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届英国政府
[23]
在谈到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我们以为，这届政府的寿命是不长的，前途是不太光明的）上台执政的时候，简单地谈一谈上一届政府的历史，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很难讲，在将来进行历史研究时，这届政府历史中的哪一点将受到特别注意：是它的原有的野心呢，还是它所参加的一些事件的重要性；是它的极端无能呢，还是伴随着它的倒台而来的耻辱。
应当记住，阿伯丁勋爵及其联合内阁是在1852年12月16日的表决推翻了得比政府以后上台执政的。迪斯累里在表决他所提出的预算时居于少数地位。预算被19票的多数否决了，理由是他提出的扩大房屋税和直接税的主张是同辉格党和皮尔派所宣布的明智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完全抵触的。实际上决定表决结果的是爱尔兰旅[24]（大家知道，他们所根据的理由完全不带理论性质），甚至所谓自由派和自由派保守党人言行也不一致，因为他们自己的预算也是迪斯累里的许多主张的翻版，而且他们借用了迪斯累里的大部分论据。不管怎样，托利党是被推翻了，在经过几次搏斗和作了一些毫无结果的尝试之后，建立了联合内阁，由于这个内阁，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说法，英国现在正面临着“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但这个千年王国刚刚延续了两年零一个月，就在英国人民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以彻底的失败和崩溃而告终了。正是那个宣称“群贤”的即位意味着千年王国的开端的“泰晤士报”，对促使这届内阁的倒台起了比其他任何报纸更大的作用。
“贤人们”在1853年2月10日出现于议会。他们重新宣布的也就是约翰·罗素勋爵早在1850年就提出的、并且很快使内阁辞职的那个辉格党的纲领。至于议会改革这个主要问题，看来在“下次常会”以前是不能进行讨论的。暂时国家只得满足于进行一些次要的但是数量比较大的和比较实际的行政改革，如司法改革，实行铁路新规章和改进国民教育事业。约翰·罗素勋爵辞去外交大臣后，接任的是克拉伦登勋爵，这是这个贤人政府所喜欢作的那许许多多的人事更动中的头一个更动，这些更动的结果总是设置新的职位，加添薪高事少的职位，规定政府的忠实信徒的新的薪额。罗素曾经当过一个时期这样的阁员，即除了行使下院领袖的职权外，没有其他职权，也没有薪金；但是很快他就开始在这方面钻营，终于荣获枢密院院长的官级和称号，享有相当可观的一笔年薪。
2月24日，约翰勋爵向议会提出了他的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上院把这个法案束之高阁了。4月4日他提出了教育改革法案。对于懒汉内阁也只能期望这种平淡而可怜的法案。就在这个时候，帕麦斯顿以内务大臣的身分揭露了一个新的火药阴谋，这就是有名的科苏特—黑耳火箭案件。我们要提醒一下，根据帕麦斯顿的指令，对黑耳先生的火箭工厂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很多火箭和爆炸物；案情本来就够夸大的了，而4月15日在议会讨论这个案件时，帕麦斯顿作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暗示而使案情更加严重。但帕麦斯顿毕竟在一个问题上说出了真情：他宣布自己是大陆警察局对付流亡者的主要情报员，而且是彰明较著地干，就像詹姆斯·格莱安先生1844年在暗中检查马志尼书信这件事上所作的一样[25]。这位高尚的情报员终于不得不在实际上停止审理这个案件，因为所能加于黑耳先生的唯一罪名就是他的炸药工厂离伦敦市郊太近，违反了法律规定。这个好像是以炸毁整个欧洲为目的的大阴谋原来不过是违背了警察条例，处以罚金就行了！
现在再来谈谈罗素。5月31日他在议院所作的发言中对曾经帮助他获得职位的天主教派横加侮辱[26]，以致政府的成员爱尔兰旅立即呈请辞职。这是对“巩固的政府”的一个很沉重的打击。爱尔兰旅的支持是它存在的首要条件，因此，阿伯丁在给爱尔兰旅的一个成员的信中不得不同自己的同僚划清界限，而罗素也只好在议会中收回自己的话。
议会的这次常会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东印度的法案。内阁提出把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再延长20年，并且对管理印度的制度不作任何重大改变。这个建议连本届议会也不能接受，因此只得放弃。常会决定授予议会废除特许状的权利，但须在一年之内预先通知该公司。前罗素内阁的一位庸碌无能的财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现在在督察委员会即印度事务委员会里却显示了自己的才能。所有提出的改革不过是在诉讼程序方面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效果不大的改变，以及自由地代理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民事职务和军事职务。但是这些改革无非是一种借口；法案的实质则是：督察委员会主席查理·伍德爵士的薪俸从1200英镑增加到5000英镑；由公司选出的24个董事，只剩下了18个，而其中6个董事由政府任命；这种加强政府监督的作法丝毫也没有降低他们的身价，因为董事们的薪俸从300英镑增加到了900英镑，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每人要得到1000英镑。这样挥霍国家资金，他们还感到不满足，于是决定把印度总督的职位同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分开（这两个职位原来由一人兼任），并再设置一个由总督管辖的印度河本区的省长职位。在每个这样的省长下面不用说都要有一个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中的职务都是待遇很高、大有油水可捞、只拿钱不做事的差事。印度到头来还是要按照辉格党的真正原则来管理，这是印度的多么大的幸福呵！
随后讨论了预算。这个令人吃惊的财政计划同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清理国债的计划一样，在“论坛报”上分析得极其详尽，因此没有必要再来谈它的一切细节。格莱斯顿的预算草案中有很多地方是从迪斯累里的预算中照抄下来的，而迪斯累里的预算当时曾经使有德行的格莱斯顿大为愤怒；这两个预算都规定要降低茶叶税和扩大直接税。预算中某些最重要的项目，如关于取消报纸广告税的项目，关于增设地产遗产税的项目，都是这个大财政家在他的反提案被议会不止一次地否决以后不得已而接受的。关于专利制度的改革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经过几次反复审查后而不得不放弃了。他自以为编制得天衣无缝的预算，在辩论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由一些互不相关的、意义不大的项目所凑成的无定形的mixtum compositum〔混合物〕，而对这些项目恐怕根本不值得花费为讨论它们所用去的百分之一的时间。
至于减少国债，格莱斯顿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了更加惨重的失败。他的那个自以为编制得比预算更好的计划，就是要发行利率二厘五的国库债券来代替利率一厘的国库期票，这使公众损失了利息总额的1．5％；由于实行这个计划，就不得不收回全部正在流通的国库期票和800万英镑的南海公司[27]的债券，这就给公众造成了最大的不便；这个计划还使谁也不愿意要的国库债券完全破产。由于实行了这些高明的措施，格莱斯顿先生能够满意地确信：到1854年4月1日，国库的现金在一年之内就从780万英镑减少到了280万英镑，换句话说，正是在战争前夕，国库的现金减少了500万英镑。其实，从西摩尔爵士的秘密通信中就可以看出，政府还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已经知道同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托利党人纳皮尔早在得比勋爵内阁时期就提出讨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新法案[28]在下院通过了，看来至少得到了内阁的同意，但是上院却把它否决了，而阿伯丁在8月9日竟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流放法案[29]、航海法案以及其他一些已经成为法律的法案，都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议会改革法案、国民教育改革法案以及几乎所有有关司法改革的法案，都被搁到一边了。如果英国辉格党的措施中有某一个措施避免了这样的命运，看来他们会认为是自己的不幸。唯一被通过的、并且完全可以认为是属于这届内阁的法案，就是关于马车夫的伟大法令，但是，就连这个法令也不得不在它通过以后的第二天加以修改，因为它激起了马车夫的公愤。“群贤”甚至连马车夫守则也不能付诸实行。
1853年8月20日帕麦斯顿宣布议会常会闭会，并向议会保证，人民对于东方的困难情况是会保持镇静的；多瑙河各公国的驻军是会撤走的，而对这一点的担保则是：“他相信俄国皇帝的诚实和个人品质，这些东西会促使他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自己的军队！”12月3日，大家已经知道俄国人消灭了在西诺普的土耳其舰队。12月12日，四大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出一份照会，实际上要求土耳其政府作出甚至比先前维也纳会议的照会所提出的更大的让步[30]。12月14日英国政府打电报到维也纳，说它并不认为西诺普事件是继续谈判的障碍。帕麦斯顿是完全同意这一点的，但第二天他却提出了辞呈，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对罗素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是为了向舆论界表明，他的辞职是由于对外政策和战争问题上的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过了几天他又回到了内阁，这样他就避开了在议会里的一切不愉快的解释。
在1854年，事情是由一个财政副大臣、前爱尔兰旅的政府掮客萨德勒先生的辞职引起的。在爱尔兰法庭上对丑事的揭露使政府失去了一个贤人。随后又暴露了一些新的丑事。格莱斯顿先生，有德行的格莱斯顿，企图把他的一位姓劳勒的亲戚安插到澳大利亚总督的职位上，此人是他的私人秘书，只是以赛马迷和证券投机商而闻名，不过幸而这个打算很快就破产了。就是这位格莱斯顿，还由于一个在他手下工作、靠他得到自己职位的姓奥弗拉赫蒂的人携带不少公款潜逃而受牵连。另一个姓海华德的人曾经因写了一长篇毫无文学和科学价值的抨击迪斯累里的文章而得到了格莱斯顿赏赐给他的济贫委员会中的职位。
2月初议会恢复了工作。2月6日帕麦斯顿发表声明说，他要提出关于建立爱尔兰和苏格兰民军的法案，但是当3月27日真的宣战时，他却认为他的责任是在6月底以前不提出法案。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议会改革法案，不过是为了在10个星期之后也因为宣战而“含着眼泪”撤回法案。3月间，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他要求的仅仅是“把目前准备离开不列颠海岸的25000名兵士 弄回来所需要的那笔款项”。靠了他的同僚的帮助，他现在已经不用操这份心了。就在这时候，沙皇公开了秘密通信[31]，使英法两国内阁不得不宣战。1853年1月11日给罗素的急电开始的这一秘密通信表明，英国的大臣们在当时就完全知道俄国的侵略意图。他们所作的关于尼古拉的诚实和个人品质，关于俄国的爱好和平和温和的立场的一切论断，现在看来都只是企图把约翰牛引入迷途的无耻的谎言。
4月7日，格雷勋爵发言猛烈抨击目前的军事管理组织，因为他渴求得到陆军大臣的职位，以便破坏军队的纪律，就像他在领导对殖民地的管理时使不列颠帝国的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不再服从一样。他要求把一切军事部门统一在陆军大臣一人的领导之下。这篇发言使得内阁能够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在6月间另设一个新职位即陆军大臣的职位。这样一来，一切都照旧很糟，只不过多了一个职位，多付了一份薪俸。考察一下议会在这次常会期间的全部活动，就可以作出以下的总结：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法案即修改贫民迁移法法案[32]、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修改议会誓词法案[33]（关于犹太人权利的变相法案）被否决了；另外三个法案即防止贿买选民法案、改变文职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了；只有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了，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这里没有必要来谈作战情况和联合内阁在外交上的努力，因为所有这一切每一个人都还记忆犹新。议会的工作是在去年8月12日中断的，在12月间再召集开会，以便赶快通过两个急不容缓的措施：外籍军团法案和以自愿方式利用民军在国外担任军事勤务法案。这两个法案直到今天还是一纸空文。而同时却传来了在克里木的不列颠军队处于苦难境地的消息。这使舆论界大为愤慨；事实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不容争辩的；于是大臣们不得不考虑辞职了。议会在1月间开会，罗巴克发表了关于自己的提案的声明，约翰·罗素勋爵马上就不见了，只经过了几天的辩论，“群贤”就遭到了议会史上空前的失败，于是他们被推翻了。
大不列颠可以吹嘘的不只是一个无能的政府，但是，像“群贤”内阁这样无能、可怜、贪婪、同时又这样刚愎自用的内阁还是从未有过的。这个内阁以滔滔不绝的胡吹开场，满足于一些小事的争论，不断遭到失败，最后则以蒙受人世间最大的耻辱而告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2月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3]“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合作的许多范例之一。1855年1月30日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份论述下台了的阿伯丁联合政府的材料，而在1月31日寄给恩格斯的信中则拟就了这篇文章的详细大纲。根据这个材料，恩格斯于2月1日写成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刊载在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就同一问题为“新奥得报”写了“被推翻的内阁”和“两种危机”两篇文章（见本卷第46—49、53—56页）。——第25页。
[24]爱尔兰旅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一起，能够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命运。——第25页。
[25]1844年，詹姆斯·格莱安任大不列颠内务大臣，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他曾向英国邮政部门下令允许警察检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其中包括从1837年起就流亡伦敦的马志尼的信件。——第27页。
[26]1853年5月31日罗素在下院会议的发言中宣称，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意国家去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僧侣对英国王室和宪法不够忠诚。——第27页。
[27]南海公司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进行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在英国成立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从事国家证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权利，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这种活动在1720年以公司破产告终。破产的结果使国债大大增加，1853年格莱斯顿曾企图用收买该公司的贬值股票的办法来偿还一部分国债。——第29页。
[28]指1852年11月向英国议会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法案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放宽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1853年在联合政府的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通过了，因为联合政府希望爱尔兰议员主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从这届议会转到那届议会，并被一再修改；1855年7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对这些法案作了分析和评价（见本卷第403—404、539—540页）。——第29页。
[29]流放法案（Transportation Bill）于1853年8月12日通过，它要求废除用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的办法来惩罚犯罪行为。被判罪的人在审前羁押期满后，得到一张假释证，证明他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并且可以在社会性工作中充当廉价劳动力。马克思在“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78页）。——第29页。
[30]指英、法、普三国大使和奥地利代表根据奥地利政府的倡议于1853年7月24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调解俄土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议拟定了一个调解性的照会（即所谓维也纳照会），规定苏丹应当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年）和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并且保护奥斯曼帝国的正教教会的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应当先送给沙皇，如果沙皇对它抱肯定态度，那就再送给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自行解释照会的权利，土耳其苏丹也同意照会，但是对照会提出了许多为沙皇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修正和保留。
在英、法、奥、普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于1853年12月12日签署的并于1853日12月15日递交土耳其的这份照会中，四国向土耳其政府表示愿意进行调停，以恢复俄土两国之间的和平，并提出如下几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恢复俄土之间先前一些条约的效力，以特别敕令来保证在土耳其的基督徒的权利，改变奥斯曼帝国的管理制度。——第30页。
[31]指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和后来的克拉伦登之间关于西摩尔同尼古拉一世于1853年初就土耳其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秘密通信。由于约翰·罗素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发表了反对俄国的好战演说，因此“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é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用法文出版）于1854年3月2日（2月18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暗示沙皇政府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有勾结，并引用西摩尔的通信来证明。英国政府被迫公布了上述通信。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59、160—177页）两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文件和英国政府在同尼古拉一世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第30页。
[32]根据英国从1662年起实施的法律，贫民如果改变住址和向某个教区的济贫所请求救济，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强迫他返回原来的住处。1854年2月10日，曾经向下院提出了一项法案（Settlement and Removal Bill），要求在英国和威尔士禁止强迫贫民迁移。法案没有被议会通过。——第31页。
[33]根据十八世纪初叶以来英国实行的法律，新选出的议会议员应当宣读“退位誓词”（宣誓他们否认詹姆斯二世的后代有继承王位的权利）；誓词全文包括一些效忠基督教的话。议员不宣读誓词就没有权利积极参加议会的工作。在议会中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修改誓词的问题，但只是由于1866年的法令才删掉了效忠基督教的话。——第3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