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强国和土耳其

　　1854年1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对于瑟美列先生泄露匈牙利王冠隐藏地点的责难[8]最初是由公认为奥地利警察当局机关报的维也纳“士兵之友”提出来的，这就足以证明责难的虚伪了。

虽然没有充分的根据就供出本人的同谋不是警察当局的惯例，但它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把嫌疑加在无辜的人身上，以包庇犯罪的人。恐怕不能想像，奥地利警察当局既然事先已经取得了瑟美列先生的合作，会牺牲像他这样一位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如果秘密不是由科苏特方面的某一个人泄露的（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就只会怀疑这是目前居住在巴黎的卡·鲍蒂扬尼伯爵的出卖行为。他是知道王冠隐藏地点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而且其中只有他一个人向维也纳法庭请求过特赦。这件事，我想他是不会否认的。

不列颠总司令哈丁勋爵被劝收回了辞呈。关于谋福克公爵，根据“都柏林晚邮报”记者的报道，

“大家已从宫廷的复杂关系中知道一些了。暂居宫廷某职、身膺国家最高世袭爵位的某某高贵公爵在女王的筵席上多饮了一些香槟酒，于是在酒宴厅里极其体面地失去了平衡，甚至连女王陛下本人也遭了殃。发生这件可叹的事情以后，高贵的公爵被撤了职，斯宾塞伯爵被任命为女王陛下宫廷的侍从长。”

爱尔兰旅的经纪人萨德勒先生重又呈请辞去他的内阁职务，而阿伯丁勋爵这一次接受了他的辞呈。萨德勒先生自从在爱尔兰法庭上被揭露依靠卑鄙的诡计钻入议会以后，处境已经十分困难。在这个不愉快的事件以后，“群贤内阁”[9]对爱尔兰旅的影响就不见得能加强了。

星期五和星期六在戴文郡的克勒迪顿地方发生了抢粮风潮[10]，这是人民对政府报纸和自由贸易派报纸所大肆渲染的繁荣的一种回答，这些报纸原来是想在辞送1853年旧岁时让自己的读者们高兴一番的。

“祖国报”[11]从特拉比曾德发来的通讯说，由于驻德黑兰的俄国代办要求解除波斯沙赫两个享有盛誉的大臣的职务，人民中开始骚动，近卫军司令声称，如果满足这样的要求，他将不能对社会的治安负责。这篇通讯认为，波斯沙赫正是慑于人民对俄国的愤怒，才不得不恢复了同英国代办的联系。

原来已经公开的大批外交文件，现在又加上了驻君士坦丁堡的四强国大使于12月12日共同递交土耳其政府的四强照会[12]以及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12月30日在巴黎签署的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通令。仔细阅读四强照会之后，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君士坦丁堡当知道照会已被土耳其政府接受时就开始骚动；为什么12月21日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土耳其的内阁不得不郑重声明，恢复和平谈判并不会结束军事行动，也不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事实上，正是在背信弃义而又畏缩不前的西诺普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并使整个奥斯曼帝国一致呼吁要复仇之后9天，四强国却心平气和地邀请（而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大使甚至是强迫）土耳其政府，以下列条件为基础同沙皇进行谈判：恢复过去的一切条约；在有关苏丹赐予他的基督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中对每一强国，自然也对沙皇补充新的保证；土耳其政府委派全权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政府允许俄国在耶路撒冷建立教堂和医院，并对列强（自然也包括沙皇）负有改进本国内部行政制度的责任。土耳其政府不仅不能因俄国人的强盗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害而得到赔偿，相反地，俄国强迫土耳其戴了二十五年的锁链将被锻打得更结实，而且囚犯将比过去囚得更严。土耳其政府必须听任这个专制君主摆布，低声下气地向他保证施行关于本国基督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并对本国内部的行政制度严肃地提出担保。这样，它必须在宗教问题上受沙皇的保护，同时必须在民政管理问题上屈从他的指导。人们则答应土耳其政府“尽快地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军”（克兰里卡德勋爵还把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占领叫做“强盗行径”）作为它这次投降的补偿，并且向它保证1841年7月13日条约[13]中的序言——对付俄国的“可靠保证”——将得到正式批准。

虽然这些无耻的“强国”表现了闻所未闻的卑鄙，竟在西诺普会战以后几天就迫使土耳其政府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是这种无耻手段还是不能使他们摆脱困境。沙皇真做得过火，他绝对不能容忍欧洲任何强国稍稍触犯他所捍卫的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

“泰晤士报”[14]驻维也纳记者报道说：“奥地利曾探询，俄国宫廷是否将反对欧洲任何一个强国对土耳其基督徒的保护。对这问题立即得到了最坚决的回答，俄国不允许任何其他强国干涉正教教会的事务。还说，俄国与土耳其政府订立了条约，而且只能同它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看到“旗帜报”[15]有这样的报道：

“尼古拉不准备接受非由土耳其君主本人直接提出的任何建议；这样他就否认了欧洲强国进行调停或干预的任何权利，并且使它们受到了不能说是不应受的侮辱。”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通令中唯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联合分舰队已经进入黑海，目的是希望“采取联合行动，以杜绝俄国海军对土耳其领土或舰队作任何新的进攻”。Non　bis　in　idem．〔一事不重罚。〕La　moutarde　après　la　viande．〔事后人情。〕在昨天的“纪事晨报”[16]上刊登了该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12月30日的电讯，报道联军分舰队已进入黑海。

“每日新闻”[17]写道：“大概，舰队进入黑海，只不过是要做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所做过的事，也就是不做什么事。”

“新闻报”[18]则报道说：

“英法两国舰队各有一艘军舰接到进入黑海并挂白旗开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命令。军舰到达该地以后必须通知俄国海军上将：如果他驶出塞瓦斯托波尔港，将立即受到轰击。”

的确，俄国舰队在这个不十分顺利的季节以及在西诺普会战建立了光荣的功绩以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驶入黑海，但是沙皇不会让英法哪怕是在短期内把他从黑海排挤出去；还在1833年，他自己就已经胜利地把英法从这里排挤出去了[19]。如果他不以宣战来回答这个通知，就会失去他的威信。

“新普鲁士报”[20]声称：“俄国向英法宣战比俄土之间立即缔结和约更有可能。”

就俄国无端攻击土耳其一事在纽里（奥尔斯脱）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我很高兴，承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盛情给我寄来关于纽里大会的报告，使我有可能向读者介绍这位绅士演说中最引人入胜的几段话。因为我已经不只一次地陈述过我对东方问题的观点，所以我认为无需再着重指出我无法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地方[21]。我只想指出，下面的报道可以说明他的观点：

“小瓦拉几亚的农民在瓦拉几亚兵士的支援下起来反抗俄国人。在卡拉法特四周以及沿多瑙河左岸的整个地带都行动起来了。俄国的官员已经离开土尔马耳。”

乌尔卡尔特先生说了几句开场的话以后接着说：

“在牵涉到我们最重大的利益以及我们与别国关系的问题上，没有法律的强制，没有系统的准则，没有对民族的责任，没有对任何失职或任何犯罪的制裁。这里，你们完全被剥夺了一切为宪法允许的进行影响的手段，因为你们不是被封锁了消息，就是只能听到歪曲的报道。因而，这种制度的必然后果，只能是人民被引入歧途，政府受人收买，国家遭到危害。其实，你们都敌视这个最老奸巨滑、始终不变、穷兵黩武、恬不知耻的政府，这个政府依靠了它想要颠复的那些政府的帮助，为建立它威胁全世界的霸权开辟了道路。而我们的处境的特点在于，正如过去在雅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国在这个具有与它的政策完全相背的代议机构的国家内部已经找到了或是说已造成了它的势力的主要工具。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对这类问题一无所知。美国有个总统，享有王权素有的特权。那里还有个参议院，能监督行政权并预先了解行政法令。（注意！注意！掌声）在法国曾多次指定议会委员会去研究国事；委员会要求审阅文件，并召请外交大臣说明情况。同时，那里的人民对得到的情报都是警惕的，至少是仔细的；政府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因为这都决定着内阁和王朝的命运。在奥地利，至少还有一个了解自己臣仆行动的君主。在土耳其和俄国情况是这样：其中一个国家是民意控制政府，而另一个国家则是政府表达民族的意志。只有英国的国王没有权力，政府也没有制度，议会没有监督权，而整个民族一无所知。（注意！注意！）现在回过来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目击的事实，我首先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俄国没有力量进行威胁，它指望的只是虚张声势地把你们吓住，而绝对不打算对土耳其作战，因为它还没有钱，甚至也没有准备好，它希望你们挡住土耳其，使自己能乘机占领土耳其的领地；而现在俄国正期望你们迫使土耳其实现俄国旨在毁灭奥斯曼帝国的无耻的要求。（注意！注意！）俄国得到你们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帮助，又得到你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分舰队的支援，一定能够达到它的目的。在这里，我必须请你们注意我高贵的朋友切斯尼上校的声明，同时必须弥补他疏忽的地方。他说，从渡普鲁特河以前的形势来看，土耳其比俄国强，但是他并没有向你们说明他现在和过去对土耳其人军事素质的高度评价。他说，即使目前由于你们的帮助俄国处于极大的优势，他仍然怀疑土耳其是否真的比俄国弱。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我就绝对不会怀疑土耳其会弱些，请你们容许我把这两个条件讲一下：第一，你们的大使和分舰队都应当召回；第二，土耳其不再以寄希望于外国人来削弱自己的力量。以后他又作了一个有些地方不很肯定的新的声明，这个声明既然出于这样高的权威（在这些问题上再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可能使人体会不到原意，或者遭到曲解。切斯尼上校说，目前情况对于俄国可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多瑙河已经封冻，这使它有可能把它的军队调往保加利亚。但是它能有多少兵力调往保加利亚呢？几个月来，在欧洲听到的一直是夸大的报道，他们煞费苦心地向我们宣传说，俄国集结了大量军队准备军事行动，还估计军队人数达15万。人们也几乎相信15万人就足以占领土耳其了。不久以前我获得一个官方的消息，说渡过普鲁特河的军队人数总共只有8万，而其中因病死亡或住院的就有2—3万人。我曾将这个消息寄给一家报纸，但是没有刊登，因为他们认为消息不确。现在，俄国自己公布了一个消息，说军队的总数已缩减到7万人。（掌声）我们假如不谈两个帝国调动自己全部军队后兵力的对比情况，那就应该明白，只有这样数量的军队，俄国是不打算作战的。而土耳其有多少兵力用来抵抗呢？以前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之间土军人数不下18万，现在则已增加到20万，他们所驻守的阵地也十分坚固，而俄军人数在缩减，最多也不过5万人，并且因为疾病和潜逃，士气不振。关于土军的素质和他们比俄军优越的地方，你们已经听过贝姆将军的证明，而切斯尼上校也是一个目击者，他的话已经由引起整个欧洲惊讶、赞叹的事件证实了。请注意，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两个帝国力量对比的问题，而是其中俄国的意图和行动方式。我认为，俄国不准备打仗；因为，一方面它没有准备好必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可以寄希望于英国内阁。俄国以前不想打，现在也不想打。还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我就说过，俄国将在英国帮助下侵入并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为什么我能预见到这点呢？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了俄国的意图，对于这种意图许多人都同我一样知道，或许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而是因为我知道英国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过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不谈。切斯尼上校说，关键在于俄国配备普鲁特河对岸的预备队。最近他听到了许多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消息。有人说，奥斯坦－萨肯为了报沃耳特尼察失败之仇，带了5万兵士完全以行军队形开到多瑙河。后来，5万人变成了18000人，而最有趣的，连这18000人也没有到达目的地。（笑声和掌声）如果我们以切斯尼上校所说的75000人这一数字为准，减去死亡和患病的，还有5万人，再加上有分身本领的预备队中的18000人，那末最后总共也只有7万人，他们必须同已经作好坚固防御工事的20万人相抗衡，而且又是在多山地形和俄军一贯避免作战的季节。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上次战争，即1828—1829年战争中的事件。那时土耳其正发生内乱。穆斯林在杀戮穆斯林，各省发生暴动，希腊起义了，原先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歼灭，未受严格训练的新兵总共只有33000人。在纳瓦林港不列颠火炮的轰击夺走了土耳其在黑海的统治权；而且那时得到英法支持的俄国在土耳其得到宣战消息以前突然向土耳其攻击，直抵土耳其欧洲领地的中心。你们想，那时俄国估计需要调用多少兵力呢？216000人。（掌声）仅仅因为人们使用了欺骗手段，并且在英国大使（可惜，他已经回国了）的影响下，土耳其才不得已签订了由于突然攻击逼出来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听啊！听啊！）你们请看一下现在的土耳其，它团结一致，它充满因人民热爱祖国、憎恨暴力而激发的英雄气概，它权力集中，资源丰富，它可以征召举世无双的斗志最高昂的30万名志愿兵，它拥有在亚洲屡获胜利的训练有素的25万兵士，它拥有黑海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绝对没有在西诺普会战中失去，这点我立即就要谈到），它有一支蒸汽舰队可以一无伤亡地、及时地把军队从帝国最遥远的地方运送到战场。从高加索积雪的山头到阿拉伯荒芜的沙漠，从非洲辽阔的原野到波斯湾——到处人们都义愤填膺，英勇不屈。（听啊！听啊！掌声）但是，正像上次战争中的纳瓦林战斗将哥萨克人引入巴尔干一样，现在英国的螺旋桨可能甚至不经战争就把俄国古老的舰船引进达达尼尔海峡。不过我讲的是俄国的意图。事情的实质也就在这里。今日的胜利应该在唐宁街取得，而不是在东方取得。然而，难道你们没有受到损害吗？难道今天到会的人中间有人没有受到严重的侵犯吗？有谁不是付出更多的钱去买面包，不是减少了就业的机会或是投资的机会呢？（听啊！听啊！）谁的税负没有增加？难道交易所街［注：伦敦的一条街道，交易所说在这里。——编者注］不是像得了热病一样吗？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因俄国军队的进攻引起的金融市场的混乱已经相当于1847年混乱的三分之二了吗？可是俄国还是丝毫不想作战。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欧洲一些政府已经崩溃，暴动和混乱的前提已经产生吗？可是俄国还是丝毫没有作战的意图。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奥斯曼帝国由于俄国调动了7万人的军队（供养这些军队既要土耳其出钱，也要大不列颠工人出钱），而供养50万人的庞大军队弄得破了产吗？这些情况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你们信任了那些轻信的人，他们认为，俄国非常强大，没有人能同它较量，而土耳其又是这样孱弱，给予任何支援也无济于事。我们真是生活在充满梦呓和神话的时代；我们不但能相信这一切，而且能够相信，俄国比联合起去对付它的全世界列强都要强大。‘泰晤士报’以轻蔑的口吻评论伊斯兰教军队；对法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也估计过低，它还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整个欧洲加上土耳其也不见得能阻止俄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正如不能阻挡北风吹入萨尔马特平原一样……议论欧洲的话同样适合于议论土耳其，但是，如果你们继续按老样行事，土耳其定将灭亡。俄国调动了7万人，结果土耳其充满了恐惧和愤懑，英国恐惧得发抖，俄国也在发抖，它是……狂笑得发抖。（笑声和长时间的掌声）我答应过要回头来谈一下西诺普会战，或者正确地称它为小纳瓦林战斗。我不想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件同我们的做法联系起来谈，——我们在这次事件中的做法并不比在其他事件中的做法更丢人——我之所以谈这件事，只是因为它表明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战一点也没有加强俄国，也没有削弱土耳其，相反，这次会战非常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有一切理由害怕土耳其人的勇敢。这里，我们看到了我国海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同战列舰一起作战，指挥官把火炬投入火药舱而为祖国牺牲。为了反抗这个在每一个步骤上，特别在这次事件上受到每个人憎恨和厌恶的政府，他们已做到了一切。请注意，土耳其的海军依然完整无损：没有损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现在，如果外交官员被召回，土耳其在黑海的统治权就有了双倍的保证；因为正是这些人，而且也只有这些人，造成了所谓西诺普惨剧。可是安排这场惨剧是别有用心的，是想以此鞭策巴黎和伦敦的掉队的驮载的牲口，迫使它们将协议条件强加于交战双方。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我听到一位委员会委员说，如果英法希望由它们调停以保持和平，那它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知道他所说的是所有英国人已有的共同的看法，然而，我听了感到很可怕。谁给予你们权利到处横行，用武力强求和平？反抗侵略是一回事，进行侵略则是另一回事。（听啊！听啊！）要知道，你们除了向俄国宣战就不能进行干预，即使是为了拯救土耳其也好。你们进行调停也还是对俄国有利，这种调停会在俄国的指使下进行，其结果是迫使土耳其接受把自己导向毁灭的条件……谈判的时候也许你们建议土耳其废除它过去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让它把希望放在全欧协议上。这种借口实际上已经提出，而且受到那些一贯对荒诞现象欢呼的国家的欢迎。上帝慈悲！欧洲协议！这就是土耳其所应期望的！可是，你们的维也纳条约当然也是一种欧洲协议，而结果又如何呢？这个协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建立了波兰；而波兰的情况又怎样呢？当波兰灭亡的时候，你们的大臣又是怎样向你们讲这个协议的呢？他是这样说的：‘英国受权提出关于波兰事件的意见。’接着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在事件发生以前他已经提出抗议了，又说：‘可是俄国在这时持另一种看法了。’你们现在的协议情况也会是这样：俄国又将持另一种看法了。（热烈的掌声）这些话都是在下院里说的，而且就是这位过去掌握波兰命运而今又掌握土耳其命运的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说的。不过现在已经有人预先告诉你们了，而那时你们是一无所知的……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泰晤士报’几天来所刊登的资料。该报报道说，我们驻波斯的公使同沙赫政府意见不一致，沙赫政府已经准备让步了，俄国公使突然插进来企图使争论尖锐化。请看，结果是，就在俄国把英国排挤出波斯的同时，英国却把俄国的统治强加于土耳其。消息提到了抵达德黑兰的外交代表团；还说，阿富汗人非常激怒，俄国的死敌多斯特－穆罕默德对自己的代表团促使波斯支援土耳其一事的成败十分关切。你们大概还记得，16年前，英国为了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向阿富汗宣战，因为那时他是英国的敌人，是俄国的忠实盟友。也许，你们的政府相信了这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奇怪了，因为它不去同俄国作战，而同阿富汗人作战，也就是将阿富汗人直接推入俄国的怀抱。可是，你们的政府没有这样确信；当时它十分了解，多斯特－穆罕默德，正像现在看得很清楚一样，是俄国的死敌，正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政府就向他进攻。这个事实已经查明，而在下院也已经证明那些把多斯特－穆罕默德错误地说成是俄国盟友的文件完全是伪造的。英国公使本人把原件寄回国来公布了。（无耻！）这一切就是政府行动偷偷摸摸，而全国人民陷于不明情况（这点我已说过）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后果。我看在我们的会上没有一个人不是默认这次罪行的同谋者，也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漠视国事和国家的荣誉而堕落到奴隶的地位，虽然，他们还自以为是一个自由的人。（听啊！听啊！）请允许我告诉你们关于外国人对你们的一些看法。不久以前，你们已经听到了许多关于德国人对宫廷的影响的话。你们不想听听女王的德国堂兄们的意见吗？那末让我告诉你们：如果德国受到俄国的影响，那末这是英国干的事。只要仔细听听下面的一段话就够了：

‘只要英国和法国不干预土耳其的事务，土耳其就会胜利。相反，如果一味奴颜婢膝的西方强国不能停止“调停”，即不能停止干预东方的事务，那末土耳其的命运就被注定了，而莫斯科的哥萨克们不久就会成为全世界命运的主宰者！虽然外交官们罪行累累，尽管土耳其错误地把杀人的匪帮当作自己的朋友，但是不幸的土耳其迄今的行动毕竟是高尚的。不用说，事情不好！我时时担心联军分舰队会炮击土耳其的首都，以挫伤它的斗志，强迫它可耻地投降。土耳其人真的可以这样说：《Longa　est　injuria，longae　ambages，sed　summa　sequor　fastigia　rerum！》〔“长期没有正义，长期受蒙蔽，可是我渴望着走向那真理的最高峰！”〕现在土耳其人的行为同英国在同样的情况下的行为真有天壤之别！他们是在战斗，而英国却在做强盗。请你们回忆一下“利马宣言”、对阿富汗的侵略、对哥本哈根的炮击、纳瓦林战斗，再想一想土耳其和它目前的处境就够了。土耳其受到屈辱和威胁，甚至它的领土受人侵犯，它受到“文明世界”的挑衅，可是土耳其在所有这些遭遇面前仍然是沉着、清醒、坚强、果敢而冷静。’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出，你们热情地给我一个特权，使我能够发泄胸中的愤慨，预告今后将发生的事情，对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只能枉然叹息而已。请允许我描述一下你们目前的处境。现在不列颠有两个特点：它对国内来讲是个白痴，对国外来讲是个狂人，是武装起来的狂人，它使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都遭到危险。就每个人来讲，你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加在一起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愿你们个人的洞察力在你们中间苏醒，制服集体的狂人，目前你们还可以治疗这有病的头脑——这是万恶之源。”（热烈的经久的掌声）

对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补充一点：帕麦斯顿勋爵最近一次coup　d’éclat〔功绩〕以及他所得到的人民对他的好感，即使不能使他成为正式的首相，也能使他成为实际的首相[22]。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1月10日

载于1854年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8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8]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科苏特及其拥护者将斯蒂凡国王的王室宝物藏在沃尔肖伐地区，其中包括斯蒂凡国王那顶历代奥地利皇帝即位匈牙利国王时加冕用的王冠。1853年9月8日奥地利政府发现了秘藏宝物的地方，于是到处纷纷谣传某某人泄露了宝物的隐藏地点。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根据该报驻伦敦记者阿·普尔斯基的意见，错误地把这件事归罪于匈牙利革命家贝·瑟美列。

本文第一段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9页。

[9]群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1852—1855）的讽刺性称呼。参加这个内阁的有辉格党和皮尔派的代表。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够在执政党和托利党反对派在下院中席位彼此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所谓爱尔兰旅，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六十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阿伯丁组阁时，给予3个爱尔兰议员以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爱尔兰旅的分裂（见注116）。——第10页。

[10]1854年1月6—9日，因粮价暴涨，戴文郡的一些城市发生了抢粮风潮，以后几乎扩大到全郡。参加骚动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捣毁了粮店。风潮遭到武装镇压。——第10页。

[11]“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0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10页。

[12]指英、法、奥、普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年12月12日签署的并于1853年12月15日递交土耳其的照会。四强国向土耳其政府表示愿意进行调停以恢复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和平，并提出如下几项最重要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恢复俄土之间先前一些条约的效力，以敕令保障基督徒在土耳其的特殊权利。——第10页。

[13]指1841年7月13日土耳其同俄、英、法、奥、普五国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强国的军舰通行。公约废除了1833年签订的对俄国有利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第11页。

[14]“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在伦敦创刊。——第11页。

[15]“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12页。

[16]“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12页。

[17]“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2页。

[18]“新闻报”（《The　Press》）是英国周报，托利党机关报；1853—1866年在伦敦出版。——第12页。

[19]指1833年7月8日（6月26日）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签订的俄土友好共同防御条约的秘密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土耳其事实上承担了按照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进入黑海的义务。——第12页。

[20]“新普鲁士报”（《Neue　PreuBische　Zeitung》）是极端反动的德国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这个报纸又名为“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报头上面印有十字。——第12页。

[21]英国政论家，前外交官戴维·乌尔卡尔特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通过他的杂志“公文集”（《Portfolio》）（见注40）和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有关欧洲强国秘密外交的文件，其中有许多揭露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人的帕麦斯顿的外交活动的文件。

马克思在揭露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方面进行了不倦的斗争，1853年他在他的一组揭发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中除了其他史料外，还引用了乌尔卡尔特发表的文件。而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的某些文章也被乌尔卡尔特印成单行本。同时，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并且坚决驳斥了把他说成是“乌尔卡尔特分子”的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性言论。马克思经常强调指出他的立场和乌尔卡尔特的立场的原则性的区别。乌尔卡尔特要求保存并巩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竭力主张通过革命的道路来解决所谓东方问题，并且认为必须使处于土耳其压迫下的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获得民族独立。在本卷刊载的许多文章（第283页及其他几页）中，马克思指出乌尔卡尔特本人是最害怕革命的反革命者，是同无产阶级政党——唯一能够消除英国寡头政权的腐朽透顶的议会基础的政党——背道而驰的人。——第13页。

[22]指帕麦斯顿短期辞退内务大臣职务（1853年12月16—24日）。帕麦斯顿采取这种蛊惑性作法是企图以内阁首脑身分重新掌权（见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09—612页）。——第1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