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

伦敦6月1日。如果说格莱斯顿用看来很深奥的东西迷惑人，那末帕麦斯顿就是用显然表面的东西迷惑人。他善于在一大堆动人的词句和对目前的要求作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让步下巧妙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他在内阁的讲话一周前就为公众所知道了。日报和周刊讨论了它、研究了它、批评了它。他的敌人说，他在过去许多个月内说的都是旧阿伯丁的语言，而现在在一个晚上他却认为说旧帕麦斯顿的语言又是适时的了。他们说：高贵的勋爵为自己担保，可是谁又为高贵的勋爵担保呢？他们把他的讲话叫做巧妙的把戏，因为他成功地避免了对他的政策作任何明确的声明，并且使自己的讲话显得如此从容不迫、不可捉摸，以致丝毫不能对它有任何揭露。相反，他的朋友们却没有忘记把他用风琴作美妙动听的演奏时所掀起的那阵风宣布为音乐。他立刻正确地估计到了他自己在议院和国家面前所应处的地位。他说在我面前的是谁呢？一方面是那些认为我们进行战争不够坚决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企图促使国家接受可耻的媾和条件的人；一方面是那些责备我们，说我们被拖入了同奥地利进行无益的、同时使战争瘫痪的谈判中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认为我们在这种谈判中做得还不够并且用过分的要求破坏了谈判的人。

于是，他自己就采取了中庸立场。他把战争拥护者的攻击转给和平拥护者，而把和平拥护者的攻击转给战争拥护者。反对绝对的和平拥护者，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显露早就有意显露的爱国精神，来庄严地保证经常保持充沛的毅力，来玩弄他经常用来欺骗niais〔头脑简单的人〕的所有豪迈词句。他列举了英国所拥有的巨大资源，来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这就是他对指责他不能管理大量资源的唯一答复。

迪斯累里说：“高贵的勋爵使他想起了一位想在情人面前夸耀自己财富的暴发户：我有别墅，在城里有房子，有绘画陈列馆，有精致的酒窖。”

英国也是这样：有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每年8000万英镑的国家收入等等。然而在所有这些动人听闻的小事（帕麦斯顿讲话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小事）掩盖下，帕麦斯顿成功地作了 某种声明，以后在适当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到这个声明上来，把它宣布为议院所批准的政策原则。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都 没有觉察到这个声明，但帕麦斯顿的演说术也正是在于他善于把他讲话的真正意思掩饰起来，善于用滔滔不绝的、空洞而圆滑的词句把这种意思从听众的记忆中冲洗掉。既然帕麦斯顿不是仅仅追求片刻的成功，像什么罗素那样，既然他还考虑到将来，那他自然不满足于当前所必需的演说手段，而是用心地为以后耍弄手腕奠定基础。上述声明一字不漏地照抄如下：

“我们参加了黑海上的大规模行动，我们认为而且希望，胜利将在我们这边，我们深信，胜利将使我们争得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目前的冲突状况下认为自己有权要求的那些条件。”

因此，不论怎样扩大黑海上的行动，战争的外交基础却依然照旧。不论在军事上取得怎样的胜利，最终结局却事先已由“四项条款”所规定，所限制。这一点是帕麦斯顿在累亚德把掩饰亲俄的那四项条款的假面具摘掉以后过了几小时声明的。但是帕麦斯顿转移了大家对累亚德批评的注意。他反驳格莱斯顿，而为第三项条款的后半条辩护，并把这 半条说成是 完整的一条，从而逃避了对真正重要问题——关于战争的任务和目的问题的考察。

有一件打断了帕麦斯顿讲话的事情是值得提一提的。英国的伪君子罗伯特·格娄弗诺勋爵责备帕麦斯顿，说他谈到军事上的胜利和估计战争的可能性时，没有考虑到上帝的恩惠和庇护，甚至“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因而他协助天神赐与自己的国家以惩罚。帕麦斯顿于是立刻开始忏悔了，并且捶打自己的胸口，以此证明，在需要时他也可以传道说教，而且翻起白眼来不会比格娄弗诺差。然而这次议会事件被人民继续发展下去了。梅里勒榜（伦敦的一个区）的公民在考彼尔街的一个学校内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群众大会，抗议“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因为这里问题涉及到选民，所以参加群众大会的有作为法案辩护人的埃布林顿勋爵和罗伯特·格娄弗诺勋爵；这个法案就是他们向议会提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依靠上帝的庇护和恩惠，而是有远见地在会场的各个地方布置了一打领取报酬的专业捧场者和捣乱者。秘密很快就被揭穿了，伪君子雇佣的走狗立即被公民们抓住并被赶出会场。“高贵的勋爵们”这时无法反抗会场上发出的吵闹声、口哨声和喊叫声，只好狼狈不堪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他们刚一离开会场，在他们的马车后面就跟着一批“没有领取报酬的”人群，脸上都明显地露出罪孽深重的讥笑和冷淡无情的表情。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6月1日

载于1855年6月4日“新奥得报”第2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