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议会辩论

　　1854年6月27日星期二于伦敦

布加勒斯特的俄国moniteur〔正式通报〕正式宣布，遵照圣彼得堡的命令，锡利斯特里亚已经撤围，茹尔日沃已经撤军，全部俄军正准备调回普鲁特河左岸。“泰晤士报”昨天在第二次增刊中发表了该报驻维也纳记者拍回的类似的电讯：

“俄国皇帝出于对奥地利这个老盟国的深深的尊敬，满足了它的要求，已下令将自己的军队调回普鲁特河左岸。”

约翰·罗素勋爵昨天在下院晚间会议上证实了锡利斯特里亚已经撤围的消息，但是他还没有收到俄国答复奥地利要求的正式通知。

由于奥地利的干涉，土军和俄军之间将树起一道壁障，这道壁障将保证俄军撤退，并使他们有可能加强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的守军，甚至重新同沃龙佐夫的军队取得联系。此外，当盟国拒绝简单地恢复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这种简单的恢复最多不过使沙皇作一些有利于奥地利的微小让步）的时候，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神圣同盟的恢复将可以说是一个既成事实。

这个堂皇的“决定”据说是梅特涅的杰作。但是现在，由于老阿伯丁的饶舌和帕麦斯顿的阴谋，这个决定的全部妙策就被破坏了。

这里应当提醒一下，在最近一次内阁改组中，一切企图任命帕麦斯顿勋爵主持陆军部——帕麦斯顿的报刊最急切地要求成立这个部——的努力都落空了，皮尔分子，纽卡斯尔公爵把自己眼下这个为高贵的勋爵垂涎的位子抓到了。显然，这次失败提醒了帕麦斯顿勋爵：早就该解散整个内阁了。因此，他选中阿伯丁勋爵发表的反驳林德赫斯特勋爵的考虑欠周的发言[157]作为借口，掀起了目前这场反对内阁首脑的风暴。所有英国报刊都立刻抓住了这次发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先驱晨报”还在这次发言之前就已公开指出有一个反对阿伯丁勋爵的阴谋。累亚德先生于上星期五在下院发了言，宣布他将在下星期四提出下述意见：

“女王的首席大臣所使用的言词蓄意要引起舆论对战争的任务和目的的重大怀疑，并减少缔结光荣而长期的和约的机会。”

这个意见有两个弱点：第一，它违反宪法，也就很容易被驳倒，因为它违背了关于禁止下院议员批评上院中的发言的议会规则，第二，它仿佛要把首相对于某一个别事物所发表的言论同联合内阁的全部活动分割开来。然而，这个意见使阿伯丁勋爵感到如此震惊，以致在它被宣布后两小时，他就要求发言，并以异常激动的口气声明，

“下星期一〈也就是说比累亚德先生早三天〉他将向议院提交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后他致俄国的急件的副本，并利用这个机会来稍微说明一下不久前他在上院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所受到的曲解”。

大家对累亚德先生的意见会使阿伯丁勋爵离开内阁这一点如此深信不疑，以致“晨报”——举个例说——都已经公布了将接替他的内阁的名单，由罗素勋爵任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任陆军大臣。不难想像，昨天晚间上院的会议吸引了非常多的爱看热闹的兴致勃勃的贵族阴谋家，他们都希望看到阿伯丁勋爵如何摆脱他的困难而又微妙的处境。

在概述阿伯丁勋爵的发言和克兰里卡德侯爵对他的攻击之前，我应当先追述一下两位发言人主要涉及的时期和情况；这就是1829年阿伯丁勋爵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时期。当时，俄国舰队在海军上将葛伊甸的指挥下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萨罗斯湾和埃内兹湾以及阿德腊米提和士麦那等港口，从而违背了1815年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之间签订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俄国不得在地中海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种封锁威胁到了英国在列万特的贸易，使当时英国的通常是蒙眬欲睡的舆论激动起来了，并引起了对俄国和对内阁的抗议怒潮。结果俄国大使利文公爵和马土舍维奇伯爵同威灵顿和阿伯丁举行了会谈。关于这次谈判的性质，利文公爵在1829年6月1日（13日）从伦敦发出的紧急报告中说道：

“大约一小时后〈在同威灵顿公爵进行了不能使这位俄国外交官完全满意的谈话以后〉同阿伯丁勋爵进行的谈话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他还不完全了解我同首相的谈话，但在获悉谈话的详细内容之后，他就极力设法冲淡他在谈话开始时可能使人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他再三保证说，英国从来不打算借故同俄国争吵；如果英国内阁力图影响我们，要我们放弃对埃内兹湾的封锁，那末它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防止有人提出令人厌烦的要求以及巩固两个内阁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有或许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还要多的理由来庆幸我们从英国的这种成功而经常的协助中得到好处。他认为他的功劳是，为了保持这种协调一致，他可以容忍封锁埃内兹湾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暂时利益；但是他担心，圣彼得堡没有很好了解英国内阁的立场。阿伯丁有时提出的那些反对意见，例如，在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上提出的反对意见，都被归咎于他心怀叵测和敌意，而事实上这类居心和arrière－pensées〔暗计〕同他的情绪和政策都大相径庭。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处境是极其微妙的。英国舆论随时准备对俄国进行敌意的攻击，不列颠政府对此就不能经常置之不顾，而且在同民族偏见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指海上权利〉向舆论挑战是危险的。但是俄国仍然能够指望得到正在反对它们〈指民族偏见〉的英国内阁的好感和友情。对于这一点我反驳道：‘我知道舆论在英国的意义，我也观察了它在几天之中的变化。在这次战争中舆论反对我们，因为它认为我们是侵略者，虽然我们遭到了侵犯；它指责我们企图推翻奥斯曼帝国，然而我们声明，这并末列入我们的计划；最后，它硬说我们奉行我们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好大喜功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使舆论了解真相是纠正舆论的最可靠的办法。’

阿伯丁勋爵回答我道，事情并不完全像我所说的那样；舆论反对俄国是因为在英国舆论通常都是热烈地支持辉格党人，au　reste〔然而〕，不列颠内阁绝不希望我们失败；相反地，它希望我们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知道，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这场战争只能看做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因为它的后果无法预料！在结束谈话时，英国大臣发表了长篇议论以证明我们把他不可能有的意图强加于他了，最后他声明说，伦敦内阁希望，战争的结束能够使俄国得到光荣和利益。”

[158]

令人奇怪的是，阿伯丁勋爵的敌人中谁也不认为援引这个报告是恰当的，而这个报告对于阿伯丁勋爵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以前那个时期的行为揭露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这位阁下在这个条约签订以后所写的秘密报告的内容丝毫不值得重视了。公开上面引用的那个报告，就会一举摧毁阿伯丁勋爵在昨晚发言中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他的真正的辩护只能是公开地反过来责备帕麦斯顿勋爵，因为参加这次“打架”的只是俄国的这两个彼此勾心斗角的老仆役。

阿伯丁勋爵在开始时声明，他既没有什么要收回的，也没有什么要驳斥的，他只是想作一点“解释”。有人错怪了他，以为他要邀草拟阿德里安堡条约之功。他根本没有草拟这个条约，而是反对这个条约，上院从他现在建议宣读的这个报告中可以深信这一点。这个条约使他和他的同僚感到的惊恐如此之大，以致单单这个条约的存在就使政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改变了它的全部政策。政策的这个改变表现在哪里呢？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以前，无论是他，阿伯丁勋爵，或者是威灵顿公爵（在当时情况下他们都遵循坎宁的政策）绝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而只是想建立一个诸如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之类的在土耳其政府保护下的藩属。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之后，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危急，土耳其帝国的存在是如此不稳，以致他们建议把希腊从一个藩属变成一个独立王国。换句话说，既然阿德里安堡条约大大促使土耳其衰落，那就决定夺走土耳其的若干省份来抵销这个条约的危险后果。“改变”就在这里。

尽管他们对这个条约可能引起的后果的担心被夸大了，但是，阿伯丁勋爵毕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条约是极端有害的。他当时曾说过，“俄国并没有由于这个条约而获得广大的领土”。而且现在他还相信，俄罗斯帝国最近50年来并没有像林德赫斯特勋爵所断言的那样大大扩展欧洲的版图。（按照高贵的勋爵的意见，贝萨拉比亚、芬兰和波兰王国都不算是大大扩展的结果）但是，正如他在1829年12月的紧急报告中所说的，如果说俄国扩展的领土不大，然而它毕竟有巨大意义：其一是让俄国“单独控制了多瑙河的航行，其二是让俄国控制了亚洲的一些港口。诚然，这些港口不大，但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俄国人在高加索获得的大片领土这件事又从阿伯丁勋爵的记忆中消失了。）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断言阿德里安堡条约是俄国政策改变的开始，而自从条约签订以来，俄国与其说力图获得新的领土，不如说力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意图的改变。“撒旦只是变得比过去更聪明了”。俄国曾同查理十世商量妥了一个通过一系列条约而不通过引起惊恐的占领来吞并土耳其的计划，这一事实竟被一字不提地回避了。阿伯丁勋爵也认为不宜提到：俄国甚至还在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凱莱西条约（他把后一个条约算作俄国政策改变的证据）签订以前，早在1827年就向法国和英国承担了义务，即不打算利用对土战争来攫取新领土；而且俄国没有英国的许可，就不可能在1833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往下，阿伯丁勋爵断定，他所说的“如果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后，我们能够获得哪怕只有25年的和平，那就不坏了”这句话，被人曲解成好像他准备回到类似阿德里安堡条约这样的条约去，其实他只想说，

“如果由于某项因战争而签订的条约得以保证25年和平，那末，从人类事务变幻莫测来看，这样就不坏了。他完全不是建议恢复status　quo〔状态〕，但也不反对它。在宣战以前，除了status　quo外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期待和希望；他们不曾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土耳其政府也同意这一点，而这比他们有权期待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一经宣战，整个问题的提法就改变了，一切都将取决于战争……谁也不能说将会离开status　quo多远，因为这取决于谁也无力操纵其进程的那些事件。但有一点他能够说：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应当得到保证，得到确实的保证”。

应当如何保证呢，这一点他阿伯丁勋爵，就不可能说了，因为这仍然要取决于战争进程。人家这样来看他，似乎他不相信俄国进攻的威胁，或者说他怀疑这种进攻的现实性；实际上他非常担心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虽然，他对俄国进攻欧洲这一点并没有感到很大的不安，而且，“这种不安还在逐日平静下来”。他认为法国比俄奥两国加起来还强大。然后高贵的勋爵抱怨“他所遭到的极端荒谬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事实上在国内除他外再没有别的和平拥护者了，然而恰好就是他的热爱和平使他特别适宜于以最大的精力进行一场战争。

“他的同僚不否认，他个人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迅速前进，并把联军的兵力集中在巴尔干半岛上，以便支持奥美尔－帕沙的英勇的军队，并向奥地利伸出手，使它有可能更积极地参与军事行动。”

这就是阿伯丁始终不渝地坚持的行动路线。他在回答波门特勋爵的质问时说，“虽然他过去也是梅特涅公爵的挚友，但是自从他执政以来，即最近18个月中，他和公爵既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间接联系；只是在前几天他的一位女友通知他说，她打算写信给梅特涅，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转告公爵；阿伯丁回答说：‘请向他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阿伯丁的发言在议院中大体上顺利通过了，但有趣的是：对于克兰里卡德侯爵（绝望的外交大臣职位的追求者、前帕麦斯顿勋爵驻圣彼得堡大使）给他的挖苦的回答，内阁阁员中竟没有一个人进行任何反驳，而且没有一个人发言证实阿伯丁是第一个极力主张进行战争的人。

克兰里卡德侯爵特别详细地谈到了阿伯丁参加草拟阿德里安堡条约这件事，谈到了对他以往政治活动的总的评价以及他在目前执政过程中所犯的过失。他说，阿伯丁勋爵在几个月前拒绝把急件通知两院的其他议员而现在却为了一己私利，纯粹出于个人的动机将它公开出去。但是这个急件的内容同高贵的勋爵在1829年9月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之后，于同年12月写给圣彼得堡的内容完全不同。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他给英国大使发出的是些什么指令，他为了阻止这一条约的签订又采取了哪些步骤。当时统率阿德里安堡俄军的将军部下最多不过有15000名兵士，而且从这个数目中还需减去因病或因伤而根本hors　de　combat〔丧失战斗力的〕5000—6000人。另一方面，率领着25000名阿尔巴尼亚兵士的土耳其将军就驻在附近。俄国将军只给土耳其一个很短的期限来决定签订还是不签订提出的条件，因为他知道，如果给土耳其人更多的时间，他的真实情况就会被人知道。因此，他也就给土耳其人不过5天到8天的时间来考虑。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大臣邀请奥英两国大使和普鲁士公使来商讨对策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英国大使遵照阿伯丁勋爵的指令建议尽速签订这个条约，而这个条约现在都被高贵的勋爵说成是极端有害的东西。

有一个情况是高贵的侯爵不想提起的，这就是正因他的朋友、当时在野的帕麦斯顿勋爵尖锐地攻击阿伯丁勋爵，指责他过分反俄，才迫使阿伯丁下令签订条约的。

侯爵然后又责骂首相，说他一向是欧洲专制制度的最热心的、最坚定的和最有力的拥护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葡萄牙、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历史，并暗示阿伯丁曾经反对1834年著名的四国同盟[159]。的确，需要有老辉格党人的冷静沉着和恬不知耻的本领才能在这个时候吹捧比利时的“光荣”，吹捧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吹捧欧洲因四国同盟而得到的普遍幸福，而对于四国同盟，帕麦斯顿在自己的辩护词中曾不顾真相地说这是达莱朗而不是他帕麦斯顿出的主意。

关于目前这场战争的战况，克兰里卡德说道，作战计划是由俄国最高军事当局于去年12月制定的，不列颠政府也知道这个计划，计划规定不单要占领多瑙河各公国，而且要强渡多瑙河，占领锡利斯特里亚，迂回苏姆拉并进军巴尔干。高贵的勋爵掌握了这个情报，却向议院发表了几次关于和平问题的演说，并且不认为需要把内阁在当时和2月底3月初发给陆军部的命令通知议院。

如果克兰里卡德勋爵记得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是怎样回答迪斯累里的，而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又是怎样回答他本人的，他也许不会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仅仅责备阿伯丁勋爵一个人这样玩忽职守，而不同样指责他的辉格党朋友，虽然整个内阁都应当受到指责。

侯爵感叹道：“如果，如果政府在15个月前走上了应走的，我甚至想说是走上了光明磊落的道路，那末战争就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这正是迪斯累里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话。

最后，侯爵竟达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以致把联合内阁的一切错误，内阁在议会中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所遭到的不断失败都归咎于阿伯丁勋爵个人，而且只归咎于他一个人。他竟没有记起，还在这个内阁组成的时候，头脑清醒的人就说过，内阁如果不公开一切立法问题，不放弃一切政治手腕，就连6个星期都支持不下去。

布鲁姆勋爵发表了一个愚蠢的演说，声明他对阿伯丁勋爵的第一个发言，尤其是第二个发言感到完全满意。在他演说之后问题便解决了。

整个这个事件的实质在于，在维也纳草拟的秘密议定书的意义被一笔勾销，而这意味着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继续战争，而人们却如此确信战争会很快结束，以致尽管在市场上有了大量公债，统一公债还是上涨了3％，而在军人俱乐部已有人打赌说，战争不会超过4个星期。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6月27日

载于1854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57]指1854年6月19日上院讨论东方问题时阿伯丁为回答林德赫斯特的讲话而作的发言。林德赫斯特是当时的托利党反对派的代表，他尖锐地抨击了沙皇政府在对土耳其的关系上的对外政策，并指责联合政府作战不坚决。阿伯丁在发言中替沙皇政府的政策辩护。——第316页。

[158]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俄国驻英大使利文公爵和马土舍维奇伯爵1829年6月13日（1日）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报告全文载于1843年“公文集”第1期第17—19、21页。——第318页。

[159]四国同盟——见注88。——第322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