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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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5月16日。资产阶级反对派对上院就埃伦伯勒提案进行的表决表示愤怒，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派软弱的标志。资产阶级反对派本来应当相反地把这个提案的否决当作一种胜利来庆祝。迫使上院这个贵族最高会议在庄严而公开的辩论过程中声明它对迄今进行的战争表示满意，迫使上院大声地承认帕麦斯顿是自己的领袖和代表并且甚至完全拒绝行政改革和任何一切改革的良好愿望—— 贵族的敌人从埃伦伯勒的提案中还能期待什么更好的结果呢？他们本来应当首先竭力破坏上院这个英国贵族的最后堡垒的威望。可是他们却抱怨上院忽略了必须依靠现在的内阁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特权来获得极短暂的威望的机会！如果是托利党机关报、宣扬“我们最完美的宪法”的一切偏见的报纸“先驱晨报”这样抱怨，那末这是理所当然的。“先驱晨报”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在辉格党寡头政治家在一个半世纪内履行了资产阶级和“自由进步”的朋友的义务以后，角色将有所变动，在以后一个半世纪内，资产阶级和“自由进步”的“贵族”代表这一角色将由 托利党人来担任。“先驱晨报”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来发牢骚。可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呢？难道它以为，西蒂区的商人举行一次温和的游行示威就足以使贵族自杀和放弃政权了吗？然而真实情况是，资产阶级希望妥协，它期待着对方的让步以便自己也有让步的机会，它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真正的斗争。因为真正的斗争一开始，“千百万人”即他们所谓的“下层”阶级就会挤上舞台，他们不仅作为旁观者或公断人，而且作为斗争的一方来参加战斗。可是这一点是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要避免的。正由于这种原因，辉格党在1808年至1830年间才不得不留在内阁之外。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推翻自己的对手，只要不对资产阶级作真正的让步（而没有资产阶级的援助就不能赶走托利党人），只要不进行议会改革。我们看到，埃伦伯勒和得比是怎样模棱两可地耸着肩膀、带着保留条件并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讽刺方式宣布自己是资产阶级行政改革的拥护者，而同时却把自己的虚假的同盟者完全弃之不顾。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又看到，西蒂区的商人改革家一开始就多么胆怯而阴险地在竭力防止宪章派的一切反对，而且竭力使他们暂时保持沉默，以便然后悄悄地把他们从他们自愿让出的阵地上排挤出去。西蒂区的先生们同托利党人一样，对虚假的同盟者的恐惧和仇视超过了对虚假的对手的敌意。事件经过的简略情况如下：

行政改革协会害怕宪章派的反对，读者一定还记得，在圣马丁大厅和南威克召开的两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宪章派同国民和立宪协会进行了顺利的斗争，迫使它退出了它所选定的阵地。4月26日，詹姆斯·艾克兰先生（过去是反谷物法的鼓动者）登门拜访厄内斯特·琼斯，声明他是行政改革协会的“使节”，协会指望得到宪章派的支持，因为协会力图废除“阶级立法”和建立国民政府。他邀请厄内斯特·琼斯不日同这个协会的 委员会会晤。琼斯表示，他没有受权代表宪章派答复这个问题，在同伦敦宪章派执行委员会[151]（将在这个星期天召集会议）商量以前，他不得不拒绝会晤。

在4月29日，星期天的晚上，琼斯把这一切告诉了宪章派委员会，该委员会授权他继续进行谈判。第二天早晨，琼斯同西蒂区运动领导人英格列海姆·特腊佛斯先生会晤，英格列海姆·特腊佛斯先生亲自向他介绍他的这个党派的全权代表詹姆斯·艾克兰。英·特腊佛斯先生向琼斯保证，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国民政府。他说，在“泰晤士报”上登载的决议只是 初步的决议；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将由伦敦饭店举行的群众大会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来确定。为了证明对行政改革的同情，宪章派应委派一位发言人来代表宪章派出席群众大会。这个发言人应当在主席的邀请下支持某一项决议。宪章派还应当派出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将在群众大会上根据西蒂区商人临时委员会的提议，而被选为改革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最后，达成了协议，由于参加群众大会必须凭票入场，宪章派将得到相当数量的入场券。琼斯不同意仅限于口头上的这些谈判，因而对英格列海姆先生说，上述各点应当用书面形式转达给宪章派执行委员会。

于是就这样做了。充满庄严保证的信件接到了。但是送来的入场券却只有12张。宪章派委员会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背诺言的行为，得到的回复是推说入场券不够，但他们说，如果宪章派委员会愿意派两个宪章派成员站在饭店门口的话，那末他们可以不要票而把他们所希望的人放进去。为此，宪章派选出了斯洛克姆先生和沃克曼先生，他们也得到了特腊佛斯先生的委托书。为了消除一切猜疑，行政改革协会在举行群众大会的那一天，在开会前几小时，派专人送给琼斯一封信，提醒他说，主席要求他支持第四项决议，并说将向群众大会提出宪章派代表琼斯作为候选人，以便把他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群众大会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内，饭店门前聚集了大批宪章主义者。大门一开，斯洛克姆先生和沃克曼先生却被禁止放进任何没有票的人入内。当门外的压力愈来愈大的时候，为了 拖延时间，就十分勉强地散发了8张入场券。拖延时间是为了把早就布置在附近街道上的一队警察引进来。从这时起，除了“著名的商人和银行家”外，谁也不放进去了。身穿 工人服即大家所熟悉的绒布短上衣的人即使有入场券也不让进去。为了欺骗在街上等待的工人群众，大门突然关上了，门上贴出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客满。停止入内。”其实这时大厅里连一半也没有满，而乘着马车来的“绅士们”，却从窗户和厨房后门进去了。工人群众没有识破这种阴险行为，他们静静地散去了。在大会进行时，尽管厄内斯特·琼斯拿出了他的“发言证”，但是没有让他上讲台，当然也就没有能够发言。协会达到了两个目的：防止了宪章派的反对，并且有了机会向人们指出在街上聚集的群众就是 他们的拥护者。然而群众只是在街上充当了不说话的配角。

厄内斯特·琼斯在告英国工人书中揭露了这个阴谋骗局的全部过程，并用宪章派的名义向行政改革协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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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5月16日

载于1855年5月19日“新奥得报”第2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150]本文曾以“议会外的风潮”（《Die　Aufregung　auβerhalb　des　Parlaments》）为题刊载在“新奥得报”上。本版保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标题。——第252页。

[151]指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欢迎和抗议委员会”改组后于1855年2月成立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是根据厄·琼斯的倡议于1854年10月建立的，其目的是在伦敦组织隆重的欢迎会，欢迎被释出狱的1848年法国革命参加者巴尔贝斯，并准备示威游行，抗议拿破仑第三拟在这个时候前来伦敦。）伦敦组织委员会与宪章派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行动，并给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在伦敦恢复群众性的宪章运动，并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协作。委员会的成员有：琼斯、哈里逊、泰勒和其他人；由委员会选出的七人小组执行建立国际联系的任务，这个小组同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伦敦的流亡者代表共同组成国际委员会。1855年年底伦敦组织委员会宣告解散，国际委员会便成了独立的组织。它在1856年改名为国际协会，一直存在到1859年。——第253页。

[152]马克思指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的社论，这篇社论揭露了行政改革协会的阴谋和它向宪章派献媚的意图。——第255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