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伦敦3月24日。迪斯累里的报纸“新闻报”[113]断定说，“路易皇帝”是缔结和约道路上的唯一障碍，他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奥地利力求摆脱这项协定），从而使自己同奥地利联结起来，这种说法在上星期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托利党人直到现在仍像保护自己的婴儿一样保护着英法同盟。难道马姆兹伯里勋爵没有加强同波拿巴的联盟？[114]难道迪斯累里未曾在议会中恶毒地嘲笑格莱安和伍德，说他们似乎在自己的选民面前罪恶地诽谤十二月二日的政变？难道两年来托利党人无论在议会讲坛上或在报刊上都不是最狂热的战争提倡者？而现在突然毫不转弯抹角、也毫不客气地诋毁同法国联盟，刻薄地讽刺“路易皇帝”并鼓吹和平！年高望重的托利党人的老朽的机关报“先驱晨报”不知道党的领袖的秘密，怀疑地摇晃着脑袋，嘟哝着激烈的词句来反对它所不能理解的“新闻报”的错觉。然而，“新闻报”今天又回到不祥的命题上来。它在最显著的地位用黑体字刊登着以下的报道：

“重要的情况已经弄清楚了。我们不久前曾说过，我们有根据推测，congress　re　infecta〔没有结束工作的会议〕将要中断，约翰·罗素勋爵即将回国。奥地利在尼古拉皇帝逝世后改变的对俄国的口气，特别是奥地利皇帝向亚历山大二世所作的声明，无疑都促成这种结局。现在我们也有根据推测，法国皇帝已消除了走向全面和解道路上的障碍，法国会同意完全撤出克里木，对拆毁或缩减这个地区的工事也不会提出任何条件。”

“新闻报”为了说明这个预言，援引了“自己的一篇社论里所报道的可靠的详情细节”。但是，恰巧这些详情细节同根据这些详情细节十分仓促地作出的结论奇怪地矛盾着。

社论写道：“维也纳的事态每小时都在朝着不明智和不顺利的方向转化；因此，重要的是要使拉芒什海峡双方所阐明的意见产生应有的作用，以防止可能引起激动和惋惜的后果。如果1853年我们的大臣们真诚地对待英法同盟，那末也许不会导致战争；但如果战争避免不了的话，那末战争很可能进行得很顺利很成功。可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同法国结成友好的联盟，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争取达到它所说的Adhäsion〔吸引〕德意志各大邦的目的。西方列强同俄国作战的理由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坚决要明目张胆地割夺俄罗斯帝国的南部。这是解决东方问题的唯一办法。1853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是错过了。它们白白地花费了时间和金钱，毁坏了军队和荣誉。如果1853年我们对法国有诚意，那末，德意志各邦就不得不跟着我们走。而现在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奥地利皇帝向亚历山人皇帝保证说，‘奥地利既不企图缩小俄国的疆界，又不企图使俄国的领土遭受任何损失’。这些话只能有一种解释。至于谈到我们过去已经暗示过的法奥秘密协定，那末，根据绝对可靠的资料，我们已经知道，虽然这个协定显然带有两个帝国永久同盟的性质，但是其中丝毫没有说什么奥地利必定要进攻俄国。——俄国皇帝准备接受媾和条件，这些条件虽然并不意味着东方问题的解决，但是，毫无疑问，它们承认了侵略的彻底失败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所干的暴行的一种赎罪。我们认为，实施较高水平的政策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能够保证欧洲独立的各种情况的这种凑合不会马上再现；现在毕竟还可以求得一般对欧洲有益，对土耳其有利而对西方列强不失体面的和平。但是我们有根据担心这种和平谈判能否进行。谁阻碍着这件事呢？……法国人的皇帝。假如他现在仍然坚持那种任凭条件不利，东方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的意见，那我们就不会谈英国应当撤走了。但是我们知道，皇帝完全是别有意图……法国皇帝想出了缩小俄国疆界和可能的和平谈判之间的mezzo　termino〔某种中间东西，中间道路〕，这是危险的，也可能是非常不幸的。皇帝梦想一个充满光辉的功绩、能恢复他的prestige（荣耀）的战争；战争应当以一个和约告终，而这个和约丝毫不能更改奥地利和俄国的建议所规定的、英国驻维也纳特命全权代表已准备同意的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疆界。至于计划中关于单纯为了挽回威信而决心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那一部分，则更不用说了……我们认为，这个计划的狂妄轻率与它的不道德是同样不能容忍的。如果为了威信而发动的战争没有成功，那又怎么办呢？……除了俄军在克里木设置的障碍以外，瘟疫也像武器那样是一种威胁。如果为了威信而发动的这个战争没有成功，那英国和法国又将如何呢？那时德意志各邦将站在哪一边呢？前途只有一个：欧洲的衰落和毁灭。即使时机对我们有利，我们是否有权利去冒这种风险，何况不是为着去执行一定的政策，而是单纯地进行示威？对于法国人的统治者来说，错过这种良机也许是很痛心的；对于英国人民来说也同样是痛心的。但是国家活动我们应当考虑到情况。无论法国、英国或是俄国，1855年的处境与1853年的处境不同。出卖欧洲最高利益的人们真是可怜得很。让他们去遭受他们所应遭受的命运吧。法国人的统治者和英国女王并没有过错，但是他们不应该像失掉理智的竞技者那样，在突然极度悲观或一阵绝望之下去加速他们将要遭到的那种不幸的来临。”

在同一家报纸上我们发现引自日拉丹的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和平”[115]的一段话，其中欢迎同时拆除塞瓦斯托波尔和直布罗陀的军事设备，认为这是真正解决和平问题的办法。

“新闻报”感叹地说道：“真想不到这本抨击性小册子，或者确切些说，它的出售，是得到法国政府准许的，而它的作者是皇位的可能继承者的亲密的朋友、顾问和同事！”

这里值得指出，得比派（他们的机关报是“新闻报”）力图同爱好和平的曼彻斯特学派联合，而内阁这方面也想靠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关于这个法案，我们回头还要谈）把它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纯粹进行示威性战争的思想，进行欧洲战争不是为了打击强大的敌人而是为了挽回自己的 威信的思想，进行装装样子的战争的思想，自然一定会使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英国人失去自制力。现在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思想是否像复辟的帝国所理解和不得不理解的那样，是《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116]之一呢？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24日

载于1855年3月27日“新奥得报”第14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113]“新闻报”（《The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自1853年到1866年在伦敦出版。——第175页。

[114]看来，马克思指的是前托利党得比内阁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于1853年3月到巴黎的访问。关于这次访问，正如1853年3月23日“泰晤士报”所报道的：拿破仑第三宴请了马姆兹伯里，并同他进行了秘密会谈。根据马姆兹伯里自己的回忆录来看，在同法国皇帝会谈时强调了巩固英法友好关系的必要性。——第175页。

[115]艾·日拉丹“和平”1855年巴黎版（é．Girardin．《La　Paix》．Paris，1855）。——第177页。

[116]暗指路易·波拿巴的著作“拿破仑的观念”，1839年在巴黎出版（Napoléon-Louis　Bonaparte．《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1839）。——第178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