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报刊的消息
伦敦3月20日。纽卡斯尔公爵发布了召回卢肯勋爵的命令，潘缪尔勋爵发表了腊格伦反对卢肯的信件，而哈丁勋爵这位卓越的英军元帅则拒绝卢肯提出的进行调查和军事审判的要求。卢肯勋爵不顾两位大臣——克里木的总司令和伦敦最高统帅的反对，昨天在上院作了详细的说明，来证明要对巴拉克拉瓦城郊轻骑兵复灭负责的不是他，而只是腊格伦，证明阿伯丁内阁和帕麦斯顿内阁想为克里木的这位随和、笨拙和好说话的总司令开脱责任而把卢肯勋爵交给愤懑的公众去惩罚。本来就应当设法使这个大怪物——社会得到满足的。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从卡瑟克特将军尸体上找到的一封没有写完的信，这封信是寄给他妻子的，写信的日期是11月2日，即因克尔芒会战[107]前三天，也就是骑兵在巴拉克拉瓦城郊进行攻击后的一星期。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写道：
“完全相反，不论是卢肯勋爵，或是卡迪根勋爵，都不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只是服从命令。”
“泰晤士报”在今天的一篇关于维也纳会议[108]的文章中提出了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意见：如果会议能认真进行，那末主要障碍将来自土耳其人方面。必须力争苏丹，而不是沙皇在四项条款范围内作出重大的让步。
前天“泰晤士报”又以下列“可靠”消息蒙骗读者：还在3月19日以前就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强攻。这种从无可救药的悲观绝望到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愉快乐观的突然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泰晤士报”开始它的克里木战局来反对已被推翻的联合内阁，以及在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必要性问题上它说《ceterum censeo》[109]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候，即格莱斯顿建议废除印花税和减轻那种邮资是一辨士的报纸的重量，因而对它的垄断造成了威胁的时候；他建议把这个重量限制为4盎斯，也就是比一份“泰晤士报”的重量还轻。格莱斯顿刚被推翻，他的继任人乔·康·路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同时“泰晤士报”希望一切都能照旧，因此突然放弃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忧郁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仅仅在三个月以前这家报纸还对它致悼词的那支军队在这里又活动起来了。今天“泰晤士报”的情绪又转为忧郁，因为昨天乔·康·路易斯爵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又提出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泰晤士报”大声喊道：这是往事述评文作者对新事物的憎恨！大家知道，路易斯过去是“爱丁堡评论”杂志的发行人。
一旦下院详细阐述这个法案，我们再来谈这个法案；现在我们只指出一点：这个法案是对 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而这个学派的功绩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吹在报刊方面实现竞争自由。帕麦斯顿内阁对 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是captatio benevolentiae〔企图博得好感〕以防解散下院和进行新的议会选举。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20日
载于1855年3月23日“新奥得报”第13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107]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在克里木的因克尔芒会战发生于1854年的11月5日（10月24日）。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俄军的积极行动迫使联军放弃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在恩格斯的“因克尔芒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第158页。
[108]维也纳会议是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代表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目的是为了在进行克里木战争的各国之间拟定缔结和约的条款。会议于1855年3月15日开幕，断断续续一直开到1855年6月4日。所谓的四项条款（见注6）被列为谈判的基础。俄国带有若干保留条件地同意接受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条款，坚决拒绝第三项条款，即不同意西方各国对限制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的解释。英法代表坚持要俄国无条件地接受所有条款。他们还否决了奥地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折衷的建议。这个建议要求给予俄国和土耳其自行协商解决两国在黑海上能够拥有的海军数量问题的权利。维也纳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而停止了自己的工作。——第158页。
[109] Ceterum censeo是老卡托通常在罗马元老院结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几个字：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可是，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第15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