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翻的内阁

伦敦2月3日。1852年12月16日，迪斯累里预算的第一项即规定扩大直接税首先是扩大一切房屋税的项目被19票的多数否决了。托利党人内阁呈请辞职。经过10天的幕后斗争，联合内阁组成了。这个内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辉格党的一部分寡头政治家（格雷氏族这次被排挤掉了）；皮尔分子的官僚集团；所谓梅费尔激进派[41]的某些混杂物，如摩耳斯沃思、奥斯本；以及萨德勒、克奥、蒙塞耳等爱尔兰旅的掮客——他们在12月16日决定了事情的结局，同时也得到了次要的内阁职位。新内阁自称为“群贤内阁”，它也真的几乎收罗了三十多年来在政府中互相轮换的 所有贤人。“泰晤士报”在宣布“群贤内阁”上台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正面临着 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的确，在执政集团看来，自从他们发现他们的党派组织已经瓦解，他们的内部矛盾只是产生于个人的怪癖和虚荣心，他们彼此间的摩擦再也不能引起全国的注意的时候起，“政治千年王国”就已开始了。联合内阁并不代表某个特殊的派别。它代表的是到目前为止治理着英国的阶级的“群贤”。因此，回顾一下这个内阁的活动是很重要的。

得比内阁倒台以后，议会放了圣诞节假。后来议会又放了复活节假。只是在这以后，1853年的正式常会才开会，这次常会几乎完全是讨论格莱斯顿的预算、查理·伍德关于印度的法案和杨格关于调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的法案。

格莱斯顿在把自己的预算提交议院审议之前，宣布了实行减少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重要措施。在短期国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他把国库期票的日息从1.5辨士降低到1辨士，并且正好是在市场利率提高的时候降低的。由于实行这项措施，格莱斯顿不得不先收回300万国库期票，然后再按更高的利率发放出去。他在大量长期国债方面的试验更有意思。他的冠冕堂皇的目的是减少国债。格莱斯顿搞得那样巧妙，以致在财政年度终结时不得不at　par〔按票面价值〕收回800万英镑南海公司债券，这些债券按当时交易所的牌价只值票面价值的85％。同时，格莱斯顿把他新发明的有价证券——国库债券抛到交易所去。他争取到议会准许发行为数3000万英镑的这种证券。但是他费尽气力才把40万英镑的这种债券推销出去。一句话，实行格莱斯顿的减少国债的措施的结果是：长期国债的基本数额增加了，短期国债的利率提高了。

联合内阁引以自豪的格莱斯顿 预算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像降低茶叶税、降低消费税（固然，格莱斯顿谈的是降低肥皂消费税，而迪斯累里谈的则是降低麦芽消费税）和提高直接税这些项目，是格莱斯顿从他的前任的预算中照抄下来的。其他一些最重要的项目，例如对地产征收遗产税和废除报纸广告税等等，都是格莱斯顿在议院两次否决他的反提案以后不得已而接受的。对自己预算中的某些项目，例如关于专利制度的改革，他只得完全放弃了。他向议院提出的那种作为无所不包的制度的东西，经讨论后成了五花八门的互相矛盾的项目的大杂烩。只有预算中关于废除报纸附刊的印花税这一项是他自己提出的；由于这一项，所有报纸中唯一出附刊的“泰晤士报”得到了每年3—4万英镑的好处。但是格莱斯顿更积极地坚持保存报纸正刊的印花税，这样一来，他博得了“泰晤士报”的特别好感，当然，这家报纸现在希望在新的内阁里面也能看到他。这就是联合内阁在1853年整个常会期间借以维生的格莱斯顿的伟大创作。

1854年4月30日， 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有效期满。因此，应当重新调整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联合内阁力图把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再延长20年，结果没有成功。印度没有再被“租给”东印度公司几十年。特许状只是在停止特许状生效的“通知”发出前还有效，而议会随时都可以向公司发出停止特许状生效的通知。关于印度的法案中的这项唯一重要的条款，在 违反内阁愿望的情况下被通过了。如果不把在印度的诉讼程序方面的某些不大的改变和准许一切具有必要能力的人代理需要专业知识的民事职务和军事职务这种情况算在内，那末，有关印度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不过是以下一点：住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薪俸从每年1200英镑增加到5000英镑。东印度公司的18个董事中有6个今后由内阁任命，只有12个由公司的股东会选出。这些董事的薪俸由300英镑增加到900英镑，而两位董事长的薪俸则由400英镑增加到1000英镑。此外，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以及他下面的委员会）以后同印度总督的职位分开；同时，在印度河本区设置一个新的省长职位（以及他下面的委员会）。“群贤内阁”在印度方面的改革仅仅是提高薪俸和设立新的薪高事少的职位。

联合内阁的关于爱尔兰的大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的法案，是从自己的前任托利党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联合内阁不应该落后于他们。它提出了这些法案，并在常会闭幕以前不久，经过长达10个月的辩论之后，在下院通过了这些法案，或者更确切些说，让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是在上院，阿伯丁同意，以这些法案必须仔细加以研究并在下次常会上再提出为借口而否决这些法案。

关于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司法改革等等的内阁法案，根据内阁的要求，被推迟到下次常会讨论。“群贤”的伟大创作——关于伦敦马车夫守则的法案固然成了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刚出议会的大门就送回来修改了。它是行不通的。

议会常会终于在8月20日结束了。帕麦斯顿用他在议会常会闭幕时说的一句话概括了这次常会期间内阁的对外政策：议会可以安心地散会了。“我完全相信俄国皇帝的诚实和个人品质”，他将自愿地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

帕麦斯顿公开过问1853年常会期间的对外政策，还只限于上述言论；其次就是在下院闭会前几天在议会发表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把俄国人对多瑙河苏利纳河口的封锁说成是不成功的玩笑；再有就是在1853年4月15日的会议上——有关所谓科苏特火药阴谋的问题——被迫承认，他奉欧洲各宫廷之命，利用英国警察来监视政治流亡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3日

载于1855年2月7日“新奥得报”第6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41]梅费尔激进派是假激进派（摩耳斯沃思、奥斯本等）集团的绰号，他们实际上代表向民主派献媚的那一部分英国贵族。“梅费尔派”一词从伦敦豪华区之一的名称梅费尔而来，这个区是贵族的私邸区。——第46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