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累里的提案

伦敦5月28日。按照文雅的格莱斯顿的说法，大家向下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菜单”——要在迪斯累里提案和贝林对迪斯累里提案的修正案之间、在威·希斯科特爵士对贝林修正案的sous-amendement〔补充修正案〕和娄先生旨在反对迪斯累里、贝林和威·希斯科特爵士的contre-sous-amendement〔对补充修正案的反修正案〕之间进行选择。迪斯累里的提案包括对大臣们的谴责和送呈国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奏本：第一个问题谈得明确，第二个问题谈得含糊不清，两个问题是靠只有议会的思维过程才能理解的那种关系彼此连结在一起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奏本之所以采取怯懦的形式，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解释。迪斯累里担心在自己的阵营里引起愤懑。一位托利党人格兰比侯爵表示 反对这个奏本，另一位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则表示 赞成，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和平拥护者。贝林的修正案是 内阁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不同意对内阁进行谴责，而原封不动地接受迪斯累里提案中的军事部分，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了这样几个字：议院“遗憾地确认，维也纳会议没有导致军事行动的停止”。贝林同时泼了两瓢水，一瓢是热的，一瓢是冷的。“遗憾”——是对主和派说的，“继续战争”——是对主战派说的，内阁对这两派都没有明确的义务——这既是对白票、也是对黑票设下的shell　trap〔圈套，陷阱〕，既是给长笛用的乐谱，也是给长号用的乐谱。希斯科特的sous-amendement〔补充修正案〕用纯粹是安宁闲逸的词句来补充吴林的模棱两可的修正案，它增加了这样一些字：“议院仍然抱着〈sherishing——这完全是不会得罪人的说法〉希望，继续举行的会议将获得成功。”相反地，娄的修正案却声明和平谈判是由于俄国拒绝第三项条款而结束的，并且以这一点来论证送呈国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奏本。我们看到，内阁的折衷主义修正案中所企图掩饰和中和的两个部分，是和平地相互对立着的。希斯科特高喊：继续举行维也纳会议！娄回答：不要举行任何维也纳会议！贝林低声说道：要举行维也纳会议，也要继续进行战争！这部三重唱曲的主题的发挥，我们过一个星期就能听到，现在我们回过来谈一谈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头一个晚上对这个提案发表意见的只有三个主要的政界要人，即 迪斯累里、 格莱斯顿和 罗素：第一个人的发言尖锐而中肯，第二个四平八稳而善于论辩，第三个——枯燥无味而又杂乱无章。

我们不同意说迪斯累里由于个人反对罗素而忽视了“问题的实质”这种指责。俄英战争的秘密不应当在战场上寻找，而应当在唐宁街寻找。罗素是接获彼得堡内阁的秘密通知时期的外交大臣，是最近维也纳会议期间的特命全权代表，同时又是下院的首领；他是唐宁街的活的化身，是唐宁街的 被揭开了的秘密。这不是因为他是内阁的灵魂，而是因为他是内阁的喉舌。

迪斯累里谈到，在1854年年底，罗素曾经在议院全场热烈掌声下耀武扬威地宣称：

“在没有得到足以把俄国的实力限制在对欧洲无危险的范围以内并从而保证未来的完全安宁的这种物质保证以前，英国不能放下武器。”

而这个人就是同意1853年12月5日维也纳议定书的那个内阁的成员。在这份议定书中，英法代表曾作了保留声明：战争不应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物质条件”的削弱或改变。克拉伦登在答复林德赫斯特提出的关于这个议定书的质问时，曾以内阁的名义声明：

“不允许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实力，这可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愿望，但不是法国和英国的愿望。”

迪斯累里说，罗素在下院把尼古拉皇帝的行为形容成“虚伪的和阴险的”。1854年7月，他吹嘘说即将攻入克里木，并声称，破坏塞瓦斯托波尔对欧洲是必要的。最后，他推翻了阿伯丁，因为在他看来，阿伯丁把战争进行得太无生气了。狮子皮的外表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现在来谈谈狮子本身。在1853年的两三个月内，即在英国从彼得堡获得“ 秘密的和机密的信件”时期，罗素是外交大臣。在彼得堡的秘密信件中，尼古拉公然坚持要瓜分土耳其，其借口首先是要保护在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而这种保护，就像涅谢尔罗迭在最近一次急电中所承认的，是向来都不存在的。罗素做了些什么呢？他给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拍去了一份急电，其中有下面这一段话：

“土耳其政府愈是遵循公正立法和正义管理的策略，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没有必要行使自己的专有保护权，因为他认为行使这种权利是十分沉重和不方便的，虽然这种保护无疑是他应尽的义务，而且是被条约神圣化了的。”

由此可见，罗素事先就在这个争执点上作了让步。他声称保护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应尽的义务。这种保护是他从凯纳吉条约引伸出来的。而维也纳会议的“第四项条款”谈的是什么呢？它谈的是“对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错误解释乃是目前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宣战前，我们看到罗素扮演了维护俄国 权利（现在连涅谢尔罗迭也放弃了这种权利）的角色，而在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时，在维也纳会议上，我们又看到罗素扮演了维护俄国 荣誉的角色。3月26日刚接触到问题的实质的时候，即刚开始讨论第三项条款的时候，反对俄国的罗素就起来郑重地声明：

“在英国及其盟国看来，最好的和唯一许可的媾和条件，就是那些能同俄国的荣誉和尊严最好地协调同时又能保证欧洲的安全等等的条件。”

因此，4月17日俄国代表拒绝主动提出有关第三项条款的建议；在罗素发表声明以后，他们深信：同盟国代表提出的条件将比俄国自己所能提出的条件更符合俄国的精神。但是，限制俄国的海军实力难道就是“同俄国的荣誉最好地协调”吗？因此涅谢尔罗迭在最近一次通告中牢牢抓住罗素在3月26日发表的声明。他引用了罗素的话。他问罗素，4月19日的建议是否是“最好的和唯一许可的”？在战争前夕，罗素扮演了俄国庇护者的角色。在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时，他又在布奥尔伯爵宫殿里的会议桌旁扮演了俄国庇护者的角色。

迪斯累里反对罗素的发言就是这样。后来他解释战场上的失利和国内的不满情绪的原因是内阁采取了自相矛盾的行动：内阁在克里木的行动是有利于战争的，而在维也纳的行动却有利于和平，从而把尚武的外交同外交化的战争结合了起来。

他高声喊道：“我不认为，只要征税和装备远征军就足以进行战争了。必须支持人民的情绪。但是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经常在使国家相信：你们是致力于和平的，大家所争论的那一项条款的意义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人们确信将要同一个强大的敌人较量，那末他们就会去作巨大的牺牲。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参加的斗争是一场涉及国家的荣誉、生存和强盛的斗争，那末他们就会去作巨大的牺牲。如果你们把所得税增加一倍或两倍，如果你们驱使人们离乡背井去服兵役，如果你们用血战的消息来引起英国人心灵的忧郁，如果你们做了这一切，那末人民就不应当听到，全部问题在于俄国在黑海是不是要有四艘或八艘巡航舰……要顺利地进行战争，不仅需要支持本国的情绪，而且需要支持其他国家的情绪。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你们向别的国家呼吁，请求它充当调停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你们的盟友了……帕麦斯顿勋爵保证他不会签订可耻的和约。高贵的勋爵替他自己担保，可是谁又能替高贵的勋爵担保呢？……你们依靠维也纳会议是不能摆脱困难的。你们利用外交只会增加危险和困难。你们在各方面所采取的态度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得不到相信你们有决心的热情奋发的人民和盟国的支持，你们永远也不能顺利地进行进攻性战争。我希望议院今晚进行表决，结束这种错误的两面手段，即同时采取战争和外交的手段；我希望议院公开而明确地声明：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我认为，凡是看过涅谢尔罗迭通告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5月28日

载于1855年5月31日“新奥得报”第2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