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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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的增长，自然就会设想，他们以往对贵族阶级的态度也会逐渐改变，两个阶级之间的现存关系事实上会变得不能容忍。这种设想已为近5年的某些值得注意的事实所证实。5年以前，一个豪富的银行家琼斯·劳埃德升为贵族，获得奥维尔斯顿勋爵封号。他用他那巨额财富的一部分在北安普顿郡购置了大片领地。遵奉自己的老一套作法的贵族阶级决定让他加入到他们中间来；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土地占有者。然而，他们向琼斯·劳埃德提出了哪些条件呢？他必须同银行业务和商业断绝一切联系。琼斯·劳埃德接受了这些条件。由此可见，贵族阶级对于成为贵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的传统看法丝毫没有改变。但是，是不是所有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都像琼斯·劳埃德那样好说话呢？大概不是所有的代表。不但如此，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一位重要官员在一生中拒绝接受贵族称号，而且不许他的儿子们在他死后接受这种称号。我们所说的就是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令人难忘的榜样。他这个郎卡郡工业家和厂主的后裔，晚年一心想当大资产阶级的首领；虽然他早就可以成为贵族，但是他宁愿留在下院作第一名议员，却不愿意在上院占一个席位而脱离社会活动。他的一生令人信服地证明，政权的重心就在资产阶级的阶级内部。罗伯特·皮尔在遗嘱中告诫他的儿子们，即使将来因他们的父亲的社会功绩而提出授予他们贵族封号，也不能接受它；他的遗嘱中的这一点，如果从人们记忆犹新的1848年事件的角度来看，真不愧为革命精神的榜样和先例！他临死时狠狠地报复了世袭贵族因他出身平民而赏给他的嘲笑，从他幼年来到哈罗时起，这些嘲笑便深深地伤害了他的敏感的心。约翰·罗素勋爵也仿效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榜样。他虽然是培德福德公爵们的子弟，早就可以成为贵族，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许多年以后，他的这个决心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枢密院院长的职务几乎总是由贵族担任的，在最近一次内阁改组时，罗素担任了这个职务，所有的人都深信，他将接受贵族封号。但是没有！他宁肯继续当下院议员，拒绝了新的职位，他把他的心愿告诉了伦敦市的选民，结果再次被一致选入下院。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似乎将被列为上院议员的诺言传开来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对他这个政治家的污辱并坚决地驳斥了诺言，宣布他根本不打算接受贵族封号。

这些全谈的是贵族封号。但是也许会觉得，骑士的称号——因为这个称号不致牵扯到政权上去——是用来满足资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戴文郡公爵的主管园丁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以及约翰·福克斯爵士的承包商升上这个等级的事实，就可以这样来解释。可是，骑士的称号是否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自尊感呢？看来，不尽然。工程师斯蒂芬逊轻蔑地拒绝了这种徒有虚名的称号，而且不久以前铁路承包商达尔根也仿效了他的榜样，因为他无疑认为，接受这个称号会使他陷入令人可疑的处境。女王徒劳地到他的富丽堂皇的私邸去拜访他，而以前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代表才能取得这样的荣誉。这个谦逊的市民拒绝向女王陛下低头，于是维多利亚女王抓住这位固执己见的公民的胳膊，居然说，目前封建制度需要当代工业首领的支持。

如果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里夺得一点权力，人们自然就会问，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当从广泛的人文主义立场来加以考察。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这个变化将对英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命运和社会条件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

某些属于所谓自由派的政治家大谈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但是这种思想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雇主和工人，主人和奴仆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至于说到家仆，达尔福特的最近的箴言就讲得很透澈：

他说：“想到那些照管我们的舒适和需要的男男女女，我们住宅的常住户，——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和性格就像对另一行星上的居民一样了解得很少——竟同我们住在一起，就不免令人伤心。”

为了不把“两个行星的居民”混同起来，资产阶级太太们忘记了她们自己不久前也属于下层等级，竟迫使自己的女仆戴上标志她们的下等身分的“包发帽”，并且很少允许女仆穿得漂亮些，因为她们担心不这样就会失去她们作为土地或是金钱的所有者的特征。

至于各种短工，他们和雇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企业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作了怎样的抵抗。因不久前废除“谷物法”而遭到损失的心怀不满的托利党人，帮助工人阶级赢得了这个法案；但是法案通过以后，人们便无耻地施用各种巧计、下流手段和暗中叛卖来规避它，区视察员的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里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号叫，来迎击想为劳动者取得比较人道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进一步的尝试。科布顿先生很多次就是这样做的。在企业里，多年以来，雇主们的目的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人所能忍受的一切极限，并通过无耻地采取合同制和挑拨一部分工人反对另一部分工人的办法，把熟练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杂工的工资水平。这种制度终于逼得联合机械工人协会起来暴动。在这些日子里已经成为企业主们的家常便饭的粗鲁言词，证明企业主们是没有什么人情的。企业主们的十足无知还表现在：企业主联合会雇了一个三流文人悉尼·斯密斯，要他在报刊上替企业主说话，并发起一次反对暴动工人的文字战争。这个雇佣文人的风格和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完全相称；战斗一结束，因为企业主不再需要文学作品，也不再需要报刊了，就把他们的走狗一脚踢开。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目的不在学习古典学科，那并不就是说，它在研究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学。总账、账房和买卖——它认为这个教育已经够了。尽管在资产阶级小姐们的教育上花费了不少钱，但是她们得到的只是“世俗教育”的片鳞只爪，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智育或以科学丰富头脑。

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沙克莱、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耳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

他们活动范围的狭窄性和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制度——他们构成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小部分——造成的。俄国贵族一方面深感上面的沙皇的压迫，而另一方面又害怕下面的被奴役的群众，同样，英国资产阶级也是被箝夹在贵族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从1815年媾和以来，每当资产阶级想要反对贵族阶级的时候，它总是使工人阶级相信，工人阶级的穷困是贵族阶级的某种特权或垄断造成的。资产阶级就这样鼓动工人阶级帮助它在1832年赢得了改革法案，可是它在 为自己争得了这个法案之后，却从此不许工人阶级为自己争得类似的法案；不仅如此，1848年资产阶级还用特别警察的木棍武装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后来，废除谷物法被宣布为工人阶级当前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从贵族阶级手里赢得了这一点，但“大好时光”还没有来到，就在去年，贵族阶级好似为了消除将来重复类似政策的最后可能性，不得不同意对继承的不动产实施征税，而贵族阶级在1793年把继承的不动产变为继承的动产之后，就自私地自行摆脱了这种税收。想让工人阶级相信贵族建立的立法制度是它困苦境况的原因，这种欺骗的最后可能性，也跟贵族阶级的这个最后的微不足道的特权一起消失了。现在工人阶级睁大了眼睛，它开始说：“我们的圣彼得堡是在普雷斯顿！”的确，近8个月来，这个城市是一些奇异事件的见证人：14000名男女常备军在联合王国各地的工联主义者和工厂工人的物质支援下，开始了向资本家争取权力的伟大的社会斗争，而普雷斯顿的资本家也得到郎卡郡资本家的帮助。

不管这个社会斗争将来会采取哪种新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开端。看来，它注定会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并且要经过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一些阶段。应当指出，尽管工人阶级还可能遭到一些暂时的挫败，但是保证它取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规律已经在发生作用了。工业的发展过去迫使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贵族阶级，而现在——移民现在和将来都在部分地促进这一点——它又在推动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正像资产阶级正在打击贵族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将受到工人阶级的打击。对这一事实的本能的理解已经约束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行动。工人阶级不久前在政治上的露面使资产阶级学会了仇恨公开的政治运动，并且害怕这种运动。用这个阶级的行话来说，“正派人是不参加公开的政治运动的，先生”。上层资产阶级像猢狲一样模仿着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并竭力去巴结它。因此，在英国，封建主义不会灭亡，而将在已经开始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庇护下保存下来。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光荣将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时机一成熟，公开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将是三个强大的敌对阶级：第一个代表地产，第二个代表金钱，第三个代表劳动。第二个阶级正在战胜第一个阶级，同样，第二个阶级将来也不能不在政治和社会斗争舞台上让位于它的后继人。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8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4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47]“英国资产阶级”一文可能是马克思在1854年3月31日寄到纽约的。本文刊载于本卷的附录，是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它作为社论发表时曾作过重大的篡改。文章的第一部分显然被歪曲了，有许多论点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例如，关于考察资产阶级政策不能从阶级观点，而必须从一般的人道主义观点着眼的说法便是如此。另一方面，文章里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论点无疑是马克思的。这首先是对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评价和关于1853年至1854年普雷斯顿罢工的部分。马克思的许多文章都谈到过这次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和本卷第254页）。——第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