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
【作者小传】
（1190—1257） 金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兴定进士。历任内乡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工诗文，在金元间颇负重望。晚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多为后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遗山集》，编有《中州集》。
市隐斋记
元好问
吾友李生为予言：“予游长安，舍于娄公所。娄，隐者也，居长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斋，号曰市隐，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渠欲得君作记。君其以我故为之。”
予曰：“若[1] 知隐乎？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干没氏[2] 之属，胁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垄断，利嘴长距，争捷求售，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3] 之下，悬羊头，卖狗脯，盗跖[4] 行，伯夷[5] 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敢问娄之所以隐奈何？”
曰：“鬻书以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为廉；以诗酒游诸公间，取和而已，不害其为高。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也，子何疑焉？”
予曰：“予得之矣，予为子记之。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请以韩伯休[6] 之事终其说。伯休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子韩伯休邪？何乃不二价？’乃叹曰：‘我本逃名，乃今为儿女子所知！’弃药径去，终身不返。夫娄公固隐者也，而自闭之义，无乃与伯休异乎？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7] 。奚以此为哉？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归，试以吾言问之。”
贞祐丙子[8] 十二月日，河东[9] 元某记。
〔注〕 [1] 若：你。 [2] 干没氏：指投机牟利的人。 [3] 锥刀：亦作“刀锥”，喻微末的小利。唐陈子昂《感遇》诗：“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4] 盗跖：春秋战国之际人，名跖。《庄子·盗跖》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盗跖”是对他的诬称。 [5] 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与其弟叔齐都不愿继承父位。武王伐纣后，与叔齐均不愿食周粟（因反对武王伐纣），饿死首阳山。 [6] 韩伯休：韩康，字伯休，东汉京兆霸陵（今陕西西安市东）人。以采药卖药为生，口不二价。后隐居山中。 [7]“言，身之文”五句：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大意是：以言语来述说人的好处，是为了显示其光彩。一个人将要去隐居了，还要这些光彩干什么？如仍这样做，那就是想求得显达，而不是想隐居了。 [8] 贞祐丙子：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9] 河东：古地名。元好问为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秀容古属河东。
市隐即隐居于闹市之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隐士的世界应该在山水林泉之中，将闹市与他们并置是那么地不协调。然而古人曾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文选·反招隐》）又说：“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晋书·邓粲传》）相比之下，古人更赞美隐于朝市。在他们看来，每日在朝市中与尘俗接触而不为所染的人，更为难得。
元好问这篇《市隐斋记》所记的隐者，自题其斋曰“市隐”，他是俨然以大隐自居的。然而读罢全文，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这位市隐斋主娄公是一位大隐，反而觉得他是个沽名钓誉之徒。何以得出这种印象呢？这主要在于对隐逸之义的辨析。作者首先为隐居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夫隐，自闭之义也。”这也是文章的“主脑”，全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脑”而生发出来的。作者就以此为标准，指出只要能够符合这个意义，隐于农工商卜医等各行各业，都无所不可，不必一定要在“深山之中，蓬蒿之下”。文中暗用典故，以古代著名隐士姜太公、赵国隐士毛公、薛公的事迹，来证明其说，显得充分、有力。既然隐居只要符合“自闭之义”，就无所而不可隐，那么古人为什么又有大隐之说呢？作者进而对此作了阐明：“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大小隐的实质在此也得到了透彻的解说。文章至此是从正面论隐居，逻辑严谨，无懈可击。由于隐逸一直被视为高士，因而为许多人所仿效。但众所同趋，其类必杂，在隐逸这种高尚之行中有时不免也渗进了一些卑劣的企图，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就谴责了那些“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士。这类假隐士历代不乏其人，作者笔锋一转，针对这种现象加以批驳：“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悬羊头，卖狗脯，盗跖行，伯夷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作者以声色俱厉的反诘，表达了对欺世盗名的假隐士的深恶痛绝。毫无疑问，欺世盗名是不符合“自闭之义”的。文章写了真假两种隐士，而市隐斋主娄公属于哪一种人呢？作者用“显”与“隐”进行对比，揭露出娄公行为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的行为与隐居的“自闭之义”是大相径庭的。这位“市隐娄公”是何许人，便已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碍于情面，作者又为娄公找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很明显，这是托词，然而，毕竟为娄公留下了一点回旋的馀地，这也许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文风。
这篇《市隐斋记》，当记叙市隐斋得名之由来，或其所处之环境、条件，或赞美其斋主隐居乐道之美德等等。然而元好问却采取了不同一般的写法。文章集中笔墨论隐居之义，围绕着对隐居之义的正反两方面的阐述而组织全文。乍看起来，文章不符合“记”的体例而更近似于“论”，但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文章只记叙作者与李生论辩是否为娄公作记的对话，真正意义上的“记”，似乎始终没有出现。这种“不记之记”的形式，正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符合这类杂记文的通则。文章纯以理胜，而笔端又饱含了作者对世风的感慨，表达了对娄公之类沽名钓誉行为的反感。这又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论理严密，行文自然，情感真实，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特点，也正是金元明八大家之一的元好问文章的特色。
（李修生 李鸣）
送秦中诸人引
元好问
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
予年二十许时，侍先人官略阳[1] ，以秋试留长安中八九月。时纨绮气未除，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也。长大来，与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鄠、杜[2] 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约近南山[3] ，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如举子结夏课时，聚书深读，时时酿酒为具，从宾客游，伸眉高谈，脱屣世事，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4] ，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归也。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
今夫世俗惬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皆众人所必争，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闲居之乐，澹乎其无味，漠乎其无所得，盖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贪，人何所争，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5] 之上矣。
〔注〕 [1] 先人：指其继父元格。略阳：古郡名，晋置，治所在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北），北魏移治陇城（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 [2] 周、汉都邑：西周国都镐（hào浩）京，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西汉国都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蓝田：县名，今属陕西，以产美玉出名，又为唐王维辋川别业所在地。鄠（hù户）：县名，今改名户县，属陕西。杜：杜陵，古县名，原为杜县，因汉宣帝葬于此，故改名，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南。鄠、杜之间有杜曲、杜陵等名胜古迹。 [3] 南山：即终南山，在西安市南。 [4] 嵩前：嵩山之南。金正大元年（1224）作者中博学鸿词科，只身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而寄家属于嵩山之南。 [5] 辋川：水名，在西安蓝田县南。唐王维筑别墅于此。
本文约作于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左右，作者中进士出仕不久。秦中，即关中（函谷关以西），今陕西境内。引，即序，徐师曾以为“盖序之滥觞”。文章属“赠序”体。
江淹《别赋》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然元好问的《送秦中诸人引》则不见哀婉之词，依依惜别之情，纵有别绪，也写得洒脱自然。总之不落窠臼，格调高奇。题为“送秦中诸人”，文章耗墨处则并不在此，仅“清秋扬鞭”四句及末句提到相别一事。而这种离别，竟又是诸君大幸，近水楼台“先我就道”，还急告二三子来年春天辋川相待。其中绝无隔绝之苦、伤心之色，反有对秦中诸人“得其所哉”的羡慕。可见，作者为文，自有异趣。
开篇落笔，便直写秦中风土民情之美，并以“天下莫与为比”的赞语和“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的事实加以突现。接着是回忆秦中往事。随着阅历增多，作者由“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以至于每闻谈及秦中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然后引出送别之人，言昔日常相约在终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 “脱屣（脱鞋，这里喻无所顾念地弃掉）世事”，过游山访古的自在日子。只可惜“家在嵩前”，终难如愿，不禁为“二三君之便于归”慨叹不已了。若是一般送别文字，到此当可收煞。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另起一端，锐意讽刺那些沽名钓誉、追名逐利的仕途小人，表达自己对朴素、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神往。显然，作者巧妙地以送别为名写秦中之美，其最后归向是表白自己洁身自好、愤世嫉俗之心，故冲淡了离情，而由归去之乐占据上风。文中固然标榜了归隐思想，但简单地斥之情调消极，似欠斟酌。在《新斋赋》中，作者自谓：“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观此便知，这一切皆失意时的牢骚。相反，暗藏于澹乎寡味躯壳之下的却是不可阻遏、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况且，作者向往的，不过是有志者乐居的秦中，以及文豪贤士出没的终南山（唐有“终南捷径”之说）。所以，归隐之想并不有损于文章的基调。位居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大概是其中最擅长、也是最多创作赠序文章的了。其突出风格在于极少应酬告别之辞，常常借题发挥，别出奇径，如《送孟东野序》等。“元才子”此篇实同出一辙。
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写山川之胜，人情之美，且皆从大处着手，虚处落笔。如介绍秦中奇观天下为尊，一概粗略勾勒，在整体上给人大致印象。虽提及周汉都邑、蓝田、鄠、杜，却又似蜻蜓点水，不作深入细致描写，仅以自己对秦中由来已久的切身体会来着意渲染，字里行间真情洋溢。同时，写秦中诸人，以“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一笔带过，然后补叙闲居南山的旧约。“二三”乃虚数，实为几人不得而知，其余就更是无可奉告了。虚写秦中秀色，易激发读者好奇心，探寻关中究竟美在何处，于是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神往；“二三君”不明其人，不妨看作“质直尚义”的关中人物代表。作者与之志同道合，反衬出秦中人情之醇美古朴，民风的慷慨耿介。作者此笔，虚实相映，于空灵中见深意。同时，人情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秦中之美。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美，又恰好与后文作者所竭力鞭挞的“众人所必争”、“造物者之所甚靳（吝惜）”的“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相比较，关中自成了净土和归宿。
缘情而化，跌宕成韵，显示了文章的语言风格。“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皆四六句相间，整饬精巧而又流转活脱，胸中情致随之直泻而出；抒写“二十许时”、“长大来”对关中的不同感受，则又笔法酣畅悠忽、疾徐有致，“津津然”喜气溢于言表；提及闲居之乐，则不乏桃源之风，至于澹泊清纯，语言也近乎典雅，往往使人想起终南山、“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下》）、“伸眉”高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等著名掌故；指斥世俗污浊，歌咏“方之外者”（《庄子·大宗师》引孔子语），顿然浩气充溢。文风沉稳而峭拔，句式不求工巧，唯在气魄。篇末以呼告式语句“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结束，又与前之“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一气贯通，文人才子潇洒飘逸、倜傥风流之态，呼之欲出。
（秦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