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作者小传】
（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吉安）人。天圣进士。曾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论文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追求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平生多奖掖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作散文畅达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流畅自然，词风婉丽。又长于史，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著有《欧阳文忠集》。
朋党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像
——清道光年间刊本《吴郡名贤图传赞》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1] 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2] 、八恺[3] 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4] 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5]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6] 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7] ，及黄巾[8] 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9] ，渐起朋党之论[10] ，及昭宗时[11] ，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12] ，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 [1] 共工、驩（huān欢）兜：古代传说中的“四凶”，有四个恶人，共工、驩兜是其中的两个，另外两个是三苗和鲧（gǔn滚）。 [2] 八元：上古帝喾（kù酷）的八位贤臣：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元，贤良。 [3] 八恺（kǎi凯）：上古颛顼（zhuānxū专须）的八位贤臣：苍舒、 敳（tuīāi推哀）、梼戭（táoyín桃银）、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恺，和善。八恺、八元均见《左传·文公十八年》，称“舜臣尧，举八恺、八元”。 [4] 皋、夔、稷、契（xiè谢）：都是舜时贤臣。其中皋陶（yáo摇）掌管刑狱，夔掌音乐，稷为农官，为周朝始祖，契为商朝始祖。 [5]“纣有臣”四句：引自《尚书·泰誓》篇，为周武王会师孟津（今属河南）大举伐纣时所作。 [6] 后汉献帝：刘协，东汉亡国之君。所引党人事件发生在桓帝、灵帝时期，“献帝时”，当是作者误记。 [7] 党人：指东汉桓、灵二朝发生的党锢之祸。汉桓帝刘志（147—167）时，李膺、陈蕃等官员联合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反对宦官专权，被诬为“诽讪朝廷”，下狱治罪。汉灵帝刘宏（168—184）时，捕杀李膺、杜密等百余人，株连近千人，史称“党锢之祸”。 [8] 黄巾：东汉末年张角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以黄巾裹头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 [9] 唐之晚年：指唐穆宗李恒（821—824）至唐宣宗李忱（847—859）时期。 [10] 渐起朋党之论：指唐穆宗时牛僧孺与李德裕各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史称“牛李党争”。这一党争延续到文宗李昂（827—840）、武宗李炎（841—846）、宣宗李忱几朝，历时近四十年之久。 [11] 及昭宗时：昭宗李晔（889—904）为昭宣帝之误。 [12] “尽杀朝之名士”二句：唐昭宣帝天祐二年（905），李振唆使朱全忠杀死朝臣裴枢等七人，李振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文中“昭宗时”，系作者误记。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同时执政，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朝廷内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新政，以“朋党”之名倾陷范仲淹、富弼等人。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富弼等先后离朝外放，新政失败。欧阳修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在朋党之说纷然的情势下，他写了这篇有名的奏章。
作者针对统治者下诏戒止臣下结为朋党和客观上存在朋党的现实，在文章中不是否认朋党的存在，而是着重申说朋党的君子、小人之别。他先从社会发展的事实立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证明朋党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依据，同时也为下文征引史实下一伏笔。接着大笔一振，鲜明地提出：“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从政治角度阐明君主辨清朋党的君子、小人之分是极为重要的关键。随后，作者概括指出“同道”与“同利”是君子、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分所在，这是从正面阐说；笔锋一转，作者又翻进一层，论述小人实际上无朋，君子才能有朋，这一点远远超出一般的朋党之说。范仲淹曾对宋仁宗说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见《范文正公年谱》）范仲淹所讲的朋党邪正之分，也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君子、小人之别，这是两者之所同。但欧文并不停留在这一步，而是揭示出“道”和“利”是区分朋党邪正和君子、小人之别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一层剖析：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利”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自然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论证十分有力，同时带起下面一大段文字。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对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是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援举尧时退四凶小人之朋，进八元、八恺君子之朋，使天下大治；舜连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君子之朋，天下也随之大治。这些都属正面引用，阐明天下大治，必须退小人之朋，而进君子之朋。接着援举纣有臣亿万，但各怀异心，实际上是无朋，纣正因此亡国；周武王有臣三千，同道、同心，自然也就同力，实际上是一大朋，周正因此兴国。正反引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最后，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作者或正，或反，或正反对比，反复论述君子、小人之朋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亡，举证多样，剖析精当。
全文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援引历史例证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迫害君子之朋则国亡，信用君子之朋则国兴的意旨。先紧接上文，从殷纣使人异心，汉末禁绝善人为朋，晚唐诛戮清流名士等反面史实，作出“皆乱亡其国”的结论。然后，以舜能明辨，信任君子之朋，周能广用、重用君子之朋的正面史实，指出舜因此称为圣者，周因此兴国的结果。全文至此，作一收束。结尾“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二句，揭明题旨，与文章开头的“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几句相呼应，作者的鉴古说今的用意得到充分的强调，具有令人心折的说服力。
（钟陵）
送杨寘序
欧阳修
予尝有幽忧之疾[1] ，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2] ，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3] 。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4] ；悲愁感愤，则伯奇[5] 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心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6] 。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郁，写其忧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7] 。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注〕 [1] 幽忧之疾：过度忧劳而成的疾病。 [2] 受宫声数引：学得琴曲数支。 [3] 雍雍相鸣：指雁鸣。《诗·邶风·匏有苦叶》:“雍雍鸣雁。”[4]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传说这三位古代贤者都善于以琴声表达思想感情。 [5] 伯奇：周代人。他本孝顺后母，其父却听后母之言驱逐了他，他因此悲伤，含冤投河而死。 [6]“与夫”四句：指琴音纯古淡泊，能起到与尧舜的语言，孔子的文章，《易经》的表现忧患意识，《诗经》的抒发怨情、讽刺时政同样的作用。[7] 异宜：不相宜，不适应。
欧阳修爱琴，他的诗文集中收有许多关于琴的作品。他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其《六一居士传》云：“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这“六一”中的一项便是琴。他家里藏有三张古琴，曾作《三琴记》以志其事。记文中说，他对于琴曲“尤爱小流水”, “梦寝不忘”。但他并不孜孜于琴艺，他说过：“琴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可见他爱琴在于消遣世虑，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藉琴音以求得心理上的宁静与平衡，正如嵇康《琴赋》说的那样，取其“流楚窈窕，惩躁雪烦”, “感荡心志，发泄幽情”（《文选》）。欧阳修这篇《送杨寘序》的第一段，记述了他以琴治“幽忧之疾”的亲身经验；第二段又铺写琴的音乐特征，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琴，因此文末径称为“琴说”。但这篇文章的题目终究是《送杨寘序》，而没有标为《琴说》，可见文章的主旨原不能以所占篇幅之多少来决定。
这篇序属于“赠序”，犹如今天的临别赠言。杨寘此行是“为尉于剑浦”，即到今天的福建南平一带去当个小小的县尉。那地方既僻处东南，其任官又属“荫调”——靠祖先的功劳德泽照顾他当个小官，并非出于自己的功名科第。在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个有志者来说，这是很不光彩的。杨寘处于这种境地，心里自然有很多不快，很多不平。加上他从小体弱多病，此去南边又缺医少药，那地方的语言风习也大异于中土，更将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任官本是喜事，杨寘这次任官，却仿佛是个悲剧的序曲。现在朋友分手，这篇赠序如何落笔？能不能写上一些“圣眷方隆”、“牛刀小试”之类的客套话，或预言其治绩，或遥祝其升迁，来安慰他寂寞的别怀？要真如此，对于作者，是虚伪冷漠；对于受者，无异于揶揄讽刺。欧阳修决不会这样。他在本文第三段满怀深情地写道：“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乍读之，倒真有几分像祭吊文字。用这种话饯行，一般人看来，会以为语出不祥；但如果身历其境者读了，将忍不住潸然流下感恩知己的热泪。因为，这才是倾吐肺肝的赤诚之言，表现了两人间深刻的理解，真挚的友情。《诗·小雅·巧言》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司马迁说的“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报任安书》），正是对这种互相理解、彼此关切的人际关系的赞扬。由于爱之深，乃言之悱恻，因此语无忌讳，担心他此去活不长久；又由于言之悱恻，转见爱之深沉，因此赠之以“琴说”，想藉音乐的力量“平其心以养其疾”。欧阳修此文最大特点，就在于情真语切，无一浮泛应酬之辞，句句从内心流出。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欧阳修为什么说得如此动情？他为什么有“幽忧之疾”？联系到他写此文时正贬谪滁州，他的处境，他的心情，又无形中与杨寘的“多疾之体”、“不平之心”、“异宜之俗”发生了微妙的关联，使读者进一步领悟到文章里“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一层含蓄很深的意蕴。——当然，这是字面上未曾说出来的。
下面要说到本文另一个特点——对琴音的精微刻画。欧阳修曾以琴却病，足见他对音乐有深邃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本文第二段写琴音最为生动、形象、深刻。这一段又可分为两层。到“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止为第一层，描绘琴声的音乐形象和音乐意境；此下为第二层，写琴声的感发力量。音乐是抒发感情的听觉艺术，乐曲中涵蕴复杂，又非常抽象，要用语言描摹，非常困难。欧阳修却能化抽象为具体，使人读其文恍如闻其声，进入音乐的意境之中。第一层先以“凄然以促”写琴曲中的快节奏，“舒然以和”写琴曲中的慢节奏，作总体勾画。然后用山崩石破，泉水从高山迸泻而下，暴风雨在黑夜降临三种自然界的音响来比喻快节奏的琴曲旋律；用怨夫寡妇的叹息，大雁雄飞雌从的和鸣描绘慢节奏的琴曲旋律，二者都着意刻画音乐形象。接下来又用“忧深思远”、“悲愁感愤”描写琴曲的意境。作者用文王、孔子躬行仁义、忧民伤时的崇高思想和伯奇、屈原含冤负屈的悲愤心情象征琴音，使音乐的旋律与古代哲人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起，揭示出琴音中的遥深寄托，引起古今忧乐天下者的思想共鸣，因之构成了幽深肃穆的艺术境界。这比单纯的化抽象为具体、摹拟音乐形象者又高出一个层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用“急雨”、“私语”等众多音响比拟琵琶之声，饮誉千古；欧阳修成功之处，则在于写出了音乐境界，可谓各擅胜场。第二层写琴音的感发力量。作者把音乐与儒家经典《论语》、《易》、《诗》启迪心智、陶冶情操的作用置于同等地位，说它们都能“动人心深”，对于不幸而处抑塞偃蹇之际的人，更能“道（导）其堙郁（疏通胸中的积郁），写（泻）其幽思”。他强调听琴、奏琴能乐以忘忧，净化灵魂。这种对音乐感发力量的深刻理解，虽然不自欧阳修始，但欧阳修能结合具体对象的具体处境加以阐发，写来就不是泛泛的说理而弥见其饱含深情。
现在来看全文结构。文章用琴音能“道其堙郁，写其忧思”这层意思结住第二段，正好与第一段叙述自己以琴治好了“幽忧之疾”，第三段希望杨寘用琴来“平其心以养其疾”的意思拧为一体。从这个侧面评析这篇序文，便会发现本文另外一个特色：首尾照应，通篇贯一。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欧阳修这篇序文，可谓尽得“顾注”之法。
（赖汉屏）
送曾巩秀才序
欧阳修
广文曾生，来自南丰[1] ，入太学[2] ，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3] 拔出之材，其一累黍[4] 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诿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
呜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不咎岁而菑播[5] 是勤，其水旱则已；使有一获，则岂不多邪？
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
〔注〕 [1] 广文：即广文馆。宋国子监下属学校之一，收纳四方游士到京师求试者，遇贡举之年，先补中广文馆生，然后执牒诣国子监验试，十人取一。南丰：曾巩的故乡，今属江西抚州。[2] 太学：亦宋国子监属下学校之一。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3]魁垒：雄伟。 [4] 累黍：累和黍是古代两种微小的重量单位。《汉书·律历志》:“权轻重者不失黍絫（古“累”字）。”注：“应劭曰：‘十黍为絫，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二字合成一词，表示极细微的分量。 [5] 菑播：开荒播种。菑，开荒。《尚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插。”疏：“菑，耕其田，杀其草。”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曾巩参加进士考试落第而作。曾巩与欧阳修一样，也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宋史·曾巩传》说他“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可见曾巩在青少年时代就是个才子，他的文章一开始就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这种赏识，也体现在本文欧阳修对曾巩的文章的评价中：“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就是说曾文的上乘之作，已臻雄伟杰出之境；其一般水平的作品，也写得极有章法，按进士考试的录取标准衡量，是完全合格的。这样看来，曾巩就不应该落第。
然而曾巩毕竟还是落第了！这不能不引起欧阳修严肃的思考：“而有司弃之，可怪也！”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被试的一方没有出问题，那么毛病肯定就出在主试的一方。按理说，主管考试的部门担当替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本不该出毛病，然而现在竟然出了毛病，这就是“可怪”之所在。本篇的行文脉络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入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又是怎样执行录取原则的呢？作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不是再明显不过吗？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任国绪）
送徐无党南归序
欧阳修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1] ，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千百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2] ，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馀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3] ？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注〕 [1] 修之于身：加强自身修养。施之于事：用来建立事功。见之于言：撰述文章以传世。 [2] 班固《艺文志》：即《汉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唐代多次整理内库图书，官修目录，有《开元四库书目》等。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 [3] 汲汲营营：匆忙地、不停息地工作、谋划。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不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吗？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岂非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本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本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本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 “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入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 “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赖汉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