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作者小传】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曾主讲紫阳书院，故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建阳（今属福建）。绍兴进士。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强调军备。为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博极群书，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二程关于理气关系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颇为流行。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送郭拱辰序
朱熹
世之传神写照者[1] ，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
予顷见友人林择之、游诚之[2] ，称其为人，而招之不至。今岁惠然来自昭武[3] ，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或一写而肖，或稍稍损益，卒无不似，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4] 。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5] 。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
然予方将东游雁荡[6] ，窥龙湫[7] ，登玉霄[8] ，以望蓬莱[9] ；西历麻源[10] ，经玉笥[11] ，据祝融之绝顶[12] ，以临洞庭风涛之壮；北出九江[13] ，上庐阜[14] ，入虎溪[15] ，访陶翁之遗迹[16] ，然后归而思自休焉。彼当有隐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见，而予幸将见之，欲图其形以归；而郭君以岁晚思亲，不能久从予游矣。予于是有遗恨焉！因其告行，书以为赠。
淳熙元年九月庚子[17] ，晦翁[18] 书。
〔注〕 [1] 传神写照者：绘人物画像的人。《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2] 林择之：林用中。字择之，福建古田人。朱熹门人。著有《草堂集》。游诚之：游九言。字诚之，福建建阳人。朱熹门人张栻的弟子。著有《默斋遗稿》。 [3]今岁：今年，指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惠然：随顺的样子。语出《诗·邶风·终风》:“惠然肯来。”昭武：三国时所设县，晋武帝时避司马昭讳改为邵武（今属福建）。 [4] 天致：天然的情趣意态。 [5]“宛然”二句：都是朴野的情态。 [6] 雁荡：山名，北雁荡山在今浙江乐清市东北，南雁荡山在温州市平阳县西，山川秀美，为著名风景名胜之一。[7] 龙湫：北雁荡山顶有大水池，名龙湫。《大清一统志》:“悬崖数百丈，飞瀑之势，如倾万斛水从天而下。”[8] 玉霄：山峰名，为桐柏山九峰之一，在今浙江天台西北，重峦叠嶂，松竹苍翠。[9] 蓬莱：古代传说渤海中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之一。 [10] 麻源：地名，在江西南城西，循溪而入，多茂林修竹，土地肥沃。 [11] 玉笥：山名，在今湖南湘阴东北，道教所称“福地”之一。[12] 祝融：山峰名，在今湖南衡山县，是衡山七十二峰的最高峰，湘水环绕山下。 [13] 九江：注入洞庭湖的沅、湘等水为九江。 [14] 庐阜：即庐山。 [15] 虎溪：庐山上的溪水名，在庐山东林寺前。传说晋代僧人慧远居此山时，送客过此溪，辄有虎鸣，故称虎溪。 [16] 陶翁：指陶渊明。[17] 庚子：淳熙元年九月十六日。 [18] 晦翁：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亦其别号。
这是一篇赠序。所赠对象郭拱辰，字叔瞻，三山（今福建福州）人，南宋时人物肖像画家。本文文词峻洁而含义颇深，篇幅精粹而意善转折。
朱熹像
——清乾隆八年刊本《晚笑堂画传》
第一节系总写，但行文先铺后转。作者不是一出句就对郭拱辰的画技加以评价和赞美，而是兀然提出一个画论命题：“世之传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形似”是“良工”成就的前提，构成存在条件；“稍得”，措辞婉缓。接下来文意转折，掉锋径上，“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从“稍得”到“尽得”，笔路猛然开拓，由“稍”入“尽”，文意直扬上去。“形似”与“精神意趣”的递进，也是如此，不仅得其形似，而且得其神似，传其意趣，形神兼备，就更为可贵了。这在笔法上可称为“水涨船高”。出句的“良工”判断，愈显得明确，则“斯亦奇矣”尤显得奇警，从而说明了郭拱辰画技已远远超越了“良工”境界，进入化工境界了。这里不是平铺直叙而言之，而是经过折冲垫高而推举上去，显得更有力量。第一节是概写，是总体判断和赞赏，依靠的是文笔技巧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第二节意脉上相承第一节，运用具体事例加以坐实，借用论说文的笔法可称之为先提出论点，然后用事实加以论证。第二节一开始行文亦有转折：“予顷见友人林择之、游诚之，称其为人，而招之不至。”“招之不至”恐非一般的摆架子，而是风骨的显示。但紧接的第二句，情形判然不同，“今岁惠然来自昭武”，由昂然不至到惠然而至是一大转折，于转折中见出郭拱辰之为人、品性、气骨。由此，“招之不至”和“惠然肯来”构成了郭拱辰之全人。下面的实写是对第一节虚写的补充和印证。这是在“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的实际验证中体现的，进一步描述了郭氏画技的精湛。“或一写而肖”, “或稍稍损益”，分述两类作画情形。“稍稍”一词用得极见分寸感，较之“一写而肖”只是略逊一筹而已。但是，一挥而就也罢，稍作修饰也罢，均“卒无不似”，最终的结果则一，没有不逼肖原型的。不仅得其形似，更重要的是“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即得其神似。这便以具体实例显示了郭氏画技之高超。接着，文章再具体化，由“士夫数人”及于“予”之一人，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九，有《赠写照郭拱辰》一文，特别提到为朱熹所画的像，“展卷对之，如欲笑语”，可以与朱熹本文的下列描述相参照。“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两句前后恰成抑扬，而抑中且含扬意，句有转折，文有波澜。虽然“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不尽须眉毕肖，但拿来给陌生人一看，奇迹般的效应便发生了：只闻朱熹其名而未见其人的人们，立刻就能从画像上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以知其为予也”，这是对郭氏画技的最高赞扬。逸笔草草，得其神韵，乃画工之最高境界。这便回应了第一节的虚写文字，给以实体化。“有可笑者”是故施抑笔，“知其为予也”，转入扬笔，一抑一扬，生出文章波澜。而前一句貌为抑而实为扬。画像宛然似麋鹿之姿，不为形似，但传其“林野之性”，传其神：不符形而符其最本质之特征，则为扬。虚以抑之，实则扬之，文笔摇曳生姿。第二节之于第一节是文意的具体化，作者一路曲折行文，使人疑是画论或画工赞。至此，作者还未露出真意，真意在下文。
第三节一开始与第一、二节文意出现断裂，与郭氏画技了不相属，劈头写出自己即将开始的游踪，转入游览规画的陈述。凭空而来的文句，又适成一大转折。一个长句“游”、“窥”、“登”、“望”、“历”、“经”、“据”、“临”、“出”、“上”、“入”、“访”等十多个动词蝉联而下，一气如注，甚有气韵，而这些动词无一犯复雷同，无不熨帖他游览的方式和特点。“以望蓬莱”，见其胸次之远；“以临洞庭风涛之壮”，见其襟怀之阔。登则“据祝融之绝顶”，游则览江湖之胜，可谓豪宕。文笔流走，至“然后归而思自休焉”，实现他的隐逸企望，文意陡落，出现一大顿挫。凡此多折，意愈转愈深。他的游览还含有寻访隐士的意图，“彼当有隐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见，而予幸将见之，欲图其形以归”。能够寻访到他人所无法见到的隐士，这是有幸；但郭拱辰“以岁晚思亲，不能久从予游矣”，这是不幸。虽然不能从游有一定原因，但终是憾事。“矣”字已露微叹，跟后“予于是有遗恨焉”，遂直接表现出自己遗憾的态度和情绪。所谓“于是”，即指有幸与不幸，是从这对矛盾中引发出来的。“世人所不得见，而予幸将见之”，此处“而”是一转折，意在突出有幸；随后“而郭君以岁晚思亲”，又一转折，意在突出不幸。措辞虽委婉，而情绪有波澜。但“遗恨”的最终原因，却是因为郭拱辰画技高超，意思是说，如此神乎其技的画家却不能一同去图隐君子其形以归，这是何等遗憾啊！在此处大转折中，文章第一、二段虚叙实写郭拱辰画技的文字全都汇拢过来，为“遗恨”下了注脚。越是显示郭氏技艺高明，越是突出“遗恨”的深沉。一、二两节从外围写来，至此才入内核。从一、二两节的叙述现象看，似为一篇郭氏画技赞，但到此处，一经点明，主旨立刻显豁。前文所述均为此处主旨张本，遂得形散神不散之古文章法，匠心独运，肌理细密。文中数作转折，或小转或大转，隐隐约约，曲折回环，转折处不露痕印，于篇末点题，使人回思全文，深味章法之奇崛和老到。因此，“因其告行，书以为赠”，就蕴含着赠序者的内心情绪。此文作于淳熙元年（1174），其时朱熹四十五岁，正当盛年，他一路旅游，“访陶翁之遗迹”，访当时之隐士，包含着某种思想动因。清人林云铭评曰：“从写真小技中，发出如许大想头，盖彼时幅员日蹙，其东西北三面可一览而尽。贤人遁迹，仕路一空。……语虽壮而实悲，要于言外得之。其笔法亦从《史记》中得来。”（《古文析义》卷十五）确实，此文有深意，有悲咽之气，却不露声色，潜运着某种不愿言之的言外之隐，耐人咀嚼。
（吴功正 陆志平）
百丈山记
朱熹
登百丈山三里许，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叠石为磴十馀级乃得度。山之胜盖自此始。
循磴而东，即得小涧，石梁跨于其上。皆苍藤古木，虽盛夏亭午无暑气；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度石梁，循两崖，曲折而上，得山门，小屋三间，不能容十许人。然前瞰涧水，后临石池，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门内跨池又为石梁。度而北，蹑石梯数级入庵。庵才老屋数间，卑庳迫隘，无足观，独其西阁为胜。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乃为前所谓小涧者。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乃壁[1] 其后，无所睹。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
出山门而东，十许步，得石台。下临峭岸，深昧险绝。于林薄间东南望，见瀑布自前岩穴瀵涌[2] 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璨夺目，不可正视。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日薄西山，馀光横照，紫翠重叠，不可殚数。旦起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来往，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台东径断，乡人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于其东，水旱祷焉。畏险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
余与刘充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而最其可观者：石磴、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因各别为小诗以识其处[3] ，呈同游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记。
〔注〕 [1] 壁：此处用如动词，意为“筑壁”。 [2] 林薄：草木丛生的地方。瀵（fèn粪）涌：水源自地下喷涌而出。 [3] 识（zhì志）其处：记述那些地方。所作诗为五绝六首，见《朱文公文集》卷六《百丈山六咏》。
这篇游记作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所写的百丈山位于福建建阳东北。作者与同游者刘充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皆赋诗以纪其胜”，复又“叙次其详如此”，这在末节中作了交代。诗文并作，记其游览之胜。而作者于诗外作文，不仅为着“呈同游诸君”，同时“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这篇末文字点明了写作此文的目的：导游，引导人们去游览百丈山的胜景。
作者确是一位相当高明的导游，他指点人们何处有美景。文章第四节中“最其可观者：石磴、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是作者游后结论，也是对全文内容的总括。这个总结论，相承于前面诸节文字，何处可观，何处不足观，是分后总述。其不足观者有：山庵——“无足观”; “壁其后”——“无所睹”；石台之东——“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其可观处有：西阁——“独其西阁为胜”；水石相搏处——“最为可玩”。这样，全文便形成了以下的特点：一、作者的游览线索总体上是东向。二、三两节起首作了提示：“循磴而东”, “出山门而东”，最后，“台东径断”，路断而游止。叙述方向基本是移步换形，平铺直叙，顺序写来。这样直线式的叙述思路却因为其中贯串着上述的可观与不可观的对衬性结构，遂使全文出现了纵向上顺接、横向上对举的描述框架。二、何处可观，何处不足观，是作者选择后的结论，其选择的支点是作者自然山水审美观。美要经过审美才能被确定。审美就是选择，显示了作者选择中的审美眼光和判断。因此，作者不是一般的导游，而是有着审美意识的导游。三、详略得宜。这一点循第二点而来，作者的审美选择眼光、判断，规定了景象上的可观与不可观，从而规定了描述文字上详与略的分别。可观处则详写，反之则从略。略写处一笔带过，决不词费，不牵扯读者注意力，以此腾出足够的笔墨，于详写处细描深绘，多层次、多方位地显现百丈山的美姿美态。
文章一开始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作者没有絮絮不休地缕述登山经过，而是从“登百丈山三里许”凌空切入，前面的上山经过，所见所闻，一概略而不提，笔锋逼进描述中心：“山之胜盖自此始”。可见，其描述手段是以第二点所说的审美判断为依据的。作者初始选择的审美描述对象是“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叠石为磴十馀级乃得度”，一“俯”一“控”，写出地势险要，得叠石为台阶才能通过。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他对险奇美的欣赏。第二节山门前后诸景点虽历历如绘，以“跨”、“度”、“上”等行为动词，展示过程，一笔不漏地描述了游览经过和诸多景象，但其详写重点则放在幽静美的描绘上。作者以“涧”为中心，贯串着水的描写。“苍藤古木”的掩映，伴和着“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可谓声色并茂。“盛夏亭午无暑气”, “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点染了清幽氛围和清冽感受。第二节一开始先略提“小涧”，再谛听水声溅溅，再瞰涧水流淌，再写“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探寻了水源，再以“乃为前所谓小涧者”，关合前文，并以“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表达自己的欣赏态度，最后归结为“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的描述，显露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情调。这一节描述循水游览，详写涧水美的形貌和作者由此而萌生的审美情趣。
如果说第二节是写出幽美，紧接的第三节写瀑布则重在表现壮美。先以“下临峭岸，深昧险绝”的险奇美作映衬，再写出“于林薄间东南望”的瀑布景象，以“遥看瀑布挂前川”（李白《望庐山瀑布》）的视域得之。“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凌空而泻，是气势的渲染。水沫有如散珠喷雾，在阳光照射下，璀璨夺目，五彩缤纷，煞是伟观，是壮丽美的写照。然后，以重彩浓墨写山峰的美姿美态。首先，作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从缺口中遥望远山。其次，以一峰挺拔高出和群山逶迤而去相组合，“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形成了具有绘画美的构图特征，主次层次感丰富。再次，以固定的景点，却用傍晚和清晨两个不同时间的景观，构成两幅扇面图，进一步渲染了壮美特征。“日薄西山，馀光横照，紫翠重叠，不可殚数”，突出的是色彩斑斓美；而清晨“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来往，或涌或没，顷刻万变”，突现的是云海变幻美。夕照晨光中的连绵峰峦，前借阳光以显美色，后凭云气以显美态，画形画彩，荟萃于一。这样，在作者详尽描述的百丈山景中就兼具了险奇、幽静、五彩、飞动、变幻等诸种美的形态。
（吴功正 陆志平）
记孙觌事
朱熹
靖康之难[1] ，钦宗幸[2] 虏营。虏人欲得某文[3] 。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其寿而康[4] 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
乙巳[5] 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
〔注〕 [1] 靖康：宋钦宗的年号（1126—1127）。难：祸难，指汴京沦陷，徽、钦二宗被掳。[2] 幸：指皇帝出行至某地。 [3] 某文：指降表。 [4] 寿而康：长寿、安康。 [5] 乙巳：即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
朱熹的《记孙觌事》，是一篇绝妙的小品文。寥寥二百字，活画出卖国贼的嘴脸。
孙觌工诗文，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迈、周必大齐名，著有《鸿庆居士集》。《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撮取南宋人的记述，对其人其事作了如下评介：
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觌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觌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贬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孝宗时，洪迈修国史，谓靖康时人独觌在，请诏下觌，使书所见闻靖康时事上之。觌遂于所不快者，如李纲等，率加诬辞。迈遽信之，载于《钦宗实录》。其后朱子与人言及，每以为恨，谓小人不可使执笔。故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觌生于元丰辛酉，卒于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谓耆宿矣；而其平生出处，则至不足道。”岳珂《桯史》亦曰：“孙仲益《鸿庆集》大半志铭，盖谀墓之常，不足诧。独《武功大夫李公碑》，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为怍。”赵与峕《宾退录》，复摘其作《莫幵墓志》极论屈体求金之是、倡言复仇之非；又摘其作《韩忠武墓志》极诋岳飞，作《万俟卨 墓志》极表其杀飞一事：为颠倒悖缪。则觌之怙恶不悛，当时已人人鄙之矣。
这里通过一系列秽迹恶行的叙述，说明了孙觌其人的“怙恶不悛”；但人物形象并不鲜明。因为这本来不是文艺性的作品，著者的目的，只在于列举有关事实，不在于刻画人物形象。
朱熹的《记孙觌事》，却只选取前文所记的一件事实：
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
同样记这件事，不是简单地给人物加上“极意献媚”的评语就完事，而是通过记事表现他的精神世界。所记之事很简单，而用笔却有如剥笋，层层深入，直剥到孙觌的灵魂深处。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这三句是第一层。朱熹追记本朝皇帝投降的事，不愿说被俘虏，而说“幸虏营”；不忍说写“降表”，而说写“某文”。文章单刀直入，以两句写汴京沦陷、钦宗被掳，以一句写金人欲得降表，以便促使宋朝正在抗金的军民望风投降，从而把北宋的灭亡集中到金人威逼钦宗上降表上。
“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这是第二层。由金人勒索降表转到钦宗诏孙觌，进入“记孙觌事”的主题。钦宗命孙觌写降表，出于“不得已”；口头上要孙觌写，内心里却希望孙觌坚持气节，毅然拒绝。汴京沦陷之时，宋朝的臣子及太学生等威武不屈，以死相抗者不乏其人，钦宗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作者以“阴冀觌不奉诏”一句写钦宗的心理活动，从而把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摆在孙觌面前，也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孙觌身上，看他在关键时刻，将采取什么行动。关键时刻的行动，最足以表现人物的品质。
“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这一层，已剥出孙觌灵魂中最卑污的东西。“而”是转折词，承钦宗“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转。他不是“不奉诏”，而是“不复辞”，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概。他不是下笔艰难，而是“一挥立就”，颇有文思泉涌、兴会淋漓的神情。读者不禁要猜想：他也许并非写降表，而是草檄文、抒忠愤、斥仇敌吧！这样的猜想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猜错了。他不仅写的是降表，而且比一般的降表更不像样子：“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这封降表，被收入《大金吊伐录》卷下，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以宋朝的臣子而写出这样辱国媚敌的文字，够无耻的了！行文至此，已揭露得十分深刻；但作者意犹未尽，继“一挥立就”之后又“赞”了一句：“词甚精丽”。“一挥立就”，言其不假思索；“词甚精丽”，言其精雕细刻。既“一挥而就”，又“词甚精丽”，就引出了关键性的一句：“如宿成者”。意思是：那降表好像早就写好了一样。用了个“如”字，话没说死，却更耐人寻味。看样子，这家伙早就瞅准了这笔媚敌求荣的买卖，事前打好了腹稿。
孙觌写降表“过为贬损，以媚虏人”，效果如何呢？以下就写效果：“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大宗城”，语出《诗经·大雅·板》“大宗维翰”、“宗子维城”。大宗，强族；宗子，同姓。“大宗城”在这里指金统治者的同姓权贵。“虏人”见降表“大喜”, “喜”得以至于把同姓权贵抢来的妇女赏给他。那么，他是否当着钦宗的面领赏呢？“觌亦不辞”，他公然领了赏！他领的赏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敌人抢来的妇女啊！这一层只三句，作者从敌人喜而给赏和孙觌欣然领赏两方面对这个无耻之徒作了进一步揭露。
孙觌写降表，其原因、经过、效果都写了，还有什么可写呢？读下文，看到作者还写了更重要的东西：
（孙觌）其后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
第一句中的“其后”，特意指出这是在写降表之后。孙觌经常向别人宣传他写降表的理论根据，其要点是：金人入侵，中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天之所为”。一切民族英雄、爱国人民浴血抗战，都是“逆天”; “逆天者亡”，咎由自取。他自己写降表，媚敌求荣，则是“顺天”; “顺天者存”，还得了赏赐。——这一套卖国理论、汉奸逻辑，稍有正义感的人连听都不愿听。而孙觌这家伙，不但好意思讲出口，还经常地、振振有词地向别人宣扬，真不知人间还有什么羞耻事！
写降表的理论根据，通过孙觌的“每语人”，也写完了，还写什么呢？还写别人听到他的宣传之后的反应：
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其寿而康也宜哉！”
这位听了孙觌投降理论的人把那投降理论运用于孙觌写降表的实践，刺了他一下：“既然如此，那么，你在敌营中写降表，‘顺天’的确顺得太过分了，你如今这样长寿，又这样安康，这真是很应该的啊！”
作者接着写了两句：“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就结束了全文。作者从惩罚民族败类的创作心理出发，是要写出“闻者快之”才肯搁笔的；而“觌惭无以应”，则是“闻者快之”的前提。然而从孙觌其人的本质看，他在听到人家说他“寿而康也宜哉”之后，很可能洋洋得意地重复说：“宜哉！宜哉！”在《万俟卨墓志铭》里，他不是公然说岳飞该杀、杀岳飞是万俟卨的“功劳”吗？
这篇短文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孙觌的丑行秽迹很多，都可记；作者只记其写降表，突出一斑而全豹可见。此其一。先以“靖康之难”四字勾出历史环境，然后写“虏人”勒索降表而钦宗不愿，从而把国家存亡的焦点集中到是否写降表上，让孙觌其人经受考验。此其二。用“一挥立就”, “词甚精丽”等句写孙觌辱国媚敌的行动已不堪入目，又用“如宿成者”以诛其心。此其三。“虏人大喜”给赏，这是写了的；钦宗的反应如何，没有明写，但已从“不得已”, “阴冀觌不奉诏”, “过为贬损”等句中作了暗示，从“虏人”与钦宗的不同反应中暴露孙觌写表、领赏的丑态。此其四。写孙觌当众宣扬其卖国理论而恬不知耻，以见此人良心丧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写降表并非偶然。此其五。以听众的辛辣讽刺和“闻者快之”结束全文，伸张了民族正义，歌颂了民族气节。此其六。
全篇文字精练，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文学意味，确是散文小品的佳制。
（霍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