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
伦敦6月25日。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现在英国寡头政治的表现就是这样。它的孪生姊妹—— 教会的表现也是这样。英国国教会内部（“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都包括在内）曾无数次地试图改组，企图调和与非国教徒之间的分歧 [194]，以便集中力量来和全国不信上帝的群众相对抗，现已迅速地接二连三地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以前叫做艾释黎勋爵的那位虔诚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上院悲痛地确认：仅仅在英格兰就有500万人不但完全离开了教会，而且根本不信奉基督教。国教会答道：《Compelle intrare》〔“强迫进来”〕 ［注：福音书里的话。——编者注］。国教会要艾释黎勋爵和像他一样的那些非国教的、宗派主义的、歇斯底里的信徒们为它火中取栗。
第一个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是Beer Bill〔啤酒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除晚上6点到10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法案是在虔诚的先生们以答应延长专卖制的有效期限，即答应保持大资本的垄断地位来换取了伦敦大啤酒店老板的支持以后，在议院的几乎无人出席的会议快结束时偷偷地通过的。接着就是Sunday Trading Bill〔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这个法案现已在下院三读通过，个别条文刚刚在下院全院委员会 [195]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铺，而大商店总是愿意用议会的手段来消除小店铺的星期日的竞争的。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教会和垄断资本共同策划的阴谋；这两件事情表明，宗教的惩治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下层阶级，而使上层阶级在良心上可以安静下来。Beer Bill对贵族的俱乐部妨碍不大，正如Sunday Trading Bill并不影响特权阶级的星期日活动一样。工人阶级是在星期六晚上领到工资的。因而星期日的买卖只是为它而存在的。只有工人才不得不在星期日购买他们所需的一点点东西。所以新的法案打击的对象只是工人阶级。在十八世纪法国贵族说过：伏尔泰，给我们；弥撒和什一税，给人民。在十九世纪英国贵族说：信奉上帝的话，由我们来说；执行上帝意志的事，让人民去做。基督教的古圣先贤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鞭笞 自己的肉体；今天的有教养的圣者们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鞭笞 人民的肉体。
这一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贪求享乐的贵族阶级和教会的联盟，这一靠啤酒店大老板和垄断资本家大商人龌龊的利润来维持的联盟，昨天在海德公园引起了自乔治四世这个“欧洲第一位绅士”死后伦敦从来未见过的 大规模的示威。这个示威我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如果说 英国的革命昨天已在海德公园开始，我们认为这并不是过甚其词。最近从克里木来的消息对于这个“ 非议会的”、“ 议会外的”和“ 反议会的”示威说来，有效地起了酵母的作用。
人们向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起草人 罗伯特·格娄弗诺勋爵提出了谴责，说他的法律只是为了反对穷人而不是反对富人，而格娄弗诺勋爵这样回答道：
“贵族已大为节制，在星期日不再使他们的仆人和马匹过分劳累了。”
上周周末，在伦敦的墙上到处可以看见贴着 宪章派所出的这样一张用大铅字印的宣传品：
“新的星期日法案禁止穷人读报、修面、吸烟、吃喝，禁止穷人享受他们现在还能享受的一切生理上和精神上所需要的饮食和休息。星期日午后，在海德公园将召开一次手工业者、工人和首都‘底层’的其他代表的露天群众大会，让我们亲自来证实，贵族究竟是怎样虔诚地遵守假日诫条的，他们究竟是如何操心在这一天不再使他们的仆人和马匹过分劳累的，看看究竟是不是像格娄弗诺勋爵所说的那样。大会定于3点钟在瑟盆坦湖〈海德公园里的一条小河〉的右岸，在通向肯辛顿公园的路上举行。欢迎参加，并请携带妻子儿女，以便让他们也能从‘上等阶级’给他们树立的榜样中吸取教益！”
应当指出，正如巴黎人的 朗香一样，海德公园瑟盆坦湖畔的马路是英国haute volée〔上层〕人士在下午，特别是在星期日炫耀自己的豪华的马车和服饰的地方，他们带着大群仆役在这条马路上昂首驰骋。从上述的宣传品可以看出，反对僧侣主义的斗争，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严重斗争一样，同样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下层”阶级反对“上层”阶级的 阶级斗争的性质。
到那天下午3点钟，约有5万人聚集在指定的地点，即海德公园瑟盆坦湖右岸的广阔的草地上。不久，由于左岸的人不断涌来，聚集的人数至少增加到了20万。可以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在挤来挤去。在场的大批警察显然企图剥夺大会组织者们的那件阿基米得为了扭转全球而要求的东西——立足点。终于，人数比较多的一群人守住了一块地方，宪章主义者 布莱就在这群人中间的一小块较高的地方站了起来执行主席的任务。可是他刚一开始讲话，警察局督察员班克斯就带领40名手里挥动着警棍的警察走过来，并向他们宣布，公园是 皇家的私产，不准在这里开会。于是进行了工夫不大的pourparlers〔交涉〕，布莱当时想证明公园是公共财产；班克斯对他说，按照上级的命令，如果布莱坚持自己的意图的话，就要把他逮捕起来。布莱随即在周围群众的愤怒的呼声中喊道：
“女王陛下的警察宣布海德公园是女王的私产，女王陛下不愿把自己的地方借给人民开会。那我们就到牛津市场去吧。”
人们一面讽刺地高喊：《God save the Queen！》〔“愿上帝保佑女王！”〕，一面散开，各自向牛津市场转移。可是在这时候，宪章派执行委员会 [196]的一个委员 芬伦被挤到比较远的一棵树那里去了。跟在他后面的那些群众转眼间就把他紧密地围起来，以致警察也只得放弃了捉他的念头。
他说道：“一个星期有六天他们在压迫我们，而议会还要抢走我们在第七天所享有的一点点自由。寡头们、资本家们和翻白眼的牧师们一起昧着天良杀害人民的子弟，使人民的子弟在克里木惨遭牺牲，他们自己不去赎罪，却要我们替他们赎罪。”
现在，我们抛开这一群人，去看看另外的一群人吧。那里有一个演说者伸着两手倒在地上，就这样平卧着向听众讲话。忽然四面发出了喊声：“到马路上去，到马车那儿去！”这时大家已经开始向马车上的人和骑马的人发出了侮辱性的嘲笑声。不断从城里获得增援的警察，赶走了在马路上闲逛的人们。这样，他们就使得从阿普斯利大楼经罗敦路直到肯辛顿公园这段沿着瑟盆坦湖要走一刻多钟的道路上两边都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人。这些人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工人，三分之一是资产阶级人士，全都带着妻子和孩子。坐在高大而华丽的马车上并由身穿制服的仆役前后呼拥着的、温文尔雅的女士们和绅士们、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以及葡萄酒喝得全身燥热的骑着马的上了年纪的老爷们，这些不由自主的演员们，这一次却不能大摆阔绰势派了。他们简直就像穿过棒列似的。讥讽的、激愤的、侮辱的字眼（这种字眼在哪种语言里也没有像在英语里这样丰富）立即像连珠炮似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打来。由于这个音乐会是临时凑起来的，所以缺少乐器。因此合唱者们可以利用本身的可能条件而使演出只限于声乐。大声讪笑、发嘘声、呼哨声、嘶哑的叫喊、跺脚声、喃喃的埋怨、咆哮声、高声尖叫、呻吟声、呐喊、哭诉、咬牙切齿声，所有这些声音结合成一个什么样的恶魔的音乐会啊！这是一种足以使人发狂、使顽石点头的音乐。真正古英国式的幽默和压抑已久的狂怒奇特地混在一起爆发了。唯一可以听得清楚的喊声是：《Go to the church！》（“到教堂去！”）有一位女士为了使气氛缓和一下，很虔诚地从马车里递出一本精装的prayer book（祈祷书）来。千百个人的声音像霹雷一样地回答：《Give it to read to your horses！》（“叫你们的马去读吧！”）每当马因受惊而直立或跑跳起来狂奔因而威胁着它们身上的文雅货物的生命时，嘲笑声就来得更大、更猛、更无情。高贵的勋爵们和女士们，其中有格兰维耳伯爵夫人，即大臣、枢密院院长的夫人，不得不走下车来，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当那些可敬的绅士们（他们穿的衣服，尤其是他们戴的宽边帽子，就说明他们特别要装出一副笃信宗教的样子）骑着马走过的时候，就像有人下了命令一样，怒吼声忽然变成了不可遏制的哄笑。这些绅士中间有一位忍无可忍了。他像靡菲斯特斐勒司一样扮了一个鬼脸——向敌人吐舌头。在路一边有人喊道：《He is a word-catcher，a parliamentary man！He fights with his own weapons》（“这是个专门吹牛的家伙，是议员，他用他自己的武器打仗！”）另一边有人就回喊：《He is a Saint！He is psalm singing！》（“他是个圣者，他是唱圣诗的！”）这时候，通过市内电报通知了所有的警察派出所说海德公园发生暴动，命令他们立即开赴战场。过了不多一会儿，就有一队队警察接连着从站在阿普斯利大楼到肯辛顿公园的马路两旁的人群中间开过，人们每次都用下面这首民间小调来迎接他们：
《Where are gone the geese？
Ask the police！》
（“要问鹅哪里去了？
那只有警察才知道！”）
这里指的是不久以前一个警察在克勒肯威尔偷鹅那件远近皆知的事情。这个场面继续了三个钟头。只有英国人才能有这样的本领。在人们大喊大叫时，在各个人群中都可以听到：“这只是开始！”“这只是第一步！”“我们恨他们！”等等。在工人们的脸上可以看到愤怒的表情，而在资产者的脸上却浮现出我们一次也还没有见过的那种怡然自得的微笑。在快要结束的时候，示威者们的激愤情绪更加强烈了。他们挥舞起棍棒要打马车，无休止的喧哗汇合成一种喊声：《You rascals！》（“你们这些坏蛋！”）在这三个钟头里，积极的男女宪章主义者一直挤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传单上面用大字印着：
“重整宪章运动！兹定于下星期二，即6月26日在弗来尔街的文学科学研究会，在民法博士会馆举行群众大会，选举参加首都的重整宪章运动会议的代表。自由入场。”
今天绝大多数的伦敦报纸关于海德公园的事件，只刊登了简短的报道。除帕麦斯顿的“晨邮报”以外，没有一家报纸对此事发表社论。
“晨邮报”写道：“在海德公园发生了最不成体统的、最危险的事情。这是公开侮辱法律、不顾脸面的举动，是用暴力非法干涉立法当局的自由活动。必须防止下星期日再度发生这种事情的危险。”
同时该报却又宣布“狂热的”格娄弗诺勋爵是这次骚动唯一“应负责任的”祸首，责备他引起了“人民的正当的愤懑”。好像议会没有三读通过格娄弗诺勋爵的法案似的！或者也许高贵的勋爵也“用暴力”影响了“立法当局的自由活动”吧？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6月25日
载于1855年6月28日“新奥得报”第29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194]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
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层牧师中间；它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
非国教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63页。
[195]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某些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开会；由下院议长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Committees）主持会议。——第364页。
[196] 指1840年7月在伦敦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达到4万人。协会的活动表明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848年宪章派失败后，革命宪章运动的先进的、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厄·琼斯试图在五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宪章主义公会1851年通过的纲领中得到了反映。1855年，在当权的寡头政治家的政策在国内引起了广泛不满的条件下，革命的宪章派又企图恢复争取人民宪章（见注73）的群众运动，并重新提出了改组宪章派、从组织上巩固宪章派协会的口号。1855年夏季举行了一系列的宪章派地方委员会的选举，8月举行了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有：厄·琼斯、罗宾逊和苏伦。
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上层人物的收买，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增长了机会主义倾向，这就导致了宪章运动的低潮，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活动也实际上停止了。——第366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