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

伦敦7月13日。不知道法学秘密的人们难于理解：怎么在最普通的诉讼案中竟突然发生不是由该诉讼案件的实质、而是由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和条文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善于运用这些法律条文使人成为律师，就同善于主持宗教仪式使人成为婆罗门教的祭司一样。无论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或是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都在变成内容。但是，法庭上诉讼程序所起的作用，在立法机关中却是属于日程和会议规则的。土地立法的历史表明，罗马的老寡头政治家——诉讼程序中的讼棍手段的创造者首先在立法程序中采用了讼棍手段。但是，在这两方面英国都超越了他们。把一个提案提到日程上时所遇到的技术困难，一个法案在成为法律前所必经的各式各样的改变；允许提案的反对者不让提案进入议会、法案的反对者不让法案通过议会的那种规则——所有这些就构成议会的讼棍手段、造谣中伤和纵横捭阖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武库。在帕麦斯顿以前，毕竟没有一位英国大臣能够这样充分地使下院具有Court　of　Chancery [202]的面貌、风度和特质。在权术无能为力的地方，他就采取讼棍手段。在他的支配下，有关他所不喜欢的提案的辩论每次都变成应当把这一辩论定在哪天、什么时候讨论本提案的初步的辩论。过去对米尔纳·基卜生的提案是这样，对累亚德的提案是这样，现在对布尔韦尔的提案也是这样。在常会末期日程安排很满的情况下，布尔韦尔为了提出自己的提案当时只能选择下院作为Committee　of　Supply [203]开会的日子，也就是内阁向下院提出拨款要求的那一天。为此目的而开会的日子通常规定在星期五。可是 什么时候向下院要钱，自然是由内阁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内阁决定什么时候下院应当作为Committee　of　Supply举行会议。帕麦斯顿当时立即对布尔韦尔说，这星期五他不能用来Supply——术语就是这样——而要用来讨论关于有限责任贸易公司的法案。让布尔韦尔本人挑一个“对自己合适的日子”吧。因此，迪斯累里上星期二正式声明他要在下星期四（昨天）向议院要求消除这种讼棍手段。但帕麦斯顿赶在他的前头了。昨天开会时，帕麦斯顿结了起来，在全场笑声中声称：他当然没有这样的目的：要拖延辩论布尔韦尔的关于举行不信任投票的提案和用技术性的障碍来阻挠值得尊敬的议院作出自己的判决。但是，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有关维也纳会议的补充文件仍然无法在明天以前提交议员们审查，而不先了解有关问题的文件，议员们又怎能作出判决呢？他准备把星期一用来讨论布尔韦尔的提案。迪斯累里强调说，“补充文件”同布尔韦尔的提案完全无关。关于有限责任贸易公司的法案在某一点上说是很重要的法案。但是国家首先希望了解下面这一点：

“内阁对自己的行动是否完全负责，或者难道有限责任的原则在这里也适用？国家首先希望了解唐宁街的商行股东们办理自己事务的条件是什么？”

布尔韦尔宣称他同意把辩论移到星期一举行。而罗素则枉然地企图利用这个事件以削弱和变换他在上星期五所作的声明的意思。但是，正像今天的“泰晤士报”所令人信服地证明的，这个第二次修正版出得太迟了。许多天以来，“泰晤士报”就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技艺，用牺牲罗素来挽救帕麦斯顿内阁。在这件事上，老实的“晨报”也坚定不移地支持它。每当帕麦斯顿有失去议会的信任的危险时，“晨报”总是完全恢复对帕麦斯顿的信任。同时帕麦斯顿赢得了好几天时间来玩弄新手法。昨天在下院演出的爱尔兰的row〔丑剧〕，证明他是多么巧妙地在利用着这样的每一个日子。

大家知道，三个关于调整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法案在议会中已经讨论了两年。一个法案规定着佃农因改良土地而可以要求的补偿数额，如果土地所有者拒绝同佃农重新订约的话。迄今为止，爱尔兰佃农（佃农几乎都是临时的——期限为一年）所进行的改良只不过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在租佃期满后提高租金。因此，如果佃农拒绝在不利条件下重新订约，那他就失去农场和他花费在改良上的资本，要不他就得为那种用 自己的资本对土地所作的改良而向大地主缴付超过原来地租的租金。支持上述三个法案是保证联合内阁获得爱尔兰旅的选票的条件之一。因此，1854年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了，但是在上院由于大臣们的暗中协助，它们起初被搁置到下届常会（1855年），后来则被删改得失去了任何意义，就这样面目全非地被送回下院。上星期四，补偿法案的主要一项在下院作了土地所有制的牺牲品，爱尔兰人惊异地发现，使他们的对手获得优势的，一部分是内阁的票，一部分是与内阁有直接联系的人的票。Serjeant ［注：Serjeant　at　law——皇家法官。——编者注］施氏对帕麦斯顿的猛烈攻击有可能酿成议会的“爱尔兰人区”的riot〔骚动〕，而骚动的后果恰好在这时是危险的。因此，帕麦斯顿请求前联合内阁阁员爱尔兰旅的掮客萨德勒调解，结果由18个爱尔兰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前天访问了他，问他是否利用自己的影响以取消议会的决定，并在再度表决时使主要的一项在议院获得通过。帕麦斯顿当然宣称自己准备做一切，只要在举行不信任投票时能获得爱尔兰的票。这个阴谋在下院的过早揭露引起了一场丑剧，而这类丑剧都是说明寡头制议会衰退的。爱尔兰人有105票以上。但是事实表明，他们的大多数没有授予18人代表团以任何全权。总之，帕麦斯顿在内阁危机期间已经不能像奥康奈尔时代那样利用爱尔兰人了。随着议会所有旧派系的瓦解，议会的“爱尔兰人区”也四分五裂了。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表明帕麦斯顿怎样在利用他所赢得的时间来笼络各种集团。与此同时，他期待着来自战区的哪怕是很小的有利的消息，期待着任何微小的事变，而这种事变，他即使不能从军事观点也能从议会观点来加以利用。海底电报夺去了将军们手中的战争指挥权，使它服从于波拿巴的肤浅的占星术的奇想以及议会外交的阴谋。这就是克里木第二次战局的难以理解的和前所未见的特点的由来。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7月13日

载于1855年7月16日“新奥得报”第3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202] Court　of　Chancery（大法官法庭）是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庭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大法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以其故意刁难和拖延而著名。——第401页。

[203] Committee　of　Supply（拨款委员会）——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有关弥补国家开支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下院向王室宣布作为拨款委员会开会。这是下院作为全院委员会开全体会议的一种场合（见注195）。——第402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