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
伦敦6月15日。 查理·纳皮尔爵士以下列内容的第一号信[177]开始公布关于波罗的海舰队的一批信件：
“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分舰队去年没有干出什么重要的事情来而今年大概也不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对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对我去年6月寄给他的计划不加理睬，甚至还装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的样子；其次是因为海军部对我去年9月寄给它的计划不予重视。如果能保证邓达斯海军上将获得我所指出的全部设备，那末，炮击斯维阿波尔格就已经实现，而要塞也可能被摧毁了。他们不去作这件事，却花了大约100万英镑去建造浮动装甲炮台，这种炮台只能勉强地浮起来，如果把它们送到波罗的海去，就未必能回得来。而在建造这些炮台之前，在朴次茅斯就已经证实，在400码的距离上，用六十八磅火炮就能击毁它们，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在800码的距离上它们就不能毁坏花岗石的墙壁。假如用同样的钱来建造臼炮艇，那还可以有一点指望；或者只用这些钱的一半来实现丹多纳耳德勋爵同我谈过的计划，那末无论是在波罗的海或者是在黑海，我们无疑地都会取得成就。我能揭露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对待我的一切行为的那一天是总会到来的（这一天已经快了）。邓科布先生已经揭露了他，〈在邦迪埃拉兄弟的案件中〉说他拆看私人信件。格莱安企图把对不幸的克里斯提上尉之死所负的靠责推在累亚德先生身上，而我指责他歪曲了我的信件。他们不许我提供证据，说什么公布出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这种借口很快就要破产了，那时候全国就会知道，值得尊敬的从男爵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来唆使贝克莱海军上将和理查兹海军上将签署那些一旦加以执行就会招致皇家舰队复灭的指令。要让全国知道，海军首席大臣是否可以把一个军官的私人信件宣扬出去，然后又阻止这个军官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海军首席大臣的信件。
查·纳皮尔爵士”
罗巴克委员会昨天又召开了会议（第四十九次），为的是对那个应当呈提给下院的报告作出一个结论。经过四小时的辩论，委员会的委员们如同在以往各次会议上一样，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又把会议延到星期一，“指望”那时候他们终于能够提出报告，说明自己的工作已告结束。 行政改革协会昨天在德留黎棱剧院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集会，然而，它不是公开的集会，而是ticket meeting，即凭票入场的集会。因此，协会的先生们感到毫不拘束，就像是《au sein de leur famille》〔“在自己家里”〕。他们声称，这次集会是为了给“舆论”开路。然而，为了防卫这种舆论不受到外来的风的吹袭，在德留黎棱剧院的入口处布置了半个连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场券的保卫下舆论才敢于成为舆论，这是多么微妙的有组织的舆论啊！这次集会首先是支持累亚德的一次示威，因为今天晚上累亚德终于要向议院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了。
前天在太恩河畔新堡举行的公开的集会上，戴维·乌尔卡尔特痛骂了“叛变的内阁和低能的议会”。
关于宪章派目前在地方上准备的集会，我们下次再来介绍[178]。
当现状受到各方面和各种观点的抨击时， 阿尔伯特亲王利用在 领港公会[179]举行的一次宴会的机会，说明了 宫廷对普遍不满的态度。原来他也有防止危机的法宝。这就是：“ 对内阁表示爱国主义的舍己忘身的信任！”阿尔伯特亲王认为，只有内阁的专制才能使立宪的英国有能力同北方的专制制度作战，即利用俄国的武器击败俄国。他所作的英俄之间的对比既没有说服力，也不恰当。例如：女王无权召募兵士，除了自愿为她效劳的以外，她手中再没有其他的军队了！阿尔伯特亲王忘记了，女王手中差不多有3000万英镑可以用来 雇佣兵士。从什么时候起 强迫劳动变得比 雇佣劳动效率更高了呢？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厂主在抱怨莫斯科的厂主同他竞争时，竟说什么他手中只有一些“自愿效劳”的工人，那末人们会说他什么呢？阿尔伯特亲王不去强调指出俄国皇帝已下令在教坛上明确地向人民宣布他的“神圣的”战争的目的，而英国打了两年的仗，首相在议会谈到战争的时候还说“谁也不能确定它的 目的”，——阿尔伯特亲王不去强调这一点，却抱怨说：
“女王政府不可能实施有利于继续战争的任何一项措施，如果它不事先把这一点告诉议会的话。”
好像罗巴克委员会不是 在英军牺牲了三分之二 以后才成立似的！好像关于维也纳会议问题的辩论不是仅仅 在维也纳会议闭幕 以后才开始似的！实际上如果不把罗素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远征的夸耀性声明计算在内，政府在议会内一次也没有报告过它为了进行战争而采取的措施，而罗素的声明是他本人自动提出的，其目的显然只是为了向彼得堡内阁及时提出警告。如果说关于封锁问题进行过辩论，那末这不是因为内阁采取了这项措施，而是因为内阁宣布要封锁而没有实行封锁。阿尔伯特亲王不去抱怨那种议会阴谋，即迫使女王在对俄战争期间忍受公然亲俄和显然企求和平的内阁的专制独裁，反而去抱怨议会中不利的表决结果“迫使女王撤掉了自己所信赖的仆人”。阿尔伯特亲王不理直气壮地去抱怨：所有那些错误、无能和卑鄙行为，在俄国任何一个将军、大臣和外交官都可能因之而遭到流放西伯利亚，而在英国至多在报刊上和议会内引起一些最无关痛痒的空谈，——反而去抱怨
“没有一次挫折（哪怕是极小的挫折），没有一个缺点和弱点不会马上遭到谴责，而有时甚至还被人怀着某种不正常的满足心情而加以夸大”。
阿尔伯特亲王用这些不正常的气忿话来向自己的宿敌帕麦斯顿勋爵祝酒。但是帕麦斯顿根本没有宽大的胸襟。他马上利用了亲王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向亲王拍着胸脯大声说道：“我必须声明，英国人民给予了我们最慷慨的支持。”帕麦斯顿继续讲下去。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享有英国人民的“信任”。帕麦斯顿反驳了亲王对人民所作的令人厌烦的训诫。在亲王奉承了他之后，他奉承了人民一番。帕麦斯顿甚至不愿花费一点口舌对王室说些恭维话作为回报。阿尔伯特亲王想把自己说成是内阁的庇护者，因此宣称内阁“ 不依赖”于议会和人民；帕麦斯顿的回答是，确认王室“ 依赖”于内阁。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6月15日
载于1855年6月18日“新奥得报”第27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177]查·纳皮尔的信发表于1855年6月15日“晨报”上。——第333页。
[178]马克思答应“新奥得报”的一篇文章并没有发表。——第334页。
[179]领港公会是伦敦的一座大厦，十六世纪成立的旨在促进贸易和航海的不列颠海员团体的理事会就设在这里。——第334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