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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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4月14日。公众，甚至法国的公众，看来都已识破塞瓦斯托波尔围攻的秘密。因此，作为“通报”en chef〔总〕编辑的路易·波拿巴就这个问题又大写起冗长的社论来。他指望用这篇社论达到几个目的：总的是就已开始的行动遭到失败一事安慰公众；特别是解脱拿破仑第一的继承者对失败所负的责任，而其中还对布鲁塞尔回忆录进行了答辩。这篇以半亲昵、半官腔的笔调（这是同时为法国农民和欧洲各国政府撰写文章的这位作者特具的风格）写成的文章很像是战史，还夹杂了为每一个步骤所臆造的根据。这个文件极为拙劣，因为它非常无力而不能令人信服。但是，既然波拿巴被迫用这种办法讲话并替自己辩护，那末可见pressure from without〔外界的压力〕是很大的。
在冗长的前言之后，公布了圣阿尔诺在作战初期所接到的部分指令，并说明为什么联军起初在 加利波利登陆。这里写道，俄军可能在鲁舒克附近强渡多瑙河，迂回苏姆拉到瓦尔那一线，越过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在凡是可以引来为加利波利登陆辩护的所有理由中，这是最坏的一个。首先，鲁舒克是 要塞，而不是像这位至高无上的“通报”发行人看来所想像的那样，是不设防的城市。这使我们联想到不久以前“通报”刊载的关于尼古拉皇帝的讣闻中把阿德里安堡条约同摩楚克-凯纳吉条约混同起来而犯的历史错误[126]。至于谈到俄军这一侧敌行军的危险性，那就应当想到：俄军如果不派强大的兵力去箝制固守在四大要塞 ［注：即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和瓦尔那。——译者注］之间的6万土军，那末他们的后方便不能不受到威胁；这一侧敌行军会使巴尔干山脉狭谷中的俄军陷于杜邦在拜兰和万当在库尔姆[127]那样的境地；在最好的情况下俄军也只能有25000人到达阿德里安堡。至于认为这样的一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胁的那些人们，他们可以从莫尔特克少校关于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一书[128]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现在再看下面写的。如果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危险，那末联军就应派几个师向瓦尔那推进，以便粉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任何企图。在这以后可能的行动有两个：或者在敖德萨登陆，或者攻占克里木。联军的将军们应当就地讨论这两个行动的问题。指令末尾是用训示和格言形式写的几点英明的军事忠告：
“要经常了解敌人在做什么。要集中兵力，不要分散；当你被迫分散兵力时，要使他们能在一昼夜内重新集结于指定地点”云云。
所有这些的确都是最宝贵的行动准则，但却是老生常谈和人所共知的东西，以致使人立刻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既然圣阿尔诺需要这样的训示，看来他在主子眼中是个十足的不学无术之徒。然而，指令却忽然用下面几句话出人意料地结束了：
“元帅，您享有我的充分信任！出发吧，我相信在您富有经验的指挥下，法兰西之鹰将获得新的光荣。”
至于谈到主要的一点，即克里木远征，波拿巴承认，这是他得意的计划，后来他为此给圣阿尔诺发去一批新的指令。但是他否认他曾亲自拟定远征计划的一切细节并把计划送到大本营。按他的话说，将军们是可以选择在敖德萨登陆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波拿巴引用了这些新指令中的一点，即他曾提出在费奥多西亚（卡法）登陆，因为考虑到那里有安全而宽阔的停泊场，可供应当成为军队固定作战基地的舰队使用。关于作战基地的概念，他还在最初的指令中就试图最详尽最通俗地对这位著名的元帅作解释。军队应该从卡法这个地点开往辛费罗波尔，把俄军赶到塞瓦斯托波尔，在塞瓦斯托波尔工事前面也许要进行会战，最后再围攻该城。“不幸得很”，联军的将军们没有执行他所提出的计划。但这个“不幸的”事情却成了一并幸运的事情，因为它使波拿巴摆脱了对这个不愉快事件的全部责任，而把一切推到将军们的身上。以6万兵士在卡法登陆以便由该地进击塞瓦斯托波尔这一计划的确是很奇特的。按照一般的规则，在敌人领土上的军队的进攻力量至少是离作战基地愈远就愈弱，试问：通过120多英里长的距离以后，联军还会有多少人开到塞瓦斯托波尔？必须留在卡法的有多少人？扼守和巩固中间地点需要多少人？保护运输和肃清残敌又需要多少人？也许，在要塞的城墙下连集中2万人都办不到，然而仅是封锁这座要塞就需要比这多两倍的兵力。如果路易·波拿巴在某一天忽然想起要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则作战，那末两个都姓波拿巴的人在战史上无疑将成为最鲜明的对照。 ［注：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这篇文章中，这一句话是：‘如果路易-拿破仑在某一天忽然想起要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则作战，那末他便会立刻关心到他在伦敦的住处米瓦特私邸，因为他再也不会看到巴黎了。”——编者注］至于谈到卡法安全的停泊场，那末黑海的每个水兵都知道而且任何地图都标出：卡法是一个暴露的停泊场，只能挡住北风和西风，而黑海上最可怕的风暴却是西南风和东南风。例如11月14日的风暴便是这样。如果舰队那时停泊在卡法附近，那它一定会被刮上海岸。
接着，是社论最微妙的部分。路易·波拿巴自以为他本身已侥幸地卸脱布鲁塞尔回忆录加在他身上的责任。但是他又不便牺牲腊格伦和康罗贝尔。因此，为了证明这两位将军的才干，他又对围攻法作了概略的描述。但是这个描述实质上只是证明塞瓦斯托波尔是不可能攻下的，因为它明确地强调了所有的一般规则都不适用于塞瓦斯托波尔。
社论写道：“例如在一般的围攻中，如果从一个方向攻击，那末最后一道平行壕的长度可能约为300米，堑壕全长可能不超过4000米。而在这里，平行壕却长达3000米，堑壕的全长则达41000米。”
的确是这样，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 为什么当全部情况要求把火力尽量集中到一两个地点的时候，却反而把攻击线拉得这样长呢？答案是：
“塞瓦斯托波尔不同于其他要塞。那里只有一条不很深的护城壕；没有石质内岸，代替这些防御工事的是鹿砦和防栅。因此，我方火力只能对土质胸墙起很小的作用。”
这不可能是为圣阿尔诺元帅写的（他可能会相信这个说法），所以显然是特地为法国农民写的，因为法军的任何一个士官都可能对这派胡言哈哈大笑。防栅只要不是设在护坡壕底，至少不是在围攻者看不到的地方，那就很容易为霰弹所毁。 鹿砦可以烧毁。鹿砦应当设在斜堤脚附近，距胸墙约60—80码，否则就会妨碍炮兵射击。但是从哪里能取得做这些鹿砦用的树木呢？——这要粗大的树木，并且要把它们牢固地连接起来，横放在地上，使砍尖的枝干朝向敌方。在这个无林区哪里有树木呢？关于这一点“通报”却只字不提。说什么防栅比石质内岸进了一步，这真是新发现；要知道这种木质工事很容易被烧掉，因而当防守者的炮火被压制住以后，它们并不能阻碍强攻。
社论的结尾告诉我们，联军将军们已作了所能作的一切，而且超过了在这样条件下所能期望于他们的，甚至还获得了荣誉，——这正是这篇社论所要证明的一点。如果荣誉需要 证明，而且用 这种方式来证明，那末这是不光彩的荣誉！这些将军老爷们之所以不能包围塞瓦斯托波尔，他们之所以没有能赶走俄国的监视军，他们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塞瓦斯托波尔，那只是因为他们力量不够！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可是，如果说他们力量不够，那末 究竟谁对这个 在一切错误中最大的错误负责呢？不是别人，正是波拿巴。这就是“通报”社论所导致的必然的结论。至于这篇社论在巴黎造成的印象如何，那可以从平常是那样奴颜婢膝的“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的一篇通讯的摘录中看出：
“有些人认为这篇社论简直是军队完全撤离克里木的先声。在正统主义集团中可以听到：我们曾被许以拿破仑式的战争，但看来现在将得到路易-菲力浦式的和平。另一方面，在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居民中也充满着这种情绪。他们认为发表这篇社论是公开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力量。”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4月14日左右
载于1855年4月17日“新奥得报”第177号，
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125]本文曾以“拿破仑的辩白”（《Napoleon’s apology》）为题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第209页。
[126]关于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19。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俄国战胜后，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10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合并克里木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应给予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关于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规定。
恩格斯提到的关于尼古拉皇帝的讣闻载于1855年3月27日“通报”上；讣闻中说：俄国对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片面解释是发动克里木战争的借口。其实，在克里木战争前夕就“圣所”问题进行的争论中，俄国所依据的是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中规定正教教会享有特权的条款。——第210页。
[127]1808年7月20日，在西班牙独立战争时期（1808—1814）的拜兰会战中，由杜邦将军指挥的法军被西班牙军队包围，他们放下了武器。
1813年8月29—30日，在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时期，万当将军指挥的法军在库尔姆（捷克）附近被奥地利军队包围，全部被俘。——第210页。
[128]莫尔特克“1828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Berlin，1845）。——第210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