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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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国变成赌场又把拿破仑帝国比作交易所的无法遏止的买空卖空现象，决不局限在这个国家的疆域之内。这个不受政治界限约束的瘟疫越过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莱茵河，并且（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席卷了庄严的德国。在这里，思想领域内的投机已经让位给有价证券的投机，summum bonum〔至善美德〕让位给奖金 ［注：额外的股息，——编者注］，辩证法的奥妙的语言让位给交易所的同样奥妙的语言，追求统一的愿望让位给获取股息的强烈欲望。莱茵普鲁士由于靠近法国，也由于它的工商业的高度发达，所以第一个传染上了这种疾病。科伦的银行家们不仅同巴黎的大骗子们结成了形式上的联盟，同他们一起收买了“比利时独立报”[330]作为共同的机关报，在卢森堡创设了国际银行之后，他们不仅把德国的整个西南部吸引到《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漩涡里来，而且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疆域内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以致现在除去工人和小农外，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已卷进大发横财的狂热里了，甚至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也离开了通常的途径，参加到最危险的冒险行径中来，每一个小店主也都变成了炼金术士。普鲁士其他地方也避免不了这种流行病，这从政府报纸“普鲁士通讯”的下列摘录中就可以看出：
“最近对金融市场情况的观察证明着这样一种推测，即一个周期性的可怕的商业危机又在迫近。开始是在国外发生的无法遏止的投机的狂热浪潮，去年以来也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不仅柏林交易所和普鲁士的资本家已被卷入这个漩涡，而且从前竭力避免直接参加证券交易所的危险交易的那些社会阶层也已卷入这个漩涡。”
普鲁士政府用这种对于迫近的金融危机的恐惧，作为说明它不允许成立《Crédit Mobilier》的理由，因为它怀疑银行的光耀夺目的招牌掩藏着骗人的目的。但是，在这一种招牌下被禁止的东西，可以在另一种招牌下创办起来；在柏林不允许的，在莱比锡和汉堡可能准许。战争结束后，尽管出现了通常随着缔结和约而来的商业的虚假繁荣现象（像1802年和1815年出现过的），投机狂热病的新阶段仍然开始了。这次我们看见了一个特点：普鲁士形式上表示愿意为西方资本和投机买卖开放自己的市场。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其支线通达北京的伊尔库茨克大铁路的消息和其他同样宏伟的计划；问题不在于真正打算实现的是什么事情，而在于什么样的新鲜材料可以利用来维持投机的风气。为了加速普鲁士政府所如此害怕的大崩溃，光是和约是不够的。
如果普鲁士的工业最近几年来没有获得大的成绩，那末它这次破天荒地参加欧洲的投机事业就会是不可能的。从1840年到1854—1855年间，仅仅投入铁路的资本就从1900万普鲁士塔勒增长到15400万。现在正在修筑的铁路的成本规定为5400万塔勒；此外，政府批准了修筑成本为5700万塔勒的新铁路线。从1849年起的时期内，出现了87个股份公司，资本为8300万塔勒。1854—1856年间登记注册了9家保险公司，资本为2200万。在这两年内，拥有1050万资本的6家股份公司开办了大批纺织工厂。从“关于棉花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从1853到1856年期间运到欧洲各个港口的棉花总数是在起着怎样的变化。根据官方报告，上述各年的头7个月内棉花的出口捆数为：
单位：捆
1853 1854 1855 1856
向英国出口…………………1100000 840000 963000 1131000
向法国出口………………… 255000 229000 249000 354000
向欧洲其他港口出口……… 204000 179000 167000 346000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1853年欧洲大陆各国进口的棉花仅占输入英国的棉花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末1856年欧洲各国的进口已达英国进口的八分之五。此外还应当加上英国向欧洲各国转口的棉花数量。向法国大宗出口棉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其中大部分都从哈佛尔转运到瑞士、巴登、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去了。因此，上述数字说明的欧洲工业的发展，首先是意味着德国工业、而主要又是普鲁士工业的发展。地主们在战时由于荒年和高价所获得的利润同工业资产阶级近年来所积累的财富不相上下。在德国内部，不要说谷物的价格，就是马、牛、一般家畜都保持了十分高昂的价格，以致用不着外国市场的影响就能使大地主们能够大发其财。正是这种财富——这两个阶级从来没有经历过财富的这样迅速的积累——为目前正在普鲁士猖獗的投机狂打下了基础。
当这个肥皂泡破灭时，普鲁士政府就会经受严重的考验。从1849年起，普鲁士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反革命阶段，结果是人数不多的贵族地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曾经千方百计地协助加强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普鲁士国王，现在在同这个阶级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正像路易十八在同Chambre introuvable [331]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不愿满足于父亲遗留给他的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的政府机器。他一生都在幻想着以某种浪漫主义的哥德式的图案来装饰普鲁士国家的大厦。但是根据他的Herrenhaus〔贵族院〕活动的经验，他很快就确信，实际上地主们，或者像普鲁士人所称呼的Krautjunkers〔乡村绅士们〕，决不认为替官僚制度充当中世纪的装饰品是一种幸福；他们用一切力量竭力贬低这种官僚制度，把它降低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单纯工具的地步。这也就说明了容克们和政府之间、国王和普鲁士王子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容克们为了向政府表示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他们刚不久就拒绝了批准和继续征收战时实行的附加税，这是在立宪的普鲁士从未听见过的事情。他们冷静而坚定地宣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着跟普鲁士国王在全国所有的同样充分的权力。他们顽强地力争使宪法成为对其他一切阶级来说是有名无实的东西，而对自己却具有实际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要摆脱官僚制度的任何监督，同时又想要这种官僚制度以双倍的力量压住所有其他的下层阶级。
叛变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不得已而看到，尽管借助于资本的不可遏止的积累而使自己获得了社会上的胜利，但是现在它却丧失了任何政治上的作用。加以Krautjunkers蔑视最基本的礼节，正在兴高采烈地利用一切借口使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卑贱。当资产阶级的演说家企图在众议院发言时，容克们en masse〔全体一起〕离开自己的座位，当呼吁他们哪怕是听完跟他们的意见不同的意见时，他们就对左派的先生们嗤之以鼻。当左派抱怨他们在选举时受到阻挠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政府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使群众不受蛊惑。当左派指出贵族报刊所享有的充分自由与自由派的报刊所受的各种限制刚好相反时，人们就提醒他们说，自由在基督教国家里并不意味着满足个人的任性要求，而是意味着满足上帝和最高政权的愿望。人们有时对左派暗示：“荣誉”是贵族的专有物，有时则用哈勒、博纳德和德·梅斯特尔的早已被抛弃了的理论的明显的例证来触动左派的痛处。一个以自己在哲学领域内造诣至深而感到自豪的普鲁士公民，在看到最优秀的学者被赶出大学，教育事业被委托给一帮蒙昧主义者，宗教法庭干预他的家务，而他本人在星期天都要被警察赶进教堂时，觉得受了侮辱。容克们并不以千方百计地摆脱纳税为满足；他们还把资产阶级硬塞进行会、社团，破坏他们的市政机关，废除了他们的法官的独立地位和不能更换的规定，结束了各种宗教派别的平等权利，等等。在极少有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在议院内不再抑制他们胸中所积累的仇恨，而鼓足勇气用将来要进行革命以威胁容克们时，容克们却挖苦地回答他们说：革命同资产阶级算的账并不比同贵族算的账少些。
要大资产阶级像1848年那样来重新领导普鲁士革命，的确是不大可能的。在普鲁士东部，农民不仅丧失了1848年革命在解放事业中所给予他们的一切，而且他们仍然像从前一样无论在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都直接隶属于贵族。在资本主要投于工业企业的莱茵普鲁士，用抵押的方法使农民变成奴隶的过程同债款利息增长的速度一样地飞快。当时奥地利政府虽然采取了某些细小措施来安抚农民，但是普鲁士却仍旧在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考验着农民的耐性。至于工人阶级，政府对他们的罢工采取猛烈镇压的办法，阻挠他们从主人所得的利益中获取他们应得的那部分，并且经常不断地排斥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王朝内部的不和，由于官僚同贵族、贵族同资产阶级的经常争吵而使政府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系，全面的商业危机和备受压迫的阶级对社会一切上层阶级的不断增长的愤恨，——这就是现代的普鲁士。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4月15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6年5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69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329]马克思在本文内利用了关于普鲁士经济状况的某些资料，这些资料是恩格斯在1856年4月14日的信中告诉他的。——第713页。
[330]“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belge》）是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713页。
[331]《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