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1] 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2] 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3] ，吾仇也；燕王[4] ，吾所立；契丹[5] 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注〕 [1] 庄宗：后唐庄宗李存勗（885—926），五代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23—926年在位。 [2] 晋王：即李克用（856—908），唐沙陀部人。曾率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受唐封晋王。其子存勗建立后唐，他被追尊为太祖。 [3] 梁：指后梁太祖朱温（852—912）。公元907—912年在位。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唐时曾任宣武节度使，封梁王。他是中原最大的军阀，与李克用长期争夺河北地区，结仇颇深。 [4] 燕王：指刘仁恭（? —914）。唐末、五代时深州乐寿（今河北沧州献县）人。初为幽州军校，后投李克用，旋又背叛。其子称大燕皇帝。这里称仁恭燕王是笼统的称呼。 [5] 契丹：指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他曾与李克用约为兄弟，后背叛，与后梁通好。
在“序跋类”古文中，《新五代史》里的一些序，是和《史记》里的《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等同样著名的。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其中的《伶官传序》，明代古文家茅坤推为“千年绝调”，虽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叹，情韵绵远，确乎得《史记》神髄而不袭其貌。
《新五代史》“发论必以‘呜呼’”，这篇《伶官传序》也不例外。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呜呼”呢？这和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政治遭遇有关。《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载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中有云：“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东皋杂志》的作者曾说：“神宗问荆公（即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认为五代之事可叹，故多用“呜呼”，这是搔到了痒处的；但还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乱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然而紧接着，统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弊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又“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通过对五代政治与历史人物的记述、描写和批判，表现了他对北宋王朝的忧虑和对当时弊政和当权派的不满。这篇《伶官传序》，和《宦者传论》、《唐六臣传论》等一样，既是史评，也可以说是针对北宋的现实而发的政论。它以“呜呼”开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寓有无穷的感慨的。
《伶官传序》是冠于《伶官传》前的短序，旨在说明写《伶官传》的意图。很明显，有关伶官的事实，自然应该写在传里。事实上，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勗）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任其败政乱国的史实，正是写进了《伶官传》里的。那么，既要写明作传意图，又要避免和传文重复，就难免概念化。欧阳修的这篇短序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传文重复，又说明了作传意图，而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毫无概念化的毛病。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文章劈头就讲大道理；而“呜呼”与“哉”相呼应，却造成极其浓烈的抒情气氛。“盛衰”二字是全篇眼目，“虽曰天命”一纵，“岂非人事哉”一擒，“天命”是宾，“人事”是主。从感慨万千的叹息声中，读者已不难觉察：有些人忽略“人事”而将国家的“盛衰”委于“天命”，正是作者所痛心的。而他的写作意图，也已经呼之欲出。
论点一经提出，即须摆出事实来。“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便是过渡到摆事实的桥梁。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认为此句较弱，拟删去。在全文中，这一句的确弱一些。然而起势横空而来，此后叙事的一段又笔笔骞举；在二者之间，还是需要有这么个文气迂缓的句子调剂一下的。一张一弛，也适用于文章作法。何况，“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应“盛”, “所以失之者”，应“衰”；而下文将要写什么，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了它，文章的脉络就更加分明了。
接下去，自然要先写“庄宗之所以得天下”。而庄宗李存勗得天下的全部过程，已经写入《唐本纪》了。何况，即使冒重复之嫌，在这里写出李存勗得天下的经过，也必将造成文势的拖沓，且不合“序”的体制。那又怎么办呢？
写一部书，像缝一套衣服一样，如何剪裁，是要作全盘考虑的。仅从这篇小序着眼，已经可以看出欧阳修在全书的总的构思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遍读《新五代史》，就会发现：此下所写的关于李存勗得天下的事实，不仅在《唐本纪》和《伶官传》里都没有写，而且在其他任何篇里也不曾涉及。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通盘考虑之后，觉得这些事实留在这里写最合适，因而在其他篇里不写。其二是：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还有问题，不便写入有关的“纪”、“传”；但其精神还是符合晋王（李克用）和庄宗的情况的，因而写在这篇“序”里，“虚寄之于论以致慨”。看来这二者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更大。所以先用“世言”二字冒下。
比欧阳修早生五十多年的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写道：“世传武皇（李克用）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约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及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开头用“世传”二字，也见出王禹偁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事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八中通过考证，作了这样的结论：“庄宗初嗣世……未与契丹及守光（燕王）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胡梅磵则认为：“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殁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姑无论这些事本身可信不可信，而李存勗“英武”是真实的，后来也确曾“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因而写进这篇序里，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这些本来用以夸赞李存勗“英武”的情节，正适合于说明他所以“盛”全在于“人事”。
“世言”两字，直冒到“及凯旋而纳之”。事实根据王禹偁的记载，而文字却更精练、更生动、更传神。其中写李克用临终之言和“与尔三矢”的动作，真是绘声绘色！简短的几句话，说得很急促，很斩截；追述已往的恨事，激励复仇的决心，如闻切齿之声，如见怒目之状。写李存勗受父命，只一句：“受而藏之于庙。”而“受而藏”的行动，却既表现了他的坚定意志，也流露出他的沉重心情。而这，又为后面杀敌制胜的描写和“忧劳可以兴国”的论断埋下了伏线。
从“晋王之将终”到“及凯旋而纳之”, “庄宗得天下”似乎已经写完了。但在这里，关于李存勗复父仇的事未免写得太简括，不足以落实那个“盛”字。然而别忙！看来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用“及凯旋而纳之”一收，却立刻用“方其……”承上提起，作了追叙；并在追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由几个既对偶又错落的短句构成的长句，一口气读下去，有如迅雷猛击、暴雨骤至、烈风巨浪相激搏。就李存勗说，“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就作者的行文说，也是“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从“及仇雠已灭”到“何其衰也”写“失天下”，夹叙夹议，极概括而又不乏形象性。读之只觉阴风飒飒，冷雨凄凄，与前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就史实说，一“盛”一“衰”；就文势说，一扬一抑。两相激射，而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情绪，也洋溢于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光看这一段文字，对李存勗失天下的具体过程自然还不甚了了。但这不能责怪作者，因为那些事实全写入了《伶官传》。作为《伶官传》的序，只要提几笔就够了。
接下去，用“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两个反诘语一宕，既承上，又转下。前一句照应“得失”、“天命”，是陪笔；后一句照应“岂非人事”，是主意。“《书》曰”以下，紧承第二个反诘语，用“‘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几句，充实开头提出的论点，揭示李存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源。“故方其盛也……”与“及其衰也……”两层，回应“盛”、“衰”，先扬后抑，一唱一叹。如李㤅伯所说：“虽仍就后唐之盛衰反复咏叹，而神气已直注于结末三句。”
作者通过李存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事实，阐明了“满招损，谦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从而有力地体现了他的写作意图（在《伶官传》里，便着重写李存勗得天下以后溺于伶人，如何“满”、如何“逸豫”的事实）。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了。但他还嫌不够，又推开一步，提出更有普遍性的两个问题感慨作结。从文意上说，更见得语重心长；从文势上说，也显得烟波不尽：真有“篇终接混茫”之妙。而其所以语重心长，正由于作者忧国情深。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虽称“盛世”，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祸患常积于忽微”，难道不应该及早注意，防微杜渐吗？当时的北宋统治者，固然不像李存勗那样溺于伶人；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足以溺人者，“岂独伶人也哉”！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吗？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当时统治者的“满”、“逸豫”和溺于奸邪小人，希望他们从李存勗那里吸取历史教训的。
这篇用以“序”《伶官传》的文章，实质上是论说文，所以不少人管它叫《伶官传论》；但又和非文艺性的论说文不同。写李克用愤恨填膺，须眉皆动；写李存勗始而英毅，继而衰飒，神态如生：极富形象性，而又跌宕唱叹，情深韵远，于尺幅短章中见萦回无尽之意。《文章精义》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这里所谓“精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而外，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就和这“感慨”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如前面所说，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他为争取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
（霍松林）
读李翱文
欧阳修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1] 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2] ，与翱无异；其馀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注〕 [1] 神尧：指唐高祖李渊，他的谥号为“神尧皇帝”。 [2] 贱远：指职位低微、被朝廷贬斥在远方的人。这里暗指范仲淹等。
《读李翱文》是一篇读后感。李翱为中唐散文家、哲学家，韩愈的学生，在当时颇有文名。这篇文章是写读了李翱之文后的感想慨叹。清人林云铭说：“是篇虽赞李翱，却是借李翱作个引子，把自己一片忧时热肠血泪，向古人剖露挥洒耳。文之曲折感怆，能令古今来误国庸臣无地生活。”（《古文析义》二编卷七）这段话很好地道出了此文思想和艺术的特点。
文章借题发挥，用心良苦。它作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其时，主张改革弊政的范仲淹因触怒宰相吕夷简而遭贬谪，朝臣纷纷论救，唯独谏官高若讷含糊不言，事后反而落井下石，诋毁范氏，以为有罪当贬。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信给高若讷，斥责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高把此信上奏给宋仁宗，欧阳修因此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这篇文章就是在赴夷陵途中写的，它的本意和侧重点并不在于评价李翱之文，而只是借着谈李翱的文章，赞李翱的为人，把自己当时对时世的忧念和对保守派阻挠革新的愤懑倾泄出来。
欧阳修的散文以委婉曲折、平易柔美著称。“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这种特色，在此文中表现得很典型。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鸜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明代茅坤评得好：“其结胎全在感当时事上，归重于愤世。”（《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三十二）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〇）。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能引起读者的深长回味。
（吴小林）
记旧本韩文后
欧阳修
予少家汉东[1] ，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2] 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3] 。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4] 。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5] ，而尹师鲁[6] 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馀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
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7] 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
〔注〕 [1] 汉东：汉水以东，指随州（今湖北随州）。欧阳修四岁丧父往随州依靠叔父生活。[2] 杨、刘：杨亿、刘筠。其文华靡，石介《怪说》评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 [3] 以礼部诗赋为事：宋代进士科考试由礼部主持，试策论与诗赋，而以诗赋为主。[4]为有司所黜：欧阳修于天圣元年（1023）应随州州试，因赋不合官韵，被黜落。 [5]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欧阳修于天圣八年赴礼部试，翰林学士晏殊主试，获第一。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洛阳）留守推官。 [6] 尹师鲁：欧阳修好友尹洙，字师鲁。 [7] 重增其故：此句文字疑有讹误。一说保持其原貌，不肯轻率地增补原本。重，难。一说增为“赠”之误。重赠其故，原因是珍重李氏的赠书。
这是一篇书跋文字，以获得一部旧本韩文的始末为中心线索，叙述了三十余年间韩文由埋没不显而至于学者非韩不学的文学风气的变化，并连带而及自己不满意时文，学习韩文，以至“作为古文”，天下学者也“渐趋于古”的过程，实际上也就勾画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历史。
跋文的第一部分，叙写旧本韩文获得的经过，从时文与韩文的盛衰演变，反映古文运动的产生及其发展。作者先从童年家贫在李氏破旧筐中获得旧本韩愈文集写起，记叙第一次阅读韩文留下的印象和体会：虽限于年幼和理解不深，但已感到韩文“其言深厚而雄博”, “浩然无涯”。在当时的情势下，“未尝有道韩文者”，是因为杨亿、刘筠为代表的骈俪文风行一时，成为天下学者追逐的“时文”，并以此去获取科第，争得仕途出身和名誉地位，与之大相径庭的韩文自然遭到冷落。接着作者叙写自己科举考试不中之后，第二次阅读韩文，对照当时流行的时文，认识和体会比第一次深刻得多，心情也比较复杂。他一方面感叹：学者应当以韩文作为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却因为求得仕途出身，养活家口，只能学习时文，而将学习韩文的愿望推迟到科举得中之后。这里道出了科举制度对当时文风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韩文价值的认识，和“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的决心，从中也不难发现欧阳修的文学思想的渊源和唐宋古文运动之间的继承关系。作者第三次阅读韩文，则是在他进士及第、为官洛阳之后，也正是他得禄可以养亲、能够偿其尽力于韩文的素志之时，何况还有尹洙等志同道合的好友相互学习琢磨。北宋古文运动由此诞生，而韩愈文章也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至到了“学者非韩不学”的地步。“可谓盛矣”，既写出天下学习韩文的风气，实际上也就道出了北宋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辉煌胜利。作者叙写自己三读韩文的过程，在不经意之间，概括描述了三十余年间的北宋文坛变化，展示了时文与韩文的沉显盛衰的交替，委婉地写出自己与北宋古文运动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关系、影响，以小见大，寓深意于平常之中。
跋文的第二部分，紧接上文的具体叙述发抒感慨。先作一般性的泛论，以圣人之道为例，往往出现当时被人忽视，不能流行，而后世反而得到珍惜并广泛流传的情况。作者认为，这不仅是客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道本身也有一个从不被人认识、理解到逐步认识、理解的过程。孔、孟这两位圣人当年也曾因道不能实行而四处奔走游说，惶惶不安。韩愈文章的遭遇，也同样如此。但一种正确的思想、道理，是不可能磨灭的，即使是遭到埋没，也只是暂时的，时间愈久，愈能显示出它的光辉。作者联系获得旧本韩文以后的经历，回忆第一次获见韩文是它被弃废沉埋的时候，自己已认识到韩文不是用来追取利禄和趋媚时俗的工具，所以决心学习韩文，实是出于趣尚的相合。作者从韩文中更加深刻地认识韩愈的文品、人品；而自己的不屑名利、不随时好的性格、志趣，更进一步地促进自己努力学习韩文：立志与为学相互统一，相互影响。
跋文的最后一部分，交代旧本韩愈文集的版本情况。宋代印刷技术发达，就书籍印刷的地区而言，有所谓浙本、蜀本、建本之分，这里所说的“出于蜀”，指的是四川刻印的蜀本。欧阳修知识广博，精于考古，对书籍的版本自然十分讲究。他认为这一旧本韩文的优点是文字刻画上精妙，超过流行的一般本子，但缺点是校勘不严，文字的脱落和错误甚多。基于这种情况，所以三十余年中，他听到有精善完美的本子，就极力访求来对照勘正。这个本子的最后几卷残缺不全，没有补全的原因，则是为了保持这一版本的原貌，表明欧阳修是一位精于版本的内行。文章最后写道：“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点出这部旧本韩文在万卷藏书中的特殊性，突出自己的珍重、爱惜之情。其原因有二：一是“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郑重指出韩愈文章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思想道德价值：就时间角度说，为万世所尊崇；就空间角度说，为天下广泛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二是“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则着重表明作者对这部旧本韩文有着特殊的感情，它与作者三十馀年的生涯、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密切相连，难以分割。一“特”字，一“尤”字，突出表现了作者对这部旧本韩文的珍爱之情。
（钟陵）
戕竹记
欧阳修
洛最多竹，樊圃棋错。包箨榯笋之赢，岁尚十数万缗，坐安侯利，宁肯为渭川[1] 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宾欲赏，辄腰舆以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以是名其俗，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镰斧，亡公私谁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隐一毫为私，不与公上急病，服王官为慢，齿王民为悖。如是累日，地榛园秃，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古者伐山林，纳材苇，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经于用。不供谓之畔废，不时谓之暴殄。今土宇广斥，赋入委叠；上益笃俭，非有广居盛囿之侈。县官材用，顾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敛取无艺。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书》不云：“不作无益害有益[2] 。”又曰：“君子节用而爱人[3] 。”天子有司所当朝夕谋虑，守官与道，不可以忽也。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注〕 [1] 渭川：《史记·货殖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 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3] 君子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篇文章写的是一起戕害竹林之事。事情发生在洛阳，时间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这一年八月宫中大火，烧毁了崇德、长春等八殿。为了修复宫殿，朝廷命各地供给修建材料。洛阳官吏得令后不问需要多少，迅即将所有竹林砍伐一空。作者时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记下了这件事，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节正面写“戕竹”。先点出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词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指河南府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呢？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读下去，便深感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现在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出乎意料，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大千世界，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还是留给读者去思考吧。
这篇文章一般选本不大见，其原因大概是觉得它还不能反映欧阳修的“纡徐委备”的风格。其实，它也有值得注意之处。我们知道二十五岁的欧阳修，于天圣九年（1031）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本传）。可见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基本上是同时起步的。这篇文章作于明道元年，也正是这个“起步”阶段的作品。文中所述的为官之道，与他后来主张为政宽简，注重实际，无疑是一脉相承的；那“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的看法，正可以解释他之所以要赞助、参与范仲淹主持的革弊救民的“庆历新政”。这篇文章不仅采用散体形式，而且内容直接议论时事，干预现实，这也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政治思想与进步的文学创作，在“起步”阶段就统一在他的实践中。事实证明，他后来反对为文而文，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风，也不是偶然的；而这对于宋代古文运动的胜利，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还显示了这位年轻的西京留守属官欧阳修的踔厉风发、不畏权势的精神风貌，而且这种“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可见这篇短文，在表现上虽不能充分反映作者成熟期的文风，但对了解、研究作者思想、创作的发展，乃至作者的品格、为人，都是颇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它值得注意的原因。
（赵其钧）
醉翁亭记
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1] 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2] ，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3] ，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注〕 [1] 林霏：林中雾气。 [2] 伛偻：老人。提携：小孩。 [3] 射者中：“射”指投壶。以矢投壶中，中者胜。
这篇《醉翁亭记》是宋代散文名篇，历来被视为欧阳修的代表作之一。文章的语言平易明畅，写作背景却相当复杂，涵蕴也很丰厚，以致评析此文的主题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要弄清的是：欧阳修为什么一贬滁州，就自号“醉翁”，并以此名亭，作文为记。就这篇文章内容看，那是由于琅邪山的风景使他陶醉，人与人之间亲密淳朴的关系使他陶醉，那香而且洌的酒使他陶醉。因此有人说，欧为此文，意在寓性情于游赏。或者说，纵情山水，表旷达自放的情怀。但是，这篇文章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时欧年四十，贬滁州已经一年。他这次被贬，由于论救推行庆历新政诸君子，得罪了守旧官僚。这些人利用他甥女张氏犯法一事，想把他牵连下狱。后来事虽大白，他还是被贬往滁州。欧阳修是个个性刚直的人，读他的《与高司谏书》可知其议论之峻切。现在邪正颠倒，他无端被诬，心中怎么能没有愤懑，又怎么能自放于山水诗酒？十年前，因为支持范仲淹，贬为夷陵县令时，他曾写信给同案被贬的尹师鲁，肯定了尹在谪迁中“益慎职，无饮酒”的自处之道，并批评了那些一遭贬逐，便“傲逸狂醉”的人。十年后的今天，写这篇《醉翁亭记》，竟然畅言饮酒，自号“醉翁”，以至苍颜白发，颓然乎众宾之间，前后矛盾，判若两人。要说这完全是出于性爱游乐，纵情山水，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那么，是不是果如另外一些评论者说的，山水之乐无非是沉郁、压抑心情的饰容，像李白那样，以耽酒自寓其愤世傲岸之情呢？考欧阳修之为人及其所为文，可贵处在一“真”字。他决不会矫情伪饰，自欺欺人。他之所以前后矛盾，其中必有一个难以具言的心理历程。十年前，他写了那封著名的《与尹师鲁书》，透露了一点消息。那信中说，不少前代名人，包括韩愈在内，“一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因此告诫余靖（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他显然看不起、更不屑做那种患得患失的庸人，他的心有更宽广的天地。再说，受到打击、遭到贬谪就忧戚怨嗟，反而使那些陷害他的人弹冠相庆，无异于为敌张目。因此，他诗酒山林，随遇皆乐，显示自己绝不曾因横遭打击垂头丧气；反而意气自若，心态安怡，表现出泱泱君子的坦荡风怀，铮铮铁骨。这是他在《醉翁亭记》里强调“其乐亦无穷也”的真正原因。再说，滁州“地僻而事简”，他于无意中得此闲太守，正所谓不幸中之大幸。滁州又有琅邪林泉之胜足资畅游，可以涤荡胸中积悃。来滁时过一年，朝往暮归，便渐渐得到一种翛然自适之乐，冲淡了心底的烦忧。更何况，守滁一年，能使滁州的人民“乐其岁物之丰成”，又幸滁州士人“喜与予游”，而“与民共乐”正是“刺史之事”（以上几处引文均见作者写于与本文同时的《丰乐亭记》），更足以使他化忧为乐。怀此乐心，以涉山林，则寓目之景色无不献美于前；以临卮酒，则入口之涓滴无不“饮少辄醉”。“饮少辄醉”也不全限于酒量的大小，而且包含有心之所乐，未饮先如醉一层意蕴。于此可知，由诫人以“无饮酒”发展到“自号醉翁”，经历了一个从毋为个人忧患戚戚然借酒浇愁，变为真正“得心寓酒”的心理历程。因此说，这篇文章写作背景相当复杂，分析时不能以偏概全。
从上述分析看，这篇散文涵蕴是非常丰厚的。唯其丰厚，故耐咀嚼。但此文之所以传诵千古，又不限于涵蕴的丰厚，还因为它在艺术上确有独特的成就。欧文最长于抒情。在这篇散文里，他要抒发的是被贬滁州一年后的生活情怀。因此，题目虽是《醉翁亭记》，在“亭”字上反而着墨不多，用主要篇幅来写“醉翁”。林壑泉亭，无不是醉翁活动的衬景；“日出”、“云归”，无不荡漾着醉翁的诗情雅意。这样安排重点，写“亭记”却突出人物，不以亭为核心，乍看似乎离了题面，其实扣紧题旨，是这篇优美的抒情散文在裁剪上独具的特色。但命题既为《醉翁亭记》，当然又不能完全不点到“亭”。这篇散文写“亭”虽只寥寥数语，构思也很具匠心。全文先用“环滁皆山也”一语喝起，写大景、全景。但这仅仅是远处环视，只可能看见一片模糊的轮廓，故泛言其为“环滁皆山”。镜头拉近到“西南诸峰”，渐渐望见那“蔚然深秀”之色；再拉近到“酿泉”，便听到了流水潺潺之声；再拉近到醉翁亭，终于看清了亭子像鸟翼一般的具体形象。这样迤逦写来，切合步行入山远近视听之理，又显得层次丰富，胜境迭陈，使读者随着作者的脚印，信步神游于楮墨画图之间，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第三段写山林中的人，先写“负者”“行者”的来往游人，次写坐起喧哗的众宾，镜头拉近，头像扩大，最终写核心人物——“颓然乎其间”的太守，推出“苍颜白发”的特写镜头。后段写人禽和谐共乐，也是先写禽鸟之乐，而后写众人之乐，最后归结到太守之乐，结末一句直接点出“太守者，庐陵欧阳修也”：都是从大到小，由远而近，最后集中到醉翁一人。这种移步换形、聚焦一点的艺术手法，使全文重点突出，“醉翁”始终居于画面的中心。所写事物虽不多，却纷繁有序；林壑之胜，朝暮四时之景，休息、行走的游人，以至喧哗的众宾，幽鸣的禽鸟，这众多杂沓的物态人情，都用一个“乐”字贯串，使文意辐凑，凝而不散。特别是结处“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四句中两用“知”与“不知”，文势遒劲，一转一深，构成螺旋式层层推进，是一篇之警策，显示出作者炼句炼意的艺术功力。
人多称赞欧阳修的散文富于诗意，誉之为“诗化的散文”。称之为诗，首先要有诗的意境。前面论析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心灵沟通，情景相生，意与境偕，已具诗的意境。誉之为诗，还必须具备音乐之美，要求韵律悠扬，声情契合。在这方面，本文也有戛戛独造之处。这篇文章的中心人物醉翁的心情，是翛然自适、悠闲容与的。反映这种心情的句式韵律，也纡徐悠远，逸韵从容，自有诗一般的音乐境界。这就要说到本文连用“也”字的艺术效果。“也”这个助词，本多用来表判断语气，用于句末，往往表示语意顿结。欧阳修在这篇文章的许多句子里，却赋予“也”与今语“啊”字情韵相近的特殊的感叹意味，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延长音符。全文连用二十一个“也”字，构成曼声咏叹的韵致，以表现醉翁悠然自得的心态，这是欧阳修的独创。欧的史传文字，多顿挫唱叹之美；这类记游乐情怀的文字，却不取顿挫转折而专一反复咏叹。可见他的散文，因情赋声，具有多种风调，多种情韵。所谓秋虫春鸟，各有新声，不拘于一格，却无往而不近乎诗。
（赖汉屏）
相州[1] 昼锦堂记
欧阳修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2] 不礼于其嫂，买臣[3] 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4] 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5] 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6] 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7] ，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注〕 [1] 相州：州名，宋时治所在今河南安阳。 [2] 季子：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字季子，初出游数年，大困而归，为其兄弟、妻嫂所笑。闭门读《阴符》一年后，出以合纵之说为六国诸侯所悦，并相六国，诸侯发使送之甚众。其兄弟、妻嫂俯伏一旁，苏秦谓其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其嫂答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3] 买臣：朱买臣，西汉吴县（今属江苏）人。初以樵为生，其妻嫌其贫而改嫁。后买臣官会稽太守，迎送车马百余乘，其妻与后夫亦在修路民伕之中。其妻遂羞愧自缢死。 [4] 高牙大纛（dào到）：指旗杆上装饰象牙的大将牙旗，亦代指高位者的仪仗。[5] 桓圭衮（gǔn滚）冕：桓圭是古代公爵所执的玉制礼器，长九寸，两面各二棱。衮冕是古代帝王及诸侯大夫的礼服和礼帽。 [6] 武康之节：武康军节度使的旌节。 [7] 垂绅正笏（hù户）：指端庄严肃。绅，大带；笏，官员上朝时记事的手板。
韩琦，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韩琦因病自请由并州武康军节度使改知相州，就任之后，在州署的后园中建了一座“昼锦堂”。这篇文章的开头即就堂名生发。《汉书·项籍传》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反之，富贵归故乡，那就犹如衣锦昼行，其富贵荣华人人可见，世人亦皆以此为荣；而且，这一观念还是古今不变的，苏秦、朱买臣的经历便是人们熟知的故事。那么，怎么会形成这种风气和观念的呢？作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士”的境遇和表现的不同——“穷”则“困厄闾里”, “达”则“高车驷马”，衣锦昼行，唯恐亲朋故旧不知。另一方面就是世俗态度的变化——视其“穷”, “皆得易而侮之”；见其“达”，则“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一穷一达，一倨一卑，两两相形，便自然地渲染出落魄之悲，得志之快，所以苏秦大为感叹：“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照此看来，韩琦如今归乡为官，并建“昼锦堂”，显然也有炫耀富贵之意了？不，“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至于为什么“不然”，怎样“不然”，下面再细细表来。这就是前人所说的文字过脉，“贵空而不贵实”（李腾芳《山居杂著》）。这大概是因为“空”可造成悬念，引人兴味；由“空”而“实”，还能造成层次，突出需要强调的内容。是的，下面就具体地回答之所以“不然”了。先说韩琦其人——第一，韩琦世代仕宦，非一介寒门之士；第二，他少年得志，仕途通达，“早有盛名……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宋史》本传）。可见他未经困厄，亦未受庸夫愚妇之侮，自然也不存在向他们夸耀富贵以雪耻报恨之心。这些都与久穷而后得志者大不相同。那么，韩公仕宦多年，历官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当然也会有他自己的荣辱观和他自己的追求，这就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并不在报个人穷通之恩仇，也不在夸一时、荣一乡。这是第三点，以韩琦的身世、经历、抱负为基础，正面阐述韩公之志。
下面再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在家乡建堂而又取名“昼锦”呢？请看文章的第三段，作者先对建堂的时间、地点略作交待，随即用“既”字引出“刻诗于石”。这“诗”是指韩琦自己写的《昼锦堂诗》。“诗”中有言：“所得快恩仇，爱恶任骄狷。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羡。兹予来旧邦，意弗在矜炫……公馀新此堂，夫岂事饮宴。亦非张美名，轻薄诧绅弁。重禄许安闲，顾己常兢战……”作者点出韩公之“诗”，意在表明文中所说的：“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不是作者的强为解释，更不是虚美之谀词，而是主人命名的本意——意不在“夸荣”，恰恰相反，是以此为“戒”。有此境界方能成其事业，接着再转入对韩琦壮志伟业的称赞。如果说前言“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是虚提一笔，这里的“出将入相”云云，便是实叙功德，且为下文的“志有成”伏笔。“所以铭彝鼎”几句，既回应了“勒之金石，播之声诗”，又进一步肯定了功在天下，而不在一时一乡之荣。可谓环环相扣，墨饱意足。
这篇文章作于治平二年（1065），不是出于“昼锦堂”的落成之时，也不是因为观赏而作，文中明言“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同时，亦不见韩琦请为作记的迹象。那么作者此时为何要写这篇“记”呢？文章的最后几句话就在说明作意，不过言辞甚简，似有略作剖析的必要。“尝窃诵公之诗”，读其“诗”（指《昼锦堂诗》），想其“堂”，思其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诗”早已有之，作者亦不是此时方见，所以“诗”之触发，恐怕不能说是主要的、直接的原因吧。如果说十年前从公之“诗”意、“堂”名，可以看出“公之志”，那么，十年过去了，韩琦已于嘉祐三年（1058）入朝为相，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曹太后与英宗失睦，随之治平二年朝廷“濮议”之争兴起，作为宰相的韩琦在这种多事之秋处境是可以想象的，要拿出自己的见解、办法支撑朝政，就需要有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胆识与气魄。可贵的是，韩琦做到了这一点。对此《宋史》本传也特地记下一笔：“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是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谏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矣。’琦叹曰：‘是何言邪！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而同样以社稷为重的欧阳修，与韩琦共事有年，曾与韩琦共同调和两宫矛盾，现又卷入“濮议”之争，这就不仅更有体会，也更能了解韩琦，而且更寄希望于韩琦。“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说的是过去，又何尝不包括眼前和未来呢？所以作者那么热情洋溢地说：“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这肯定与赞扬之中，蕴藏了多少期望和激励啊！这，就是作者之所以写这篇记的真正的意图吧！作品的现实意义也正在此。
王葆心说：“欧文入手多配说，故逶迤不穷。相配之妙，至于旁正错出，几不可分。”（《古文词通义·文家格法之析分》）颇有见地。这篇文章开头大谈衣锦荣归之人事、情理，说得头头是道，读下去方知作者之意，只在以世俗中两种不同人物的心态与表现，反衬出韩公超凡脱俗之大志。二者似正实反，正见出“相配之妙”。第二段写韩公其人、其志，还是“盘马弯弓惜不发”；直至第三段方入正题，揭开堂名“昼锦”之意；最后再道出作意。这种盘旋而下、层层蓄势、步步回应的章法，充分地体现了欧文委婉曲折、从容自如的特色。
（赵其钧）
王彦章画像记
欧阳修
太师王公，讳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也。事梁，为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死国，葬于郑州之管城。晋天福二年，始赠[1] 太师。
公在梁以智勇闻。梁、晋[2] 之争数百战，其为勇将多矣；而晋人独畏彦章。自乾化后，常与晋战，屡困庄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赵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不见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尽失河北，事势已去，诸将多怀顾望。独公奋然自必[3] ，不少屈懈，志虽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4] 。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公本武人，不知书，其语质[5] ，平生尝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6] 。至于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求于滑人，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其记德胜之战尤详。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经于帝前；公因用笏画山川，为御史弹而见废。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节。此皆旧史无之。又云：公在滑，以谗自归于京师，而史云“召之”。是时，梁兵尽属段凝，京师羸兵不满数千；公得保銮[7] 五百人之郓州，以力寡，败于中都。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胜也，初受命于帝前，期以三日破敌；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时，庄宗在魏，闻公复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驰马来救，已不及矣。庄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
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8] ，败军杀将，连四五年，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予尝独持用奇取胜之议，而叹边将屡失其机。时人闻予说者，或笑以为狂，或忽若不闻；虽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读公家传，至于德胜之捷，乃知古之名将，必出于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伟男子之所为，非拘牵常算之士[9] 可到也。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
后二年，予复来通判州事。岁之正月，过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10] ，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枪，当时号“王铁枪”。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犹以名其寺，童儿牧竖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一枪之勇，同时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画已百馀年矣，完之复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区区[11] 如此者，盖其希慕之至焉耳。读其书，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画既完，因书予所得者于后，而归[12] 其人，使藏之。
〔注〕 [1] 死后追封叫“赠”。 [2]晋：此“梁晋之争”的晋及下句“晋人独畏彦章”的晋与上段“晋天福二年”的晋，所指不同。“晋天福二年”的“晋”指五代的“后晋”, “梁晋”、“晋王”的“晋”指晋王李存勗，灭梁之后才称帝，史称“后唐”。后文“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勗。 [3] 奋然自必：奋起与晋争斗，毫不动摇。 [4]“五代”数句：五代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五十三年，换十三个皇帝，五次改易国号。五代中，后梁、后汉、后晋三个皇帝各一姓；后唐三个皇帝实际上是三姓；后周皇帝，一姓郭，一本姓柴，加起来，五代主国者共八姓。 [5] 语质：说话朴素直率。 [6]《五代书》：指欧阳修所著《五代史记》，今称《新五代史》。善善恶恶：表彰好人，批揭坏人。 [7] 保銮：皇帝的禁卫军。 [8] 元昊反：指西夏主赵元昊叛宋称帝。 [9] 拘牵常算之士：被常规所束缚，办事畏首畏尾的人。 [10] 完理：修复。 [11] 区区：诚恳貌。[12] 归（kuì愧）：同“馈”，赠送。
这是一篇题记文字，可存史料，写法却有别于史传。若按文体的要求，只须从画像一点生发，由像及人，因人述事，缘事抒情。但本文构思布局，另辟蹊径。先记王彦章在后梁面临败亡时的忠义品节，最后才以寥寥数语写到画像，点题作结。如此安排材料，很具匠心。首先，画像终归是一件微物，官宦之家类多有之，值得记的还是像中之人。先记其人，把人的精神写足、写活，才是文章中心，才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然后写得像、修像、归像，这画像才显得珍贵。其次，写人物，写画像，目的又不全在于表彰古人的忠勇节烈，而在于借古讽今，激劝来者。故在近尾处用“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节文字，发为议论，批判“拘牵常算之士”；最后以抒情作结。把发现王彦章画像一事安排在结尾处，让议论、叙事、抒情三者汇合，在结处掀起巨大的波澜，聚光一点，映射全文，产生强烈的感发作用。
这篇散文不仅在材料安排上深具匠心，章法也非常严谨。首段概言人物生平，语极明洁，立即转入正面叙事。二段写后梁国势危殆，诸将顾望，王彦章在这“事势已去”的时候，独“奋然自必，不少屈懈”，突出他的忠义；三段以家传补旧史之失数事，重点记德胜之战，突出他的智勇。这两段核心文字，以“公在梁以智勇闻”、“晋人独畏彦章”领起，总分有序，层次分明。刘熙载《艺概·文概》以为：“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又说：“明断，正取暗续也。”本文第三段结末处，用“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十分自然地引出第四段“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求于滑人，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第五段结尾，又用“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逗起最后一段：“岁之正月，过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这些地方，“抛针掷线”，使段与段之间明断暗续，全文转换自然，如行云流水。
但是，构局、章法，人所能臻；韵致风神，人所难到。抑扬顿挫，跌宕唱叹，才是欧文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和这篇《王彦章画像记》里，体现得最充分。第二段开头说：“梁、晋之争数百战，其为勇将多矣”，接着一转：“而晋人独畏彦章”。上句一开，曼声摇曳；下句一顿，斩截有声：极富抑扬顿挫之致。紧接着写道：“梁之大臣老将……皆怒而有怠心”, “诸将多怀顾望”，然后又作一急转：“独公奋然自必，不少屈懈”。两用“独”字，在人欲横流中突出彦章一人，大节凛然，形象鲜明夺目。复承以“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唱叹感慨，一往情深，最见风神。写五代之际，“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继之以“公本武人”数语，又作一顿挫；到“至于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再用“惜乎旧史残略”一转，千回百折，起伏跌宕，读之令人无限低徊。
这种顿挫唱叹之美，集中表现在最后一段。在铁枪寺得彦章画像后，“亟命工完理之”，承以“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为一转折，写出对王顶礼膜拜，无限崇敬的心情。“童儿牧竖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又承以“一枪之勇，同时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先用反诘“岂无”作一顿，再用“岂……使然欤”，故为疑问一扬，文意从匹夫之勇转进到忠义之节，境界升华；音节从上句反诘的四字短节奏一顿，变为下句疑问句式的无限延长，更见纡徐摇曳之美。“画已百馀年矣，完之复可百年”，是两个平缓的陈述句，接下来。“然公之不泯者，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再作转折，从画之不能不朽转到王之必将不朽，从画之弥足珍贵转到画之存不存无关紧要，从感情倾泻转入理性认识。下面复作一转折：“而予犹区区如此者，盖其希慕之至焉耳”，又从王之精神不朽，不必以画存，转出自己一片钦慕之忱，不能不珍重这幅画像，再从理性认识转出不能自已其修像归像的感情抒发，文意回环激荡，境界愈转愈高。最后写道：“读其书，尚想乎其人”，结出“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把感情的激荡更推进一步。真如沦漪层层，波澜荡漾；神韵缥缈，味之无穷。
刘熙载说：“欧阳公欲作文，先诵《史记·日者传》。”（《艺概·文概》）苏轼说：“欧阳子……记事似司马迁。”为什么欧文似司马迁之文？近代散文家梁启超自称其文“笔端常带感情”，这六个字，正道出欧阳修与司马迁散文笔意相近的根本原因，倒不在于是不是诵《史记·日者传》。由于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发而为文，臧否抑扬，感慨浩叹，不能自已。如果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欧阳修这类文字，又何尝不可称之为无韵的诗歌？
（赖汉屏）
秋声赋
欧阳修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 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 [1] 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2] ；又兵象也，于行用金[3] 。是谓天地之义气[4] ，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5] ，夷则为七月之律[6] 。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7] 。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8] ，黟然黑者为星星[9] 。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注〕 [1] 衔枚：古代秘密行军时，为了保持部队肃静，常令士兵口里横衔一根小棍，以免喧哗。 [2]“夫秋”三句：周制，掌刑法狱讼的官称“秋官”。又，古人以阴阳配四季，春夏属阳，秋冬属阴。 [3] 又兵象也，于行用金：古来征战，多在秋季。又，古人把五行分配于四季，秋天属金。 [4] 义气：节烈、刚正之气。 [5] 商声主西方之音：古代以五声配四时，商声属秋；五声和五行相配，则商声属金，主西方之音。 [6] 夷则为七月之律：古以十二律配十二月，七月为夷则。 [7] 必摇其精：损害精气。 [8] 渥然丹者为槁木：红润的容貌变为苍老枯槁。[9] 黟然黑者为星星：乌黑的须发变成白色。
《秋声赋》开宋代文赋的先河，是宋文名篇。宋代文人把散文引入诗、词，也引入赋，改造了六朝以来盛行的骈赋，给这种文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之能更自由地状物抒情。欧阳修此文既出，苏轼《赤壁赋》继响，遂成后代楷模。因此，《秋声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赋的主旨在通过秋声摹写自然界的秋天，用以烘托作者心理上、人生旅途上的秋天。作此文时，欧阳修年五十三。他自二十九岁为范仲淹被落职事上书切责司谏高若讷，初贬夷陵；三十九岁复因论救推行庆历新政诸君子，被反对者构陷，再贬滁州；四十八岁那一年，丁母忧刚刚期满复官，又有小人诈称他奏请裁汰内侍，激怒了宦官，被诬以他事，几乎出知同州。入仕二十多年中，真可谓历尽宦海波涛。他本来体弱多病，四十岁时就白发萧疏；现在五十多岁了，身体、心态更已经进入了人生的秋天。因此，一年四季有风声，他对秋声特别敏感；秋天有各种色彩，他独独看到“惨淡”的颜色。正由于他对秋天有特殊的感受，发而为文，便秋怀满纸，秋思遥深。
但伤秋毕竟是一个古老的主题，用这个主题写出的名篇不少。“秋思遥深”，人多如此，单凭这一点，不可能使这篇文章获得那么高的声誉。它之所以脍炙人口、传诵不衰，是因为在艺术上确有人所难及的地方。
试潜心一读这篇《秋声赋》，给你的第一印象便是秋声满耳，感受到有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无边秋意缭绕在你身旁。这说明本文具有强大的感发力量。
写秋声而如此摇动人心，首先由于作者对秋声的质和量作了成功的描绘。他把秋声比拟为淅沥潇洒的细雨，奔腾澎湃的波涛，互相碰撞的金铁：这就使抽象的声音具有质的实感。那秋声时而小，时而大；时而显，如风雨夜惊；时而隐，像战士衔枚疾走：这就使无形的声音具有量的存在。有了质的实感和量的存在，才使读者感到秋声盈耳，秋意无边。这第一层写秋声之形，手法是化虚为实。
而后，再写秋色、秋容、秋气、秋意，用“秋之为状”写秋声之神。其中“色”、“容”为实，“气”、“意”是虚，手法是从实入虚。那秋色：轻烟飘飞不绝，薄云虽少未尽，色调是惨淡的。那秋容：晴天有日光照耀，显得凄清明朗；云薄则感到天高，天愈高则愈感空旷寥廓。那秋气：寒到刺人肌骨，自然也浸人心脾。至于秋意，则萧条寂寞，仿佛万物生意已尽，山川也神态黯然。这一层写秋之为状，好像游离于题面“秋声”；其实，“写物而不滞于物”，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改用烘托手法，以秋状写足秋声。因为，秋声来自秋风。风因空气流动的速度不同而有疾徐大小之别，又因流动的方向不同而有东西南北之分；如果风速风向相同，便很难说秋风与别的风有多大区别。用了“秋之为状”一加烘托，才显出秋风的独特性格，秋声的特殊情调。古人云：“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刘熙载《艺概·诗概》）正是此意。
接着，笔意又变，改用刑官、兵象、音乐写秋之为心，藉秋心进一步渲染秋声。刑官古名“秋官”，秋天又是用兵的季节，因此秋有一种肃杀之心。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与秋相应的是商声；“商”、“伤”通训，因此闻秋声而自伤。十二乐律中，与凉秋七月相配的是夷则。“夷”字可训为杀戮，正与物盛则衰、草茂当杀的自然规律相应。秋之为心如此，故万物逢秋而兴悲，更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这个层次用象征手法，拓开了文境，文势张扬。所用音训、义训，虽不无附会，但作者怀抱如此，转见其心中别有所会，正不必拘拘于训诂。
以上从秋声、秋状、秋心三个角度，调动了化虚为实、烘托、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段，写秋之质，摄秋之魂，进而形成了一种幽悄凄怆的意境。
写秋声、秋状，无非写景状物，何以就能形成意境呢？关键在于写景状物中融进了作者的感情，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举例来说，作者把秋风触物之声拟之为军士衔枚疾走，便使人联想到一场伏尸满地、流血遍野的战斗惨剧马上就要发生，读之能不紧张心悸吗？秋色“惨淡”，令人联想起孤儿寡妇无食无衣的面色，对此能不触目心伤吗？写秋之为心，用“刑官”、“兵象”作象征。刑官、兵象，带给人间的无非惨不忍睹的悲剧。至于商声，正像陶潜《咏荆轲》说的那样——“商声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更令人不忍卒听。由于作者用来描摹秋声、秋状、秋心的事物，无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一读斯文，便如身临其境，徙倚彷徨，愀然难以为怀。客观景况融进作者的主观感情，此景此情又引起了读者的感情共鸣，歌哭随之，不能自持，进入幽悄凄怆的意境，这是本文传诵千古、魅力独具的地方。
其次，这篇文章在对比映衬的运用上，也独具匠心。写秋声，有远近、强弱、缓急的对比；写草木，用了荣枯消长的对比；特别是童子与作者形成的对比映衬，更增添了文章的情趣，突出了作者寂寞的秋心，大大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力。深夜，作者正陷入思考人生、无眠叹息之中，童子却“垂头而睡”，漠然无动，这与李清照《如梦令》中主人担心“绿肥红瘦”，而侍儿“却道海棠依旧”，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对比，以童子的单纯无忧衬出主人秋怀的纷繁复杂，更显得两间一人，彷徨寂寞，不仅相映成趣，而且相得益彰。
第三，这篇文章在遣词造句上富有音乐美。欧阳修为文向来注重声情契合。他不仅在每一个文句中用音节、语词的抑扬顿挫表现感情的起伏变化，而且精心构局，使整篇文字的韵律乍起乍落，恍如游龙蜿蜒，首尾回环，极具旋律美。本文一起，万籁俱寂，只有作者一人在伏案夜读，那是极静谧的境界。忽而秋声骤起，金铁铮鸣，引进了自然界强烈的音响；再用“噫嘻悲哉，此秋声也”和“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展开感慨抒情，表现出心理上的强烈震动。最后结以唧唧虫音，声声叹息，环境又归于沉寂。文中既有音量大起大落的动静变化，又有“淅沥”、“奔腾”、“凄凄切切”、“呼号奋发”等小的波澜；最后的虫声、叹息声，更显得余音袅袅，使整篇文章像一支乐曲，极具旋律变化。写秋声而具体可见可闻，已经不易；把秋声写得饱含感情，具有意境，更非寻常手眼所能及；写秋声而使整篇文字像一支旋律优美、如怨如诉的小夜曲，则更非大手笔不能到。“赋”这种文体，本来介乎诗与散文之间；欧阳修这篇《秋声赋》，可以说兼有诗与散文两者的佳胜。
至于描秋声、秋状之景，融“百忧感其心”之情，悟“天之于物，春生秋实”, “物过盛而当杀”之理，情、景、理三者水乳交融，更是欧文共同的优点，非本篇所独具。
（赖汉屏）
六一居士传
欧阳修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1] 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2] ；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3] ，阅大战于涿鹿之原[4] ，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5] 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6] ，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复笑曰：“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
已而叹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7] 。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
〔注〕 [1] 逃名：避名声而不居。 [2] 畏影而走乎日中：《庄子·渔父》说：“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3] 九奏：即“九韶”，虞舜时的音乐。《庄子· 至乐》:“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4] 阅大战于涿鹿之原：《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事。[5] 轩裳珪组：分指古代大臣所乘车驾，所着服饰，所执玉板，所佩印绶，总指官场事务。[6] 赐其骸骨：喻皇帝同意其告老退休。 [7] 不待七十：古人认为，人到七十岁，便当退职；“不待七十”是说退休不一定要等到七十岁。
善于谋篇的作家，都重视文章的结尾。举凡一篇的胜义，全文的主旨，精辟的议论，乃至警策的语言，往往安排在结尾处，使人读完全文，或留下深刻的印象，或产生无穷的感慨，或引起连翩的浮想。所谓掩卷沉思，低徊击节，起坐彷徨，种种艺术效果的取得，虽不能说完全系于一结，那精警的一结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像这篇小文，以“六一”命篇，中心意旨却并不在表现作者晚年徜徉琴棋书酒之间的至乐，而在于表明亟于辞官归老的心情；结尾“三宜去”，才是全篇的归趣。前面写“六一”之乐，只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这种“乐”只有在辞官归老后才能变为现实。预想“六一”之乐，旨在求得“三宜去”之早日得到理解和实现；把“三宜去”安排在结尾处，才能感动人心，引起同情，求得宋神宗及其执政者“恻然哀之”。因此，文章的题面虽然是“传”，其实不是一篇记叙性的传文，而是一篇藉议论以抒情的散文。
欧阳修的抒情散文，其独到之处，在于“美”而且“真”。他写这篇《六一居士传》时，已经六十四岁，自二十四岁应试及第，授西京留守推官，步入仕途，已整整四十年。他以其毕生精力献给了赵宋王朝。现在，既老且病，春蚕丝尽，蜡泪将干，应该得到休息的机会了。更何况，四十年中，群小与新党中人交相煎迫，以至三度贬官，历尽宦海风涛；到了暮年，还经历了“濮议”之争的惊涛骇浪：宋仁宗死，无子，欧阳修时在朝廷，与韩琦等议立英宗。英宗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亲生子。濮王死后，英宗按例追赠尊亲。有人认为，英宗只能称生身之父允让为皇伯，不能称父。欧阳修力辟其非。御史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欧阳修著《濮议》来反驳。这场宫廷风波使欧阳修“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此时求去，完全是出之于至性真情。写这篇文章后一年，他才获准致仕；又过了一年，病逝颍州。他仅得一年的琴棋书酒之乐便溘然长逝。以后事证今言，再读这篇《六一居士传》，谁能不为这位老人的晚年遭际愀然动容？这便是文中真挚之情具有感发力量的明证。
这篇文章除了感情真挚动人之外，还深寓人生哲理。当作者对“客”说明更名“六一居士”的含义后，“客”指出他企图“逃名”，并引《庄子·渔父篇》的话，讥诮他这样做是“畏影而走乎日中”，必将“疾走大喘渴死”，而名终不可逃。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无不想捷高科，干名位，汲汲于事功。一旦有了高科名位，才发现名位与劳苦忧患俱来，名愈高忧劳愈甚，居位愈久愈不可自拔，真所谓春蚕作茧，徒以自缚。欧阳修在北宋中期享大名数十年，深谙个中消长盈虚之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客”所引《庄子·渔父》那段话，还有两句没有直接说出来，这就是“处阴可以休影，处静可以息迹”。人要逃避自己的影子，最简单的办法是从阳光下站到阴处来；人要是怕见自己的脚印，只消停下来不走，那脚印自然消失。这里的“处阴”、“处静”，隐喻息影林泉，摆脱物累世虑；对于欧阳修来说，便是辞官归田。这话虽从客人引述道家之言中隐约其辞地泄露出来，其实就是欧阳修对人生哲理的清醒体认。这段客主问答，是十分含蓄的悟道之言，妙在引而不发，言而未尽，特别引人寻绎，耐人咀嚼。
从上面分析过的三点——巧妙的谋篇、真挚的感情、隐寓的哲理——来看，这是一篇文思十分缜密的短文。但作者写来，似乎信笔所之，轻松疏淡，娓娓而道，绝不经意。这就是文章家常常说的“举重若轻”，是欧文的一贯风格，不过在这篇《六一居士传》里体现得更为充分。文章第一段自叙其更名的因由（“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作平静的叙述；最后一段论“三宜去”，从议论中抒情。这两段文字仅占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以四分之三的篇幅设为客主问答。这种构局可谓精心结撰。客主问答的体例出于板重的汉大赋。但作者为什么要在一篇小文中采用这种形式呢？说仅仅出于模仿，那是唐突古人。试想，这一大段中包含的内容，如果不用这种设为问答的特殊形式而改用直接议论抒情，该多么板滞沉闷！用了这种形式，使文情顿生波澜，起伏荡漾，变板滞为活泼多姿，化沉闷为轻松流走，藉问答而层层推进。所谓“举重若轻”、“娓娓而道”的风调，不是全赖此客主问答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吗？“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那一段精彩的答词，连用四句作形象化的描绘以写其翛然自适的专注之情，文势多么酣畅开扬！“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把一场内容严肃的对话结束得多么轻松活脱！论古文者，向有“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所引萧墨《经史管窥》）之喻。欧阳修的散文，确乎如沦漪层层，波澜荡漾；虽多唱叹，出以曼声，不为狂涛海啸；然疏淡安详之中，又非止水如镜，而是时有微风飘忽，吹皱一池春水。
（赖汉屏）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1] ，具官[2] 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敭[3] ，至于太清[4]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5] ；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6] 。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7] 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8] 。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9] ？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10] 。尚飨[11] ！
〔注〕 [1] 维：发语词。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治平为宋英宗年号。 [2] 具官：唐、宋以后，在公文函牍或其他应酬文字上，常把应写明的官爵品级简写为“具官”。 [3] 尚书都省：即尚书省。都省，汉以仆射总理六尚书省，谓之都省。唐垂拱中，改尚书省曰都省。令史：指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事务员。 [4] 太清：地名，指永城县（今河南商丘东南）太清乡。欧阳修《石曼卿墓表》:“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茔。”[5] 暂聚之形：躯体。 [6] 灵芝：菌类植物。古人以为芝为瑞草，故名灵芝。古以九为极数，故九茎灵芝尤为珍贵。 [7] 磷（lín林）：磷火。人与动物尸体腐烂时分解出磷质，并自动燃烧。夜间发出白色带蓝绿色火焰，俗称“鬼火”。 [8]咿嘤（yīyīng衣婴）：象声词，鸟兽啼叫声。 [9] 狐：狐狸。貉（hé和）：兽名，形似狸，锐头尖鼻，昼伏夜出。鼯（wú吾）：鼠名，俗称飞鼠，别名夷由，形似蝙蝠，前后肢间有飞膜，能在树林中滑翔。鼪（shēng生）：黄鼠狼。 [10]太上：最上，指圣人。亦作“大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大上以德抚民。”疏：“然则大上，谓人之最大上，上圣之人也。”忘情：对喜怒哀乐之事不动感情，淡然自若。《世说新语·伤逝》记王戎丧子，悲不自胜，有人相劝，戎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11]尚飨（xiǎng想）：旧时祭文通用的结语，意为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
石曼卿（994—1041），名延年，曼卿为其字，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一生怀才不遇，颓然自放。欧阳修与曼卿相识是在景祐元年（1034），当时两人同官馆阁校勘，欧阳修二十八岁，曼卿四十岁。不到一年，他俩就分别了，一别就是四五年。再度相逢时，曼卿已心老貌癯。不久，四十七岁的曼卿就过早地去世了。欧阳修在《哭曼卿》一诗中说：“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朐山顷岁出，我亦斥江湖。乖离四五载，人事忽焉殊。……而今壮士死，痛惜无贤愚。”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彼此相交较晚，相聚无多，是深感遗憾的。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欧阳修对他的了解和敬仰，欧阳修在《石曼卿墓表》中，就曾对他的文章、才气、奇节、伟行作了全面的称赞。治平四年，距曼卿去世已二十多年了，作者又派人祭奠墓前，并作了这篇祭文，再一次抒发了他深情的怀念。
应该说，作者此时此举不无自己的境遇、情绪结合在内。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英宗乃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因此到了治平二年、三年，朝廷便出现了崇奉濮王典礼一事的争论，欧阳修亦因此事遭到侍御史吕诲等人的指责，说他“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蒋之奇赞同欧阳修的意见，而后吕诲被谪，欧阳修荐举蒋之奇为御史，这又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蒋之奇为了洗清自己，便反过来将别人诽谤欧阳修的“帷薄不修”的流言，上告朝廷。事情虽然澄清了，蒋氏却被贬了，欧阳修也因此上表力求去职。治平三年欧阳修解去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等职，出知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这虽然符合其求退之心，然而他已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一生刚直敢言，却累遭挫折，一旦到了亳州之后，不平之情，孤寂之境，不免使往事常常浮现，而追忆那些“同病亦同忧”的亲朋故旧，便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曼卿只是其中的一位。他六月到任，七月便派人祭奠，并作了这篇为后世传诵的祭文。
祭文的第一小节，虽然是一般性的交代，但读者应从那时间、“具官”（成文是要详写职衔。欧阳修此时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等词语中，领略出上述内涵。这不但有助于理解这篇祭文，也揭开了这一时期作者之所以对许多亡友（如蔡襄、丁宝臣、吴奎等）致祭的背景。
第二节进入正文。“呜呼曼卿！”一声哀唤，劈面而来，悲情浓郁，扣人心弦。紧接着便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情切语急，笔势突兀。它的完整的意思似乎是——一个高尚有为的人，不论是生还是死，总该有一个理想的境界，那就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英，即英杰之意；灵，神灵，结合下文看，亦指由功德言行所体现出来的不逝之精神，不朽之英名。因此，人之死只不过是“暂聚之形（躯体）”, “复归于无物”，但其身后之英名则是卓然不朽的。请看那些与日月同辉、青史名垂的圣贤豪杰，不都是这样的吗！这一节虽是泛论，实际上是将曼卿包括在内的。
第三节与上文之间的暗转之意，读者亦须填补——曼卿啊！你在我心中留下的何止是“后世之名”呢！（作者不忍以“死”相称，只以“不见”代之，深情可见。）二十多年过去了，你那遇事洒脱、豪宕不拘的风格，乃至你的一言一笑，至今犹历历在目，“暂聚之形”何曾消失啊！因此，我也从不相信你那气宇轩昂的神态，坦荡磊落的心胸，优异出众的才华，会埋入地下变成腐土烂泥。我以为不化成金玉之精，也会化成千尺青松，九茎灵芝，岂能“归于无物”！可是事实不然——再以想象之辞（作者未亲临墓地）加以转折——你的墓地竟是野草遍地，荆棘丛生……现在已是如此荒凉破败，千百年之后，恐怕你的墓穴早就成了狐貉鼯鼪的栖身之处了。由墓外而墓内，由眼前而未来，愈转愈悲，愈思愈痛，如此悲痛，生者不堪，死而有灵亦不得安眠地下。文章至此如何收束得住呢？不必担心，作者忽接以“自古圣贤”两句加以逆挽，是所谓“顺其变以节其哀，故存者不至于伤生，逝者不至于甚痛”（韩愈《顺宗实录》）。开阖自如，方显得思路恢宏，文情多姿。
那么，作者的情绪是否得到一点平静了呢？没有。“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祭蔡端明文》）。这道理虽然明白，但一想起当年的交往，昔日的情事，依然是悲不可抑，泪如泉涌，所谓“圣人忘情”，实在是自愧不能。似了非了，余情不尽。
这篇祭文不详于叙事，诸如曼卿的家世、生平、事业等等，一概略去（因为作者前已有《石曼卿墓表》），而重在抒情，这是它在内容上的特点。如何抒情呢？作者通过物之盛衰，人之生死，形、名之存亡等等的议论，而在这些议论中，始终交织着事实与情感、常理与心理、客观与主观的矛盾，一波一折，千回百转，而终究是事不胜悲悲不已，理不解情情更伤，低回凄咽，一往情深，真可谓善于言哀。这，便是它在表现上的特点，当然，也可以作为欧阳修的“纡徐委备，往复百折”的行文风格的一个生动的例证。
（赵其钧）
尹师鲁墓志铭
欧阳修
师鲁，河南人，姓尹氏，讳洙[1] 。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师鲁，盖其名重当世；而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才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
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2] 。其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
师鲁少举进士及第，为绛州正平县主簿[3] 、河南府户曹参军[4] 、邵武军判官[5] ，举书判拔萃[6] ，迁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7] 。王文康公[8] 荐其才，召试，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9] 。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10] ，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11] 酒税，又徙唐州[12] 。遭父丧，服除，复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县[13] 。赵元昊[14] 反，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15] 奏，起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用怀敏辟，而尤为经略使韩公[16] 所深知。其后诸将败于好水[17] ，韩公降知秦州[18] ，师鲁亦徙通判濠州[19] 。久之，韩公奏，得通判秦州。迁知泾州[20] ，又知渭州[21] ，兼泾原路经略部署[22] 。坐城水洛与边臣异议，徙知晋州[23] ，又知潞州[24] 。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累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25] 。
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又欲训士兵代戍卒以减边用，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西兵解严，师鲁亦去而得罪矣。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于其才能亦未必尽知之也。
初，师鲁在渭州，将吏有违其节度者，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师，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26] 酒税。得疾、无医药，舁至南阳求医。疾革，隐几而坐，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师鲁娶张氏某县君。有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前一岁卒。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丧其父，又丧其兄。有子四人，连丧其三。女一适人，亦卒。而其身终以贬死。一子三岁，四女未嫁，家无馀资，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平生故人无远迩皆往赙之，然后妻子得以其柩归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茔之次。
余与师鲁兄弟交，尝铭其父之墓矣，故不复次其世家焉。
铭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
〔注〕 [1] 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东）人，世称河南先生。为文简古，曾与欧阳修等倡为古文。 [2]《春秋》：古编年体史书，旧传为孔子所撰，记事起鲁隐公元年（前722），迄哀公十四年（前481）。为儒家经典之一。 [3] 绛州：治今山西新绛。主簿：官名，知县的佐官。 [4] 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户曹参军：官名，州府属官，六曹参军之一，掌户籍、赋税等。 [5]邵武军：宋太宗时分建州置军，治今福建邵武。判官：州府幕府官，掌审判案件。 [6] 书判拔萃：铨选科名。天圣七年（1029）所定试法，应试选人撰判词三十道，佳者赴京试判词十道，合格者予殿试，选授官职。 [7] 伊阳县：今河南汝阳。 [8] 王文康公：王曙（963—1034），字晦叔，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文康。 [9] 太子中允：官名，属东宫官，随宜设置。 [10]天章阁：天禧四年（1020）建，天圣八年（1030）置备皇帝顾问的侍从官待制。范公：范仲淹。饶州：治今江西波阳。 [11]郢州：治今湖北钟祥。 [12]唐州：治今河南唐河。 [13]河南县：今河南洛阳。 [14]赵元昊（1003—1048）：即李元昊，西夏国建立者。世称夏景宗。公元1032—1048年在位。对宋多次进行战争，至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与宋约和。 [15]葛怀敏（? —1042）：初以父荫补官，西夏进扰，除泾原路副都总管，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后与西夏军战，败死。 [16]韩公：韩琦（1008—1075），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范仲淹等共事，指挥防御西夏战事。 [17]好水：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西。康定二年（1041）二月，韩琦闻西夏谋攻渭州，遣任福等进击，夏兵佯败，宋军被引至好水川，陷伏，任福等阵亡。[18]秦州：治今陕西天水。 [19]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 [20]泾州：治今甘肃泾川。[21]渭州：州名，治今甘肃平凉。 [22]泾原路：宋康定二年（1041）分陕西路置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治渭州。经略部署：官名，经略使下属的武官，掌军旅屯戍、攻防等事务。 [23]水洛：今甘肃庄浪。晋州：治今山西临汾。 [24]潞州：治今山西长治。 [25]起居舍人：中书省官员，当时为寄禄官，无实职。龙图阁：咸平四年（1001）前建，景德九年（1004）置直龙图阁，以他官兼领。 [26]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市。
欧阳修一踏上仕途，便结识了比他大六岁的尹洙，他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过：“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应该说尹洙古峭凝练的文风，以及他的“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湘山野录》卷中引）的见解，对欧阳修都是很有启发的。两人志趣相投，情如兄弟，偶一小别，便生悬念。这从欧阳修的诗中可以看出：“追怀洛中俊，已动思归操。为别未期月，音尘一何杳。因书写行役，聊以为君导。”（《代书寄尹十一兄……》）因此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提笔写这篇《尹师鲁墓志铭》时，其心情之沉痛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事有意外，《墓志》写成之后，师鲁的亲属和一些朋友却大加责难：“师鲁文章不合只著一句（即‘简而有法’）道了”; “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意见了，所以第二年（1049）欧阳修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以下称《论墓志》）一文，对《墓志》的作意、作法详细地申述一番，因此，将这两篇文章合读是非常必要的。
欧阳修在《论墓志》中说：“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这段话值得注意，因为它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欧阳修是在有意识地效法师鲁的文风，为师鲁写《墓志》（这做法的本身就含有敬慕与评价）。所以如何理解《墓志》，也就应该从“简而有法”、“简而有深意”入手。“简”不是浅显、粗疏，相反地，它要求文章以最精练的词语，最典型的题材，寄寓作者的是非褒贬之深意，而寄寓的方法，不必呼天抢地，也不必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请看：“《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论墓志》）。那些对《墓志》的种种责难，正是由于不明此理，不解此法而产生的。比如《墓志》中虽然只用“简而有法”一句评论师鲁之文，但要知道“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同上）。其用意非浅，分量非轻，单看字之多少只能是“无识者”之见。再比如《墓志》中说：“至其忠义之节，……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很显然，这是作者要着意强调之处。但尽管如此，人的一生，历事甚多，“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论墓志》）具有如此高风亮节，祸福不动其心的人，“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作，自然知非罪矣”（同上）。若再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像这样文学、才能、议论、忠义皆备之人，而最终“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其后人又如此贫病不堪，则死者之冤曲，作者之同情，自然可知，也就“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同上）其立意之深远，表现形式之选择，无不蕴含了作者对师鲁的敬仰，对黑暗现实的愤慨！
如果我们再看看欧阳修的其他文章，还会发现在他的理论中“简”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还说过：《春秋》是“谨一言而信万世”, “及后世衰，言者自疑于不信，始繁其文”（《薛塾墓表》）; “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可见，“简”是与“信”、与“文”相联系的，其目的在于“传”。因而作文的态度要严谨，“不虚美，不溢恶”，实事求是。诚然，师鲁确实博学强记，长于古文，对宋代古文振兴确有影响。但是，“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论墓志》）。很清楚，作者既不因为与师鲁有“兄弟”之交，也不因为有人说他对师鲁称赞不够，便放弃信而实的原则，去滥作虚美之词。同时，欧阳修的这篇《墓志》在“文”的方面也是颇为用力的。且不说遣词用语之精深，选材之精当（以上分析已涉及此类问题），就是篇章结构，人物表现，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文章的开头，既不叙师鲁如何如何，也不抒己见如何如何，而是凌空著笔，总述“世人”对师鲁的知与不知，高屋建瓴，大有揽天下于笔底之势。其好处在于：第一，师鲁之幸与不幸，作者之胸襟识见，一寓其中；第二，那“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一语，不仅领起全文，并暗示了“墓志”的重心所在；第三，它表现了作者一开始就将师鲁与“世人”联系起来，也就是将人物置于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从而把人物塑造引向正确方向。因而，文中在写师鲁才能、议论、忠义、爱民以至其结局时，无不与现实相关联。这样，既揭示了师鲁悲剧的社会根源，也透过人物命运折射出时代面貌。“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者之所以能如此理解，并满怀深情为师鲁写出这样词简意深、章法谨严的墓志，与他自己几遭排斥的经历不无关系。“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像这种深刻而辩证的判断，何尝不饱含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辛酸和悲愤呢！
如果说《墓志》，是作者撰写墓志的主张，也是他的文学主张的一次成功的实践；那么《论墓志》，则是对这一实践的意图和手法，从理论上作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这不但有助于理解《墓志》，还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严肃的作家，在创作中是如何精心地、认真地去坚持、去实践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的。不过，就《论墓志》的出现而言，读者除了感谢欧阳修，还应该向“世之无识者”致谢，因为正是他们的责难，才促成了它的诞生。
（赵其钧）
泷冈阡表
欧阳修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1] ，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馀，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馀，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2] ，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3] 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4] ，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5] 。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6] 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7] ，泗、绵二州推官[8] ，又为泰州判官[9] 。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10] 之泷冈。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11] ，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12] 。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13] ，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14] 。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15] 。又十年[16] ，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17] 。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18] ，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19] 。又七年而罢[20] 。自登二府[21]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22] ，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23] ，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24] 。今上初郊[25] ，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26] 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熙宁三年[27] 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28] 修表。
〔注〕 [1] 崇公：即崇国公。欧阳修的父亲名观，字仲宾，卒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追封崇国公。泷（shuāng双）冈：地名。在今江西省永丰县沙溪镇南之凤凰山。 [2] 死狱：谓应判处死刑的案件。 [3] 剑：挟抱。一本作“抱”。 [4] 术者：指占卜、算命的人。岁行在戌：古代天文学有岁星纪年法。星指岁星，即木星；岁指太岁。岁星每十二年一周天，经历黄道带的十二星次，如“星纪”、“玄枵”等，至某一星次即以“岁在某某（该星次名）”纪年。但岁星运行为自西向东，与将黄道带分为由子至亥十二地支的方向相反，故另设想一个假岁星，称为“太岁”，与岁星作反方向即自东向西运行，而与十二地支方向顺序一致。《尔雅·释天》所说的“太岁在寅”、“在卯”等，用的就是太岁纪年法。“岁行在戌”，即是戌年。 [5] 发于中：出自内心。邪：此同“也”。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四引王念孙说。下句“邪”字同。 [6]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咸平，宋真宗赵恒年号。 [7] 道州：州名，宋属荆湖南路，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位于湘江支流潇水流域。判官：官名。州府长官的僚属，主管文书，小州判官或兼理司法。 [8]泗：泗州，宋属淮南东路，治所在今安徽泗县。绵：绵州，宋属成都府路，治所在今四川绵阳。推官：与判官同为州府长官的僚属，主管司法事务。小州推官、判官不并置，或以推官兼观察支使。[9] 泰州：州名，宋属淮南东路，治所即今江苏泰州市。据《欧阳修年谱》载，欧阳观卒于泰州任所。 [10]沙溪：地名，在今江西永丰县南。 [11]福昌：古县名。太君：古代对官吏母亲的一种封号，有县太君、郡太君，次于太夫人。 [12]乐安、安康、彭城：皆古郡名。按，这些郡、县名仅作赠封的一种荣誉称号，并非实封其地。 [13]夷陵：县名。为荆湖北路峡州首县，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黜，欧阳修为之鸣不平，作《与高司谏书》，与高若讷争辩，因言辞激烈，反对坚决，遭贬夷陵县令。其母郑氏随同前往。 [14]得禄而养：谓做官而得俸禄以归养母亲郑氏。案欧阳修进士及第在仁宗天圣八年（1030），由此得授官食禄，上距其父死之大中祥符三年（1010），整二十年。 [15]“又十有二年”三句：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还京，复任馆阁校勘原官，转太子中允。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仁宗祀南郊，加恩百官，欧阳修亦得升迁，由太常博士加骑都尉，改集贤校理。封赠其亲，当在此年。 [16]又十年：即仁宗皇祐二年（1050）。 [17]龙图阁直学士：官号，宋代加给侍从官的一种荣誉头衔。龙图阁，宋代收藏和管理图书典籍的官署。尚书吏部：尚书省下属之官署名。郎中为部内各司的主管。留守：官名。北宋时，皇帝外出巡视或亲征，每命亲王或大臣留守京城，称东京留守，掌管宫钥及京城治理与守卫等事。当时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与北京大名府亦均各置留守，以知府兼任之。南京：真宗时，升宋州为应天府，建为南京，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以上龙图阁直学士为加衔；尚书吏部郎中为寄禄官，仅用以定官位俸禄，无实际职掌；欧阳修此时的实职为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 [18]“太夫人”句：欧阳修母郑氏卒于皇祐四年（1052）。 [19]入：这里指进入中央最高军政机关。副枢密：即任枢密副使。参政事：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据《欧阳修年谱》所载，欧阳修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由枢密副使转户部侍郎参知政事。 [20]又七年：即英宗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罢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出知亳州。 [21]二府：宋以枢密院掌军事，称西府；以中书门下掌政务，称东府。合称二府，为最高国务机关。 [22]累赠：陆续追赠许多官爵，其最终所封之最高官爵称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官名。宋制，金紫光禄大夫用作阶官之号，为正三品文阶官。太师：官名。三师（或称“三公”）之一。宋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宋代的太师属特殊待遇之荣衔，一般只封赠少数开国元勋或累朝元老重臣。中书令：官名，中书省长官。宋制，中书令乃未尝真拜之赠官，一般以他官兼领此职者，均不预政事，仅示官阶。 [23]尚书令：官名，尚书省长官（唐初行宰相之职）。北宋元丰年间改革官制以前，尚书令仅用以定官位俸禄，无实际职掌。[24]越国太夫人：据《欧阳修行状》及《神道碑》、《墓志铭》，欧母郑氏封号均称“韩国”，不言“越国”、“魏国”。而《欧阳氏谱图系》记欧母封号唯言“魏国”，未称“越国”、“韩国”。然据下文言及其父“皇考赐爵为崇国公”，而遍查《欧阳修年谱》、《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等，却均作“郑国公”，且崇国公实际上又是欧阳观最后之封号，是“越国太夫人”也很可能为郑氏之最后封号，诸墓志碑状均属误记。 [25]今上：谓神宗赵顼，在位十八年（1067—1085）。初郊：指神宗即位后举行的首次郊祀活动。郊，郊祀，封建帝王的祀天活动。 [26]三朝：谓仁宗、英宗、神宗三朝。[27]熙宁：神宗赵顼年号，三年为公元1070年。 [28]“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以下所列是欧阳修当时的全部封爵、官衔和职务。
《泷冈阡表》是欧阳修在其父下葬六十年之后所写的一篇追悼文章，是他精心创制的一篇力作。全文平易质朴，情真意切，如话家常，历来被视为欧文的代表作品，与唐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清袁枚的《祭妹文》同被称为“千古至文”。
由于欧阳修父亲亡故时，他才四岁，无法知悉亡父的生平行状，这就使他在撰述本文时遇到了困难。作者的高明之处亦即本文最大的特点之一，即是在文章中采取了避实就虚、以虚求实、以虚衬实的写作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郑氏的言语，以她口代己口，从背面和侧面落笔。一方面以此为依据，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时，也顺水行舟，同时颂扬其母德妇节，使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眼前。父因母显，母受父成。文章构思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衬互托。而其舒徐有致、简易平实的文风，其谦恭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更使一切浮华失实的谀墓文字黯然失色。诚如明人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所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辞》、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
文章的第一段，主要交待在他父亲葬后六十年才写这篇阡表的原因，即：“非敢缓也，盖有待也。”这“有待”二字极为重要，因为它是统摄全文的纲领，亦是纵观通篇的眼目。按照《宋史·职官志》关于“赠官”的规定，子孙显贵，其已亡故的父祖可有赠封赐爵的荣耀，所追封的世数（自一代至三代）和赠官阶级高低视子孙的官位而定。“待”也者，待己显贵，荣宗耀祖，然后上阡表，可以告慰于先灵。
也正因如此，文章的第二段，便拿“有待”二字大作文章，处处借助太夫人口中所反复出现的一个“知”字（“知汝父之能养”, “知汝父之必将有后”），缅怀往事，追述亡父行状，如水之开闸，随势而走，分叉奔流。近代桐城派散文家、翻译家林纾评注道：“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无数‘知’字，公虽不见其父，而自贤母口中述之，则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林纾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八）然而，作者并未将太夫人平日所举兼收并蓄，平铺直叙；而是经过仔细剪裁，精心筛选，抓住了居家廉洁、奉亲至孝、居官仁厚这三方面典型事例，援证母言，来说明其父之“能养”和“必将有后”，从而使篇首的“有待”二字落到了实处。诚如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所指出的那样：“其有待处，即决于乃翁素行。因以死后之贫验其廉，以思亲之久验其孝，以治狱之叹验其仁。或反跌，或正叙，琐琐曲尽，无不极其斡旋。”而段末之“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一句，收束凝练，前呼后应，更提醒篇首的一个“教”字。同写“能养”、“有后”，两段叙述又各自不同。比如，叙其廉洁，取典型概括法，用“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以庇而为生”，简约言之，毫不拖泥带水。叙其奉亲，则取剥笋抽茧法，层层进逼，愈进愈深。而叙其居官仁厚，却取一波三折法，跌宕生姿，诚如林纾所云：“至崇公口中平反死狱，语凡数折：求而有得，是一折；不求而死有恨句，又一折；世常求其死句，又一折。凡造句知得逆折之笔，自然刺目。”（同上）文中一句“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不只传神地摹写刻画了其父断狱的谨慎和慎之又慎，而且，也是对千百年封建社会治狱官吏草菅人命的深刻概括总结，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社会意义。
自“先公少孤力学”至“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行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叙父略，叙母详。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前叙母言，即是父行，而太夫人本行未著也，故于此悉之”（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二），而且随风乘势，使人并不感觉突兀，也不感到多余。整篇文章虽因母显父，以父扬母，写来却详略得当，次序井然，不枝不蔓，融为一体，颇能显示作者谋篇布局、剪裁缝纫的老到功夫。
文章的最后两段补叙作者仕途历官，详载年数，与篇首“六十年”句首尾呼应。其次，作者也写了其先祖的“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并将自己“德薄能鲜”，终得“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的功劳一归于祖宗阴德。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得体的话，毫无自矜自夸之意，一片归美先德之心。但在今天看来，作者所鼓吹的“积善成德，宜享其隆”, “善无不报，迟速有时”的因果报应观念，则有着很大的思想局限。
（聂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