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

自从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激烈的社论以后，看来英国公众对英军在克里木的处境都怀着非常激动和不安的心情。的确，英军由于一切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前所未闻的拙劣领导，英军正在迅速地趋于彻底瓦解，对于这一事实再也不能否认和掩饰了。无论对印度的酷暑或者对俾路支人和阿富汗人的凶猛攻击都毫不畏惧的那些老兵，现在备尝冬季作战的艰辛，受着潮湿和寒冷的折磨，为不间断的繁重的野战勤务所苦，没有被服和粮食，没有帐篷和掩蔽所，因而每天成百地死亡，而增援部队在开到后，又相继毁于致命的疾病。这种状况究竟是谁的罪过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英国广泛流传的答案是：这一切都是腊格伦勋爵的罪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并不赞扬这位极可尊敬的勋爵的作战方法，而且我们公开地批评过他的严重失策，但是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应当说，造成兵士在克里木死亡的可怕灾难的原因，不是他的错误，而是英国军队整个指挥管理系统的弊病。

英军设有总司令，这对于几乎所有的其他文明国家的军队来说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要是认为这位总司令真能指挥些什么，那就错了。步兵和骑兵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他，可是炮兵、工兵和地道爆破兵却完全不受他管辖。他在某种程度上掌管军裤、上衣和袜子，可是军大衣却又不归他管。他能使每名步兵背两个子弹盒，可是不能发给他们步枪。他可以把所有的部属送交军事法庭并施以无情的鞭笞，但是不能指挥他们移动一步。军队的调动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粮食的供应也同他完全无关。

此外，还设有“军械总工长”。这一职务是旧时代的可怜残余，那时认为科学同兵士无关，并且在各专业兵种——炮兵和工兵——中服务的不是兵士，而是既非学者又非工匠的这些难以确定名称的人，由他们组成特别的行会或团体，归“军械总工长”管辖。这位军械总长除了管辖炮兵和工兵外，也掌管军大衣和枪械。这样一来，一切军事行动，不论性质如何，就都与他有关。

其次是军务大臣。假如上面两位人物的作用等于零，那末他的作用便小于零。军务大臣不能给任何一个部队下达命令，但是他可以阻碍每个部队的任何行动。因为他管辖军事财政部门，又因为一切军事行动都需要钱，所以如果他拒绝付钱，就等于完全否定一切军事行动。但是即使他同意出钱，他的作用仍然等于零，因为军队的给养不由他负责，这已经是他职权以外的事了。此外还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负责军队给养并在必要时提供运输工具保障军队调动的军需部是隶属财政部的。因此，首相兼财政首席大臣可以直接影响任何一次军事行动，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加速或延缓其进程，或根本停止这一行动。大家知道，军需部几乎是比兵士更为重要的军队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大不列颠的集体的智慧认为，使军需部脱离军队完全独立并把它置于完全不相干的部门的监督之下是合适的。最后，从前由殖民大臣负责的军队的调动，现在则由不久前新设的陆军大臣负责。后者掌管从英国到中国以及印度到加拿大的军队部署。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本身的权力同上述4个军事长官一样，并不起什么作用；军队即使采取某种微不足道的行动，也必须取得5个人的全体同意。

英国就是在这种惊人的制度的庇护下开始当前这场战争的。在本国40年和平时期内给养充足、供应良好的不列颠军队精神饱满地开始了远征，并且深信不论敌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英国都不会使自己勇敢的兵士缺乏任何东西。但是当他们在第一个停泊地加利波利刚一登陆，同法军一比较，就暴露了自己整个准备工作的水平低得可笑，全体负责官员无能得可怜。虽然那里一切必需品都比较容易得到，一切必要的指示也都预先下达了，而且登陆的部队数量并不多，但是一切都弄得很糟。每个人都忙于自己份内的事，谁也不想把在英国和平时期内没有履行过的职责承担起来。这样一来，没有一个人去完成那些直接由于战争而产生的任务。因此，轮船运来的储备品就在最初卸载的海岸上腐烂了，而军队却因住房不够不得不开到斯库塔里去。出现了无可争辩的混乱的迹象，但是既然战争刚刚开始，还可以期待在取得经验之后情况将会好转。

军队开到了瓦尔那。同英国的距离增大了，军队的数量增加了，指挥管理方面的混乱也更严重了。分别由专门的大臣掌管的5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在这里第一次引起了公开而明显的纠纷。野战部队感到一切都非常缺少，而瓦尔那的守备部队却应有尽有。军需部极其迟缓地征集了当地的运输工具，但是因为总司令没有为辎重队派遣护送队，所以保加利亚的车夫几乎是刚刚召集起来便又四处逃散了。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中心仓库——有点像主要作战基地，——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却成了无穷的困难、拖延、争权以及军队、军械部门、财政部、军需部和陆军部之间的纠纷的新源泉。一旦需要作某件事情时，每个人都力图把工作推给别人。摆脱一切责任，这就是每个人所竭力追求的。结果是一团糟，没有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厌恶这些工作方法并且意识到军队因闲散无事而日趋瓦解，这大概对腊格伦勋爵决定冒险进行克里木远征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次远征是约翰牛整个军事制度的杰作。这个制度正是在克里木非常出色地显露了自己。当军队实际上还处于平时状态，就像在加利波利、斯库塔里和瓦尔那时那样，他们的无秩序、混乱、惊惶失措未必能够充分表露出来。但是现在，在敌人面前，在真正的战斗中，情况就不同了。俄军的抵抗使英国官员有充分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全部才干。应当承认，从来还没有一种目的在于瓦解某一军队的努力会像这些老爷们的努力这样卓有成效。从去年2月起派往东方去的6万多军队中，目前有战斗力的不超过17000人；其中每天死亡60—80人，因病离队的200—250人，并且很少有归队的。在43000名死者和病员中间，直接遭受敌人杀伤的还不到7000人！

最初传到英国的消息说，军队在克里木缺衣、缺食、缺住处，总之缺乏一切，说没有药品、没有外科医疗器材，说伤病员不论任何天气都是躺在潮湿寒冷的地上或者被送到停在外停泊场的拥挤的船上，没有任何照顾，也没有最简单的医疗设备；成百的人由于缺乏必需的物品而死亡。当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政府不关心作战军队的必要保障。但是很快就弄清了：如果起初事情的确有些这样，那末现在情况已不同了。运去了一切必需品，甚至还有剩余，但是不幸的是，什么也没有送到需要的地方去。药品在瓦尔那，而伤病员却在克里木或斯库塔里；被服和给养已运到克里木海岸，但是没有人去卸；偶然被卸下来的一些东西也在海岸上烂掉了。同舰队协作的必要性成了原来就存在矛盾的各部门领导机构之间产生纠纷的新借口，这些部门必然是以争吵来保障英军的胜利的。到处都可以看到被那些仅在平时适用的条例掩盖起来的碌碌无能的现象。在欧洲一个最富庶的地区，在其掩蔽的海岸附近，停泊着成百只满载粮食的运输船，而英国兵却只能得到半份口粮；他们由于只能吃到咸肉而患坏血病，而附近却有无数的牲畜群；船上有大量的煤和木柴，而岸上燃料非常少，以致兵士不得不吃生的口粮，并且无法烘干被雨淋湿的衣服。想一想看，发的咖啡不仅没有磨成粉，而且没有炒过！粮食、饮料、衣服、帐篷、弹药等储备品成吨、成百吨地放在那些船上，船桅都几乎碰到设有营地的陡岸了，然而英军却像唐达鲁士［注：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得罪了神，被罚在冥府永受饥渴的苦难。他立在齐颈的水中，头上悬有熟透的果子，但是他一要喝水，水即退去，一要吃果子，果子即上升离去。——译者注］一样，什么也不能得到。大家都感到怨恨，坐卧不宁，诅咒和责备每一个渎职的人，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用俗话说就是“莫名其妙”。因为根据为每个人专门制订的并经过相应机关批准的全部工作守则来看，正好是现在需要做的，却没有包括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而他由于没有这种权力，就不能整顿秩序。

除了所有这些以外，阴雨连绵，天气越来越寒冷，暴雨把整个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变为一片泽国，泥水至少深达膝盖；兵士们四个夜晚至少有两个夜晚在战壕里度过，其余两个夜晚就干脆睡在沼泽地上，浑身湿透，沾满污泥，甚至连一块垫板都没有，只勉强得到帐篷的遮盖，加之整天惊恐不安，根本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和睡眠；长期的潮湿和寒冷引起了痉挛、腹泻和其他疾病；为数本来就不多的医务人员分散于整个营地；医疗站的帐篷内住满了3000名病员，他们都躺在湿地上，几乎同在露天一样。请想想这一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英军在克里木正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按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说法，就是变成了“一群勇敢的人”；兵士们都宁愿被俄军的子弹打死来摆脱这一切不幸。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好吧，假如你不想等到议会的半打法令由皇家法官郑重其事地制定出来并且经过讨论、修改、表决而列入法典，然后再将指挥管理军队的一切事务集中到一个名副其实的陆军大臣手里，再等这位新陆军大臣——假如他称职的话——重新组织自己的机构并发布新的指令；换句话说，假如你不想等到英军在克里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话，那末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授予远征军总司令以独断独行的全权，一切由他个人负责，由他统管同他争权和作对的各军事指挥管理部门的工作，而这种全权是任何别国的总司令所享有的，没有它，总司令将必然一事无成。如能做到这一点，一切便会得到迅速纠正。但是，哪里会有这样一位英国将军愿意以古罗马人的精神办事，并且当受到责难时能用罗马人的话为自己辩护说“是的，我承认我的过错就是拯救了祖国”呢？

最后，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是谁发明并保持了这一种惊人的指挥管理制度呢？不是别人，正是已故的威灵顿公爵［注：本文经卡·马克思修改并发表于1855年1月8日和9日的“新奥得报”，其中有以下一段是英文原文所没有的：“显然，这一制度产生于防范常备军的立宪措施。它以缩小军队的机动能力到最低限度的分权来代替可使军队具有最大灵活性的分工。但是，保持这一制度决不是由于议会或宪法的关系，而是另有原因，即在改革指挥管理制度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的同时，寡头政体的势力至少在这一领域中也会被消灭。在议会的上次会议上，大臣们除了同意把陆军部同殖民部分开外，拒绝进行任何革新。威灵顿从1815年起到死为止，一直顽固地维护这一制度，虽然他深知，假如恰巧他哥哥威尔斯里侯爵不在内阁任职，那末他在这种制度下是绝不能把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1832年和1836年，威灵顿在议会为改革旧制度而成立的委员会面前，全力维护旧的制度。他不正是担心这种改革会给自己的继承人取得荣誉开方便之门吗？”——编者注］。他维护了这一制度的每个细节，好像他个人所关心的是尽量给自己的继承人多制造些困难，因为他的继承人可能是他的军事荣誉的未来竞争者。威灵顿以其健全的思想而著称，但是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当他不仅是伟大天才拿破仑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战场上的对手的时候，他极其痛心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因此，威灵顿非常嫉妒别人的成就。大家都非常知道，他在贬低自己的助手和盟友的功绩方面做得很卑鄙；甚至对连在滑铁卢救过他的布吕歇尔，他都没有饶过。威灵顿深知，西班牙战争期间，假如不是他哥哥当大臣的话，他便不能胜利地结束那场战争。难道威灵顿不是担心后人的战功将淹没他的荣誉，并且不正是因此他才丝毫未动地保留了这架最适于束缚将军们的手足和毁灭军队的军事机器吗？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1月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