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丁内阁的倒台

　　1855年2月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代议制的全部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届内阁像英国著名的“群贤”内阁那样在辞职时蒙受那样大的耻辱。任何一届内阁都可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被305票对148票的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击败的，并且是在大不列颠下院这样的议会里被击败的，就只能是以ce　cher〔这位可爱的〕阿伯丁为首的一代杰出的天才人物。

无疑地，议会刚一开会，内阁就明白它的寿命不长了。在克里木干了丑事，全军复没，参与指挥战争的一切机关和人员束手无策，由于“泰晤士报”的抨击而使全国更加愤慨，以及约翰牛断然决定要查明谁是事件的罪魁祸首，或者至少要拿谁来出出自己的气——所有这一切都向内阁表明，死期已到，它该准备后事了。

关于提出威胁政府的质问和提案的声明一下子就大量出现；特别危险的是罗巴克关于成立一个委员会的提案，这个委员会要查明作战情况和调查所有对指挥战争负有一定责任的人的活动。这马上得出了结局。政治敏感立刻使约翰·罗素勋爵意识到，不管少数派[36]是否投票赞成，罗巴克的提案总会被通过，而像他这样一个可以以他的年岁还没有他成为少数派的次数那么多而自豪的国家活动家，不能容忍多数票在现在又来反对他。因此，生来就胆小怕事和卑鄙无耻的他（这些品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常常从他那煞有介事的夸夸其谈和维护宪法的装腔作势的假面具下暴露出来）认为，“明智是勇敢的最好表现” ［注：这一句话已经成为成语了，原出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于是没有预先告诉自己的同僚便从自己的岗位上逃跑了。虽然罗素是一个平常的人，没有他，人们也能很好地过下去，但是看来“群贤”都由于他的突然弃职而大为震惊。英国报刊一致谴责这个矮小的国家活动家，但是这能起什么作用呢？所有报刊和它们的所有谴责都不能消除内阁的混乱现象。正是在这种紊乱的时刻，即纽卡斯尔公爵放弃陆军部，而帕麦斯顿勋爵还没有把它接管过来的时候，内阁接到了罗巴克的可怕的提案。

罗巴克先生是个小律师，假如他在议会生涯里比较一帆风顺的话，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像约翰·罗素勋爵一样有风趣而不得罪人的小辉格党人。但是，这位ci-devant〔过去的〕未开业的律师，现在的议会饶舌家，尽管使出了全部精力，善于随机应变，也不能捞到什么显著的政治资本。他在任何一届辉格党内阁中总是扮演一种受委托的秘密代表的角色，但他始终没有取得可以保证他得到“官职”的地位，而这乃是一切不列颠自由党人的最高目的。我们可爱的罗巴克被自己的美好希望所迷惑，他遭到自己党的轻视和自己的反对者的嘲笑，他意识到他的心已经变得冷酷了，而且充满了悲哀，于是他渐渐变成了一只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要在议会里尖吠一通的最贪婪、最凶恶、最讨厌、最惹人生气的劣种狗。他以这种身分来轮流为所有善于利用他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服务，甚至不希望得到任何方面的感激或尊重。但是，谁也没有做我们的老朋友帕麦斯顿那样能够高明地利用他，他在1月26日又充当了帕麦斯顿的工具。

罗巴克的提案本身在英国下院这样的议会里未必能有什么意义。大家知道，下院各个委员会工作得很差劲，拖拖拉拉，简直慢得要命；而由这样的委员会来调查目前战争的领导问题，即使能够一般地提供出一些东西，实际上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它的结果大概要比应该做到的晚许多个月才能揭晓。只有在像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那样的革命专政的议会里，这种委员会才能带来良好结果。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它的受托人就是议会本身的代表，因此，在这样的议会里这类提案就是多余的了。悉尼·赫伯特先生毕竟没有完全错，他曾指出过，这个提案（当然，罗巴克完全没有这种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宪法的，他还以他特有的对历史事实的精确知识询问说，下院是不是有意像 执政内阁（原来如此！）对付杜木里埃将军那样派委员到克里木去。我们要指出，正是这个最确切的年表载明派委员到杜木里埃将军那里去的是执政内阁（成立于1795年），而这些委员早在1793年就被这位将军逮捕并被引渡给奥地利，——正是这个年表清楚地证明在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们的全部活动中所常见的那种把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弄乱的情形。至于罗巴克的提案，那末他的上述违宪行为就使许许多多有可能取得官职的候选人有理由对这个提案不投赞成票，从而为自己参加任何一个可能拼凑起来的内阁留下一条广阔的道路。然而，反对内阁的多数竟占了如此压倒的优势！

各主管部门之间的争吵是辩论的特色。每一个主管部门都企图把过错推在别的主管部门身上。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断言，一切都要怪运输部门；海军部秘书长贝尔纳·奥斯本声称，全部祸害的原因仅仅在于伦敦最高统帅所习惯了的那种有缺陷的、不合适的制度。海军部部务委员之一的贝克莱海军上将相当明白地向赫伯特示意，他应当首先引咎自责，等等。同时，在上院，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和总司令哈丁子爵之间也在彼此交换这一类的恭维话。由于约翰·罗素勋爵的发言，赫伯特的处境的确非常困难，因为约翰·罗素在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时承认，报刊上关于克里木军队的状况的所有报道实质上都是正确的，军队的情况“很糟糕，简直不能令人容忍”。因此，悉尼·赫伯特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事实，最多只能用一些极不妥当的、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来辩护。他不得不承认，甚至是比较明确地承认，军事管理机关完全不行，而且非常紊乱。赫伯特说，我们比较顺利地把24万吨各种储备品和大批军队调到了3000英里以外的巴拉克拉瓦（接着就很快地列举了充分供应军队的各种服装、帐篷、食物、甚至奢侈品）。但是，唉！需要所有这一切的不是巴拉克拉瓦，而是离岸6英里的地点。把所有的储备品运送到3000英里以外是可能的，而运送到3006英里以外却不可能了！必须把储备品再往前运送6英里的事实毁了一切！

假如不是累亚德、斯泰福和他的同僚格莱斯顿发言，赫伯特苦苦哀求宽大的表示也许终于会引起对他的某种怜悯。前两位议员刚刚从东方旅行归来；他们是大家谈论的全部事情的目击者。他们不只是重复报纸上已经谈过的东西，他们还举出了玩忽职守、无能和管理不善的事例；他们所描述的阴暗情景远远超出了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切。用帆船把马匹从瓦尔那运到巴拉克拉瓦去，却不带任何饲料。行囊从克里木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回运送了五六次，而饥寒交迫的兵士都因穿不上这些行囊里的衣服而冻僵了，湿透了。“初愈的病号”被遣回克里木担任队列勤务，但他们还很虚弱，连站也站不稳；被抛弃在斯库塔里、巴拉克拉瓦和运输船只上的听天由命的伤病员得不到任何照顾，脏得怕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幅使“本报通讯员”的描述或来自克里木的私人消息全都黯然失色的图景。

为了消除这些描述所造成的沉重印象，不得不求助于自负的、英明的格莱斯顿，但是，对于悉尼·赫伯特来说，不幸的是格莱斯顿否认了他的同僚们在辩论的第一个晚上所承认的一切。罗巴克直截了当地向赫伯特提出一个问题：你从英国派出了54000名兵士，现在处于战斗状态的只有14000名，其余4万名到哪里去了呢？赫伯特对罗巴克回答得很干脆，他提示说，其中一部分还在加利波利和瓦尔那就死亡了；他绝不怀疑关于死亡和离队人员的总的统计数字的正确性。然而现在看来，格莱斯顿比军务大臣消息还要灵通，他说：“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最新统计数字”，军队的实际人数不是14000名，而是28200名，其中不包括担任岸防勤务的3000—4000名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在内。当然，格莱斯顿很谨慎，没有说出他所指的是哪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但是，如果注意到各级机关特别是旅部、师部和总参谋部在编制伤亡名单时常有的那种拖拉现象，我们有权推定，格莱斯顿的表报大概是1854年12月1日以前的，而且还把在最近6个星期内由于气候恶劣和过度疲劳而完全离队的大批兵士也计算在内。然而看来格莱斯顿现在还像他曾经指望舆论界对待他的财政草案那样，盲目地相信官方文件。

没有必要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些辩论。除了许多dii　minorum　gentium〔小神〕 ［注：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以外，发言的还有迪斯累里，其次是托利党的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沃尔波尔，最后是“慷慨地”为自己的受到抨击的同僚们辩护的帕麦斯顿。在辩论过程中，帕麦斯顿在没有最后确信辩论会得出怎样的结果以前一句话也不说。在他确信以后，仅仅是在这以后，他说话了。通过大臣们的官员传到大臣席上的流言，议院的一般情绪——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内阁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失败必将使他的同僚们完蛋，但未必会牵涉他本人。虽然帕麦斯顿看来也将同所有其余的人一起离职，但他是这样地确信他的地位的巩固，这样地确信他的同僚们的离职会给他带来好处，以致他几乎认为尊敬地把他们请走是他讲究礼貌必尽的职责。这个职责他履行了，因为他恰恰在投票表决以前作了发言。

帕麦斯顿实际上也的确非常精明。他由于帕西菲科事件而博得“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37]以后，非常善于保持自己的这种声誉，尽管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揭露，但是，当帕麦斯顿一离开外交部，约翰牛总是认为自己被出卖给了某一个外国。帕麦斯顿被约翰·罗素非常不礼貌地赶出这个部以后，便用威胁的办法迫使这个矮小人物不谈他被赶出的原因，从这时起，对“真正的英国大臣”就更加关心了：他成了功名心重而又没有才能的同僚们的无辜牺牲品，成了一个被辉格党人出卖的人。在得比内阁倒台后，帕麦斯顿被安置在内务部的一个职位上，在这里他仍然被看做是牺牲品。他们没有这个他们大家都憎恨的大人物是不行的，但是他们又不希望让他担任应该由他担任的职务，于是就用一个辜负这种天才的职务来敷衍他。约翰牛就是这样议论的，它越来越以自己的帕麦斯顿而自豪，因为它看到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在自己的次要职位上忙个不停：干预治安法院的案件，折磨马车夫，申斥主管下水道的机关，就专利制度问题作娓娓动听的发言，为煤烟这样重要的问题而恼火，硬要把警察集中起来，反对在市内埋葬。好一个真正的英国大臣！对于他来说，“泰晤士报”上发表的《Paterfamilias》〔“家长”〕的接连不断的来信就是情报的样本和来源，就是新的措施和改革的宝库。自然，谁也没有像这位同英国的大多数资产阶级选民一模一样的Paterfamilias那样以此感到满足，对于资产阶级选民说来，帕麦斯顿已成了一尊偶像。“瞧吧，大人物在小职位上可以干些什么！历任内务大臣有谁曾经关心要消除所有这些紊乱现象！”诚然，马车夫那里依然如故，煤烟并没有消除，墓地也没有在市内消失，警察也没有被集中，一句话，这些伟大改革当中的任何一件都没有付诸实现，但据说这不怪帕麦斯顿，而要怪他的贪婪的、愚钝的同僚们！帕麦斯顿的忙碌和缠扰行为则渐渐地被看做是他的旺盛的精力和积极性的证明。而这位最反复无常的英国国家活动家从来没有能够使议会里的任何一次商议，任何一个法案得到善终，这位政客只是为了自我满足而忙个不停，他的一切措施到头来仍然是一纸空文——就是这位帕麦斯顿被推崇为国家在危急关头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应该说，帕麦斯顿本人为颂扬自己是出了不少力气的。他不满足于作“晨邮报”[38]（这家报纸每天都把他吹嘘成国家未来的救星）的共有主，于是他雇佣了像魏科夫那样的一定会在美国和法国颂扬他一番的花花公子；几个月以前，他收买了“每日新闻”[39]，他把某些电讯和其他重要消息告诉了它；他几乎对所有的伦敦报纸的编辑部都有影响。对战争的拙劣指挥导致了帕麦斯顿所期望的那种危急局面，这就使他在联合内阁的废墟上扶摇直上，使他高升到别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他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怎样争得这一点，他同德兰恩订立了什么契约，自然很难说，但是在投票后的第二天，所有伦敦的日报，只是“先驱报”[40]除外，都异口同声地一致拥护帕麦斯顿担任首相，应当说，他认为自己竭力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说来，不幸的是他常常使女王烦恼，因此女王尽一切可能来打乱他的计划。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2日

载于1855年2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1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36]少数派——马克思指的是阿伯丁联合政府时期英国议会中的各个不同的小派别和集团，它们虽然人数不多，但起的作用却相当大，由于议会里缺少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它们对议会内的斗争的进程有影响。马克思在“政党和集团”一文中对议会里的派别和集团作了评述（见本卷第50—52页）。——第38页。

[37]指帕麦斯顿在由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所引起的英希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1847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焚毁，后来就成了当时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1850年6月25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就这次冲突所发表的侵略性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解，认为必须维护英国臣民的声望并把英国的臣民同古罗马的公民相比。——第43页。

[38]“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中叶它是纠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派分子的机关报。——第44页。

[39]“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1846年到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44页。

[40]“先驱报”（《The　Heral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的简称；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45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