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作者小传】
（1037—1101）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后北还，病死常州。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1] 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2] 。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3] 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4] 曰：“鲧[5] 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6] 。”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7] 。”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苏轼像
——清道光年间刊本《吴郡名贤图传赞》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8] 。”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 [1] 吁俞：《尚书·尧典》:“帝曰‘吁！咈哉！'”吁（xū须），感叹声。《尚书·尧典》:“帝曰‘俞’。”俞，犹言“然”，表示应允。 [2]“故孔子”句：《尚书》传为孔子所编纂。《吕刑》被收入，故云：“孔子犹有取焉。”[3] 皋陶（yáo姚）：尧时的士官，狱官之长。 [4] 四岳：族中首要，主四方名山大岳之官，因有四岳之称，可以参议政事。 [5] 鲧（gǔn滚）：尧的臣子，传说乃大禹的父亲。 [6]方命：《汉书·王商传》引作“放命”，即“弃命”。圮（pǐ丕）族：即“毁族”。见《尚书·尧典》。 [7] 宁失不经：意为宁愿承担失刑的罪责。不经，谓非常之罪。见《尚书·大禹谟》。 [8] 祉（zhī支）：喜。遄（chuán船）：迅速。沮（jù巨）：止。见《诗·小雅·巧言》。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应礼部试，写了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详定官是梅尧臣。梅主张取为第一名，欧阳修也很赏识，怀疑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考虑到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没有注明出处，最后决定取为第二名。及入谢，欧阳修问到那两句话的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耳！'”（龚颐正《芥隐笔记》）由此可见，即使写这种严格的应试之文，才华横溢的苏轼也是不排斥丰富的想象力的。
试题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意谓用刑须审慎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呢？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赏罚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轻重的分量，也难以掂得很准。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拈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 “恶不胜刑”，范畴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拈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动辄施以刑罚，并不“慎刑”，至于“广恩”、赏赐之类，也往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所以文章提出的赏善惩恶一本忠厚的原则，不过表现了试官和作者希望不要滥刑无辜，要求推行“仁政”的善良愿望而已。为政之道，宽猛相济。《左传》中记载郑国大政治家子产以水火之喻论政宽猛的话，孔子听了，深受感动，也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博学的苏轼不可能不知道这段故事。宋代以经文为题取士，至明清变而为八股，谓之制义。应试者是不能违背经义的。对此，也就不必苛求古人了。
（宋廓）
留侯论
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1] 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2] ，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3] ，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4]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5] 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6] 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7] 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8] 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9]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10] ？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11] ，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 [1] 子房受书：见《史记·留侯世家》。 [2] 以为鬼物：王充《论衡·自然》引人之说云：“或曰：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3] 贲、育：孟贲、夏育，古代勇士。 [4] 而其末可乘：谓待其力量衰微到极点时始有机会可乘。案：此句一作“而其势未可乘”。连下文博浪一击不中，秦皇大索天下，张良变名姓逃亡之事，理亦可通。 [5] 伊尹、太公：伊尹，商朝开国功臣。太公，又称太公望，即吕尚，周朝开国功臣。[6] 荆轲、聂政：战国时刺客。荆轲曾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始皇），未成被杀。聂政曾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事成后毁容自杀。 [7] 鲜腆：无礼。 [8] 郑伯：即郑襄公。文中所引楚庄王伐郑事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 [9]“勾践”三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曾和范蠡入官（臣隶）于吴，勾践自请为臣，妻为妾，三年后才被放回越国。他卧薪尝胆，发奋复仇，终于灭了吴国。 [10]“当淮阴”数句：《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平齐后，派人见汉王刘邦，求封为假（暂时代理）齐王以镇齐。刘邦大骂韩信。张良、陈平暗中踩刘邦足，附耳告以今局势不利于汉，应善待韩信，以免生变。刘邦顿时醒悟，改口答应，并派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兵攻击项羽。 [11]“太史公”二句：见《史记·留侯世家》文末“太史公曰”。
这篇议论文论的是张良。它是作者嘉祐六年（1061）正月应制科时所上“进论”之一，作年当在此前。张良，字子房，辅佐刘邦灭秦破项，建立汉朝，封于留（今江苏徐州沛县东南），称留侯。《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他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卒（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诫的道理。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 “强忍”, “业为取履，因履之”, “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入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炼。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需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其意不在书”。“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其（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清人金圣叹说：“此一句（即“且其意不在书”）乃一篇之头也。”又总评说：“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清人沈德潜也说：“‘其意不在书’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一）都指出此句是通篇立意的关键。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这句系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圯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圯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张良一生功业的取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能忍起了重要作用，却无疑义，此文扣住能忍、不能忍，反复论说，见解精辟，辞气雄辩。因为始终围绕一个意思说，所以能把问题讲得深透，也能使文章奇正相形，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文中论张良的忍，就有正说，有反说，有历史引证，有当代人物作为陪衬，末尾还借司马迁文加以点染，使文章妙趣横生。通篇主意本来是论张良能忍，但大半篇幅（整个二三两大段）又全是讲他不能忍，可以说，通篇结构是用他的先不能忍证出他的其后能忍，可称一奇。明人杨慎《三苏文范》说：“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王慎中称“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卷十四引），都颇能道出此文特色。细读原文，我们会发现通篇不作一平庸句，不作一平铺直叙语，所以为后世学文者视为范本。
（王思宇）
教战守策[1]
苏轼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2] 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3] 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4] 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5] ，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6] ，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7] 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8] 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9] 。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10] 。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11] ，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注〕 [1] 苏轼应“制科”时撰《进策》二十五篇，其中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教战守策》为《策别》中《安万民》之五，原题无“策”字，据通行选本加。 [2] 先王：指夏、商、周三代之王。 [3] 田猎：围猎。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古时秋、冬农闲时节，招民练武。或与围猎同时进行。 [4]坐作：坐与起，行与止。为教练士卒的科目。 [5]盛节：崇高的美德。 [6] 顿弊：残破不锋利。顿，通“钝”。 [7] 卒：同“猝”，突然间。 [8] 开元、天宝：均唐玄宗年号。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为唐朝盛世。 [9]“四方之民”三句：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10]“今国家”句：宋仁宗庆历年间，曾每年向辽国缴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缴纳“银、绮、绢、茶二十万五千”（《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卷三十）。百万，是举其约数。 [11] 古都试之法：西汉韩延寿创立的制度，定期在郡府所在地练兵习武。
北宋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了“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司马光等人任考官，在秘阁考了六篇论文；随后宋仁宗又亲临崇政殿，御试制科策问，苏轼以如椽之笔，大胆针砭时弊，撰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一系列适合世用的政论文，由衷希望宋仁宗能够虚心采纳，“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宋朝西北边疆的严重威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然而宋朝的国力薄弱，执政者的怯于外敌和唯图苟安，则又为历代所少见。对于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和边防危机，许多正视现实的文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苏轼之父苏洵写出名作《六国论》，借论史讽喻现实，抨击朝廷的赂敌政策；又在《审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己求和表面上是求得了“息民”，其实质却只能是“残民”。苏轼的《教战守策》，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赂敌息民的危害，并倡言教民习武、能战能守和加强战备。
本文起首就要言不繁，点明弊端。开头一句设问：“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触目惊心，引起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接着，不容置疑地断定：当世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如不早作计议，终将不可救药。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计议，如何动作呢？苏轼没有急于坦陈自己的见解，而是笔锋一转，将话头引至先王时代，从先王的“天下虽平，不敢忘战”，说到后世的“去兵卷甲”, “不战而走”，直至感叹唐人安于佚乐，以至区区安禄山一出，所谓大唐盛世犹如摧枯拉朽一般，“而唐室固以微矣”。此中道理，显然不必细说。
广征史事、借古鉴今是苏轼素有的特长，本文则更以生动的说理、浅近的譬喻令仁宗动心，用身边的事实让人信服。他告诉众人，治国犹如养身，养尊处优的贵人何以疾病不断，风餐露宿的穷人又何以病不加身，关键在于是否经常亲历辛劳苦痛。“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苏轼认为，生活的磨难不仅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还可锻炼意志；相反，安逸不仅令人患病，还将使人畏战，无论于民于国，均极为不利。因此，所谓“扰民”的论调可以休矣，“息民”的结果只能是灾难。
随后，又从分析当前形势入手，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赂敌”也好，“息民”也罢，均于事无补。他尤其担忧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人们却依然故我，耽于安乐，一旦让这些沉溺于安佚之中的人去迎战，后果可想而知。于是，大声疾呼：“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又一次点明本文主旨。
论说至此，“知安忘危”的弊端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开始正面阐说教民战守的具体方法及其益处。他提倡士大夫人人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希望老百姓个个练习阵法，激励斗志。最后又指出，全民皆兵还有一大收益，就是令军队感觉到无形压力，迫使宋军将士打消骄横的毛病和怨气，这也是当时的宋军缺乏战斗力的一大症结。
本文遵循了苏洵倡导的“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主张（见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也反映出青年苏轼辅君治国、报效朝廷的济世理想。他不仅立志洒血疆场，为国捐躯，也力求以笔帮助朝廷克服弊端，为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尽力。因此他能够在制科考试中敢议敢言，纵横开阖，对各种社会弊病大加挞伐。北宋李觏谓苏轼的二十五策“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五引），可见他的这些政论、说理文于当时影响之巨大。
苏轼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二郎侄》）本文旨在说理，不像文学散文可以大肆渲染铺叙，但也已表现出苏轼文章中那种笔墨澜翻、飘沙走石的气势。
苏轼善于借古鉴今，反复论证、剖析，颇具战国纵横家雄辩滔滔、笔势突兀的风格，文章极具说服力。本文援引史实，既说先王前贤成功的事例，又叙后世迂儒失败的教训，正反论证，两相对照，令读者自然意识到居安知危的迫切和重要。如此还嫌不够，他又举出“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将盛唐的衰亡归结于世人的安逸，令人怦然心惊之余，不能不顺着他的思路继续伸展，联想到眼前的社会，延伸到自己的周围。
苏轼曾谈及写作体会：“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乃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自评文》）他的文章确能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或表达需要，呈现不同的形态。本文或论古，或证今，或说理，或譬喻，均浅显易懂，形象鲜明，极其自然，显示出苏轼独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然文风。尤其是以养身喻治国，通俗而亲切，难怪清人沈德潜赞叹：“乐天诗，东坡文，虽庸夫妇竖读之亦当首肯，此种是也。”（《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二）
本文逻辑顺序相当清晰，自始至终沿着“安逸是害，战守则强”这样一条主线推理论证，层层呼应，用语精辟。例如论证宋廷“赂敌”政策的必不可行，只用了三句话：“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既浅显，又真确，充分显示出苏轼敏锐的思辨能力和高超的驾驭文字的技艺。
（孙小力）
上梅直讲书
苏轼
某官执事：轼每读《诗》至《鸱鸮》[1] ，读《书》至《君奭》[2] ，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3] 。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4] 。’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5] 。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6] ，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7] ，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清属，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8] 。”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9] ”。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10] ，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注〕 [1] 《鸱鸮》:《诗·豳风》篇名。旧说成王初立，周公摄政，周公之弟管叔鲜、蔡叔度散布流言，周公作此诗托鸟言志，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毛诗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2]《君奭》:《尚书》篇名。周武王死后，周公与弟召公奭共辅成王，召公误信周公篡位的流言，周公作此文自辩，兼以互勉。 [3]“见孔子”二句：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师徒破陈、蔡两国大夫围困于郊野，粮食断绝，有人患病，孔子仍弹琴诵诗，坚持讲学。 [4]“匪兕”两句：出自《诗·小雅·何草不黄》。原意是说，征夫不是兕（犀牛一类动物）不是虎，却在旷野上奔跑不停。这里孔子用以自比。匪，通“非”。率，循。 [5] 上下其议论：相互研讨。 [6] 来京师逾年：苏轼于嘉祐元年（1056）五月到达京师，九月考取举人，次年春参加进士考试。此信为中进士后所写，故说“来京师逾年”。 [7] 礼部：宋代进士科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称为“省试”。 [8]“《传》曰”数句：语出《论语·宪问》。[9]“优哉”两句：《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按此乃佚诗。[10]五品：宋代官阶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梅尧臣时为国子监直讲，是五品官。
苏轼一向非常重视文章的立意构思，善于对所写内容进行深入提炼，发掘出事物的必然之理，摆脱固定的套式，自出新意，独运匠心。他所悟得的事理，既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卓荦识见，又往往反映出高远的情志，给人以启迪和教益。《上梅直讲书》便是这样的杰作佳构。
本文是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中进士后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信。梅尧臣是苏轼所崇敬的文坛前辈，时任国子监直讲。嘉祐二年礼部试进士，他为参详官，读到苏轼的试卷大加赞赏，“以为有孟轲之风”，于是便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篇书信便抒写了作者中第后的由衷喜悦，表达了受到欧、梅识拔、前辈奖许的感激之情，通篇贯穿着一个“乐”字。
作者没有直抒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劈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无关题意，实则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作者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文中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为全文确立主脑，又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先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二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的一生既不能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已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际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书传，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通显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双方的高情雅怀融汇为一，运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纵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优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己、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潇洒脱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含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爽畅，文笔摇曳生姿。金圣叹云：“文态如天际白云，飘然从风，自成舒卷。人固不知其胡为而然，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可谓是对本文韵致最称精妙的形容。
（刘乃昌 高洪奎）
日喻
苏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1] ，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2] 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3] 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4] 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5] 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6] 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7] ，作《日喻》以告之。
〔注〕 [1] 籥（yuè月）：管乐器，形状如笛。 [2]之：到，这里有辗转变易的意味。下文“之籥”的“之”义同。 [3] 既：止，尽。 [4] 致：使事物自然而然到达。 [5] 没：潜水。 [6] 渤海：旧郡名。《旧唐书·地理志》:“沧州上，汉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为沧州。”今属河北。唐、宋入有称郡望的习惯。据《宋史·地理志》，河北路滨州，徽宗大观二年赐渤海郡名，已在苏轼身后，本篇“渤海”当不指此地。 [7] 礼部：宋代尚书省官署名，主持进士科考试是其任务之一。考试举行于京师，称礼部试或省试。
本文据傅藻《东坡纪年录》谓作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月十二日，《乌台诗案》作“十三日”。其写作缘由，末尾交代得很清楚：“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写作背景及用意，篇末也有说明：“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取士”，指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根据王安石的建议，下诏罢诗赋及明经诸科，改用经义、策论试进士。于是，一般士子专在经传注疏中讨生活。八年六月，王安石《三经（指《诗》、《尚书》、《周礼》）新义》颁行以后，“士趋时好，专以王氏《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读者。故于古今人物及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朱弁《曲洧旧闻》卷三）。在苏轼看来，旧制“以声律（诗赋）取士”，士子旁搜远绍，所学繁杂，固然没有专心致志去探索儒家经世之道（“杂学而不志于道”）；如今“以经术取士”，则士子又急于求成，取径狭窄，只传王氏一家之说，“知求道而不务学”，走的又何尝是正路！因此，他才以日为喻，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点意思，《乌台诗案》中苏轼供词说得更为明白：“元丰元年，轼知徐州。十月十三日，在本州监酒正字吴琯锁厅得解，赴省试。轼作文一篇，名为《日喻》，以讥讽近日科场之士，但务求进，不务积学，故皆空言而无所得。以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新法不便也。”《诗案》供词有逼供成分，力求“上纲”，但也有可供参证之处。
文章一开头，就讲了一个“生而眇者不识日”的故事。有人告诉盲人“日之状如铜盘”；也有人告诉他“日之光如烛”。无论是用盘比喻太阳的形状，还是以烛比喻太阳能发光，就比喻本身而言并没有错。但盲人以为声似铜盘的钟和形似烛的籥就是太阳，闹了笑话。毛病就出在“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这是一则寓言，是比喻的高级形态。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自己未亲眼目睹，只靠道听途说，就难免会产生谬误。这是仅就盲人识日闹笑话的故事引出的一般性结论。至此，还没有引到学道这一严肃的话题上来。紧接着，“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把盲人识日和士子学道这两个方面相联系，并作比较。着一“甚”字，表示意思的递进，由浅入深，由平易引向奥秘，在整篇文章中起到承上启下、折入正题的作用。这里所说的“道”，可以讲成“道理”，也可引申为“法则”、“规律”，实际上是指儒家之道，总之是无形的。如果让一个“达者”——通晓事理的人讲给“未达”者听，即使“巧譬善导”，怎么也不比用盘来比喻太阳之形状和用烛来比喻它能发光来得贴切了。如果“言道”也像教盲人识日那样从盘扯到钟，从烛扯到籥，辗转比附，没完没了，岂不是枉费精力而竟无所得！所以说：“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求道”，是说自己不直接下苦功，一味向人讨教，一知半解，再加以主观臆想，以为这就得到了“道”，这无异于眇者之识日。“日喻”之“喻”，意思正在这里。
“道”既不可“求”，那何以能“达”呢？文章用“然则道卒不可求欤”一转，引向“道可致而不可求”的论题上来。这是苏轼的正面回答，也是全文的核心所在，是他勖勉吴彦律的要言妙道。而这个“致”，是不太容易领悟的，于是对“致”作了诠释。先引《孙子兵法·虚实篇》的话：“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意思说，善于作战的人，自居主动地位，诱使敌人兵马劳倦，仓促交战，而陷于被动。再引《论语·子张》篇中子夏的话：“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在作坊里完成自己的工作。读书人只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就能自然而然地通达“道”。最后，作者自己来回答什么是“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不去求它而它自己就来了，这就是“致”。引用《孙子》的话不仅解释了“致”字，而且还说明了掌握主动的必要；引用子夏的话，又说明了“学”是“致道”的不二法门，强调了刻苦学习的必要性。
接着，又抓住一个“学”字，深入一层说开去。苏轼所谓“学”，指的是实际的经验，古人称之为阅历，今人谓之实践。这里，又用南方人和北方人学“没”作比，突出长期实践的重要，并进一步指出，单凭求教而不下苦功的危害：“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从开端到此，凡四节，用了两则寓言故事。前两节，先引寓言然后进入议论；后两节，则先议论然后引寓言。这样变换手法，使文章显得活泼多姿。
文章昭示人们：要想学有所得，必须亲身实践，日积月累，水到渠成。如其没有或不肯下苦功，只是拾人牙慧，道听途说，再加上主观臆测，则必然闹笑话，出偏差，甚而至于酿成无可弥补的损失。这些对今天的读者也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煞尾点出作文主旨。由“昔者”带出“今也”，又以前者衬托后者。作者的立意在于反对“杂学而不志道”和“求道而不务学”两种倾向，而认为后者危害尤烈。前面的许多设喻、说理文字，都是为讽“今”而作的铺垫；“今也”两句，才是点睛之笔。不过处理得很隐蔽，也许是由于处境使然。而前面的文字也实在写得好，运用寓言故事说理，借助形象思维，启发读者想象，打动读者心灵，让大家通过感性认识，循序渐进，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写来娓娓动听，富于艺术感染力，也就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苏轼的论说文，吸取《孟子》、《庄子》和《战国策》的艺术经验并加以发展，取譬设喻，说理生动、深刻而不流于空洞的说教，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苏轼不愧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后完成者。
（黄进德）
喜雨亭记
苏轼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1] ；汉武得鼎，以名其年[2] ；叔孙胜狄，以名其子[3] 。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4] 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5] ，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 [1] “周公得禾”二句：据《尚书·微子之命》记载，周成王的叔父唐叔得到异株而共穗的稻子，献给成王，成王命他给与周公（姬旦，也是成王的叔父，成王初即位时，由周公当国），周公得禾后，作了《嘉禾》，宣扬天子之命。 [2]“汉武得鼎”二句：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元狩七年夏六月，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宝鼎）一个名叫锦的巫者得宝鼎（古代常以鼎为传国的重器），奏闻朝廷，武帝命迎鼎至甘泉，并把年号改为元鼎。 [3]“叔孙胜狄”二句：据《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这年冬，狄人攻鲁，鲁文公使叔孙得臣击败狄军，获其首领侨如，为了庆祝这次战功，叔孙得臣便把自己的儿子宣伯取名侨如。 [4] 雨麦：天上像下雨似的落下麦子，这当是附会的传闻。一说是播种麦子。 [5] 荐饥：谓连年灾歉。语出《左传·僖公十三年》:“冬，晋荐饥。”孔颖达疏引李巡曰：“连岁不熟曰荐。”
这是一篇记叙文，抒写作者喜雨的感情，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文中云：“余至扶风之明年”。扶风，旧郡名，即宋之凤翔府（今属陕西）。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任凤翔府签判，此文当作于次年三月。喜雨亭在凤翔府城东北。
以亭阁楼台为题的记叙文，差不多总要或多或少地具体描写亭阁楼台本身或它周围的景色。此文则不然，它不仅没有对喜雨亭作任何具体的描绘，对亭子周围的景色，也未著只字，通篇都是扣住喜雨亭的命名，抒写喜雨之情。其内容构思，在这类记叙文中独具特色。
此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总写。“亭以雨名，志喜也。”用雨来给亭命名，是为了表示喜雨的感情。这两句揭出全篇题旨，通篇文字都是对它的发挥。下面引周公、汉武帝、叔孙得臣为证，不仅是在说明他以雨名亭的依据，主要还在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的事例，着力烘托、渲染喜雨之情。文中所举之人都是帝王（汉武）、将相（周公、叔孙得臣），所举之事都是关涉国家的大事，作者把喜雨亭命名的事与之等量齐观，正表现了他对春雨的极大喜悦和极度重视。第二段是从屡降春雨写官吏、商贾、农夫的喜雨心情。“而吾亭适成”一句点出亭和雨的关系，是此段也是全篇的关键。有了这一句，喜雨亭的命名就顺理成章，极为自然；没有这一句，就显得牵强硬凑。第三段是借亭上宴饮，从国计民生方面抒写喜雨之情，最后归结到“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用“其又可忘邪”一句，点出之所以要以雨名亭的原故。第四段用“一雨三日，繄（yī伊，语助词）谁之力”，引出“太守不有（不归为己有）”, “天子曰不（否）”, “造物不自以为功”, “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太空高远无边，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名称称呼它）”，最后归结到“吾以名吾亭”，借以志喜，仍是在写喜雨之情。
一二两段主要写以雨名亭的理由，三四两段主要写以雨名亭的深刻含义。全文以喜雨名亭起，以喜雨亭命名结；各段都紧扣着亭的命名，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复抒写喜雨之情，读来回环往复，具有唱叹之致，把喜雨的感情写得深浓之极，仿佛奏出了一首沁人心脾的“喜雨咏叹调”。
文思波澜起伏，行文富于曲折变化，是此文另一个突出特色。苏轼天才横溢，性格豪迈，所作文章，大多纵横驰驱，奇伟瑰丽。本篇总共三百多字，而“雨”字竟有十五个，但一处有一处写法，一处有一处风调。第三、第四两段之“不雨”、“雨珠”、“雨玉”，是虚写；第二段之春雨则是实写。文中说，这年春天，天雨麦于岐山（在今陕西中部）的南面。这种异兆，预示着本年是一个丰年，一扬；但是接着整整一个多月都不下雨，老百姓都开始忧虑起来，一跌；过了三个月（“越三月”之三月包括正月、二月和又开始下雨的三月在内）乙卯（三月八日）这天才下雨，甲子（三月十七日）这天又下雨，又一扬；然而“民以为未足”，又一跌；丁卯（三月二十日）又降大雨，一连下了三天，又一扬：单写下雨，竟有这样多的转折！而且，乙卯、甲子之雨不合写而特地分写：始则“乃雨”，继则“又雨”，而且是在“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之后，百姓自当欢欣无限；但忽然紧接“民以为未足”，更是扬中有抑，抑在扬中，文情之妙，无以复加。“丁卯大雨”之后复加一句，特别点明“三日乃止”，极写雨量之充分，炼句达意，也极精切。
又如喜雨，文中从古人说到今人，从人间说到天上，从农夫说到官吏、商贾、忧者、病者以至太守、天子、造物、太空，从衣食问题说到狱讼繁兴、盗贼滋盛，思想何等开阔，联想何等丰富！写喜雨之情，第一段是以古人之喜衬托今天之喜。第二段是明写。“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不仅描写切合对象的身分，极为生动，而且前三句同后二句在句式上也有变化。第三段五日、十日不雨几句，是从反面着笔，由不雨之严重后果，写出雨之极端重要，也是用人们不雨之忧愁，写出有雨之喜悦，是暗写。而“今天不遗斯民”几句，又是明写。第四段雨珠、雨玉四句，写法与五日、十日不雨四句相同；奇妙的是，这里的假设（雨珠、雨玉）虽然绝对不能成立，而所讲的道理却千真万确，充满辩证法，所以金圣叹称它是“口头常语，天外奇文”（《天下才子必读书》）。“一雨三日”以下几句从自然哲理的角度写，奇思妙想，文情才情，更使人觉有天助。
此文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诗化。不仅末段的歌，本来就是诗，其他各段的语言，也都像诗一样精练、优美、生动。特别是排句的大量运用更使作品语言诗化。如第一段“周公得禾”以下六句，第二段“官吏相与庆于庭”以下五句，第三段“五日”、“十日”四句，末段“使天而雨珠”以下四句，“民曰太守”以下四句，都是排句。这些排句加强了文意，增强了语言的声调美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它们分散在全篇，避免过分集中，同时各组排句在句式上又有变化，因而使作品语言更富感染力，又不破坏通篇行文的活泼生动。末尾用歌词作结，把韵文和散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使文章更有情致。元代虞集称此文“题小而语大，议论干涉国政民生大体”（《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把此文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提，说它“笔力有千钧重”（《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按：《苏长公合作》卷一引作茅坤语），足见历代对它的赞赏。
（王思宇）
凌虚台记
苏轼
国于南山[1] 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2] 。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
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3] 苏轼，而求文以为记。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 [1] 南山：即下文终南山，在陕西西安市南，秦岭的主峰之一。 [2] 扶风：宋之凤翔府，隋、唐时曾称扶风郡。文中是以旧郡名代称。治所在天兴（今陕西凤翔）。府属另有扶风县，非本文所指。 [3] 从事：汉以后州郡长官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至宋废此名。此亦借用。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苏轼二十八岁，正在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任上。是年，陈希亮接任凤翔知府，“于后圃筑凌虚台以望南山，属公为记，公因以讽之”（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四）。讽之与否，此段公案容后再议，且看苏轼是如何遵嘱敷演为记的。
前两段是题内应有之文字。首先记叙凌虚台修建的缘起。按照情理，知府所居紧邻终南山，本当起居饮食都跟山接近，然陈希亮并未加以充分利用，这于人事，诸如有碍起居饮食等等，虽无什么影响，然而，以事理言之，近山竟不知观山，却总是一种缺憾。作者指出，这便是建筑凌虚台的原因。然后描写筑台经过。凌虚台尚未修筑时，陈氏拄杖漫步其下，惊异于山景之奇特：露出在林木上面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就像有人在墙外行走只看见他的发髻一般，因而悟到：“是必有异”——此中必有奇异可观的景致。知府要观赏山景了，于是便令工匠破土动工，建造了这座土台。台造得很艺术：仅仅高出屋脊，使此后临台凭眺的游人，恍恍惚惚，竟至弄不清台的高度，还以为是平地上突然长出来的一座山呢。
以上叙写缘起、经过两段“遵命”文字，似是《凌虚台记》这篇记叙文的主要内容，然而细味却不是。第三段开头写道，知府将此台命名“凌虚”后，“求文以为记”，故自此以下，方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这占据篇幅一半有余的最后一段，清人金圣叹指出：“读之如有许多层节，却只是‘废兴成毁’二段，一写再写耳。”（《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废兴成毁”的议论，确是文章的关键。而此议论，林云铭指出，则又由知府之命名“凌虚”而来：此台突起空中无所附丽，如蜃楼，如彩云，如飞鸟；蜃楼未有不灭，彩云未有不散，飞鸟未有不还（《古文析义》卷十五）。苏轼诠破知府命名之意，从而发挥见解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这一句立论，此后便一意反复，滚滚议论了：就眼前所造凌虚台，作者正面议论兴成、废毁道，过去这里是一片荒草田野，是霜露遮盖的地方，是狐狸毒蛇逃窜藏身的场所；当此时，哪能知道如今会建造起一座凌虚台？——由无台而至有台，“兴成”也。然而事物的废兴成毁接连不断，沧海桑田，凌虚台又将变成荒草田野。——由台之成而逆料其必毁，“废毁”也。正论既罢，作者又将与知府登台眺望到的古代宫殿遗迹，进行开拓援证，即景演说，指出，东面秦穆公的祈年宫与橐泉宫，南面汉武帝的长杨宫和五柞宫，北面隋朝的仁寿宫亦即由唐改名的九成宫，它们当年的兴盛：规模之宏伟，形式之奇美，建筑之坚固不可动摇，难道只是强过凌虚台百倍吗？可谓“兴成”矣！然而几代之后，却早已变成种植禾黍的田地与荆棘丛生的荒野了，想要寻找出它们依稀相似的痕迹，便连一块破瓦、断墙也不存在了，完全“废毁”了。以实例补证了兴成、废毁。帝王宫殿尚且如此，又“而况于此台欤”？笔锋一转，将宕出之笔依旧兜回到台上。“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再一折，自然而毫无痕迹地转入人事的议论。作者认为，人事之得失（诸如黜陟、荣辱、离合、存亡等等），忽往而忽来，无一定之状，无一定之理。由此，有些人想依靠建筑楼台炫耀于世，并以之满足，那就错了。议论于此一抑后，马上又一扬：“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然则“足恃者”究竟指什么，作者引而不发，却以“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两句一带，结束了全文。这就颇费读者思索了。其实，体味他这通“废兴成毁”的议论，所谓足恃者正隐在不足恃者的后面：从时间久长的“物”，到反复苍黄的“人事”，一切都会变成历史陈迹，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亦即一切都是“虚”的——把这些不足恃者都淘尽，便水落石出了：唯有道德、功业、文章（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历久不废，经久不朽——此方是“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作者心目中的“足恃者”，也是其在另文《墨妙亭记》中所明确指出的：“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犹为差久。”“足恃者”的思想，正是本文的精魂。
然而，本文中论及人事得丧几句，自明代始，却引起了一场前文提及的讽与不讽的公案：有人认为文章有讥刺陈希亮之意，有人却以为否。“讥刺”说者道：“《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杨慎语）; “太难为太守矣，一篇骂太守文字”（同上引李贽语）; “苏公往往有此一段旷达处，却于陈太守少回护”（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五），等等，不一而足。而持异议者则说：“盖其胸中实有旷观达识，故以至理出为高文。若认作一篇讥太守文字，恐非当日作记本旨”（《古文观止》卷十一）; “登高感慨，写出杰士风气，卓老（即李贽，下文李卓吾同）谓骂，非也”（《苏长公合作》卷二引陈元植语）; “李卓吾谓是一篇骂太守文字。然宋朝无不识字之太守，岂有骂而不知，知而复用乎？”（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五）阵势大致相当。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有段记载说：“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祐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轼父）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若邵说可信，则本文显然不含讥刺太守之意，否则，对苏轼要求如此严格的陈公弼，岂能“不易一字”？此其一。其次，如前所述，废兴成毁之论本是诠解、发挥其所命名“凌虚”之意，由物而兼及人事，由人事之得失论及台之不足恃、不足夸，顺理成章，不能狭隘地纳入讥刺之轨。再次，作者彼时正当从政之初、希冀奋发有为之时，于就题发挥、随势生发之中，流露出希望多作些有利于人的事业，以垂诸久远的思想，是勉人，亦未始不是自勉。因此，“讥刺”说难以使人折服。诚然，一言以蔽之，本文无非是在发挥老庄齐得丧的论调，然而推而广之，带出勉人兼以自勉的结论，却又有其不容忽略的积极用意在。
本文最足称道之处，首先是叙事、描写、议论的错杂并用。记，本是“纪事之文”（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记》引《金石例》语）, “以善叙事为主”（同上引真德秀语）。苏轼却不主故常，其“记”多以叙述、描写、议论间错并用，而尤以议论见长。本文的格局即是首段叙事，次段描写，末段议论。而妙在叙事文字并不纯作记叙，却与议论交织而出；描写文字亦非全属描写，其间又杂以叙事成分；大段的议论，则又与台周景色、台址昔日荒凉的描写，以及历史陈迹的叙述，虚虚实实、水乳交融地糅和在一起。如此，便使全文叙事、写景议论化，而议论则又形象化，突破了“记”这种文体的常规写法。
其次，是其议论文字写得貌似游离，实连意脉。以大段议论作为文章主干，已迥别于一般景物记，而其所发之论，又在一步步地宕了开去：先自总体到个别——由总体的物，论及个别之物的台；继又自古及今——由今日之凌虚台，追论到古代秦、汉、隋、唐的故宫；复又自物而入人事——由物（台）之不足恃，推论到人事的得失，一步远似一步，好像游离了知府求记的本旨，实则不然。他的随势生发，无一不在紧连“凌虚”的意脉：废兴成毁的物（包括个别的今之台与古之宫），与忽往忽来的人事之得失，都“不可知”、“不足恃”，亦即都是世间凌虚之物、凌虚之事——由此可见，他始终在诠释、在阐发着此台命名之意，紧扣“凌虚”，有的放矢，由此及彼，往复取势，做足了“凌虚”的文章。最后归本于“足恃者”，属借题发挥，依旧连着题的意脉。难怪林云铭要惊叹其行文之妙：“行文亦有凌虚之概，踊跃奋迅而出，大奇！”
（周慧珍）
超然台记
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1] 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2] 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3] ，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4] 。西望穆陵[5] ，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6] ，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7] 。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8]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 [1] 游：游心，涉想。 [2] 安丘、高密：皆密州属县。 [3] 马耳、常山：皆山名。马耳在山东诸城县南五里，常山在诸城县南二十里。 [4] 卢山：在诸城县南三十里，因卢敖而得名。苏轼《卢山五咏·卢敖洞》自注：“《图经》云：‘敖，秦博士，避难此山，遂得道。'”[5] 穆陵：关名，故址在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岘山上。 [6] 师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谓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封于吕，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索隐》云：“姓姜名牙，后文王得之渭滨，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盖牙是字，尚是其名，后武王号为师尚父也。”武王克商后，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为开国之君。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五霸之一。《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楚成王遣使者至齐军中质问：两国一北一南，风马牛不相及，何故竟兵临我楚地？管仲回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所践履之界，指得行征伐之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谓此“穆陵”疑即今湖北麻城县北一百里与河南光山县、新县接界之穆陵关，春秋时属楚，故管仲说齐先君太公实受命得专征伐，有权至楚国之境；或以今山东临朐县南一百里大岘山之穆陵关当之，恐不合《传》意云云。今按苏轼登超然台所望之穆陵关自在山东，而文章连及于“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当是因《左传》“南至于穆陵”的同名楚地而触发遐想。 [7] 潍水：《水经·潍水》“又北过高密县西”郦道元注：“昔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而阵于此，信夜令为万馀囊，盛沙以遏潍水，引军击且，伪退，且追北，信决水，水大至，且军半不得渡，遂斩龙且于是水。”不终：指韩信先以功封王，后贬淮阴侯，终被吕后所杀。 [8]“余弟”三句：苏轼弟辙（字子由）于熙宁六年至九年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掌书记。有《超然台赋》, 《序》云：“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
超然台在宋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北城上。作者在新旧党争中自请外调，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至七年移知密州。又明年（1075），修葺超然台。文章即写于此时。虽属景物记，然超然台上说超然，又不啻是作者自写胸襟之作。文章大旨乃是反映作者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但在某些句子的夹缝中，隐约能体味到蕴蓄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丝苦闷，尽管它是被掩盖在一片超然之乐的下面。
文章起笔峥嵘，以“凡物”两字领起，陡然发挥了一通“凡物皆有可观”因而“皆有可乐”的议论。作者认为，不必定是奇异瑰丽的东西才能使人快乐，即便是食酒糟、饮薄酒也可以醉，吃瓜果菜蔬也可以饱。由此，他推论出“吾安往而不乐”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思想认识。虽无一字涉及到台上，然而这段议论却正是点出了台名“超然”的题旨，起到了正面阐发超然则乐的道理的作用；并且“乐”字为全文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便从“乐”字拓开，说明不超然则哀的道理。作者先从议论祸福与悲喜的关系入手，认为人们之所以要求福而避祸，是因为“福可喜而祸可悲”。然而却又有求福反而祸至的情况，这显然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作者指出，“求祸而辞福”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其客观原因便是人的欲望无穷，而能满足人欲望的物质又有限，于是有些人为了满足其奢望，便总是在心里、眼前权衡、抉择，以至“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经常陷入烦恼之中。然后，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观原因，则是“物有以盖之矣”——外物蒙蔽住了他们的视野，亦即他们不能超然于物外（“游于物之外”），而被束缚在物质享受之中（“游于物之内”）。物本无大小贵贱之分，但人一旦被束缚在其中，便眼界狭小，如在缝隙中观战，不能洞察胜负的关键在何处了，于是自然就“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
上文一正一反互相补充，从理论上阐述了超然则乐、不超然则哀的论点，为下文超然情事叙述的展开作了铺垫，因此下面一段便顺势入事，转入记叙他的生活遭遇及其旷达情怀了。首先以对比手法，叙写作者离开了交通方便、居处华丽、山水优美的杭州，来到交通不便、居处简陋、而又无山水游乐的密州。继之描写密州的穷僻与自己的窘况。其穷僻则是天灾频仍，连年歉收，以至盗贼遍野，诉讼案件很多；其窘况则是，堂堂太守，竟至厨房空荡无物，唯靠枸杞、菊花之类野菜填饱肚子。这里自身窘况的描写，当不是作者夸大其词，他在《〈后杞菊赋〉序》中说：“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赋中又说：“吾方以杞为根，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正是此种生活的实录。正由于杭、密之条件差异悬殊，因此人们都怀疑他定会闷闷不乐，殊不料，作者住了一年，却因之而面容丰满，连白发也一天天返黑了。这又是反常之事了，此中必有秘诀。果有秘诀，且作者早已在开首言明了：超然则乐。乐则心宽体胖，表明了作者的确具有乐观旷达的胸怀，所以才不以境况之苦而自扰，反而爱上了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并且做出了不少于民有益的善政，如他所谦言“吏民亦安予之拙”。凡此种种，作为封建官吏，正是多数人难能做到的，由此更可见出他精神的可贵、可嘉。作者的可爱之处还在于，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每到一地总是兴致盎然地登山临水，探奇访胜。故此接着便描写他在政事之暇，修葺旧台，与朋友登临观览尽兴快乐的情事。不过，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作者并不是无是无非、一味盲目乐观的，政治上的失意，不能不在他心上留下阴影，他自有其痛楚，因之不能过分相信他的随缘旷放。当他从台上四面眺望时，他不能自已地流露出了这种感情，只要细加咀嚼，就不难体味出来。他南望马耳山、常山，东望卢山，想象那里住有逃世的隐士；西望穆陵关，仰慕姜太公、齐桓公的显赫勋业；北瞰潍河，慨叹淮阴侯韩信当年建立大功而不得善终。这里，台周之景固属巧合，但他凭吊古人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却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作者“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而不容于朝，被迫外任，因之时怀危惧，透露出仰慕隐士、欲全身远害的思想。然而，这段情绪仅如此一闪而过，下面转以轻松的笔触描写台的高大、安稳、深广、明亮，又叙写他“乐哉游乎”的逍遥自在。文章至此总归之一“乐”，可知作者尽管有隐痛，但善于自我解脱，能够保持喜乐如常的生活态度，从而使“乐”始终成为他生活中的主题歌。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令人回味无穷。
同《凌虚台记》一样，作者按主题展开的需要，间错并用了议论、叙事及描写的手法，然两文彼此绝不雷同，稍加对照即可看出。全文由理入事，由事及景，再以理收煞，逐层推进，宕出兜回，其意都朝着中心凝聚的向心力——“超然”两字上：前面两段议论自正至反阐发“超然”之意，第三段叙事忽及四方形胜，忽入四时佳景，也总归在“超然”之中，即或则抒写其超然而乐的情怀，或则描写其超然而乐的情事。至此，“超然”之意只是隐伏在字里行间，始终不曾明言。末段点题，方呼应全文，而结句之中又见“超然”之意，照应开头，关合全文，堪谓极尽布局密合、收纵自如之妙了。
（周慧珍）
放鹤亭记
苏轼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1] 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2] 。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3] 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4] 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5]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6] 。’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7] 。周公作《酒诰》[8] ，卫武公作《抑戒》[9] ，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10] 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注〕 [1] 张君：张师厚，字天骥，一字圣涂，号云龙山人。苏轼有《跋张希甫墓志后》，叙及其家庭情事。 [2] 十二：指山如大圆环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一作“一面”。 [3] 傃（sù素）：向。 [4] 挹（yì邑）：酌。指向张天骥斟酒。 [5]“鸣鹤”二句：语出《易·中孚·九二》。[6]“鹤鸣”二句：语出《诗·小雅·鹤鸣》。 [7]“卫懿公好鹤”句：《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8]《酒诰》:《尚书》篇名。《尚书·康诰》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酒诰》孔安国传：“康叔监殷民，殷民化纣嗜酒，故以戒酒诰。”[9]《抑戒》：指《抑》, 《诗·大雅》篇名。《毛诗序》:“《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其第三章云：“颠复厥德，荒湛于酒。”[10]刘伶、阮籍：《晋书·刘伶传》:“（刘伶）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晋书·阮籍传》:“（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云龙山人张天骥所筑放鹤亭，坐落在徐州城南“冈岭四合”、“草木际天”的云龙山上。作者知徐州时，与山人过从甚密，故亭子落成，便为之作记，时当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
文章于结构上可分三段：首段叙亭写鹤，中段论隐居之乐，末段作《放鹤》、《招鹤》二歌。然观其文意，则可析为鹤、隐者、感慨三层，亦即通过写鹤来写隐者，又通过写隐者来寄托感慨。
记既为亭而作，一般人写来，必拘于题目，在“亭”上大作文章。作者却不然。他用精练、简短的文字叙完亭子修建的缘起、位置和景色后，便以大量的笔墨描述“鹤”，鹤的踪迹与意态翔舞全文。鹤是山人之鹤：“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山人朝朝夕夕就在这新建的亭子里，对着西山缺处放鹤、招鹤（“放鹤亭”由此得名）。二鹤放浪山野，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或“高翔下览”, “翻然敛翼”，或又“矫然复击”，在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高飞远引，自由往来。鹤被描写得如此“清远闲放”，俨然“超然于尘垢之外”，作者自然另有用意，其意旨在以鹤状人，将鹤来比喻其主人这位隐君子。此比于理论上既不牵强，作者引经据典道：《易》和《诗》的作者都拿鹤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在感性认识上也是形象可信的，我们从二鹤无拘无束、任意翱翔的浮光掠影中，不是分明看到了山人的逍遥自在、悠然闲适的风神仪态吗？作者以不无羡慕的笔调描写出了张天骥的隐居之乐。为了充分表达他对隐居之乐的观感，又拉南面之君来对比。在酒筵上，他告诉山人说，隐居的无限乐趣，即使是统治一国的君主也不能相比。缘何？因为同是鹤，如山人这样的隐逸者，拿它做玩好物，乃有益无害，其乐无穷，而卫懿公爱好养鹤，竟因此亡了国；同为酒，似刘伶、阮籍一类德高行洁的隐士，赖酒保全自己并留名后世，而君王好酒，却要遭到告诫，如周公作《酒诰》便是训诫康叔，卫武公作《抑戒》便是警戒自己。由此，作者得出结论道，同是好鹤好酒，因人不同（隐者或君王）, “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这一段议论，言之凿凿，信而有征，真可见得南面之乐，无以易隐居之乐了。而又妙在，两两相较作为论据的一“鹤”一“酒”，得来的也极其自然：鹤是题内原有之义，酒则从“饮酒于斯亭而乐之”句拈来，为当筵指点之文。高手人作文，堪谓“无一字无来处”了。
作者以极其歆羡的态度赞颂了张天骥的山林隐逸之趣，不料却因此而遭到了时人的责难。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记载说：“或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而东坡则笑曰：“装铺席耳。”“铺席”为宋人俗语，意即“门面”。这段对话说明，即便在当时，依旧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为作者在无端抬高、歌颂张天骥这一“无知村夫”。而作者的诙谐答辞则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消息：无非是借说山人来寄托自己的感慨罢了。
那么，作者彼时有何感慨，又因何不直白，却要借山人来做文章？原来，作者因上书批评新法，开罪了变法派，不安于朝而于熙宁四年（1071）自乞外任，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打击。至作本文之时业已第八个年头，他仍然浪迹在外，不能还朝，心头难免产生抑塞之感。仕既不如意，隐亦不能得，因羡山人之闲放，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辞巧妙地表白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对党同伐异的官场的厌恶与不满。他在上引“澡”字韵的同一诗篇（《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写道：“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从君好种秫，斗酒时自劳”，可以透见此种心情。
作者曾盛赞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而一身荣膺散文家、诗人、画家等等称号的作者本人，其《放鹤亭记》这篇文章，则又可谓是文中有诗亦有画了。文于中间纵论隐居之乐后，本已成言讫意尽之势了，不料作者手中那支生花妙笔，又以楚辞笔法撰出“放鹤”、“招鹤”二歌诗来轻轻收住全文。歌辞既清旷，意绪亦飘忽，使文章更富韵致而耐人吟味。寥寥短幅之中，画意又较诗意为浓。不仅二鹤之一招一式皆可成画，即如山人之一举一动：“升高而望”、放鹤招鹤、“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作者与山人乐于其亭之一咏一觞，以及“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 “春夏之交，草木际天”, “秋冬雪月，千里一色”等自然景物，莫不涉笔皆是画。其画有山有水，有人有物，有动有静，读之味之，令人如身履画境而觉心旷神怡。
两两成对，交替行文，也是本文艺术上的精到之处。作者为文，或事或典，或人或物，每好成对双行，本文尤为突出。如山人与鹤、鹤与山人（见首段、末段），宾客与亭主、隐德之士与南面之君、鹤与酒（皆见中段），他如“旦则”、“暮则”，放鹤、招鹤，“《易》曰”、“《诗》曰”等，都或平行，或相反，或对勘，或伴讲，交替行文，相映成趣。且出处转掉，极其自然，全不费力。此等笔意，的确使人称羡不已。
（周慧珍）
灵壁张氏园亭记
苏轼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1] 。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馀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2] 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馀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馀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3] 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注〕 [1] 灵壁：本秦符离县地。汉属沛郡。隋属徐州。唐时降为灵壁镇。《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符离县》:“灵壁故城，在县东北九十里。”宋哲宗元祐七年改为县。今属安徽省。汴之阳：汴水北岸。汴水上流受黄河水，隋朝之后其故道由旧郑州、开封至商丘，改东南流经灵壁、泗县入淮河。北宋漕运江淮湖浙的粮粟入京师，皆由此道。故文中称张氏园亭地处“舟车冠盖之冲”。 [2] 宋：宋州，北宋升为南京应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苏轼罢徐州任，至此病留半月，转水路赴湖州。 [3] 泗：泗水，发源于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流经曲阜、徐州。宋熙宁中黄河改道流向东南，于徐州合泗水入淮河。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到排斥，自请外放，由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不久徙知密州，又徙知徐州、湖州。本文就是苏轼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由商丘循汴河赴湖州任途中，经过灵壁张氏园亭，应张硕之请而作的一篇记文。
这里记的是一座私家庄园。通过记述这座庄园的地理位置、景物、规模、用处及其建筑始末，苏轼生发一通议论，以别抒怀抱。自“古之君子”以下，则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这个重心即是围绕“不必仕，不必不仕”这一命题所进行的探讨，及其所作出的抉择。
仕与隐，是古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人生首要课题，从而也构成了古典诗文中的永恒主题之一。苏轼提出“不必仕”，是因为他认为“必仕则忘其身”。一个人如果一心追求功名爵禄，不顾政局的好坏、执政者是否贤明，就会入迷途而不知返，临危境而不知止，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此之谓“忘其身”。苏轼提出“不必不仕”，是因为他认为“必不仕则忘其君”。一个人如果永远优游燕息于山林风月之中，固然可以全身远祸，陶情怡性，但却丢开了为君主效力的义务，没有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此之谓“忘其君”。而在苏轼看来，一般的知识分子恰恰好走这两个极端。后者招来“违亲绝俗”的非议，前者又犯了“怀禄苟安”的毛病。苏轼自己的主张则是“蹈其义”, “赴其节”, “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他打了个奇妙的比喻：譬如人的饮食，饥渴的时候，就应吃喝；吃饱喝足，就应当停止。说到底，他还是主张出仕的，只是在仕途中不要沉迷，应当临危即止，急流勇退。
这流露了苏轼在辗转流徙的仕宦生涯中的典型心态。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多年的入仕从政，已经尽到了自己对君主效力的义务；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因自己与执政者的政见不合，而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因此产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他力图对这两方面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以维系其精神的平衡，摆脱仕宦不遇的烦恼和痛苦。
鉴于以上心态，苏轼从张氏园亭受到启发。他认为这种“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的庄园，既是出仕的根据地，又是退隐的避风港。出仕，有庄园的物产可以养其亲，为行义求志解除后顾之忧；退隐，也不但有庄园的物产可以养其老，更有山林景致可以怡其性，为全身远祸找到一块理想的乐土。苏轼还认为，建筑这样的庄园不仅是为个人计，而且也是为子孙计。所以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表示相中了徐州：一是这地方的地理位置、物产风景及民风民俗好；二是这地方的百姓对自己有感情。他想在徐州构置一座庄园，与张氏庄园南北相望，以便退隐之后在这里养老，且时与张氏子孙往来游乐。文章以此作结，表现了苏轼趋归隐逸的思想。
从不久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发生“乌台诗案”，遭到下狱陷害来看，他在本文中流露的急流勇退的想法并非没有根据，也不是出于一时之兴，他在离徐州赴南京时写给苏辙的诗中就说过“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 “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了。
为充分表达文章的重心，文章的开头就不能不详细描述张氏园亭的地理位置、环境风貌、景物构筑、物产养植，以突现“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的作用，及张氏先人构筑此园亭的远见卓识和泽及子孙的功德。这些内容越是写得充分，作者最后“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的构想才更有基础，更显得合理。同时，也满足了张硕要求作者向世人介绍其园亭之美，及其先人功德的愿望。
形式上，文章熔记叙、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特别表现出苏文惯有的善于理性思辨的特长。议论风生，长短句式的相互搭配，间以一连串的对偶句式的穿插，使行文如行云流水，无风自涌，具有雄辩的气势。
（任国绪）
石钟山记
苏轼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1] ，枹[2] 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3] 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空空[4] 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5] 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6] 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7] 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1] 南声函胡：南边那块石头声音浑厚重浊。北音清越：北边那块石头声音清脆悠扬。 [2] 枹（fú浮）：同桴，木制的鼓槌。 [3] 齐安：旧郡名，即黄州（今湖北黄冈）。 [4] 空空：象声词，击石声。下文噌吰（chēnghóng撑洪）为厚重深沉的钟声。窾（kuǎn款）坎为击物声。镗鞳（tāngtà汤踏）为钟鼓声。 [5]涵澹澎湃：波浪汹涌激荡的样子。 [6] 无射（yì亦）：我国古代律吕名，六律之一。这里指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载，这年春周景王铸钟，律中无射。 [7] 魏庄子：即魏绛，谥庄子，晋大夫。《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国送歌钟等乐器与晋悼公，悼公分一半赐给魏绛。
石钟山
——〔明〕黄长吉绘，明崇祯六年墨绘斋刻本《名山图》
元丰七年（1084）正月，神宗出手札命苏轼由黄州（今湖北黄冈）移任汝州（今河南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三月文书到，四月离黄州，计划走水路经长江、淮河入洛赴任所，先至江西，游庐山，五月至筠州（今江西高安）别其弟子由（时监筠州盐酒税），六月送长子迈赴饶州德兴（今属江西）县尉任，途经湖口，游石钟山，写了这篇游记。文中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
全文分为三段。第一段对前人记载提出质疑，第二段夜游石钟山，通过实践对问题求证，第三段得出结论。为突出主题，作者不先写游山，开头即引述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不同说法。郦道元（466或472? —527），字善长，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水经》是一部较有条理地记述古代中国河流水系的地理著作，旧说为汉人桑钦所著，但今传本中有许多汉以后的地名，清人王鸣盛以为非一人一时之作，较为合理。郦道元为它作注，写成《水经注》。彭蠡即鄱阳湖，在今江西北部。石钟山有南北二山，南名上钟山，在湖口县城西，滨鄱阳湖；北名下钟山，在湖口城东，临大江。文中所引《水经》文字及郦道元的注，系从李渤《辨石钟山记》转引，今本《水经注》均佚去。李渤，字濬之，唐贞元中隐居庐山，号白鹿先生。《辨石钟山记》收在《文苑英华》卷八三三及《全唐文》卷七一二，文末署明作于唐德宗贞元戊寅（十四年，798），文宗大和元年（827）吴文干将其刻石于湖口，苏轼所见即此，石刻今已不存。郦道元认为石钟山的得名是因为它“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李渤否定了郦道元的说法，他亲临其地考察，在潭上得到两块石头，敲击时发出铿锵的金石之声，认为这就是山名石钟的缘故。作者对二说都有怀疑，但并没有立刻作出判断。这段文字极简洁，特别是对前人说法的辩驳，虽只三言两语，却极生动。
引述郦、李的说法全用议论。第二段写作者自己的意见，却不是直说，而是用叙事笔调，以游石钟山的事实本身，自然表达出来；游山的具体描写，就是作者对此山得名的解释。这二者融为一体，正是此文最大的特色，也是它的成功之处。这样写，不仅使作者的意见显得真实可信，还使文章富有变化。如果仍用议论，那就只能写出一篇纯粹的考证文章，失去了游记的意趣。
游石钟山，重点在写山的得名的由来。作者之所以选择在莫（暮）夜去游览，也是因为夜里环境宁静，更容易体察到细微的声音。文中也写了环境景物，但这种描写是为了渲染气氛，更好地表现和突出主题。文中写了奇石、栖鹘、鹳鹤，突出了“夜”和“静”。用“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形容夜里壁立千尺的巨石的狰狞可怖，用“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写鸣叫的鹳鹤，比喻都极生动，读来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栖鹘闻人声而惊飞，深山中鹳鹤的鸣声清晰可辨，也正见出月夜的寂静。这种寂静可怖的气氛，使得作者“心动欲还”，然而正在此时，却忽闻“大声发于水上”，这样可以更加使人感到惊喜和诧异；而环境越寂静，越能显出石钟山钟声的洪亮。这就从人的心理和音响效果两个方面，突出石钟山钟声的作用。两处钟声，一处由声响而及地形，一处由地形而及声响，不仅描绘出石钟山下都是巨大的石头洞穴和裂缝的特殊地形构造，道出了风浪与山石孔洞冲撞激荡而发声的原理，揭示了石钟山得名的真正由来，还在月夜寂静的水面上，突然发出一阵绝妙的钟鼓齐鸣曲，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仿佛看到了那结构奇特的石钟山，听到了那奇异的钟鼓声。结末引周景王和魏庄子的古钟来比拟，既点明石钟山发出的声音有如洪钟，同时也表达作者的喜悦心情。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说：“以心动欲还，跌出大声发于水上，才有波折，而兴会更觉淋漓。钟声二处必取古钟二事以实之，具此诙谐文章，妙趣洋溢行间，坡公第一首记文。”（清王文濡辑《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五十六引）分析是精当的。这一节没有一句议论，全用形象的描绘，把问题的答案揭示出来，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
游山，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作者却把它提高到理性的高度，从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肯定要犯错误。“目见耳闻”讲的就是实地调查。它虽然是从游山这件小事总结出来，却具有普遍意义。它不仅是正面经验的总结，同时还包含着李渤和作者自己的反面教训在内，因而很有说服力。李渤虽然也作了现场调查但很不深入，便轻率否定了郦道元水石相搏而发大声的说法，所以犯了错误。作者在没有调查之前，也对郦道元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而且还举出了表面看来似乎很有道理的论证，如果他不调查，便“臆断其有无”，同样要犯与李渤相同的错误。正因为作者没有“臆断”，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才发觉“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并用自己的“目见耳闻”，补充了郦道元“言之不详”的内容。文章还告诉我们，这种调查还必须是认真细致的，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似的调查绝对不行；要探求真理，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有时甚至还要冒些风险。李渤虽然“访其遗踪”，但因为他只在潭上转了转，没有到潭下去看一看，因而凭叩石发声便认为得到了“石钟”的实际，这只能是错误的结论。苏轼因为月夜去潭下作了细致的考察，才把问题的本质弄清。末尾深深慨叹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这个道理常常被人忽视，明白说出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避免主观臆断的错误。这段文字不仅强化了本文的现实意义，还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读后使人警醒感叹。
除了融议论、叙述、抒情于一体这个特点之外，行文富于曲折变化，也是本文的一个突出特色。例如引述郦道元和李渤的说法，本来是极枯燥的内容，作者加上两个辩驳，即顿见精彩。文中写对旧说之疑共有三次，不仅每次写法不同，即便在同一次中，文笔也有曲折。对郦道元，是以人之疑引出己之疑，而己之疑又是以比喻来表达。李渤本来是在纠正郦说，作者引述时，特别加一句“自以为得之矣”，紧接着陡然一转——“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着一“尤”字，说它较郦说更不可信；驳李全用议论，一针见血，也不同于对郦之用比喻。对寺僧使小童持斧敲击所谓“石钟”，用“空空焉”形容敲出之声，又仅以“余固笑而不信也”一句表示不屑一驳，矛头直指到三百年前得双石“扣而聆之”的李渤；而且，此节插在游山之前，也使文章平添波澜。至于对两处水石之声的描写绝不雷同，前面已经提到，更是传神的绝妙笔墨。总之，此文所记之事、所讨论的问题虽极平常，但通篇几句一折，有些地方一句一转，极起伏变化之致，如江流云涌，仪态万方。
（王思宇）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1]
苏轼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2] 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斲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3] ，而余为徐州[4] 。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5] ，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 《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谓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6] 。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7] 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8] ，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注〕 [1] 文与可：即文同（1018—1079），北宋画家，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与苏轼为中表兄弟。善画山水，尤善画竹，创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竹叶画法，开后世“湖州竹派”。筼筜（yúndāng云当）谷：山谷名，在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西北，以盛产筼筜（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名。偃竹，仰斜的竹子。 [2] 子由：苏轼胞弟苏辙的字。 [3]“及与可”句：文同于宋仁宗熙宁八年（1075）出任洋州知州，十年还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 [4]“而余”句：苏轼于熙宁九年任徐州（治今江苏徐州）知州。 [5] 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6] 陈州：治今河南淮阳。 [7] 湖州：治今浙江湖州。 [8] 曹孟德：即曹操（155—220），字孟德，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汉时进位丞相，子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元丰二年（1079）七月七日，苏轼在晾晒书画时，发现亡故的文与可送给自己的一幅《筼筜谷偃竹图》，见物生情，就写了这篇杂记。文与可生前曾以这样的竹子为题材，作画赠与苏轼。本文即以此画为线索，叙述作者和文与可的深挚友谊及睹物思人的悲痛，写得庄谐相衬，情深意切，是篇典型地体现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特点的优秀散文。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开头不是直接就写悼念之情或两人的交往，而是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文章说文与可认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画竹之前先要把握对象的整体形象和精神实质，做到融会于心，酝酿成熟，然后振笔直书，一气呵成，才能生动传神地把它再现出来。相反，如果临时求其细微末节，机械地一节一节画，一叶一叶描，就无法画活竹子。这实际是主张意在笔先，反对临画敷衍；主张整体上的“神似”，反对枝节之间的“形似”。作者以赞同的口吻所表述和发挥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不仅对整个文艺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胸有成竹”已成为人们处事的准则，和活在群众笔底口头的成语了。上述行文生动流畅，如用“兔起鹘落”的比喻，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运笔的神速。下面作者接着叙说自己对这个文与可教给他的道理，虽然心里明白，但实践起来却不能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不学之过”，并把此画竹方法提到哲理的高度，“岂独竹乎”，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又引用其弟子由（苏辙）送给文与可的《墨竹赋》中的几句话，通过《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和《天道》中轮扁斲轮两个典故，说明子由对与可所画竹子的看法：庖丁解牛由于掌握规律而得心应手，游刃有馀，文惠君从中悟出了养生之道；轮扁造车轮，使正在读书的齐桓公懂得了技艺只能从实践中体会的道理，与可在画竹中寄托的思想说明他也是个深悟事物规律的人。作者认为子由仅得与可的画意，而自己并得其画法，是最了解与可的人。这段通过叙述文与可的画论以及子由和作者自己对此画论的反映，不仅写出了文与可画技的高妙和见解的卓绝，而且也道出了自己对文与可的敬仰之情和知己之感。其中有议论，有描写，或述人之言，或直抒己见，纵横错落，灵动多变，显得言而有味，情理俱谐。
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先写与可画竹开始不自贵重，于是四方之人纷纷拿着细绢登门求画，引起他的讨厌，把绢掷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要把细绢作袜穿。后苏轼为徐州知州，苏轼自己也是个善画墨竹的名家，所以文与可写信给苏轼开玩笑地说：近来告诉士大夫，可到彭城（即徐州）去求画，“袜材当萃于子矣”。临末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鹅溪在今四川盐亭县西北，是盛产作画用的名绢的地方。寒梢指竹子，这两句意思是将要用名绢为苏轼画一幅万尺长的墨竹。苏轼就风趣地回答说：“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接着叙两人书信往返，就世上是否有万尺竹展开争论。苏轼证实有这样的竹子，并写诗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意即在想象天地或艺术意境中是存在具万尺长气势的竹子的。这里苏轼偷换了一个概念，回答得十分巧妙。所以文与可又回信笑着说：“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并把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送与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形容他画的竹子形神兼备，气势非凡。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苏轼的竹有万尺之说，而且也可看作是他“胸有成竹”画论的卓越实践，既巧妙点题，非常自然地交待了《筼筜谷偃竹图》的由来，又和开头画竹理论的叙说相呼应，衔接十分紧凑。下面就抓住筼筜谷这一地名，继续写两人信牍往来：文与可任洋州知州时，要苏轼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即是其中之一，诗云：“汉川（汉水）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箨龙即竹笋。“斤斧何曾赦”，即把竹笋砍伐了，连下称“馋太守”，又把笋都吃了，所以说“渭滨千亩在胸中”。《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之语。文与可接到这封诗信时，正值与妻子在谷中“烧笋晚食”，碰巧被苏轼的话说中，所以读罢诗句“失笑喷饭满案”。全段写得幽默风趣，亲切自然，而就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在这些戏语笑话里，文与可和作者坦率、高雅的胸襟气度，机敏、超卓的智慧才能以及两人的亲密友谊，都得到了活泼而生动的表现。
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先说在文与可死后七个月，“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哭失声”三字写尽了作者睹物思人的无限悲痛。接着又引用曹操祭桥玄的典故来点明文章主旨。此典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曹操年少时不为人所器重，而桥玄却很赏识他。桥玄死后，曹操有次行军经过桥玄的故乡睢阳，曾遣使致祭桥玄，并作《祀故太尉桥玄文》，文中说：“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来强调“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引用典故十分自然贴切，平淡语中现出悼念亡友的挚情一片。如果说第一段重议论，第二段重叙述，那么这简短的第三段，则更富有绵长的抒情意味。
该文信笔挥洒，舒卷自如，“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文中有正论，有戏语，或引诗赋，或摘书牍，时而讲琐事，时而举典故，机变灵活，姿态横生。不过它虽然写得随便洒脱，纵横变化，但并不杂乱无章，散漫失纪，而是始终紧扣题目，环绕着文与可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来展开文章：先是议“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这是画《筼筜谷偃竹图》的基础；中间是叙两人的诗歌赠答，书札往来，交待《偃竹图》的由来和有关趣事；后是写见画思人，抒发悲怆之情，通篇以画相贯串，以怀念友情为中心，显得形散神不散，做到了自由挥洒和谨守章法的完美结合。这是一篇悼念性的文字，而前人曾评此作“戏笑成文”（郑之惠《苏长公合作》）。这篇散文的主要部分确实颇多诙谐之语，写得妙趣横生，但唯其如此，正可见出作者和文与可的“亲厚无间”，而文与可一旦亡故，作者的悲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以喜衬悲，也益见其悲，较好地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此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正如明代王舜俞所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便记录便是文。”（《苏长公小品》）
（吴小林）
记游定惠院
苏轼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1] 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2] ，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3] ，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4] ，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饮，往憩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5] ，作悲风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6] 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缘[7] 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8] 。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9] ，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藂橘[10] ，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11] 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12] 。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注〕 [1] 五醉：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到达黄州贬所，至此已五见海棠开花。 [2]参寥师：僧参寥，本姓何，名昙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苏轼为更名道潜，后号参寥子。师，是对僧人的尊称。苏轼通判杭州时与之交游。崇宁末，归老江湖，赐号妙总大师。苏轼《〈参寥泉铭〉序》说：“余谪黄州，参寥子不远数千里从余于东坡，留期年，尝与同游武昌之西山，梦相与赋诗，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二三子：同游者有徐大正、崔闲等人。 [3] 市井人：指普通的市民。 [4] 枳（zhǐ纸）：亦称“枸橘”，一种落叶小乔木，茎上有刺，果实可入药。 [5] 雷氏琴：苏轼题跋有《家藏雷琴》一首，言琴上有“雷家记”字样。文记此琴之妙说：“其岳不容指，而弦不㪇，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独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馀韵，此最不传之妙。”㪇（xiàn线）：散。崔成老：崔闲。 [6] 鬻：本义是“卖”的意思，这里作“买”讲。 [7]夤缘：循沿。 [8] 何氏、韩氏：指何圣可、韩毅甫。 [9] 为甚酥：宋周紫芝《竹坡诗话》:“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诗求之云：‘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唯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煮水，更觅君家为甚酥。'”[10]藂橘：一丛橘树。藂，同“丛”。 [11] 徐君得之：徐大正，字得之，黄州知州徐大受君猷之弟，作者的朋友。 [12] 拊掌：鼓掌，表示欢乐。
本文是苏轼贬居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时应徐大正之请而写的一篇记游小品。定惠院在黄冈县城东南，东坡初到黄州时曾寓居于此，后又常往游。据其《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辞无伦次》诗王十朋集注引《志林》，东坡此次游定惠院为元丰七年（1084）三月初三日事。文中记述了与二三友人一天愉快的游赏，随物赋形，信笔抒意，以淡雅的笔触，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渲染出一种清新隽永的意境，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开篇写游定惠院东小山（即柯山），观赏海棠和枳木，醉酒花下。写海棠只用“特繁茂”一笔带过，引出“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以昔游之乐烘托今游之乐，具有浓重的抒情意味。苏轼初至黄州，所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极力赞美这“佳人在空谷”的海棠幽独高雅和美丽清淑的品格，并悬想其乃移自西蜀（蜀中盛产海棠），而自己以蜀人谪居此间，引为患难之交。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对这株海棠喜爱之深和置酒花下的情怀。写枳木则着重刻画其性状，以老人的脖颈形容枳木筋脉裸露在外，用一串串的大珍珠比喻洁白而圆润的花朵，都很新颖形象。不论写海棠还是枳木，均透露出园圃主人对作者的深挚友情。——山园虽已易主，新主人以东坡之故，对他所喜爱的林木仍加意保存、爱护。起笔用笔富有变化，不落俗套。“既饮”以下依次写憩于尚氏宅第的潇洒和不拘形迹，听崔成老弹雷氏琴的超然感受，买木盆以清泉浸渍瓜果的乐趣，入何氏园竹阴置酒的幽雅，席上“油煎饵”的酥美，归途乞丛橘移植的清兴……十馀件野游细事，一一写来，不嫌堆砌，不觉平板，不待安排，不拘体式，幽默风趣，灵动自然，仿佛率意挥洒，而情韵遂现，娓娓动听，是东坡小品文中的佳作。明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东坡小品文，“于物无不收，于法无不有，于情无不畅，于境无不取”。于此可见一斑。
（刘乃昌 高洪奎）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元丰六年[1] 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2]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注〕 [1] 元丰六年：公元1080年。元丰为宋神宗年号。 [2] 承天寺：在今湖北省黄冈市南。张怀民：字梦得，苏轼的友人。
苏轼自己评论他的文学创作，有一段话很精辟：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
这段话，可与他的另一段话相补充：“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江行唱和集序》）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文，是“充满勃郁”于内而不得不表现于外的东西。胸有“万斛泉源”，才能“不择地皆可出”；胸中空无所有，光凭技巧，就写不出好文章。苏轼的确是胸有“万斛泉源”的大作家。就其散文创作而言，那“万斛泉源”溢为政论和史论，涛翻浪涌，汪洋浩瀚；溢为游记、书札、叙跋等杂文，回旋激荡，烟波生色。
不妨据此来赏读这一篇随笔性的小文章《记承天寺夜游》。
这篇文章只有八十四个字，从胸中自然流出，“行于所当行”, “止于不可不止”，无从划分段落。但它不是“在平地”直流的。只有几十个字，如果“在平地”直流，一泻无余，还有什么韵味！细读此文，它虽然自然流行，却“与山石曲折”，层次分明。“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这像是写日记，老老实实地写出年月日，又写了个“夜”字，接下去就应该写“夜”里干什么。究竟干什么呢？“解衣欲睡”，没什么可干的。可就在“解衣”之时，看见“月色入户”，就又感到有什么可干了，便“欣然起行”。干什么呢？寻“乐”。一个人“行”了一阵，不很“乐”，再有一个人就好了；忽而想起一个可以共“乐”的人，就去找他。这些思想活动和行动，是用“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两句表现出来的。寻见张怀民了没有，寻见后讲了些什么，约他寻什么“乐”，他是否同意：在一般人笔下，这都是要写的。作者却只写了这么两句：“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接着便写景：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步于中庭”的时候，目光为满院月光所吸引，引起一种错觉：“积水空明”，空明得能够看清横斜交错的各种水草。院子里怎么会有藻、荇之类的水草呢？抬头一看，看见了竹、柏，同时也看见了碧空的皓月，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不是藻荇，而是月光照出的竹、柏影子！“月光如水”的比喻是常用的，但运用之妙，因人而异。不能说作者没有用这个比喻，但和一般人的用法却很不相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很不相同。
文思如滔滔流水，“与山石曲折”，至此当“止于不可不止”了。“止”于什么呢？因见“月色入户”而“欣然起行”，当止于月；看见“藻荇交横”，却原来是“竹柏影也”，当止于“竹柏”；谁赏月？谁看竹柏？是他和张怀民，当止于他和张怀民。于是总括这一切，写了如下几句，便悠然而止：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寥寥数笔，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断。叙事简净，写景如绘，而抒情即寓于叙事、写景之中。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入“夜”即“解衣欲睡”, “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 “闲”；与张怀民“步于中庭”，连“竹柏影”都看得那么仔细、那么清楚，两个人都很“闲”。“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冬夜出游赏月看竹柏的，却只有“吾两人”，因为别人是忙人，“吾两人”是“闲人”。结尾的“闲人”是点睛之笔，以别人的不“闲”反衬“吾两人”的“闲”。惟其“闲”，才能“夜游”，才能欣赏月夜的美景。读完全文，两个“闲人”的身影、心情及其所观赏的景色，都历历如见。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贬所，名义是团练副使，却“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记“夜游”之时是“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表明他在黄州贬所已经快满四年了。张怀民此时也谪居黄州，暂寓承天寺。这两人，都因被贬而得“闲”，气味也相投。张怀民赠墨二枚给苏轼，苏轼作《书怀民所遗墨》一文以记之。张怀民修了一座亭子，“以览江流之胜”；苏轼名之曰“快哉”，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了《黄州快哉亭记》，至今为人们所传诵。记的末段说：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馀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这段文字，正可与《记承天寺夜游》参看。
苏轼的心胸的确很“坦然”。累遭贬谪，仍然乐观、旷达；即使流放到儋耳，也不曾像“骚人思士”那样“悲伤憔悴”。但他有志用世，并不自愿当“闲人”。因贬得“闲”, “自放于山水之间”，赏明月，看竹柏，自适其适，自乐其乐；但并不得意。他那“自适”与“自乐”，其中包含了失意情怀的自我排遣。《记承天寺夜游》的字里行间、特别是结尾数句的字里行间，都表现了这种特殊心境；只不过表现得非常含蓄罢了。有人单纯赞赏“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似乎还失掉了些什么。
（霍松林）
书上元夜游
苏轼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1] 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2] 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注〕 [1] 民：指汉族。夷：指当地少数民族。 [2] 过：苏轼的幼子，字叔党。绍圣四年（1097）随侍苏轼于海南。
这是哲宗元符二年己卯（1099）东坡在海南儋州（治今海南儋州市）贬所写的一篇小品，《东坡志林》题为《儋耳夜书》。
随笔小品之体，肇始于魏晋，繁盛于两宋，东坡最擅胜场，而其游记小品更多佳构。东坡的小品文，信笔挥洒，款款而谈，不假雕饰，真率自然，字字从性灵中流出，在他的散文中独具风韵。今人吕叔湘曾说：“或直抒所怀，或因事见理，处处有一东坡，其为人，其哲学，皆豁然呈现。”（《笔记文选读》）正确地道出了东坡小品文的妙处。
这篇小品，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东坡“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东坡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东坡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东坡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东坡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诗的下文写道：“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起（侯喜之字）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的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
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刘乃昌 高洪奎）
答谢民师书
苏轼
轼启。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1] ，不敢复齿缙绅[2] 。自还海北[3] ，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4] ，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5] ，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6] 。”又曰：“辞，达而已矣[7]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8] ；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9] 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10] ？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1] ，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12] 。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13] 。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14] ，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15] ，当往游焉。或僧欲有所记录，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16] ，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
〔注〕 [1] 坐废：因罪受贬。累年：多年。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再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至元符三年（1100）被赦还，南贬已达六年。 [2]“不敢”句：谓不敢自居于士大夫之列，与之交游。 [3]“自还”句：指渡海北还。苏轼于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 [4] 无一日之雅：语见《汉书·谷永传》，意谓素无交谊。雅，平素，引申为交往。 [5]“倾盖”句：意谓一见如故。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语。倾盖，指途中偶然相遇，停车交谈，两个车盖相倚而倾斜。 [6]“言之”二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7] 辞，达而已矣：见《论语·卫灵公》。 [8] 系风捕影：风与影都没有实体，难以捕捉，用来比喻了解客观事物的奥妙底蕴很不容易。《汉书·郊祀志下》:“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9] 雕虫篆刻：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这里用以比喻辞赋为小技。西汉童子学习的秦朝八种书体，虫书、刻符是其中纤巧难学的两种。雕虫篆刻，是说雕琢虫书，篆写刻符，都是童子所习的小技。[10]“终身”三句：扬雄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自命为是著述经传，苏轼认为这只是不用讲求音节的赋体而改用散文罢了，不能算作经传。 [11]“屈原”三句：《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诗经》里有“变风”、“变雅”，所以苏轼说《离骚》是风雅之再变者。 [12]“使贾谊”四句：扬雄《法言·吾子》:“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苏轼反对此说，认为应该给贾谊以较高的评价，不能因为他作过赋就贬低他，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升堂有馀，古人把学问由浅入深的三种境界喻为“入门”、“升堂”、“入室”，升堂有馀是说快达到“入室”的造诣极高的境界了。 [13] 欧阳文忠公言：欧阳修《苏氏文集序》:“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消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此意苏轼曾多次引述，如《答刘沔都曹书》云：“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又《答毛滂书》:“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载，苏轼谓谢民师曰：“子之文如上等紫磨黄金。”又用以比人，如《答黄鲁直书》:“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又《太息一章送秦少章》:“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等等。本篇引欧阳修语，当只“文章如金玉”一喻，“市有定价”以下，是苏轼的引申发挥，故各篇措语多有不同。[14] 惠力：寺名，一作慧力，在江西临江（今樟树市）县南二里。临江邻近谢氏家乡新淦，谢氏请苏轼为惠力寺法雨堂题额。《东坡经进文集事略》本“堂”后有“两”字。 [15] 临江：宋临江军，治所在今江西樟树市。新淦亦其属县。 [16] 峡山寺：在广东清远市清远峡。苏轼绍圣元年来惠州时曾游其地，有《题广州清远峡山寺》文。
本文又题作《与谢民师推官书》。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颇有诗名，与叔父谢懋、谢岐，弟谢世充同榜登第，时称“四谢”。元符三年（1100），苏轼自海南遇赦北还，六月过海，十月至广州。当时谢民师任广州推官，曾携带诗文谒见苏轼，很得苏轼的赏识。苏轼离开广州后，谢民师多函候，本篇是苏轼行至广东清远写给谢民师的复信。
这封书信，开端陈述双方交谊，收尾答复对方请托，中间重点谈艺论文。苏轼晚年连遭远贬，历经坎坷，饱尝人事冷暖、世态炎凉，不愿轻易纳交官府中人。“不敢复齿缙绅”一语，话中有话，浸透了作者酸楚郁愤的情愫。他多年谪居岭海，如今遇赦北归，实乃意外之大幸，“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只一笔，写尽了大难不死者绝处逢生的真切体验。备受迫害与冷遇的苏轼，长期故旧星散、交游断绝，而素无往来的谢氏，却多次问讯、过往，情亲意厚，对方的殷殷相待，使苏轼感到“倾盖如故”。这段文字坦率地陈述了苏轼由保留观察到乐于纳交的复杂心理，与友人诚挚而亲切地交流了思想。收尾对谢氏求索墨迹作出恳切说明、答复，并将当下行踪告知友人，措辞简当而亲切。
书信的重点是阐述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作者由赞扬谢民师的作品，发表了“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一段妙论，表达了自己崇尚平易自然文风的一贯主张。他自评其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这段话与信中所云可以互相参证，足见这种天然美的风格苏轼最为倾心，事实上也只有他的文章才达到了这种境界。崇尚天然美并不忽视文采。引用孔子的两段话，既强调重文，又强调达意。人或以为“止于达意”, “疑若不文”，苏轼把两者统一起来予以诠解，纠正了“辞达”只是语言表现问题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一要能“求物之妙”，即善于寻求客观事物的奥妙底蕴，把握难以捕捉的生动意象；二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即细致地观察、熟悉、认识、理解事物的内在本质；三要“能了然于口与手”，即以准确而形象的语言予以生动的表现。只有如此，才叫“辞达”。辞而能达，便一定会很有文采了。他的解说，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物、意、言三者的关系，触及到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给孔子“辞达”说注入了新的意蕴。倡导辞达，自然反对故为艰深，故下文借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进一步阐述“行云流水”的境界和“辞达”的要求，并非在于形式，而首先取决于内容。正由于此，所以扬雄的终身雕篆，独变其音节，不足以称“经”；屈原作《离骚》，不能因为形近于赋而予以贬低。屈原的《离骚》上承风雅而加以变化，其成就可说光照日月；贾谊学力甚高，倘生当其时，何妨作孔子的“入室”弟子，而扬雄因为他写过赋就鄙视他，这是单从形式着眼，表明扬雄识度浅陋。这里经过对扬雄的驳议，更加深层地昭示了苏轼重天然、讲文采、反对故作艰涩的文学观。末引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所说的“斯文，金玉也”一句语意而加以发挥，作为收结，既回应上文，又表明未敢自是，体现了学界老宿谦谨自律和平等待人的良好学风。
与友人论文一段，先借称颂对方文风提出自己正面的风格理想和美学追求，次借诠解先哲名言阐述创作三昧，再以驳诘前人旧说申论自己的见解。行文中以“行云流水”喻文风的自然，以“系风捕影”喻把握创作兴会，以“精金美玉”喻文章佳妙，语言新颖生动，富有文采。《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说：“论文到精妙处，亦唯东坡能达。”正说明本篇论文臻于精妙之域，进入“辞达”之境，体现了苏文的本色。
（刘乃昌 高洪奎）
答张文潜县丞书
苏轼
轼顿首文潜县丞张君足下[1] 。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2] 。”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3] 。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近见章子厚[4] 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5] 与君等数人耳。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 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6] ”。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7] ，醉。来人求书，不能复覙缕[8] 。
〔注〕 [1] 县丞：县令的佐官。当时张耒为咸平（今河南通许县地）县丞。 [2]“是殆见吾善者机也”：此句是引用《庄子·应帝王》壶子说的话。“善者机”即生机。 [3] 王氏：指王安石。 [4] 章子厚：即章惇。时任知枢密院事。 [5] 黄鲁直：即黄庭坚。秦少游：即秦观。晁无咎：即晁补之。陈履常：即陈师道。以上四人，并见《宋史·文苑传六》。 [6]“德 如毛”四句：语出《诗·大雅·烝民》:“人亦有言，德 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原诗作者尹吉甫是歌颂周宣王能任用仲山甫治国，使国家中兴。 ，轻。仪，宜。我，原指尹吉甫，苏轼用以自喻。苏轼引诗的意思是说，恢复先儒之学，是件大功德，作起来并不难，可一般人却难以胜任，我考虑只有你张耒与黄、晁、秦、陈等人能够胜任。但我老了，已无法帮助你，希望你好自为之。 [7] 卯酒：即卯时酒，清晨饮的酒。白居易《卯时酒》诗：“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8] 覙（luó罗）缕：详细陈述。
张文潜名耒，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同游苏轼之门，并称“苏门四学士”。这四人的诗文不仅得到苏轼的指点，并且因苏轼的赏识誉扬而名闻天下。但苏轼却不以师长自居，而待四人如友朋。这封书信就充分表现了苏轼善于奖掖后进的精神。
书中首先赞扬了张耒文章的成就。这赞扬是通过高度评价苏辙（子由）的文章造诣来体现的。因为作者先肯定张耒的文章和苏辙的文章十分相似，所以赞扬苏辙也就等于赞扬张耒。而对苏辙的赞扬又是拿苏辙与自己相比来论说的。当时的世俗之士认为苏辙的文章不如苏轼的作得好，而苏轼却自谦地说苏辙实在胜过自己。苏辙文章的长处之所以不被人知，是因为苏辙的为人不愿宣扬自己。而苏辙的文章也就有如他的为人一样——“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无疑是在告诉张耒，他的文章也达到了这种境界。《宋史·张耒传》载张耒“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声”，正是采纳了本文评价苏辙的说法。这对张耒无疑是极大的鼓励。
但作者的深意尚不止于此。他还委婉含蓄地指出，苏辙的文风也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他的《黄楼赋》就有发聩振聋的雄厉之气。而一些人竟因此赋与自己的文风近似，误以为是由自己代作的，这就特别可笑了。苏轼进而指出，苏辙的《黄楼赋》也不是在模仿自己，而不过是自己好的文章达到了《黄楼赋》的水平罢了。作者这里不单是自谦，且有两层深意：其一，作者主张学无常师，文章也没有什么既定的格式，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感受来写。《黄楼赋》之所以有雄厉之气，在苏轼看来，正是因为苏辙主观上“欲以警发愦愦者”的结果。这实际是在肯定张耒文章成就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苏轼的这种主张是一贯的。他《自评文》就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在《答谢民师书》中也称赞谢之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二，与此相联系，苏轼的自谦表现了他不以文章宗师自居的襟怀。尽管苏辙是他的弟弟，但他充分尊重苏辙的创作个性，所以他绝不会代替苏辙作文章。这也等于对张耒说：你虽是我的门生，但我也绝不要求你一味学习模仿我和苏辙，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创作。这就为下段批判王安石“好使人同己”, “欲以其学同天下”张本。所以，这段内容虽重要，但还不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全文的重心在后两段，中心内容是批判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权力废止先儒之学，以私家之学取天下士的行为，勉励张耒和其他门生一起为恢复先儒之学，“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而尽力。
《宋史·王安石传》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本文批判王安石“患在于好使人同己”, “欲以其学同天下”，就是指此而言。苏轼指出，王安石这样做，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作者谴责王安石有背先师孔子的遗则，讥讽其“新义”有如一块盐碱地，只能培植出一片黄茅白苇。
应当指出，王安石的做法虽有片面之处，也因此产生某些流弊，但他不迷信先儒传注，勇于发挥“新义”，也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且对促进学术发展也当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苏轼（也包括后来的《宋史》作者）对此一概否定，未免偏颇。
但苏轼这样做也有他的目的。这封答书作于元祐元年（即公元1086年。王文诰《苏诗总案》列于上一年即元丰八年底）。是年，哲宗新即位，起用旧党，司马光、章惇等人掌权，苏轼也被召回朝，由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司马光等废止一切王安石所行之法，其中也包括改变其取士之法，取缔王学；同时酝酿恢复先儒之学，立《春秋》学官。从本文第三段来看，苏轼对司马光等的作法是赞同的。他写这封答书的目的也正是要把这个信息通报给张耒。不仅如此，苏轼当时可能已经向执政者荐举张耒并被采纳了，所以他才能向张耒说：“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据《宋史·张耒传》，张耒于县丞任后即“入为太学录”，可见苏轼的话没有落空。
这一年，黄庭坚在朝任校书郎，晁补之为太学正，秦观为太学博士，陈师道也为太学博士，可谓人才济济。苏轼再荐张耒，就是希望他和上述诸人一起承担起恢复先儒之学的重任，彻底结束以王氏经学取士的局面。苏轼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未来的事业全靠这批后进去开拓。所以在文章结尾，他特别就此引《诗·大雅·烝民》的句子，勉励劝诫张耒养德自爱，担起重任，足见他对后进的拳拳护持之心。
全文从评为文之术到论治学之德，环环相生，层层深入；赞扬门生，表白自己，则以评苏辙之文为媒介，采用委婉含蓄式；批判王安石以王氏经学取士，则直斥其非，采用直露式；勉励门生，则采用谆谆劝诫式。章法严整，论说得体，表现了苏文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任国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