同的省份里，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但是当地方自治使它不必亲自做某些事情并使它省却实际管理的麻烦的时候，它是乐意让这种制度存在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拿破仑像所有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根据枫丹白露条约，他争取到让他的军队开进马德里；为了进行谈判，他把王室一家引诱到贝云，强迫查理四世收回退位诏书，接着又强迫查理四世把领地让给他；拿破仑又威胁斐迪南七世，强迫他发表了同样的声明。查理四世和王后以及“和平公爵”被送到贡比臬，斐迪南七世和他的弟兄们被幽禁在瓦兰斯城堡，至于西班牙的王位，拿破仑则授予自己的哥哥约瑟夫。在这以后，拿破仑在贝云召集了西班牙洪达，并把他准备好的一部宪法 [243]赐给洪达。他在西班牙的君主国中只看到被他牢牢关在城堡里的可怜的王朝而没有看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波拿巴完全相信，他已经把西班牙攫为己有了。但是在他的coup de main〔大胆袭击〕以后不几天，他就接到了马德里起义的消息。的确，缪拉特屠杀了近1000人，把这一次爆发的怒潮压下去了。但是当这次大屠杀的消息在全国传开的时候，在阿斯土里亚又爆发了起义，并且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我们要指出，这个第一次自发的运动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而“上等”阶级却温顺地屈从于外国的压迫。
西班牙就这样准备好了它的现代革命历程，并进入了标志着本世纪西班牙发展特征的斗争。以上我们简单列举的事实和影响，现在仍旧决定着西班牙的命运并振奋着西班牙人民的精神。我们已经指出，它们不仅对于评价目前的危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评价西班牙在被拿破仑侵占以来所做的和忍受的一切，评价这将近五十年的悲剧性的事件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的确，这是现代史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教益的一章——也是必要的 [244]。
二
我们已经简单地向读者介绍了西班牙过去的革命史，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评价那些使得这个国家目前为全世界瞩目的事件。更令人感到兴趣的而且对于了解当今时代也许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保证把波拿巴主义者驱逐出去并使西班牙王位重归于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它的这个王朝的伟大的民族运动。为了正确地评论这一运动和运动中的英勇事迹以及被认为几乎气数已尽的人民所表现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我们应当回溯到拿破仑进攻西班牙民族的最初时期。产生整个事件的真正原因，显然首先是1807年7月7日签订的而且据说是在库拉金公爵和达来朗又签订了密约以后才臻于完成的提尔西特条约。条约发表于1812年8月25日马德里“日报”上，其中包括下列条款：
“第一条 俄国应当占有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并且根据需要扩张它在亚洲的领土。第二条 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葡萄牙的布拉冈萨王室退位，两国王位将让给波拿巴家族的亲王。”
这个条约只要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没有什么人反驳的，甚至从不久前发表的约瑟夫·波拿巴国王回忆录 [245]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那它就是1808年法国侵入西班牙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当时的暴风骤雨般的事变就是靠秘密的线索同土耳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
紧接着马德里大屠杀和贝云协定以后，阿斯土里亚、加利西亚、安达鲁西亚和瓦伦西亚同时爆发了起义，而法国军队占领了马德里，在这时候，波拿巴假借口实占领了北部的四个要塞——潘普洛纳、圣塞瓦斯田、菲盖腊斯、巴塞罗纳；一部分西班牙军队早已调往芬宁岛参加进攻瑞典的战役；最后，各当局——军事的、宗教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和贵族都劝谕人民顺从外国占领者。但是有个情况抵销了这一切困难处境。当时多亏拿破仑，国家摆脱了国王、王室和王国政府。这样一来，那些在相反情况下会阻碍西班牙人民表现自己天生的毅力的枷锁被打碎了。在自己国王的统治下和在平常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民是怎样无法抵抗法国人，已经由1794年和1795年的不光彩的战争 [246]证明了。
拿破仑把西班牙最显要的人物召到贝云，以便亲自把新的国王和宪法交给他们。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来到了。1808年6月7日，国王约瑟夫在贝云接见了西班牙大贵族代表团，斐迪南七世的亲密朋友印范塔多公爵代表大贵族对约瑟夫说了这样的话：
“陛下，西班牙大贵族一向以效忠于自己的国王出名，现在陛下也会同样得到他们的忠心和爱戴。”
加斯梯里亚的王政会议要可怜的约瑟夫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登王位的那一家族的主要后裔”。率领军队代表团的德尔·帕尔凱公爵的颂词是同样卑贱不堪的。第二天，同样是这些人发表了文告，谕令全体人民忠顺于波拿巴王朝。1808年7月7日，91个出身于最大的贵族门第的西班牙人在新宪法上签了字，其中有公爵、伯爵、侯爵和各教团的首领。在讨论这个宪法时，引起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废除他们的古老特权和利益一项。以前在斐迪南七世的内阁中任职和担任宫廷官吏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约瑟夫的第一届内阁和担任第一批宫廷官吏。上层阶级的一些代表把拿破仑看成上天赐来复兴西班牙的人物，另外一些人则把他当反对革命的唯一支柱；谁也不相信民族抵抗会取得胜利。
因此，从西班牙独立战争一开始，上层贵族和旧官员就失去了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任何影响，因为从斗争一开始，他们就背弃了资产阶级和人民。一方面是Affrancesados（亲法派），另一方面是民族。在伐利亚多利德、卡塔黑纳、格拉纳达、哈安、桑卢卡尔、拉卡罗利纳、罗德里哥城、加迪斯和瓦伦西亚的最著名的旧官员（总督、将军和其他被认为是法国代理人和民族运动的障碍的著名人物）都成为激愤的人民的牺牲品了。各地原来的政权都被改换了。在1808年3月19日起义几个月以前，马德里就发生过骚动，要把EI Chorizero（香肠贩子——戈多伊的绰号）和他的可恨的走狗赶下台。这个目的现在在全国规模内达到了，这样，国内革命就按照人民群众所希望的那样并在与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看起来，整个运动与其说是 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 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巴；这个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拥护旧的制度、习惯和法律而反对拿破仑的合理的革新；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的，因为它拥护“圣教”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被自己的法国教友的命运吓坏了的僧侣，为了自保便激起人民的这种情绪。
沙赛说：“爱国主义火焰因加上迷信的圣油而燃烧得更旺了。”
[247]
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在人民的想像中，国王是童话中被大盗虐待和幽禁的王子。民族过去的最令人神往、最得人心的时代，是同十字架对新月 ［注：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象征和旗帜。——译者注］的战争的神奇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很多下层人民都习惯于穿贫僧的袈裟，靠教会吃饭。一个西班牙作家唐·霍赛·克利门特·卡尔尼塞罗在1814和1816年发表了以下著作：“拿破仑——欧洲真正的唐·吉诃德”、“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恢复宗教裁判所是合理的” [248]。看一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可以抓住西班牙革命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各省洪达的宣言中也表现出来了），所有这些书籍都歌颂国王、圣教和祖国，有一些甚至对人民这样说：
“他们对彼岸世界的希望面临破灭，受到不可避免的威胁。”
但是，如果说浸透了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农民、内陆小城市的居民和无数穿袈裟和不穿袈裟的平民，构成了民族派的大多数，那末在这一派中还有一个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看成西班牙政治和社会复兴的信号的活跃的、有势力的少数。这个少数是由港口、商埠和某些省会的居民组成的，这些地方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作家、医生、律师甚至僧侣（比利牛斯山脉也没有阻挡住十八世纪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支持这个少数派。1795年发表的根据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的命令而草拟的关于改进农业和关于土地法的著名的霍韦利亚诺斯备忘录 [249]可以看做这一派人的真正宣言。最后，还有资产阶级青年，例如大学生，他们热烈地接受了法国革命的理想和原则，有一个时期甚至希望依靠法国的支持来复兴祖国。
在只涉及共同保卫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民族派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能十分和谐。在他们还没有在议会、在争取新宪法（当时即将制定新宪法）的斗争舞台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现出来。革命的少数派竭力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动摇地求助于旧的人民的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直接目的是适当的，那末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
斐迪南在按照拿破仑的要求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成立了以唐·安东尼奥亲王为主席的最高政府洪达。但是就在5月这个洪达就不存在了。那时中央政府没有了，起义城市成立了自己的洪达，这些洪达受各省成立的洪达领导。其实这些省洪达就是独立的政府，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奥维耶多的代表洪达宣布主权完全转入它手中，它对波拿巴宣战，派代表团到英国去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塞维尔洪达同样做了这一切。有趣的是，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在形势的逼迫下同英国结成了同盟，虽然西班牙人一向把英国看成比土耳其苏丹好不了多少的最坏的异端的化身。为了逃脱法国无神论的攻击，他们竟投入大不列颠新教的怀抱。因此也不奇怪，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后，在恢复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命令中说：
“那些同样地感染了仇恨神圣的罗马教会的情绪的各个不同教派所属的外国军队留驻在西班牙是西班牙宗教的纯洁性受到玷污”的原因之一。
这么突然出现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各省洪达，曾承认塞维尔最高洪达有某种权威（诚然，是极微小的、极不肯定的权威），因为自从马德里被外国人占领，塞维尔就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首都。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联邦政府，由于对立利益的冲突、地方的互相猜忌和竞争势力的存在，这种政府对于集中军事指挥和统一战斗行动的要求是很不适合的。
这些独立的洪达所发表的告人民书反映了突然从长期沉睡中醒来、像受了电流的作用似地投入狂热的活动的人民的十分强大的英雄力量；但同时这些告人民书仍然不能摆脱曾使西斯蒙第有理由给西班牙文学加上“东方的”这个形容词 [250]的那些毛病：过分夸张的词藻，过分的做作和吹嘘以及夸夸其谈。这些告人民书同样明显地表现了西班牙性格所特有的幼稚的虚荣，难怪洪达成员都自封为“殿下”，都穿上华美的制服。
说到这些洪达，还应当指出两个情况：一个情况表明到起义开始时人民的觉悟水平是很低的，另一个情况给革命的发展带来了损失。洪达是由普选产生的；但是“下层阶级的高度热诚表现为顺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选他们的当然上司，即省的显贵人物和小地产贵族，其次是选僧侣，很少的场合选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民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自己的主动性仅仅表现为迫使上层阶级抵抗法国人，而不要求亲自参与领导这个抵抗运动。例如在塞维尔，“人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求教区僧侣和修道院院长开会选举洪达代表”。因此洪达里面全是些凭过去的社会地位选举出来的、完全不像革命领袖的人物。另一方面，人民在委任这些代表时，根本没有想到限制他们的权力和确定任期。而洪达，当然只考虑扩大权力和延长任期。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每当革命洪流有溢出河岸的危险的时候，这些迸发的人民热情在革命初期的第一批产物都成为阻挡革命洪流的堤坝。
1808年7月20日，也正是约瑟夫·波拿巴进入马德里的这一天，卡斯坦尼约斯迫使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14000名法国兵士在拜兰放下武器，又过了几天，约瑟夫不得不从马德里撤退到布尔果斯。此外还发生了两件大大鼓舞西班牙人的事情：一件是帕拉福克斯将军把勒弗夫尔赶出了萨拉哥沙，另一件是德·拉·罗曼纳侯爵率领一支7000人的军队到达拉科鲁尼亚，这支军队不顾法国人的阻挠，从芬宁岛开来援救祖国。
在拜兰会战以后，革命达到了顶点，承认了波拿巴王朝或者聪明地保持沉默的那一部分上层贵族，现在都参加了人民事业，而这对人民事业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三
各省洪达分掌政权使西班牙没有被拿破仑侵犯的第一个浪潮淹没，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使国家的抵抗能力加强了好几倍，而且因为这使侵略者不知道应当打击的方向；实际上，法国人在发现到处都是西班牙人的反抗中心的时候，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在拜兰投降和约瑟夫从马德里撤退以后不久，各地就开始感到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各省洪达之间的争执达到了异常剧烈的程度，例如，卡斯坦尼约斯将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阻止了塞维尔向格拉纳达进军。结果法国军队取得了恢复元气和占据坚固阵地的机会，尽管当时法国军队除去贝西埃尔元帅的那个军以外都溃退到了埃布罗河一线，只要奋力追击，可以很容易地击溃它，至少是把它赶出国境。但是，全国对洪达之间的猜忌的抗议以及对指挥官的laissez faire〔漫不经心、玩忽职责〕的抗议，主要是由梅尔兰将军对比尔巴鄂的起义的残酷镇压 [251]引起的。迫切需要使军事行动配合一致；相信拿破仑马上会率领从尼门河、奥得河和波罗的海沿岸募集的常胜军卷土重来；需要有一个中央政权来同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订立同盟条约以及维持同西班牙的美洲属地的联系并从那里征收赋税；在布尔果斯有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及必须以自己的圣坛来对抗外国的圣坛，——就是这些原因迫使塞维尔洪达勉勉强强地放弃了自己的不肯定的、实际上是虚有其名的最高权力，并建议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 中央洪达，同时各省洪达应保持对有关地区的内部管辖权，
“但是以必须服从中央政府为条件”。
这样在1808年9月25日即恰好是俄国君主和德国各邦君主在爱尔福特向拿破仑屈膝的前夕 [252]，由各省洪达35名代表（西班牙本土34名，卡内里群岛1名）组成的中央洪达在阿兰惠斯召开了会议。
军队的命运在革命时期比平时更鲜明地反映国民政府的真正本质。负有把敌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使命的中央洪达，自己却被法国武装力量从马德里赶到塞维尔，又从塞维尔赶到加迪斯，在那里得到不光彩的下场。中央洪达的政绩就是打了一系列可耻的败仗、西班牙各军团被消灭以及正规的军事行动变成个别的游击活动。西班牙贵族乌尔基霍于1808年4月3日曾这样对加斯梯里亚军区司令官库埃斯塔说：
“我们西班牙是由不同种类的材料建造起来的歌德式建筑；在西班牙有多少省就有多少不同的势力、特权、法律和习惯。西班牙根本没有欧洲称为社会精神的那种东西。这些原因将永远阻碍我国建立起一个相当巩固的、能够把我国一切民族力量联合起来的中央政权。”
这样，如果说西班牙在法国侵略时期的实际情况给建立革命中心造成了最大障碍，那末中央洪达的组成情况本身使得洪达不能克服国家所遭到的可怕危机。洪达要成为一个执行机关，它的人数是太多了，它的人员的组成太偶然了；同时，洪达要想具有国民公会 [253]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单单中央洪达的权力是从各省洪达授予的这个情况就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野心、恶念和任性的利己主义。省洪达的成员正像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是根据他们在旧社会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建立新社会的能力选举出来的。而省洪达派到中央洪达的也是一些西班牙大贵族、高级僧侣、加斯梯里亚显贵、过去的大臣和高级文武官员，而不是革命选拔出来的人物。由于力图做到合法和保持身分，西班牙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中央洪达的两个最卓越的成员是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当时的两大派就是分别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他们两人都曾遭到戈多伊的迫害，过去都当过大臣，而现在都成了羸弱不堪的人，在保守的西班牙制度的刻板和拘泥的成规中老迈衰朽了，而西班牙制度的那种拘守礼仪的、繁文缛节的迂缓早在培根时代就很闻名了，培根有一次曾感叹地说过：“让死神从西班牙来找我， 那它就会来得很晚的。”
[254]
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是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是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前一个是平民官吏，后一个是贵族慈善家。弗洛里达布朗卡是以庞巴尔、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霍韦利亚诺斯是“人民之友”，他希望通过对经济法令的缜密的改变和对崇高学说的文字宣传来使人民得到解放。两人都反对封建传统，因为一个竭力使君主制摆脱封建传统，另一个则竭力使市民社会摆脱封建传统的桎梏。他们每一个在国家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和他们的观点一样，是不同的。弗洛里达布朗卡曾以查理三世的首相资格执掌国家政权，他的统治随着他所遭到的反抗的增强而越来越专横暴虐。霍韦利亚诺斯在查理四世时曾任过很短时期的大臣，但他不是以大臣资格而是以学者资格，不是用法令而是用书本来取得他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影响的。弗洛里达布朗卡在政治风暴把他推上革命政府的首席的时候，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他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唯一东西就是对专制制度的信仰和对人民创造力的怀疑。弗洛里达布朗卡在去马德里的时候，曾给木尔西亚的自治机关留下秘密抗议书，宣称他只是由于害怕人民谋害才向强力让步，他还特地在抗议书上签了字，以便在约瑟夫国王面前替自己接受人民的委任状的行为辩白。他没有满足于恢复自己过去的传统，而修改了一些过去他的政府采取的现在看来过于轻率的措施。例如，当初他曾把耶稣会教徒驱逐出西班牙 [255]，现在他刚成为中央洪达的成员，就使他们获准“以私人资格”回来。如果他也认为从他统治以来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末这种变化只在于：赶走了弗洛里达布朗卡大伯爵并剥夺了伯爵的全部权力的戈多伊，现在就由这个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代替了自己的职位，而轮到自己被赶走了。被中央洪达选出来作主席，被洪达的多数派承认为毫无缺点的领袖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央洪达中的有影响的少数派的领袖霍韦利亚诺斯也已经衰老了，也已在当年戈多伊使他受到的长期痛苦的监禁中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但是，就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年代，他也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活动的人，确切些说，倒是一个过于讲究手段因而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的好心的改良主义者。如果在法国，他会同穆尼哀或者拉利－托朗达尔一致行动，但决不会多前进一步。如果在英国，他会是一个有声望的上院议员。在起义的西班牙，他可以供给热情的青年一些观念，但在实际活动方面，甚至连弗洛里达布朗卡的温顺的顽强精神他都远远谈不上。这位贵人没有完全摆脱贵族的偏见，因而具有强烈的像孟德斯鸠那样崇尚英国的倾向；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证明，如果西班牙也可能出现能够提供普遍观念的智者的话，那只会是例外，而且要以损害西班牙人只有在本地事业中才表现出来的个人毅力为代价。
然而，在中央洪达里还有以萨拉哥沙的代表唐·洛伦索·卡尔沃·德·罗萨斯为首的一些人，他们赞同霍韦利亚诺斯的改良主义观点，同时他们也推动革命活动。但是，由于人数太少，其中又没有知名人士，他们没有力量把洪达这一辆沉重的国家大车从西班牙礼仪的深辙中拖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担负着完成革命和战胜拿破仑的使命。如果说它的宣言的语言气势磅礴，同时它的行动又十分无力，那末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诗人唐·曼努埃尔·金塔纳，在于中央洪达表现了文学鉴赏力，委托他这位秘书来起草了洪达的宣言。
卡德龙笔下的高傲的英雄把世袭的封号当成真正的伟大，在通报自己时，令人讨厌地列举了自己的一切封号；洪达也是这样，它首先忙于取得与自己高贵地位相称的头衔和荣誉。洪达主席得到了“殿下”的尊称，其他成员得到了“阁下”的尊称，而in corpore〔包括全部成员〕的整个洪达得到了“陛下”的尊称。洪达成员都穿上了好像将军服一样的化装舞服，佩上画有新、旧大陆的胸章，并给自己规定年俸为120000雷阿耳。完全具有西班牙旧传统的起义的西班牙的领袖，认为只要穿上戏装，就可以神气十足地、体面地走上欧洲历史舞台。
叙述洪达内部历史和它的施政细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这里只回答两个问题。洪达对西班牙革命发展以及对保卫祖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能够说明十九世纪西班牙各次革命中很多直到目前神秘难懂的问题。
中央洪达的多数成员起初曾把镇压最初的革命爆发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洪达加强了过去对付报刊的严格制度，并委任了一位新的大宗教裁判者，幸好，法国人没有让他去执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当时西班牙的大部分不动产因有“死手”权不能买卖（贵族的财产只能继承，教会的土地不可转让），洪达还是下令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出售“死手”财产的现象，甚至扬言要废除买卖教会土地的私人契约。洪达承认国债，但不采取任何财政措施来使预算摆脱由于轮流上台的卖国政府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庞大债务，来改革人人皆知的不公平、不合理、负担沉重的财政制度，以及粉碎封建制度枷锁而为民族开辟生产活动的新源泉。
四
早在菲力浦五世时代，弗朗西斯科·贝尼托·索勒达就说过：“西班牙的一切不幸都起源于西班牙的togados（法官）” [256]。而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Consejo Real］是西班牙的有害的司法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王政会议是在唐·璜和亨利的动乱时代产生的，菲力浦二世发现它是Santo offico〔宗教裁判法庭〕的一个应有的补充机构，因而加强了它的作用。这个王政会议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灾难和后来几个国王的软弱无能，把各种各样的权力都集中到它的手中，并把当时西班牙各个王国的立法者和最高行政机关的职权都并在自己的最高司法职权之内。因此按权力来说，王政会议甚至超过了法国的议会，——除了它从来没站到人民这边以外，在很多方面同法国议会是相似的。王政会议既然是当时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会议最高权威的危险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会议既然领导法官这一等级并成为法官们滥用职权、享受特权的具体保障，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同它妥协的一种力量；革命本身要想不被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王政会议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拿破仑，由于这种叛变行为，它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但是中央洪达在开始执政这一天，竟愚蠢地把它成立一事通知王政会议，并要求王政会议宣誓效忠于自己；同时洪达宣布，在得到王政会议的誓词以后，要把誓词散发给王国的其他所有政权机关。这种引起整个革命派公开谴责的轻率步骤向王政会议表明：中央洪达需要它的支持；于是王政会议振作起精神来，在几天假装犹豫之后，便心怀恶意地表示服从洪达，但在它宣誓效忠的同时就表现出它的反动怀疑，具体说就是建议洪达根据第三法规第二节第十五条 [257]把机构成员减少到3—5人，从而自己解散自己，并下令封禁各省洪达。在法军回到马德里，并解散了王政会议以后，中央洪达还不以自己的第一次失策为满足，竟轻率地恢复这个会议，成立了Consejo Reunido〔联合会议〕，也就是把王政会议同古代历届王政会议的残余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洪达自己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的影响相抗衡，一直用阴谋诡计来给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进行最反人民的活动，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愤的姿态，在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必须指出，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会议的中央洪达，是没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尽管参加西班牙起义的主要是民族分子和宗教分子，然而在起义的头两年曾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倾向；这一点从当时所有省洪达的宣言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些甚至大部分是由特权阶级代表人物草拟的宣言也没有忽略谴责旧制度和许诺进行根本改革。这一点从中央洪达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央洪达在1808年10月26日第一个告人民书中说：
“存在了20年的最庸碌无能的暴政，把国家带到灭亡的边缘；仇恨和争执使国民脱离了政府。不久前还受压迫、受屈辱的人民，意识不到自己力量的强大，而在制度方面和法律方面又都找不到防止政府为非作歹的保障，便认为外国人的统治还没有这个有害的暴政那样可恨。这种总是反复无常而且几乎总是不公正的任性的统治，拖延得太久了；人民的耐性、人民对秩序的热爱和人民的浑厚的忠义之忱，长期被当局滥用；现在到了让建立在共同幸福基础上的法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进行改革。洪达将要建立各种主管部门委员会，一切有关政府和当局的书面建议应当送交这些委员会。”
洪达1809年10月28日在塞维尔发表的宣言中说：
“低能腐朽的专制制度为法国人的暴政开辟了道路。听任在这个国家里重复以前的种种恶行，就等于把你们送到波拿巴手中一样，是一种滔天罪行。”
中央洪达看来进行了一种最新奇的分工：霍韦利亚诺斯派宣告民族的革命意图并记录成文，而弗洛里达布朗卡派有权直接否定这些意图，并以反革命行动抵制革命空想。不管怎样，对我们重要的是，根据省洪达对中央洪达的承认，可以证明一个经常被否认的事实，即在第一次西班牙起义时期是有革命意图存在的。
至于中央洪达是如何地利用了由于人民的善良意志、形势的逼迫和直接危险的存在而形成的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可以根据中央洪达派到各省去的专员对各该省的影响来判断。一位西班牙的作家 [258]直率地告诉我们，中央洪达苦于人才不足，因此竭力把优秀的成员留在中央，把那些能力很差的人派到外地去。这些专员被授权主持各省洪达和代表中央洪达全部职能。关于这些专员的活动，我们只举几个例子：罗曼纳将军，因为他永远来回行军，并且总是在他刚好不在的时候才发生战斗，所以西班牙兵士称他为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这个被苏尔特击溃、并被赶出加利西亚的罗曼纳，以中央洪达专员的资格来到了阿斯土里亚。他的第一步就是找借口同奥维耶多省洪达争吵，因为奥维耶多省洪达采取的坚决的革命措施引起了特权阶级的仇恨。他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省洪达，以自己的走卒取而代之。奈元帅听到这个一向同心协力抵抗法国人的省份里发生了这些争执，就立刻进军阿斯土里亚，把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赶出去，进入奥维耶多，并把这个城市洗劫了3天。1809年底法国人撤出加利西亚以后，我们的这位侯爵和中央洪达专员便进入拉科鲁尼亚，攫取了整个国家政权，撤销了大部分是在起义进程中出现的区洪达，任命了军事总督来代替他们，并且威胁说要追究这些洪达成员，实际上的确对爱国者进行了追究，同时又对那些投靠敌人的家伙非常宽大，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是一个恶毒的、无能的反复无常的蠢货。究竟加利西亚省洪达和区洪达的过错在哪里呢？它们曾下令毫无例外地在一切阶级和一切人中进行普遍征兵；它们向资产阶级和地主征税；它们降低国家官员的薪俸；它们命令宗教团体把自己金库中的现款交由洪达支配。总之，它们采取了革命措施。自从这位大名鼎鼎的Marques de las Romerias来到以后，阿斯土里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以普遍抵抗法国人著称的省份，只要没有受到直接侵略的危险，就不再参加独立战争了。
在瓦伦西亚，当人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可以处理自己一切事务的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远景，但是这里的革命精神也被中央政府的势力摧残了。中央洪达不满足于把这个省置于一个叫做唐·霍塞·卡罗的将军领导之下，又派去了“自己的”专员拉巴索拉男爵。这位男爵指控省洪达不服从上级的某些命令，并撤销了省洪达的一个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曾经合理地停止了对空缺的主教、圣职和骑士首领的任命，而把这里省下的收入拨归军医院使用）。因此中央洪达和瓦伦西亚洪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瓦伦西亚后来在苏舍元帅的自由主义治理时代就不再有所作为，而在斐迪南七世回来以后，竭力拥戴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以对抗当时的革命政府。
在加迪斯这个当时西班牙最革命的地方，中央洪达专员愚蠢的爱虚荣的德·维耳埃耳侯爵的到来引起了1809年2月22日和23日的起义，这次起义如果不是及时地转变为独立战争，就会造成极惨痛的后果。
中央洪达任命自己的专员之高明，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派洛桑诺·德·托勒斯先生作为去威灵顿那里的代表，此人一面自甘卑贱地对英国将军阿谀逢迎，一面又秘密地通知洪达说，将军抱怨粮食不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威灵顿发现这个卑鄙家伙的两面手法以后，就羞辱他而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军营。
中央洪达所处的条件极有利于执行它在告西班牙人民书中所宣布的任务：
“在这可怕的危机中，你们向独立迈进一步就不能不同时向自由前进一步，这是天意。”
[259]
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没有不可以实行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Comit du salut public [260]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震荡恰好同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而且实际地起了支援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铸造已被打断的锁链，扑灭它所到达的地方的革命火焰，它自己没有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中央洪达在塞维尔的时候，甚至英国托利党政府都认为需要在1809年7月20日向洪达发出照会，坚决抗议洪达采取反革命方针，“担心洪达会窒息公众的热情”。有人说过，西班牙忍受革命的一切苦难而得不到革命的力量。假如这个说法还有一部分真理的话，那就是它对中央洪达作了致命的判决。
由于还没有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了解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就更加认为有必要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央洪达的政权下，才有可能把保卫民族的迫切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只要一同实际生活发生微小的抵触就必然垮台。议会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反：被赶到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尖角上、被法国占领军割断同王国的主要部分的联系有两年之久的议会，是一个想像中的西班牙，而真实的西班牙已被占领或在进行战斗。在议会治理期间，国家分成了两部分。在累翁岛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则有行动而无思想。反之，在中央洪达时期，需要有最高级政府的特殊软弱、无能和恶意，才能使西班牙战争同西班牙革命脱离。同法国和英国作者所说的相反，议会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进行革命，而是因为它的先行者是反动派，放过了革命时机。现代的西班牙作者虽然也责怪英国和法国批评家，但是看来无力驳倒他们；他们直到今天还得忍着痛苦去听神甫德·普腊德的bon mot〔刻薄话〕：“西班牙人民很像喜欢挨揍的斯加纳列尔的妻子。”
[261]
五
中央洪达不能保卫祖国，因为它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它既然意识到本身的软弱、它的政权的不稳固和它的极其不得人心，那末除了采用不体面的诡计和微贱的阴谋以外，还能采取其他什么手段去克服将军们在一切革命时代所共有的勾心斗角、互相妒忌和骄横自负呢？既然洪达对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经常怀有恐惧和猜疑的情绪，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威灵顿于1809年9月1日写给他的哥哥威尔斯里侯爵的话：
“就我对中央洪达的行动的观察，我开始担心它在使用自己的力量时，主要不是根据军事防御和战斗行动，而是根据政治阴谋和微小的政治目的。”
在革命时期一切从属关系都松弛了，只有使将军们严格服从国民纪律才能恢复军纪。正如中央洪达和它的不合理的体制从来无法使将军服从自己一样，将军也无法使兵士服从自己，因此直到战争结束，西班牙军队甚至还不能达到一般的纪律水平和服从水平。军队的纪律松懈现象又因经常缺乏粮食、被服和一切军需物资而更加严重了，因为军队的士气，按拿破仑的说法，完全取决于它的物质条件。中央洪达不能按时给军队供应，因为可怜的金塔纳的诗一般的宣言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而除了法令以外再采用强制手段，就意味着采用曾被中央洪达谴责过的各省所采用的最革命的措施。甚至宣布无人特殊和无人例外的普遍征兵制和准许一切西班牙人担任各级军官，也是省洪达的功劳而不是中央洪达的功劳。如果说西班牙军队的失败是由中央洪达的无能和反革命性造成的，那末这些灾难又转过来使政府更加沮丧，并使政府招致人民的鄙视和怀疑，从而使人民更加依赖骄横而又无能的军事首领。
西班牙的正规军虽然到处失败，还是到处都有。它被溃散了二十多次，却永远准备着迎击敌人，而且在失败以后往往以更大的力量出现。打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很快就跑掉，人员伤亡很少，而丢失战场又不在乎。当队伍溃退到山谷中的时候，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一定会重新集合起来，在得到新的增援之后，又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刻出现，他们即使不能抵抗法国军队，至少也能使他们经常保持紧张，使他们耗尽力量。西班牙人比俄国人幸运，他们甚至不必死去以求死而复生。
1809年11月19日奥康尼亚附近的溃败是西班牙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战；从这时以后他们就只进行游击战了。放弃正规战的事实本身就证明，全国政府中心在地方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在正规军的失败成为经常现象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游击队，人民群众也不理会全国范围内的失败，而去赞赏自己的英雄在地方上的胜利。在这一点上，至少中央洪达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日报”“对游击队的一个小战斗都比奥康尼亚会战报道得更详细。”
游击队抵抗拿破仑就像唐·吉诃德用矛枪抗议采用火药一样，只是成绩不同。
“奥地利军事杂志”（1821年第1期）说：“这些游击队真像是把自己的作战基地带在身边，每一次对他们作战都因作战目标不知去向而结束。”
游击战的历史应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整省整省的居民拿起武器进行游击战，如加利西亚和阿斯土里亚。在第二个时期，被击溃的西班牙军队的残部、从法军中开小差的西班牙人和走私者等等加入了游击队，他们根据自身的直接利益，不管任何外国势力，甘愿冒险进行战斗。幸运的机会和情况的凑合经常使整个整个的区集合在他们的旗帜下。只要游击队是这样组织起来，他们整个说来并不显得可怕，但是对法国人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为真正地武装人民奠定了基础。每当出现缴获战利品的机会或计划好一次复杂行动的时候，人民群众中最积极和最勇敢的分子便出来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根据自己当前的任务，或者神速地扑向俘获对象，或者严阵以待。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整天窥伺着警戒的敌人，想要截获一个通讯兵或者夺取辎重。小米纳就是这样抓到了约瑟夫·波拿巴任命的纳瓦腊总督，而胡尔扬就是这样俘掳了罗德里哥城司令。战斗刚一结束，就各走各的路，武装的人们马上向四方散走，参加战斗的农民镇静地回到自己平常的工作上去，“甚至他们不在都没有被人发觉”。结果所有道路的交通都断绝了。敌人成千上万，但是不可能发现他们。派通讯兵出去没有不落到敌人手中的，运送粮食没有不被截获的，总之，法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几百只眼睛盯着。同时又不可能一下子打散这种组织形式。法国人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对付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这些敌人看不见，又到处存在，因为每一个山头都是他们的掩蔽所。
德·普腊德神甫说：“把法国人弄得精疲力尽的不是会战，也不是小战，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不断的小型攻击，这些敌人遭到追击就立刻在人民群众中消失，不久又以新的力量出现。寓言中被蚊子折磨得要死的狮子，就是法国军队的真实写照。”
在第三个时期，游击队仿效了正规军的方式，他们的队伍增加到3000—6000人，失去了同全区的紧密联系，而落入几个利用游击队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首领手里。游击队体制上的这些变化使得法国人在战斗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人数增长了的队伍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神出鬼没，现在游击队经常遭到意外的袭击，经常被打败，被打散，而且在长时期内无力骚扰法军。
把游击战的三个时期同西班牙的政治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三个时期是同人民热情在具有反革命情绪的政府的抑制下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游击战是以全体居民群众的起义开始的，然后由依靠整个区的游击队的力量继续进行，最后则导致非正规部队的形成，这些非正规部队或者沦为强盗匪帮，或者变成正规团队。
同最高政府失掉联系，纪律松懈，经常失败，6年间骨干不断形成、解散而又形成，这一切情况必然使整个西班牙军队具有御用军的特性，并且同样地可以使它变成领导者手中的工具或鞭子。将军们自己由于环境的关系或者参加中央政府，或者公开地、秘密地反对它，而且总是用武力来左右政治。例如，库埃斯塔（似乎随着他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中的溃败越多而越受到中央洪达的信任）就是靠与王政会议共同策划阴谋和拘捕洪达中的累翁代表起家的。中央洪达的成员摩尔拉将军把马德里弃给法军以后，自己就投到波拿巴主义者的阵营中去了。无赖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也是中央洪达的成员，他同吹牛家弗朗西斯科·帕拉福克斯、恶棍蒙蒂霍以及兴风作浪的塞维尔洪达共同密谋反对中央洪达。卡斯坦尼约斯、布拉克、拉比斯巴（奥当奈尔家族中的一员）三位将军轮流起着摄政的重要作用，并在议会的治理期间不断玩弄阴谋，最后，瓦伦西亚军区司令官唐·哈维埃尔·埃利奥干脆把西班牙交给了斐迪南七世去随意支配。毫无疑问，御用军的要素，在将军中比在他们的军队中表现明显得多。
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游击队从基干军的优秀军官中得到了一部分像玻利埃尔、拉西、埃罗勒斯和维耳亚康帕这样的指挥官，正规军也从过去的游击队的领袖中得到了像米纳、恩佩西纳多等等这样的指挥官；因此军队和游击队又是西班牙社会的最革命的部分，因为他们来自一切阶层，包括来自没有受过中央政府的使人软化的影响的、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的热情的勇往直前的爱国青年；这些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如里埃哥等已经在法国当过几年俘虏。因此对于西班牙军队对后来运动中的事件所起的影响——无论是在它发起革命的时候或者是在它以自己的御用军特性损害革命的时候——我们都不必感到奇怪。
至于游击队，显然他们经过了多年流血斗争，养成了流浪的习惯，有强烈的仇恨心，好报复，爱劫掠，因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必然成为最危险的暴徒，随时准备以任何政党或任何原则的名义支持那些能够慷慨酬劳或提供抢劫机会的人。
六
1810年9月24日在累翁岛召开了非常议会；1811年2月20日会议迁往加迪斯举行；1812年3月19日议会颁布了新宪法；1813年9月20日议会会议结束，距会议开幕已经3年了。
这届议会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情况下召开的。从来没有一个立法议会的代表是来自世界上这样不同的地区，从来没有一个立法议会妄想控制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如此广大的领土，控制利益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形色色的居民；但是，整个西班牙几乎都被法军占领着，实际上被敌军切断了同全国的联系并被赶到一小块土地上去的议会，当时应该在包围着它、围困着它的军队面前来颁布法律。议会当时应该在累翁岛上的遥远的角落为新西班牙奠定基础，就像他们的祖先过去在卡瓦丹加和索勃拉尔贝高山区所做的那样 [262]。1812年的宪法，后来在维罗那会议上被全欧洲戴皇冠的人物痛斥为雅各宾主义的最煽惑人心的发明的这部宪法，正是僧侣的和专制的古老西班牙在似乎完全投入反对革命的神圣战争时期的产物，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呢？这个宪法又突然不见了，它同波旁王朝的一个活的人物一接触就像怪影（西班牙历史～学家说像《sueo de sombra》〔“梦幻”〕一样消失了，这个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说这个宪法的产生是一个谜，那末它的死亡同样是一个谜。要想揭开这个谜，我们就要简单地考察一下西班牙人曾两次（最初是1820—1823年，以后是1836年）企图实施的这个1812年宪法。
1812年宪法共有384条，包括以下10章：（1）西班牙国家和西班牙人；（2）西班牙领土、宗教、政府和西班牙公民；（3）议会；（4）国王；（5）民事和刑事的法庭和司法部门；（6）省和公社的内部管理；（7）赋税；（8）国家武装力量；（9）国民教育；（10）宪法的遵行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宪法虽然根据以下原则：
“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实质上是国民，因此制定根本法的特殊权力只属于国民”，
但是宪法又宣布分权制，根据这个分权制，“立法权同时属于议会和国王”，“执行法律权属于国王”，而
“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方面执行法律权完全属于司法机关，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议会或国王都无权行使司法职能，无权干涉待判决的案件，或命令重判已经确定的判决”。
国民代表的选举以人口为基础，每7万居民选1名代表。议会由一院即众议院组成，议员由普选产生。全体西班牙人除了家仆、破产者和罪犯以外，都享有选举权。1830年以后，不会阅读书写的公民不得享受选举权。但是选举的程序是间接的，因为选举分三级：教区、区、省。议员没有一定的财产限制。诚然，根据第九十二条，“当选为议员必须具有从私人不动产中取得的一定的收入”，但是第九十三条把第九十二条的实行日期推迟到议会在将来的会议上宣布这一条开始实行的时候。国王没有解散议会和推迟议会会期的权利；议会每年于3月1日在首都开会，不需要召集，会议至少连续开3个月。
议会每两年选举一次，任何议员不得连续在两届议会中连任，也就是说只有间隔两年后才能再度当选为议员。议员不得请求并接受国王的奖金、津贴和荣誉称号。国务大臣、枢密官和一切宫廷官员不能当选为议员。担任政府职务的国家官员不能被他执行职务所在的省选为议员。为了抵补议员的开支，各省应当按照本届议会在任期的第二年为下届议员规定的数目支付议员出差费。议会不得在国王在场时进行辩论。如果大臣代表国王要向议会传达某种意见，他们可以在辩论期间在议会认为适当的时候并以议会认为适当的方式到场，还可以参加辩论，但举行表决时不得在场。国王、阿斯土里亚亲王和摄政者都必须在议会面前宣誓遵守宪法，议会决定王位继承制度方面可能产生的一切实际上和法律上的问题，必要时还确定摄政者。一切有关攻守同盟、援外补助金和通商的条约，在批准前都要经议会同意，议会可以准许或禁止外国军队进入王国境内，议会明令设置或撤销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中的职务，以及设置或撤销国家官职；议会每年根据国王的建议确定平时和战时陆海军的员额；向陆军、海军和国民军的一切部门发布命令；确定国家管理费用，按年确定赋税，必要时可以举借国债，决定一切有关货币和度量衡的问题；规定国民教育的总计划，保障出版的政治自由，采取措施监督大臣切实尽职等等。国王只有中止否决权，他可以在前后两次议会会议期间行使这种否决权，但是如果同一法案被下一年的议会第三次提出并且通过，那末就等于得到了国王的同意，而国王也必须同意。每次会议结束前，议会任命7人组成常设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在议会下一次会议召开以前在首都进行工作，有监督是否严格遵守宪法和执行法律的全权；常设委员会应向议会的下一次会议报告一切被发现的违法事件，在紧急时期有权召开议会的非常会议。国王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离开国家。国王结婚也要得到议会的许可。王室的每年收入总额由议会规定。
枢密院是国王下面的唯一的私人会议，大臣不得参加，枢密院共有40名成员，其中有4名僧侣代表，4名西班牙大贵族，其他是重要的行政官员，同时，这些人全部都是国王从议会提出的120人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但是任何一个议员都不能担任枢密官，任何一个枢密官都不能接受国王给的职务、荣誉称号或任命。没有最高法院认可的理由不能解除枢密官的职务。议会规定枢密官的薪俸。国王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必须听取枢密官的意见，教会职务和司法职务的人选由枢密官提名。撤销司法部门中一切旧的consejos〔法院〕，建立新的司法机构，成立最高法院以审理被控的大臣和处理一切有关枢密官、法官等的免职和停职的案件。任何案件没有预先证实已经经过调解都不得审理。废除刑讯、强迫罚款和没收财产。除军事法庭和宗教法庭以外，撤销一切特别法庭，但对军事法庭和宗教法庭的判决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为了进行城市和公社的内部管理（凡是没有公社的地方，应由至少拥有1000人口的区组成公社），成立由警察局长（corregidor）担任主席并由一名或几名执政官、市政官和参事官组成的地方自治机关，同时这些人员全部由普选产生。任何一个由国王任命的国家官员都不能被选为执政官、市政官或参事官。市政职务是社会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任何人也不能加以摆脱。市政机关在省代表团的监督下执行自己的职务。
各省政务由国王任命的省长（jefe politico）进行。省长同代表团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担任代表团的主席，代表团由各区在普选应届议会时选出。省代表团由7名委员组成，有1名议会支薪的秘书协助他们。代表团每年会期不得超过90天。按照代表团的权力和职责的性质来看，它们相当于议会的常设委员会。地方自治机关和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在就职时都要宣誓忠于宪法。至于纳税，全体西班牙人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地纳税，以应国家开支。除港口和边境外，一切税关都撤销。所有西班牙人毫无例外都要服兵役，并且除正规军外，各省还根据人口和条件由各省居民组成国民军。最后，1812年宪法从生效之日起8年内甚至在细节上都不得更改、增添或修正。
议会在编制这一幅西班牙国家的新蓝图时，自然了解到，这部最现代的政治宪法同旧的社会制度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议会公布了一整套从根本上改造市民社会的法令。例如，议会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取消了封建主司法权利一切与之有关的独占、禁止和剥夺的封建特权，例如：狩猎权、捕鱼权、森林和磨房的使用权等等，只有当初通过购买而取得的以及可以赎回的权利例外。议会废除了全国的什一税，停止任命一切与执行神职无关的教会职务，采取了步骤来取消寺院和没收寺院土地。
议会曾打算把西班牙的广大荒地、王室领地和公社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出卖这些土地的一半以清偿国债，把另一部分分成小块分给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作为爱国酬金，第三部分也是分成小块无偿地分给那些渴望得到土地但又无力购买土地的贫农。议会准许在牧场和其他土地上围篱（以前是禁止这样做的）。它废除了禁止把牧场变成耕地、把耕地变为牧场的不合理的法律，普遍地使农业摆脱了以往专横的不合理的规章。议会废除了一切有关租佃契约的封建法律，也包括这样一条法律：有长子继承权的继承者可以不承认前辈所订立的租佃契约，因为契约在承诺者死去后就被认为失效了。它取消了所谓voto de Santiago〔圣地亚哥的祷礼〕，一种古老的贡税，就是由某些省的农民贡纳一定数量的上等粮食和上等酒，主要是用来供养大主教和圣地亚哥神甫会。议会颁布了实施高额累进税的法令，如此等等。
保住对已经开始起义的美洲殖民地的统治是议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议会承认美洲和欧洲的西班牙人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宣布没有任何例外的大赦，颁布了反对压迫美洲和亚洲土人的命令，废除了所谓mitas，repartimientos [263]等等，取消了水银垄断权，并且在欧洲第一个废除了奴隶贩卖。
1812年宪法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一些人，例如斐迪南七世本人（见他1814年5月4日的敕令），责备宪法是由一批不顾西班牙的历史传统的幻想家移植到西班牙土地上来的1791年的法国宪法 [264]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另一些人，例如德·普腊德神甫在“现代的西班牙革命” [265]一书中，认为议会毫无必要地死抓住从西班牙古法典 [266]抄来的、属于国王权力受到大贵族的非常特权限制的那一封建时代的陈旧条文。
实际情况是：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的古法典。例如起义的权利一般认为是1793年雅各宾党的宪法 [267]的最大胆的创造之一，其实起义权在索勃拉尔贝的古法典中就出现了，那里起义权叫Privilegio de la Union〔结社权〕。这种权利在加斯梯里亚的古宪法中也有。根据索勃拉尔贝法典，国王没有事先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宣战，不得缔结和约或同盟条约。应当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监督严格遵守宪法的7人组成的议会常设委员会，在阿腊贡早就有了，在王国各主要议会联合成一个议会时在加斯梯里亚也建立过。直到法国人入侵的时候，在纳瓦腊王国还有类似的委员会。至于成立由国王从议会提出的120人名单中确定人选并由议会支薪的枢密院，那末这个1812年宪法的特殊产物是宪法的制订者在回忆西班牙君主国各个时代的宫廷权奸的致命影响的过程中想到的。枢密院按照设想是宫廷权奸的代替品。此外，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机关。例如在斐迪南四世时代，总有加斯梯里亚各城市指派的12名代表在国王身边担任枢密官，而在1419年，城市代表抱怨说，他们的全权代表不再被准许参加王政会议了。高级官员和宫廷官员不得参加议会以及议员不得接受国王的荣誉称号或者职务，初看起来似乎是从1791年宪法抄袭来的，并且似乎是从1812年宪法所承认的现代分权制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加斯梯里亚古宪法中见过类似的先例，而且我们知道，起义的人民不止一次地打死过那些接受国王的称号和职务的议员。至于议会在国王年幼时指定摄政的权利，加斯梯里亚的古议会在十四世纪长期有未成年国王在位的时期就经常行使。
诚然，加迪斯议会取消了一向属于国王的召开和解散议会以及推迟议会会期的权力，但是竭力扩大自己特权的国王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结果使议会实际上等于不存在，取消国王的这种权力的必要性就十分明显了。以上举出的事实足以证明，1812年宪法的最明显的特点——竭力限制王权的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戈多伊的可鄙的专制使人记忆犹新，一想到它就令人厌恶），是渊源于西班牙的古法典。加迪斯议会不过把这一监督权从特权等级的手中转到国民代表机关的手中。古法典如何使西班牙国王恐惧，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当1805年需要新编一部西班牙法律全书时，国王发出一道敕令，命令删除前一版本中所包含的以及由于君主国软弱而国王不得不同自己的诸侯订立损害国王主权的协议的那一时代所保留的一切封建权利的遗迹。
假如由普选产生议员是新事物，那末不应该忘记：1812年议会和所有的洪达都是由普选产生的；因而限制普选就是侵犯人民已经争得的权利；最后，也不应该忘记，在西班牙几乎所有不动产都受到“死手”权限制的时代，实行财产资格上的限制，实际上就会剥夺大部分居民的选举权。
把人民代表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议院中，绝对不是像好唠叨的英国托利党人所要证明的那样，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翻版。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从查理一世（德皇查理五世）的时候起，贵族和僧侣就失掉了他们在加斯梯里亚议会中的席位。但是甚至在议会分为代表不同等级的brazas（支派）的时期，议会除了席位不同也是在一个共同会场里开会，而且在一起表决。在直到法国入侵时议会还在起实际作用的少数几个省份中间，诚然纳瓦腊还保持着按等级召开议会的旧习惯，但是在巴斯克各省就是十分民主的会议，连僧侣代表也不准参加。而且，即使僧侣和贵族还保持自己的可憎的特权，他们也早已不是作为古议会的结构的基础的那种独立政治团体了。
加迪斯议会规定把司法权同行政权分开，这早在十八世纪就是西班牙最开明的国家活动家所要求的；由于对王政会议的共同憎恨，人们从革命一开始就了解到，必须把司法机关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宪法中有关地方自治的一章，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纯粹是西班牙的产物。议会只是恢复了旧的地方自治的制度，但是消除了它的中世纪的特点。至于说到省代表团（它在省的内部管理方面具有像地方自治机关在市政管理方面那样的权力），议会是仿照法国入侵时期在纳瓦腊、比斯开和阿斯土里亚还存在着的类似机关而设立的。议会废除免服兵役权，不过是承认了独立战争时期已经普遍流行的惯例。废除宗教裁判所同样不过是认可了既成事实，因为宗教裁判法庭虽然由中央洪达恢复了，但是它不敢恢复自己的职权，而法庭的成员在识时务地等待更好的时机，薪俸到手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取缔封建性弊端，议会甚至连霍韦利亚诺斯于1795年代表马德里经济协会向王政会议提出的著名的报告书中所主张的改革都没有完全做到。
十八世纪末开明专制政府的大臣弗洛里达布朗卡和康波曼内斯早在这方面采取了某些步骤。此外也不应该忘记，与议会同时活动的，还有马德里的法国政府，它在所有被拿破仑军队占领的省份里彻底消灭了一切寺院的和封建的机构，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波拿巴派的报纸把起义完全说成是英国利用僧侣和宗教裁判所的支持而进行的阴谋和收买的结果。同外国政府抗衡对议会的决议起了怎样的良好影响，可以从以下一点看出来：甚至中央洪达在1809年9月宣布召开议会的法令中也对西班牙人这样说：
“诽谤我们的人硬说我们在维护腐败政府的积弊和根深蒂固的恶习。你们要让他们看到，你们是在为祖国的幸福和独立而斗争，从现在起，你们不愿意再听命于独夫的专横和任性了”等等。
另一方面，在1812年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教权派横行时期的黑暗传统实行妥协的明显迹象。只要引证第十二条就够了。根据这一条
“西班牙国家的宗教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的、圣徒的和罗马教的教，即唯一的真正的宗教。西班牙国家以英明的、公正的法律保护它，禁止信奉其他任何宗教”。
第一七三条要求国王在即位时向议会作如下的宣誓：
“叨蒙上帝恩泽并根据西班牙君主国的宪法而为西班牙的国王，我，凭着万能的主和神圣的福音书起誓，我将保卫和维护天主教的、罗马教的和圣徒的教，而绝不容许在西班牙王国有其他任何宗教。”
这样，根据对1812年宪法的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就得出以下结论：1812年宪法绝对不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盲从的摹仿，而是西班牙精神生活的独特的产物，它恢复了古老的民族的制度，进行了十八世纪最著名的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大声疾呼地要求的改革，并且对人民的偏见作了必要的让步。
七
许多情况促使西班牙最进步的人士在加迪斯会合。当举行选举的时候，运动还没有平静下来，而由于中央洪达不得人心，选民都把视线转向中央洪达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民族的革命少数派。出席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几乎都是卡塔卢尼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最民主的省份的代表，因为累翁、瓦伦西亚、木尔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的代表至少要在3个月以后才能到达。在最反动的内地各省，除了个别例外，不准进行议会选举。在旧西班牙的各个王国、城市和小镇，法国军队不准举行选举，而在新西班牙的海外各省，议员又不能及时来到，因此就从许多为了躲避战争而逃难到加迪斯的人中间，从许多南美商人、西班牙殖民地的土人以及由于好奇和办理私事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们中间，补选了一些人作为上述地方的代表。这样一来，这些地方的代表就是一些要比在当地举行选举所能选出的代表更倾向革新，更富有十八世纪思想的人。最后，议会在加迪斯召开这一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个城市早就以西班牙王国中最激进的城市著称，它与其说像西班牙城市，不如说像美国城市。本地居民挤满了议会大厅的走廊，每当反动派的反对立场表现得太可恶的时候，他们就从外面施加道义上的影响和压力，加以抑制。
如果认为议会的大多数都是拥护改革的人，那毕竟是非常错误的。议会分为三派：奴才派、自由派（这些派别的名称已从西班牙传到了整个欧洲）和“美洲派” [268]；美洲派依自己的最狭隘的利益为转移，有时同这一派一起投票，有时同那一派一起投票。奴才派人数最多，但是酷爱自由主义少数派的积极、奋发和热情。占奴才派多数的僧侣代表随时准备牺牲国王的特权，一则由于他们没有忘记教会同国家对立，一则也是想猎取声望，从而保住本阶级的特权和权利。在辩论普选权、一院制、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中止否决权等问题时，教会派每次都是联合自由派中最民主的部分来反对英国宪法的拥护者。教会派的成员之一康涅多神甫，即后来的布尔果斯大主教和无情压迫自由派的人物，对蒙尼奥斯·托雷罗先生（也是神甫，不过是自由派的成员）说了以下的话：
“您容许国王保持极大的权力，但是您身为僧侣，就必须维护教会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国王的利益。”
自由派不得不同教会派妥协，这一点我们在1812年宪法的某些条款中已经看到了。当讨论出版自由的时候，神甫们宣称出版自由是“违反宗教”的。经过热烈辩论并宣布任何人都有权不经特别许可而公开表示自己的信念的原则以后，议会一致通过了加有“政治的”一词的修正案，结果这项自由被削去一半，同时一切有关宗教问题的作品根据特里延特会议 [269]的决定仍旧由教会检查。1813年8月18日，在通过了惩办一切谋叛宪法的人的法令后，又通过一项法令，宣布任何旨在迫使西班牙民族放弃罗马天主教的阴谋活动将被看做叛国行为而处死刑。在voto de Santiago〔圣地亚哥的祷礼〕被取消后，又通过了一项宣布圣泰莉莎－德－赫苏为西班牙的庇护女神的决议作为弥补。此外，自由派只是在宪法颁布以后，才注意到提出和通过关于废除宗教裁判所、什一税、寺院等的法令。但是正是从这时起议会内的奴才派和议会外的僧侣的反对立场，已经变得不可抑制了。
在了解了决定1812年宪法的产生和特点的情况以后，我们现在应该来揭开这个谜：为什么斐迪南七世一回来，宪法就不经反抗而突然销声匿迹了。世界上很少见到这样可耻的景象。1814年4月16日斐迪南来到瓦伦西亚，
“欢腾的人们把他们自己套在他的马车上，用各种言语和动作表示自己情愿戴上旧的枷锁。他们高呼：‘国王的绝对权力万岁！打倒宪法！’”
所有大城市的所谓大广场，在革命时期都改名为宪法广场；同时把这些字刻在石碑上。在瓦伦西亚，这块石碑被换上一块“临时的”木牌，上面写着斐迪南七世王家广场等字样。在塞维尔，群众罢免了全部政权代表，而推选其他人担任旧政权所设的职务以代替他们，并且要求新的当局恢复宗教裁判所。从阿兰惠斯到马德里，斐迪南的车子都是被人民拉着走。当国王下车的时候，群众把他举起来，得意洋洋地让聚集在王宫前面的广大人群看，然后把他抬进王宫。在马德里议会大厦的大门顶上，原来有“自由”两个大铜字；群众急忙向大厦跑去，要挖掉这两个字；他们拉来了梯子，动手把字从壁上挖下来，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扔到街头。接着群众又把大量的议会记录、自由派的报纸和小册子集中起来，同时他们排成游行队伍，以宗教团体、黑衣僧和白衣僧为前导；所有这些文件都堆在市内一个广场上焚化，作为对政治上异端邪说的火刑，以后大家作祷告唱《Te Deum》〔“赞美我主”〕作为教会取得胜利的感恩表示。但是，应当承认，也许比城市平民（他们一部分是被收买的，而且像那不勒斯的拉察罗尼 [270]一样宁愿接受国王和僧侣的堂皇的统治，而不愿接受资产阶级的朴素的制度）的这些无耻示威更重要的事情是，奴才派在第二次普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早在1813年9月20日制宪议会就改为普通议会，并于1814年1月15日将会址从加迪斯迁往马德里。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表明了革命派自己怎样唤起并加强了人民的旧有偏见，企图利用这些偏见作为反对拿破仑的武器。以后我们又看到，中央洪达怎样在唯一能把社会改造和保卫民族的措施结合起来的时期，竭力阻止二者结合，并压制各省的革命愿望。加迪斯议会的情况则相反，它在自己的存在期间有很长一段时期同西班牙失掉了一切联系，在法国军队离开以前，甚至不可能使自己的宪法和带根本性的法令让人民知道。议会的出现可以说是post factum〔事后〕了。它发现社会处于疲惫、衰竭、虚弱的状态，——这是完全在西班牙领土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自然结果。在这个战争中，军队老是在运动，今天的政府很少能维持到明天，而在整个西班牙，从加迪斯到潘普洛纳，从格拉纳达到萨拉芒卡，几乎6年没有停止流血。决不能期望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政治宪法的抽象的优点特别敏感。但是当1812年宪法第一次在马德里和其他法军撤出的省份公布的时候，人民群众毕竟还是“欢欣鼓舞”地欢迎了它，因为人民群众总是希望只要更换一下政府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摆脱社会灾难。一旦发现宪法并没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迫切的期望也就变成了失望，而这些热情的南方人从失望到仇恨只不过一步之隔。
此外还有一些局部情况特别使人民对立宪制度失去好感。议会颁布了惩办affrancesados〔亲法派〕即josephites〔约瑟夫派〕 ［注：即约瑟夫·波拿巴的拥护者。——编者注］的严厉的法令。议会采取这一措施一部分是迫于人民群众和反动派（后者当他们逼出来的法令刚一实行，就立刻转过来反对议会）渴望复仇的压力。当时一万多个家庭因此被放逐。一大批小霸主急忙地进到法军撤出的各省，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专横政权，开始用侦查、起诉、逮捕、宗教裁判法庭等手段来对付每一个由于同法国人来往而名誉败坏，接受法国人的职务和向法国人购买国家财产等等的人。摄政者不是想方设法使法国制度易于过渡到民族制度，而是竭力制造困难，挑起在这种政权变化时必然产生的激动情绪。但是为什么摄政者这样做呢？为的是制造口实要求议会停止实行1812年宪法，他们说这部宪法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我们要en passant〔顺便〕指出，所有摄政，这些议会任命的最高行政机关，往往都是议会和议会宪法的最坚决的敌人。产生这个奇怪事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任命行政机关的时候，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代表总是同奴才派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削弱这个机关是美洲殖民地脱离宗主国而赢得独立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行政机关和主权议会之间的一般的意见分歧是不够的。议会对地租以及对工商业收入实行单一直接税也在人民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引起更大不满的是禁止约瑟夫·波拿巴时代铸造的一切西班牙硬币流通和持有者必须兑换国币的不合理法令；同时禁止法国货币流通，并公布了法国货币兑换国币的汇率。由于这一汇率同1808年法国人规定的法国货币和西班牙货币的汇率相差太大，许多人蒙受了很大的物质损失。这项不合理的措施也刺激已经高涨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更加上涨。
对推翻1812年宪法和恢复旧制度最关切的阶级——大贵族、僧侣、修道士和法官——不放过机会把当时人民的愤慨情绪（这是因为不满西班牙实行立宪制度所造成的不幸局面）推向顶点。这就是为什么奴才派在1813年普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
国王预料只有军队会有某些严重的反抗，但是埃利奥将军和他的军官违背了他们对宪法所作的誓言，在瓦伦西亚宣布斐迪南七世为国王而一字不提宪法。其他军事指挥官很快就效法了埃利奥的榜样。
斐迪南七世在1814年5月4日的敕令中宣布解散马德里议会，并废止1812年宪法，同时他声明自己非常厌恶专制政体，答应按照旧的合法的形式召开议会，规定出版的合理自由，等等。他履行诺言采用的是西班牙人民接待他所应得的唯一方法：他废除了议会的一切法令，恢复了过去的一切制度，恢复了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号召被他祖父赶走的耶稣会教徒回来，判处洪达和议会的最著名的成员和他们的拥护者到战船上做苦工、去非洲监狱或者被驱逐出西班牙，而且下令枪决最著名的游击队领袖玻利埃尔和德·拉西。
八
1819年间，在加迪斯近郊集中了一支远征军，它的使命是为西班牙重新征服起义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现任大臣列奥波多·奥当奈尔的叔父恩利克·奥当奈尔——拉比斯巴伯爵被任命为指挥。过去几次对西班牙美洲的远征，由于从1814年以来曾葬送了14000人，并且是以最龌龊、最残忍的方式进行的，曾引起军队的极端反感，而且常常被看做是除去不满部队的巧妙手段。有一些军官如基罗加、洛佩斯·巴尼约斯、圣米格尔（当前西班牙的拉斐德）、奥达利和阿尔科·阿古埃罗等便决定利用兵士的不满情绪，摆脱专制的桎梏并宣布1812年宪法。密谋曾透露给拉比斯巴，他答应领导这个运动。密谋的首领们和他共同约定1819年7月9日举行远征军的总检阅，在这个时候发动一次决定性的突击。拉比斯巴真的出席检阅了，但是他没有履行诺言，反而下令将参加密谋的部队解除武装，逮捕了基罗加和其他首领并派信使给马德里送报告，夸说他防止了一场最惊人的灾难。于是他升了官并获得了勋章，但是后来当宫廷得到事件的更确切的情报时，他被撤了指挥官的职务，并得到命令要他回首都。此人正是那位在1814年国王回到西班牙时派自己的参谋带着两封信去见斐迪南的拉比斯巴。他当时距离国王太远，无法观察到国王的动向以使自己的行动同国王一致，因此，拉比斯巴在一封信中从假定国王会宣誓效忠1812年宪法出发，把这部宪法大事颂扬一番。相反地，在第二封信中他把立宪制度描绘成一种无政府的混乱不堪的制度，他支持斐迪南废除这个制度的打算，并表示他和他的军队愿意为反对叛乱分子、煽动分子以及王权和宗教的敌人而斗争。军官递上了第二封信，波旁王朝欣然接受了。
尽管在远征军中已经显露出暴动的征兆，以当时的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圣费南多公爵为首的马德里政府，仍然执意保持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和无所作为的态度，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加速远征或者把军队分散到各港口城市去。然而，当时驻扎在拉斯－卡只萨斯－德－圣璜的第二阿斯土里亚营的指挥官唐·拉斐尔·德·里埃哥同监狱里逃出的基罗加、圣米格尔和累翁岛上的其他军事长官双方约好同时开始革命行动。里埃哥的处境是最困难的。拉斯－卡贝萨斯这个小镇三面紧靠着远征军的大本营：在乌特雷腊有骑兵，在累夫里哈有第二步兵师，而在阿尔科斯有一个侦察营，总司令和司令部也在这里。尽管阿尔科斯的那个营在人数上比阿斯土里亚营多一倍，里埃哥仍然在1820年1月1日出其不意地举行了袭击而逮捕了总司令及其司令部人员。当天，里埃哥就在这个小镇宣布了1812年的宪法，推举了临时镇长，他不满足于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还把侦察兵争取到了自己方面来，而且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在博尔诺斯的阿腊贡营，从博尔诺斯进击赫雷斯，又从这里进击圣玛丽亚港，每到一处都宣布了宪法，直到他打到累翁岛（1月7日）为止，在累翁岛，他把战俘收容在圣彼得堡垒。基罗加和他的拥护者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用同样出其不意的袭击夺取苏阿索桥和累翁岛，而若无其事地一直等到1月2日里埃哥的使者奥尔特腊给他们送来关于攻克阿尔科斯和俘获司令部人员的正式情报。
由基罗加担任总指挥的革命军的全部兵力不过5000人，它在进攻加迪斯城门受挫后，就被围困在累翁岛上了。
圣米格尔说：“我们的处境是异乎寻常的；革命25天来毫无进展，没有丧失也没有赢得一寸土地，它成了政治上最奇特的现象之一。”
[271]
各省似乎都处于昏睡之中。1月就是这样过去了。1月底，里埃哥担心累翁岛上的革命火焰似乎会熄灭，于是不顾基罗加和其他首领的劝告，组织了一支1500人的机动纵队，一直在比它强大十倍的军队的追击下在安达鲁西亚活动；并且在阿耳黑西腊斯、龙达、马拉加、哥多瓦和其他城市宣布了宪法；所到之处，居民都亲切欢迎他，但是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能够促成重大的起义。可是，追击他的军队化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毫无结果地来回行军，看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避免同他的小股军队接触。政府军的行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里埃哥从1820年1月27日开始的远征在3月11日结束了，这时他被迫遣散了还跟着他的为数不多的一批人。他的小股部队的瓦解不是因为决战，而是因为疲惫、同敌人的频繁的小冲突、疾病和开小差造成了损兵折将。同时，岛上起义军的情况也极为不妙。他们一直受到海上和陆上的封锁，而在加迪斯城里，每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运动都被当地守军镇压下去了。3月11日，里埃哥在摩勒纳山解散了他的曾为宪法而斗争的队伍，而3月9日，斐迪南七世在马德里被迫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一来，里埃哥恰好在对自己的事业最后绝望两天之前真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里埃哥纵队的进军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心，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各省都满怀希望，热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人们的心被里埃哥的英勇、他的行动的神速和他对敌人的顽强抵抗所激动，便认为他得到了胜利、援兵和人民大众的参加，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事实。关于里埃哥进军的传说，传到最远的省份就更夸大了，于是这些距离举事地点最远的省份首先表示支持1812年宪法。西班牙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到就连假消息都足以引起革命的程度了。要知道，1848年的大风暴也完全是假消息引起的。
在加利西亚、瓦伦西亚、萨拉哥沙、巴塞罗纳和潘普洛纳等地相继爆发了起义；恩利克·奥当奈尔，也就是被国王派去镇压里埃哥的拉比斯巴伯爵，不仅表示愿意去武装征讨里埃哥，而且表示要消灭他的小股军队，活捉里埃哥本人。他只请求任命他为拉曼彻驻军指挥官并供给他个人需要的钱。国王亲自交给他一小口袋金币和给拉曼彻驻军的相应的命令。但是，拉比斯巴一到达奥康尼亚就当了军队的指挥官并宣布了1812年宪法。他倒向起义军的消息使马德里的舆论大为振奋，这里一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刻爆发了革命。于是，政府开始跟革命方面谈判。在3月6日的敕令中，国王提出召开in Estamentos（按等级）组成的古议会，但是这道敕令任何人——旧君主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不满意。因为他从法国回国时也许过同样的诺言，但没有兑现。3月7日夜间，马德里举行了革命的示威游行。“日报”在3月8日发表了斐迪南七世答应宣誓效忠1812年宪法的敕令。国王说：
“让我们全体，首先是我，真心诚意地走上宪法的道路。”
3月9日，人民占领了王宫，国王只是在恢复了1814年的马德里地方自治机关并在它面前宣誓效忠宪法之后，才保全了自己。他毫不犹豫地作了假的誓言，因为他身旁永远有一个听受忏悔的神甫，准备彻底宽恕他的一切可能的罪孽。与此同时，成立了谘询洪达。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释放政治犯并号召政治流亡者回国。首届立宪内阁从监狱里出来（现在监狱都打开了）走向王宫。组成首届内阁的卡斯特罗、埃雷罗斯和奥·阿尔奎列斯等就是1814年的蒙难者和1822年的代表 [272]。由于斐迪南的父亲查理四世退位而产生的高兴是在斐迪南即位时出现的热情的真正源泉，同样的，由于斐迪南七世被黜而引起的高兴是宣布1812年宪法时万民欢腾的源泉。至于宪法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宪法刚拟定好，就已经没有可以宣布它的国土了。对大多数西班牙人民来说，宪法好像古代雅典人所崇拜的未知神一样。
目前，英国作家在直接影射当前的西班牙革命时，一方面断言1820年运动仅仅是一种军事阴谋，另一方面又断言它完全是俄国阴谋的产物。这两种说法都是同样荒谬的。关于军事暴动，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它遭到失败，革命却赢得了胜利。另外，应当揭开的谜并不在于5000名兵士的密谋，而在于这个密谋得到了拥有35000人的军队和拥有1200万人口的最忠厚的民族的拥护。革命所以从军队中开始，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要知道，在西班牙君主国的一切机构中，只有军队在独立战争中受到了根本的改造和革命的熏陶。至于说俄国的阴谋，不能否认，俄国曾经在西班牙革命中插过手。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俄国第一个通过1812年7月20日在韦利基耶鲁基签订的条约 [273]承认了1812年宪法，它第一个支持了1820年革命，第一个把革命出卖给斐迪南七世，第一个在半岛各地点燃反革命的火炬，第一个在欧洲面前郑重地对革命提出抗议，最后还迫使法国发动了对这次革命的武装干涉。当时俄国大使塔提舍夫先生无疑是马德里宫廷中最显赫的人物，是宫廷权奸的秘密首领。他把一个下流的恶棍安东尼奥·乌加尔特引进了宫廷，并使他成为那些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在朋党密室中操纵王权的僧侣和侍从的头目。乌加尔特依靠塔提舍夫的帮助被任命为南美远征军总指挥，圣费南多公爵又依靠乌加尔特的帮助被任命为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乌加尔特向俄国购买了一批破旧船只供远征南美之用，为此他获得一枚圣安娜勋章。危机刚开始时，乌加尔特阻挠斐迪南和他的弟弟唐·卡洛斯亲自到军队中去。他是圣费南多公爵采取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的幕后指使者，也是引起一位在巴黎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于1836年作出如下评价 [274]的那些措施的幕后策划者：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政府本身已经成为推翻现存制度的原因。”
如果再加上美国总统在他的咨文中 [275]赞扬俄国向他保证不容许西班牙干涉南美殖民地事务这一件怪事，那末俄国在西班牙革命中起的作用就没有丝毫疑问了。然而，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是否说明1820年革命是俄国挑起的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事实只说明，俄国阻止了西班牙政府去抵抗革命。革命迟早必将推翻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的教权的君主制度，这可以从下面得到证明：（1）从1814年起一个接着一个的密谋；（2）正统主义者向西班牙进军时期，昂古列姆公爵手下的法国专员德·马丁雅克先生的证词；（3）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证词——斐迪南七世本人的证词。
1814年，米纳打算在纳瓦腊发动起义，曾经发出了第一个反抗的信号，号召拿起武器，并且打进了潘普洛纳要塞，但是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追随者，逃到法国去了。1815年，独立战争时最光荣的游击英雄之一玻利埃尔将军在拉科鲁尼亚宣布了宪法。他被斩首了。1816年，理查打算在马德里以暴力逮捕国王。他被绞死了。1817年，律师纳瓦罗因为宣布1812年的宪法而和4个同谋者在瓦伦西亚的断头台上牺牲了。同年，无畏的拉西将军在马利奥尔卡岛以同样的罪名被枪决。1818年，维达尔上校、索拉上尉和其他一些在瓦伦西亚宣布宪法的人受尽拷打并被处死。累翁岛上的密谋只不过是1808—1814年多少英雄好汉抛头颅洒热血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的最后一曲罢了。
德·马丁雅克先生在1832年，即死前不久发表的“西班牙及其革命”一书中说道：
“自从斐迪南七世恢复专制政权以来已经两年了，而由于人类渣滓所构成的权奸的作怪，剥夺人权的现象还继续存在。整个国家机器完全颠倒过来：到处是漫无秩序，凋敝和混乱——捐税十分不公平，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借债不讲信用，国家最急迫的需要无法满足，军队没有给养，法官收入依靠外快，腐败无能的行政当局无力改善什么东西，甚至无力挽救什么东西。因此，人民怨声载道。新的立宪制度受到大城市、工商阶级、自由职业者、军队和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表示反对它的只有僧侣，而农民对它莫名其妙。”
[276]
这就是在破坏这个新制度上出过大力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死前供状。斐迪南七世在1817年3月1日、4月11日、6月1日和1819年11月24日等敕令中完全证实了马丁雅克先生的话，而且他这样来结束他的哀叹：
“响彻我们耳际的人民的怨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说明，用不着什么塔提舍夫去发动西班牙的革命。
[237] “革命的西班牙”这一组文章是马克思在1854年8—12月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马克思当时密切注视着欧洲革命运动的一切征兆，他非常注意1854年夏季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他认为西班牙的革命斗争能够推动欧洲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的西班牙革命的特殊性质和特点，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班牙革命历史；马克思摘录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作者的著作的5本笔记本被保存下来了。从马克思的笔记本可以看出，他共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11篇涉及第一次（1808—1814）、第二次（1820—1823）和第三次（1834—1843）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只刊载了其中的前8篇（1820年以前的）。其余3篇论述1820—1822年事件和1833年事件的文章没有发表。在没有发表的文章中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述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手稿片断，载于本卷第669—672页。——第453页。
[238] 神圣同盟战争（1520—1522）是加斯梯里亚城市（自治城市）反对查理一世专制制度的起义。起义最初带有争取保持城市的封建特权的性质，从1521年起，由于城市下层群众和部分农民被吸引到运动中来，起义具有反封建的性质。1520年7月在阿维拉成立了起义城市的神圣同盟（即洪达），9月同盟被迫迁到托尔特西利亚斯，11月又迁到伐利亚多利德，在那里成立了议会。参加议会的有10个城市的代表。——第456页。
[239] 在马克思摘有西班牙问题的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上，马克思曾亲笔记下了他所研究过的部分著作。现将能辨认出的原文刊在下面并译成中文：
（Campomanes．Jovellanos）
London．1854．May．June．July．
（1）Parish（H．H．）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onarchy of Greece，London，1838．
（2）Thierry．（A．）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u progrès du Tiers Etat．2nd ed．2 vol．Paris 1853．
（3）Una Plumada sobre la Indole y Tendencia de la Revolucion en España，Madrid．1846．
（4）Révolution d’Espagne．Examen critique．1820-1836．Paris．1836．
（5）The Crisis of Spain．2d edit．London．1823．
（6）Revelations on Spain in 1845．2 vol．London．1845．
（7）Señ or de Marliani．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ña Modrna．Barselona．1849．
（8）Principe．Espartero，su Passado etc．Madrid，1848．（康波曼内斯。霍韦利亚诺斯）
1854年5、6、7月于伦敦
（1）帕里什（Ｈ．Ｈ．）。希腊君主国的外交史。1838年伦敦版。
（2）梯叶里（奥·）。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1853年巴黎第2版第2卷。
（3）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和趋向的札记。1846年马德里版。
（4）西班牙革命，评论。1820—1836年。1836年巴黎版。
（5）西班牙危机。1823年伦敦第2版。
（6）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伦敦版第2卷。
（7）德·马尔利安尼先生。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9年巴塞罗纳版。
（8）普林西佩。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等等，1848年马德里版。——第457页。
[240] 西班牙地方自治机关（Ayuntamiento），在雷亢吉斯达——西班牙推翻阿拉伯人统治的斗争（八—十五世纪）——时期曾起过很大的政治作用。在十六世纪自治城市起义被镇压以后（见注238），地方自治机关基本上被取消了。恢复地方自治机关是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要求之一。1812年的宪法和1820年议会曾一度恢复地方自治机关。——第459页。
[241] 指1518年1—2月在伐利亚多利德召开的加斯梯里亚议会，这个议会应当批准查理为加斯梯里亚国王，宣誓效忠于查理，同时接受查理遵守法典（见注266）的誓言。
这里是马克思的笔误：议会是在查理被选为国王（1519）和他去德国即位（1520）以前召开的。——第460页。
[242] 圣友会，即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十五世纪末叶由西班牙王权建立的西班牙城市联盟，目的是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大封建主，以维护专制制度的利益。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警察的职能。——第460页。
[243] 1808年7月西班牙贵族的代表在法国贝云城召开会议（贝云议会），通过拿破仑第一为西班牙制订的宪法。根据宪法，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得到了几乎无限的权力。他指定西班牙贵族代表参加新建立的参议院并任命了近半数的议会议员。根据宪法规定，实行公开审讯，废除刑讯，取消国内关税。天主教被承认为唯一的国教。由于通过了使波拿巴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得到巩固的贝云宪法，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解放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4）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加迪斯的革命议会在1812年通过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宪法（见注191）。——第463页。
[244] 下面有一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话：“我们希望，西班牙人民载入史册的新的一页，将无愧于西班牙人民，而且将会给西班牙人民，以至于给全世界带来良好的结果。”（见1854年11月10日卡·马克思给弗·恩格斯的信）——第464页。
[245] “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年巴黎版（《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Paris，1853—1854）。秘密条约据说是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第一在提尔西特签订的，第4卷（第246—247页）引用的秘密条约的原文是从1812年8月25日马德里“日报”引来的。
无论1807年7月7日（6月25日）俄法签订的提尔西特条约或是补充这个条约的秘密公约，都没有这样的条文。——第465页。
[246] 指西班牙参加第一次反共和制法国的同盟战争（1793—1795）。1793年西班牙军队在取得某些胜利以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西班牙因而被迫于1795年7月同法国签订了单独和约。——第466页。
[247] 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年伦敦版（R．Southey．《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3vol．，London，1823—1832）。马克思引的是第1卷第301页。——第467页。
[248] 卡尔尼塞鲁“拿破伦，即欧洲的真正唐·吉诃德，即对拿破仑和他的哥哥约瑟夫的各种敕令的批判的、爱国的、讽刺的评论，共分两部分，五十章，一个热爱祖国的西班牙人的著作”1813年马德里版第1—6卷（Carnicero．《Napoleón o El verdadero D．Quixote de la Europa，o sean Comentarios critico-atriotico-urlescos a varios decretos de Napoleón y su hermano José，distribuidos en dos partes y cincuenta capitulos y escritos por un español amante de su patria》．V．1—6，Madrid，1813）；“评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的历史”1814-1815年马德里版第1-4卷（《Historia razonada de los principales sucesos de la gloriosa revolucion de España》．V．1—drid，1814—15）；“法地恢复宗教裁判所和驳廖伦特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事记’一书”德里版第1、2卷（《La Inquisición justamente restablecida e impugnación de la obra 《Anales de la Inquisición en España》por Llorente》
．V．1-2，Madrid，1816）。——68页。
[249] 指1795年在马德里第一次出版的霍韦利亚诺斯写的报告“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加斯梯里亚最高王政会议的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Informe de la sociedad económica de esta corte al 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Castilla en el expediente de ley agraria》）。马克思引用的是1839-1840年在巴塞罗纳出版的霍韦利亚诺斯8卷文集的第7卷。——68页。
[250] 西斯蒙第“论南欧文学”，1813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4卷第258-259页（Sismondi．《De la Littérature du Midi de l’Europe》，
t．4，Paris—rasbourg，1813，p．258—259）。——第470页。
[251] 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比尔巴鄂人民起义发生在1808年8月。起义遭到梅尔兰将军的残酷的镇玉，他的军队曾以强攻夺下这个城市。——第472页。
[252]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9月27日—10月14日在爱尔福特会晤。巴伐利亚、萨克森、维尔腾堡的国王和其他许多讨好拿破仑的德国君主出席了谈判期间举行的庆祝会。——第473页。
[253]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国民公会式的代表会议，国民公会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之后建立的。国民公会是由全国所有男性居民（家仆除外）选举的，共有750个代表。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国民公会废除了法国的封建关系，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执行了革命的恐怖政策。1794年7月27日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公会变成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1795年10月国民公会被解散。——第473页。
[254] 这句被认为是培根说过的话引自西班牙历史学家托雷诺“西班牙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1838年巴黎版第1卷第278页（《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t．I，Paris，1838，ｐ．278）。——第474页。
[255] 耶稣会教徒在1767年被驱逐出西班牙；这个决定是根据西班牙王政会议检察长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建议而采取的。——第475页。
[256] 马克思引自1703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西班牙僧侣贝尼托·索勒达的著作“历史和政治纪要，揭示笃信基督教的路易十四的思想，以使西班牙摆脱因合法国王查理三世而蒙受的不幸”（《Memorial historico y politico，que descubre las ideas del Christianissimo Luis XIV，para librar a España de los infortunios，que experimenta por medio de su legitimo Rey Don CarlosⅢ》）。——第478页。
[257] 马克思指十三世纪西班牙制订的共分7部分（las Partidas）的法典的有关的章节；从十四世纪起这个法典被称为“巴尔吉特”。--第479页。
[258] Toreno．《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Paris，1838，t．I，p．374．——第480页。
[259] 马克思引自中央洪达1809年10月28日的告西班牙人民书。——第482页。
[260] Comité de salut public（社会拯救委员会）是1793年4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和用平民的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委员会丧失了自己的领导作用，并在1795年10月被解散。——第482页。
[261] 普腊德“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第224页（Pradt．《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Paris，1816，ｐ．224）。后面引自该书202—203页。——第483页。
[262] 718年西班牙军队在卡瓦丹加山谷（阿斯土里亚山区）打败了阿拉伯人。这一胜利的结果，在阿斯土里亚山区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独立国家，它成为反对阿拉伯占领者的堡垒之一。
在索勃拉尔贝，即阿拉贡北部山区的一块不大的地方，继阿斯土里亚之后，不久也出现了一个反抗阿拉伯占领者的地区。——第489页。
[263] Mita——强迫印第安人到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金矿和银矿劳动。
Repartimiento——以抽签的方法定期重新分配村社土地；1813年1月4日的法令废除了repartimiento，村社的土地因而变为私有财产。——第494页。
[264] 资产阶级制宪议会通过的1791年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制并保证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宪法给予国王全部行政权和否决权；宪法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这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的政治权利。这个宪法被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人民起义曾推翻了王权。——第494页。
[265] 普腊德“现代的西班牙革命及其后果”1820年巴黎—卢昂版第177—178页（Pradt．《De la révolution actuelle de l’Espagne，et de ses suites》．Paris—uen，1820，p．177—178）。——第494页。
[266] 法典是中世纪的西班牙规定在自治、司法、课税和兵役等方面给予城市和村镇特殊权利和特权的文献。法典限制了封建的专横，同时促进了地方割据的发展。——第494页。
[267] 指1793年4月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雅各宾党宪法的导言——第三十五条。这一条规定：“如果政府破坏人民的权利，起义即为全体人民和任何一部分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和最必要的义务。”——第494页。
[268] 奴才派（serviles）是西班牙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的绰号。这个集团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4）期间反对任何资产阶级的改革并维护专制的君主政体；以后，奴才派成为斐迪南七世的宫廷权奸，而在斐迪南七世的晚年，该派又把自己的利益和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唐·卡洛斯结合在一起。
自由派代表西班牙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提出以1812年宪法（见注191）为纲领。
“美洲派”是对居住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在议会里的一小撮代表的称呼。“美洲派”在议会里时而支持奴才派，时而支持自由派，不起什么重大作用。——第500页。
[269] 天主教会的特里延特会议于1545—1563年在特里延特和博洛尼亚开会。会议谴责新教并通过一系列有关天主教会的决议，其中包括宣布教皇的权力高于会议的权力并加强了主教的权力。这个会议的决议成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封建的天主教反动派的拥护者的纲领。——第500页。
[270]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他们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第501页。
[271] 埃·圣米格尔“西班牙内战”1836年马德里版（E．San Miguel．《De la guerra civil en España》，Madrid，1836）。——第507页。
[272] 斐迪南七世回国后，自1814年5月起，在西班牙建立了反动统治，消灭了1808—1814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革命志士被投入监狱，部分革命志士被处死。
1822年3月1日，在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根据1812年宪法选出的议会召开了会议；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在议会里占多数（见注189）。——第509页。
[273] 1812年7月20日（8日），俄国政府和加迪斯议会代表在韦利基耶鲁基就俄国和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的友好同盟关系以及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问题签订了一个条约。俄国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从而也就承认了加迪斯议会和它制订的宪法的合法性。——第509页。
[274] 指匿名书“对1820—1823年和1836年西班牙革命的批判的分析”（《Examen critique des révolutions d’Espagne de 1820
à 1823 et de 1836》）的作者，该书于1837年在巴黎出版，共两卷。——第510页。
[275] 见注226。——第510页。
[276] 引文摘自马丁雅克“1823年西班牙革命和干涉的历史概述”1832年巴黎版第一卷（Martignac．《Essai historque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et sur l’intervention de 1823》，Paris，1832）。“西班牙及其革命”一书是马尔利安尼著的。——第51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