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
1855年4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请允许我在长时间的中断之后恢复我在“论坛报”上的通讯。
昨天和今天大概是维也纳会议的头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因为4月9日的会议应当是在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出席的情况下开幕，此外，还可以预料到，在这以前，俄国大使定能接到关于第三和第四项条款的指示。在所有的交易所里一开始就有人大吹大擂，把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出行说成是真正的和平征兆。他们断言，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如果不确信谈判会获得成功，当然不会亲自参加这种谈判。至于谈到这位外交家的“杰出品质”，那末它们完全带有神话般的特性，而且主要是存在于由他支付报酬的那些报纸论文中。在这些论文里他被捧为第二个达来朗，似乎他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多年经历中，从来就没有树立过“杰出的”庸碌无能的名声。他这次出行的真实原因是：约翰·罗素勋爵由于人所共知的不懂法语，竟在数星期之内用他从来不打算作的让步束缚住了盟国，因此现在需要花费不少力气来收回这些让步。约翰勋爵的法语是典型的约翰牛的语言，是“弗拉·迪亚沃洛”[123]以及过去在法国流行的其他剧本里的“大人”所使用的语言；他从《monsieur l’aubergiste》〔“老板先生”〕这句话开始，而以《très bien》〔“很好”〕这句话结束。如果他只听懂别人对他说的话的一半，那末他可以告慰的是，他感到别人能听懂他的话还更少些。正是由于这种考虑，他的朋友和竞争者帕麦斯顿勋爵才把他派到维也纳去，以为在这种活动场所只要有两三次重要的失算，就足以把可怜的小约翰彻底毁掉。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罗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了解谈话的内容，对于哥尔查科夫或布奥尔的每一个尖锐的突如其来的插话，这位不走运的初次登台的外交家总是不好意思地回答说《très bien》。这就使俄国、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奥地利有可能断定，某些条款，在涉及到英国的情况下，已经达成协议，尽管可怜的约翰勋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作出这种让步。既然全部过错都算在他的不幸的同僚头上，帕麦斯顿自然不会反对这样做。但是，路易·波拿巴不能容许别人用这种欺骗办法来迫使他缔结和约。法国政府希望结束这种外交，因此决定立刻把事情弄出一个结局。它拟定了一份最后通牒，德鲁安·德·路易斯带着这份通牒到伦敦去了，在伦敦他取得了英国政府的同意，然后又带着这份文件前往维也纳。这样一来，德鲁安·德·路易斯现在可以看做是英国和法国的共同的代表，而且毫无疑问，为了自己主子的利益，他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利用这种地位。既然路易·波拿巴唯一的兴趣是：在他还没有为法国取得新的荣誉和新的优势之前，在战争还没有被充分证实是《moyen de gouvernement》〔“管理手段”〕之前，他就不缔结和约，那末很明显，德鲁安·德·路易斯的使命绝对不是和平的；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无疑是在尽可能漂亮的借口下保证战争继续进行。
在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集团内，这场战争根本不受欢迎。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从12月2日起，这个阶级对“社会救主”的政府采取了完全反对的立场。在英国，资产阶级内部意见有分歧。它的大部分将自己对法国人的民族仇恨转移到了俄国人身上。虽然约翰牛自己有时可以在印度实行某种兼并，但是他并不想让别的国家在离英国本土或它的领地非常近的一些地方去干同样的事情。俄国是在这方面早已引起约翰牛不安的国家。由于不列颠同东方地区的贸易以及通过特拉比曾德同亚洲内地的贸易日益大规模地扩大，船只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英国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英国不能容许俄国逐渐并吞多瑙河沿岸各国，因为这些国家作为谷仓的意义在日益增长；英国不能容许俄国封锁多瑙河上的航行。俄国的粮食现在已经是英国消费项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要是这些与俄国毗邻的产粮国家归并于俄国，那就会使大不列颠处于完全依赖俄国和合众国的地位，而这两个国家就会变成世界粮食市场的调节者。此外，在英国常常流传着关于俄军向中亚细亚挺进这样一些捉摸不定的、使人惶惶不安的谣言；不熟悉地理的英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那些在印度事务上有利害关系的政客和吓破了胆的幻想家所大力散布的这种谣言。因此，当俄国开始侵略土耳其时，民族仇恨马上就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也许，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那样受人欢迎。主和派只好暂时保持缄默；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已被大流所卷走。但是了解英国人性格的人都相信这种好战的热情不会持续很久，至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比对全民族的巨大优势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皮尔分子——战争的反对者，与其说由于真正爱好和平，不如说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和胆怯（这种局限性和胆怯总是使他们在碰到任何一次大危机和果断行动的时候就害怕起来），采取了种种措施想使每个英国商人和工厂主都能精确地计算每一个法寻、他个人perannum〔每年〕要为战争付出什么代价的伟大的时刻加快到来。格莱斯顿先生轻视发行公债这一通常的主意，一下子就把所得税提高了一倍，并且暂时中止了财政改革。后果很快就表现了出来。主和派又重新抬头了。约翰·布莱特以他固有的毅力和顽强精神大胆地起来反对国内盛行的情绪，结果他终于使得工业区倒向他这一边。在伦敦，情绪仍然有利于战争，但是主和派影响的增长甚至在这里也渐渐明显起来。顺便应当提到，和平协会以往在首都从未享有过任何重大的威信。然而它正在全国加紧鼓动工作，只要再经过一年的时间征收加倍的所得税并且发行公债（而发行公债现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足以消灭工商业阶级中的好战精神的最后痕迹。
这两个国家里的人民群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法国的农民从1789年起，就是战争和军事荣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次农民们都确信，他们不会强烈地感觉到战争的重担，因为在土地无止境地在小私有者之间分散的国家里，征兵不仅使农业区不再有剩余的劳动力，而且每年使将近两万个年轻人有适当的机会去挣相当多的钱，使他们有可能作为代替者去服兵役。只有持久的战争才会严重地影响到农民。至于军事税，皇帝不敢把它加在农民身上，他不会拿自己的王冠和生命去冒险。在农民中间维护波拿巴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免除农民的军事税以收买农民的好感；因而在最近几年内农民大概能免于这种压迫。
在英国，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农业区通常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兵士的基本群众是由农业区提供的，只是在战争后期才从城市的不安分的人中间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兵员。因为在战争开始时商业或多或少还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不久前在农业方面又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所以这次农村新兵的数量比过去少些，而目前民军中市民显然占多数。但是即使应征入伍的人数不多，也足以对工资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农村居民的同情心又总是在来自他们中间的并且后来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兵士这一边。直接税并不触犯小佃农和农业工人，必须经过几年战争他们才会感觉到自己身上间接税的增加。在这些人中间，好战热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没有一个乡村不开设以“阿尔马的英雄”为招牌的新啤酒铺或诸如此类的什么铺子，乡村里几乎每一家的墙上都装饰着奇奇怪怪的描绘着阿尔马会战、因克尔芒会战、巴拉克拉瓦城郊的攻击的彩色画以及腊格伦勋爵等人的肖像。但是，如果说法国的小农由于占巨大优势（占人口的五分之四）而且对路易-拿破仑抱有特殊态度因而他们的意见能举足轻重，那末在英国，仅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只不过扮演了土地贵族的附属品和应声虫的角色。
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业无产阶级对于战争采取了几乎是同样的特殊态度。无论英国无产者或是法国无产者都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感情，不过他们或多或少摆脱了两国农民所固有的陈旧的民族偏见。除了同胞们的胜利能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而法国人轻率地过于自信地指挥战争和英国人胆怯地愚钝地指挥战争，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鼓动机会来反对现政府和执政阶级以外，战争对他们很少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下面这一点：与商业危机（目前还只有一些初步表现）给合在一起的、由那些没有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任务的人们所指挥的、同时又具有欧洲规模的这场战争，必然会引起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将使无产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它在法国1848年六月战斗[124]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
在法国，任何新的革命风暴早晚会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对这点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在英国事态很快就会发生同样的变化。贵族阶级希望继续战争，但是它没有能力进行战争，而去年冬季战争进行得很不利，这使它的声誉已经完全扫地。资产阶级不希望继续战争，但是战争现在又不可能结束；资产阶级为了和平而奔忙，从而证明它没有能力治理英国。如果事件迫使贵族阶级连同它的各种派别离开政权，同时也不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那末只剩下两个阶级能执掌政权：小资产阶级即小有产者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在每一次号召它把言论变成行动时，都暴露出缺乏毅力和果断精神；后者则在作为一个阶级开始行动时，常常因表现出了过多的毅力和果断精神而受到指责。
究竟哪一个阶级能使英国摆脱目前的搏斗和由此而眼看就要产生的那些困难呢？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4月10日
载于1855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23]“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大哥”）是法国作曲家奥伯采用斯克里巴脚本编的喜歌剧。——第203页。
[124]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起义，这次起义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起义的失败是欧洲各国反革命进攻的信号。——第208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