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

伦敦3月27日。根据可靠的材料我们得知，波拿巴定于4月16日访问圣詹姆斯宫[117]将成为大规模 抗议性示威的导火线。宪章派已邀请法国流亡者 阿尔芒·巴尔贝斯也在4月16日到伦敦来，在他到达之际伦敦将举行街头游行和大规模群众集会。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巴尔贝斯作海上旅行。

昨天下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这项法案的主旨如下：（1）取消强制的报纸印花税。（2）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定期刊物像以往一样，享受免费邮寄的特权。第三条是有关邮寄印刷物的范围，最后还有一条规定，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报纸应当提交保证金以防因造谣中伤而可能引起的诉讼。为了说明报纸课税的旧制度，只要举出一两个例子就够了。在伦敦，出版日报至少需要5—6万英镑的资本。全部英国报刊，除了少数例外，掀起了反对新法案的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是对现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特权。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刊（当然谈不上出版日报），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作出与大陆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英国出版界的庞然大物——“泰晤士报”——悲喜交集地大声疾呼pro　aris　et　focis〔为保卫社稷和家园，为自己的切身事业〕而奋斗，也就是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同时，它时而谦逊地把自己同德尔斐神灵作比较，时而断言在英国只存在一个唯一值得保存下来的机关即“泰晤士报”，时而自命为世界新闻界的统治者和——用不着什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欧洲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保护人。

“泰晤士报”的所有这些《cant》〔“大话”〕在下院的昨天会议上怪人 德拉蒙德的发言中遭到了应有的驳斥，德拉蒙德说：

“现在的报刊是商业企业，不是什么别的东西……瓦尔特之流的先生们〈“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自然有同布莱特先生开设棉纺织厂一样的权利来开设政治性的废话工厂……‘泰晤士报’比它的竞争者更善于经营。瓦尔特之流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狡猾的人——开业多年的律师和类似他们的人，这些人随时准备对任何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例如巴恩斯、奥塞哲、斯梯林、德兰恩、莫利斯、娄和戴森特先生们就是这样的人。所有这些绅士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例如‘纪事晨报’，则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一种报纸渐渐成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另一种报纸则渐渐成为得比派的机关报等等。当皮尔派兴盛的时候，它的报纸也兴盛，但是只要皮尔派一不顺利，他们的报纸也就不顺利。不在行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真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并强使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新闻界的真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现正派，集体则应表现不诚实。这种原则很有用，‘泰晤士报’经常使德拉蒙德想起他的一个佃农，他曾叫这个佃农排干一块沼泽地。佃农说：‘决不！请不要排干这块地吧！下雨天在这块地上能长出一些喂牛的东西，如果长不出什么喂牛的东西，那末会长出一些喂猪的东西，如果连喂猪的东西也一点长不出来，那末总会长出一些喂鹅的东西来的。’至于谈到报纸的叛卖性，那末这里有关于‘泰晤士报’的直接证据，拿破仑在谈到‘泰晤士报’时曾经说道：‘他们给我寄来了“泰晤士报”，下流的“泰晤士报”，波旁王朝的报纸。’在奥马腊的一本书里肯定地说，‘泰晤士报’每月从他那里得到6000法郎。奥马腊持有由报纸出版者签名的正式领钱收据。奥马腊还说，拿破仑在被放逐到易北河之前曾收到各种报纸，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关于著文保护他的建议。拿破仑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了。”

对于上述情况，我们只补充一点，即“泰晤士报”于1815年曾坚决主张把它称之为欧洲蠱惑宣传头目的拿破仑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判处枪决。而在1816年，这家报纸却力图使北美合众国“这个胜利叛乱的极危险的典型”重新置于英国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27日

载于1855年3月30日“新奥得报”第1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17]伦敦圣詹姆斯宫是十七世纪末叶英国国王的宫殿，十九世纪成为举行隆重庆典和招待会的地方。——第17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