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正公集》叙
苏轼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1] 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2] 。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没；既葬，而墓碑[3] 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欤！”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4] 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5] ，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6] ，始见其叔彝叟京师。又十一年[7] ，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藁见属为叙。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8] 。”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9] 。”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
〔注〕 [1] 总角：指童年。儿童将头发梳成左右两个辫子，叫总角。 [2] 石守道：石介，字守道。《庆历圣德诗》所赞十一人，杜衍、章德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几人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几人均为谏官。据《东坡志林》卷二，苏轼八岁入小学，老师为道士张易简。 [3] 墓碑：指欧阳修所作《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和富弼所作《墓志铭》。 [4] 国士：一国中的杰出人才。 [5] 其后三年：指嘉祐五年（1060），苏轼居母丧期满自蜀返京，过许州（今河南许昌），遇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字尧夫）。 [6] 又六年：指治平二年（1065），苏轼罢凤翔（今属陕西）府签判至京任职，遇范仲淹第三子范纯礼（字彝叟）。 [7] 又十一年：指熙宁十年（1077），苏轼由密州（今山东诸城）改知徐州，时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字德孺）知滕县（今属山东），时县属徐州，因称同僚。 [8] 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语。[9]“我战则克”二句：《礼记·礼器》引孔子语，是引述知礼之人自称战则必胜，祭祀则必得福。
此文一本篇末有“元祐四年（1089）四月二十一日”句，当即作于此时。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谥文正。他是北宋爱国将领，一代名臣，作者对他非常崇敬。
此文前半篇写作者对范仲淹的景仰和终身不得一见的遗恨。文章以四十七年前一件小事开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作者八岁，入乡校读小学，读到当时文学家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知道了范仲淹。由老师之口，引出韩、范、富、欧阳，赞为人杰，自然逼真，文章也极灵动跳脱。如开篇即由作者发一通议论，就会落入此类文章的窠臼。四十七年前的事历历如在目前，可见印象何等深刻，说明范仲淹在作者的幼小心灵中，已具有崇高地位。如今重又道及，不仅见出作者对范氏的景仰、眷恋之深，还包含着对他的深切悼念。字面平平叙述，实则情深无比，而这正是作者撰写此文的原由。下面分年叙事，叙嘉祐二年（1057）入京读范仲淹墓碑，识范之次子尧夫，见范之三子彝叟，与范之幼子德孺同僚，均是用的这种写法。这五件事，直接讲到范仲淹的前两件详写，集中地抒写不得一见范仲淹的痛悼、抱恨之情。读墓碑而流涕，将不得一见范仲淹归之为“命”；从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恨子不识范文正公”的话，写出不仅作者以此为恨，欧阳修等也引以为憾。这些文字，凝结着作者伤心的泪水。讲到范仲淹三子则简写，但不合写而一次一次分写，每写一次，又把这种感情加重渲染一次。通过这一系列叙述，蓄势已满，最后用“呜呼”一节文字，归结到“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把这种感情写得如海之深，如地之厚，强烈地激荡着读者的心。从乡校“私识”到写作此文，共叙七事，前两件标明庆历、嘉祐年号，后五件则全用后多少年形式，以表明所隔时间之长，最后点出“今四十七年矣”，这不仅使写法富有变化，也是为了更强烈地表达四十七年终不得一见范仲淹之面的“平生之恨”。在作此文的前五年，即元丰八年（1085），有《跋范文正公帖》云：“轼自省事，便欲一见范文正公，而终不可得。览其遗迹，至于泫然。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不哀哉！”可见他对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正是始终缭绕于心的。
后半篇赞范仲淹的事功文章，重点写事功。这段写法同上段不同，它没有具体条列范仲淹的种种功勋，而是把他同古代杰出人物作比拟，从总的方面加以极精练地概括。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太公即吕尚，又称太公望，是周朝的开国功臣。他们得遇商汤、周文王之前，都是平民，伊尹耕于萃（在今山东菏泽曹县北）野，太公隐于渭（在今陕西）滨。管仲，名夷吾，辅佐齐桓公，使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乐毅，燕国名将，燕昭王时曾大胜齐军，连下七十二城。淮阴侯即韩信，他曾向刘邦分析刘（邦）、项（羽）的有利不利条件，建议刘邦东取三秦（今陕西一带）。刘邦采纳其言，后来果得实现。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时，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评说曹操、孙权，建议他西取益州（刘璋为益州牧），联合东吴孙权，共抗曹操，然后统一中国。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在天圣中监楚州（今江苏淮安）粮料院，母丧去官，时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晏殊不久后即任副宰相），闻仲淹名，召置府学，范仲淹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共万馀言。康定元年（1043），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威镇西北，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庆历三年春任枢密副使，其秋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又上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事。“居太夫人忧（为母居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暗用其《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意。范仲淹的这些经历，同伊尹、太公、诸葛亮、韩信等人很相似，作者把他同他们比拟，突出他早年身居卑位时，即已抱负远大，怀有治国方略，这样更能充分表现他对国家人民的卓越贡献；如果具体条列他的事功，反而显得琐碎而没有力量。
范仲淹是作者非常崇敬的先贤，对于他的文章，自然不能去具体评论其短长，文中只用“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两个生动的比喻，总的论赞，最后引出“有德者必有言”, “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文章事功，双收作结。《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足见苏轼对他的崇高评价，绝非谀辞虚誉。
苏轼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本篇就是一篇至情之文。一般地说，写一个人，从没见过他的面，很难写出感情；本篇却恰恰相反，从数十年景仰思慕而终未一见立意，把对范仲淹的感情写得像江河大海，深厚无比。在序引中抒情的不少，但像本篇这样感人的，却极罕见。盖作者心中本有无限深情，文辞又足达之。前人称此文是“率意而书”, “识度自远”（明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历叙因缘慕望处，情文并妙”（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五），都看到它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
（王思宇）
方山子传
苏轼
方山子[1] ，光、黄[2] 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3] 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4] 。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5] 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6] 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7] ，余在岐下[8] ，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9] 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10] 见之与？
〔注〕 [1] 方山子：即宋陈慥（zào造），字季常，晚年隐于光州、黄州间。苏轼任凤翔签判时，与其相识。 [2] 光、黄：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 [3] 朱家、郭解：二人皆为汉代著名游侠，喜替人排忧解难。 [4] 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5] 方屋：方顶。屋，古人帽子顶部高起的部分。 [6] 方山冠：汉代祭祀宗庙时乐舞者所戴的一种帽子。唐宋时，隐者每喜戴之。 [7] 前十有九年：即嘉祐八年（1063），时作者任凤翔签判。 [8] 岐下：指凤翔，因其地东北有岐山，故云。 [9] 阳狂：佯狂。 [10]傥：或许。
人物传记，如果不是出于一些外在的原因，如受人请托等，则定是有为而作。换句话说，作者选择某人作为传主，一定是对方的身上有着某些令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因而愿意将其记录下来。那么，在方山子身上，最能打动苏轼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异”。在文中，他就明确表示对方山子的行事“耸然异之”。
文章一开始，作者便写出了传主与常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少年时血气方刚，一身侠气；成年后折节读书，有志用世；到了晚年，由于无所遇合，乃隐于光州与黄州之间。但他的无所遇合，是否意味着无法走上宦途呢？作者写道：“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可见他的理想并不是追求个人地位，因而也就与一般的因宦途失意而隐居者有所区别。同时，即使是隐居，是否一定要过贫困的生活呢？作者又写道：“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可见“庵居蔬食”是他的主观追求。因此，他能够“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戴着“方屋而高”的帽子，表现出种种奇异行为，也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如果仅仅这样来写，虽然也能说明问题，却似乎过于简略。于是，作者便有意识地选择了传主少年和晚岁两种具有对比性的行为表现，来进一步丰富其形象。写少年，是何等地意气风发，飞扬跋扈：“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写晚岁，又是何等地安贫乐道，心境恬淡：“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妻子奴婢都能自得，方山子自己就更不用说了。）总的说来，侠和隐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一对矛盾能够巧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难道还不奇异吗？作者就是这样写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社会经历构成了各自的历史，而历史作为现在的过去，又必定会对现在起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方山子的由侠到隐，由入世到出世，也不可能是思想感情上的彻底消解。作者已经从他的神情上看到了这一点：“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那么，这种思想感情的延续之下隐藏着的是什么呢？文章的最后似也有此一问：“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阳狂”二字透露了个中消息。原来，这些所谓“异人”的不寻常的行为乃是一种掩饰，是为了压抑心中的激情，平息心中的矛盾。方山子不正是如此吗？他折节读书，原是为了有所作为，干出一番事业，但由于无所遇合，只得被迫归隐。他的心中怎能不萦绕着难以解脱的痛苦呢？他过去的少年壮志怎能不以某种方式流露出来呢？作者以疑似的口吻问他是否能见到那些“阳狂垢污”的“异人”，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异人，当然会同类相求。所以，作者认定，方山子“岂山中之人哉”！作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受到时人注目的隐士，作者也用了不少篇幅去描写这位隐士的生活、思想和行为。然而，在苏轼心目中，传主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做到和光同尘。困难在于，这后一层意思并不能直接点出，而只能用暗示的方法在由侠到隐的过程中去进行表现，其效果应该是包孕深厚，耐人寻味。要想得心应手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于此，可以见出苏轼杰出的创造力。
苏轼对韩愈的道德文章一向非常钦佩。从艺术渊源上去考察，这篇传记显然受到了韩愈的《送董邵南序》一文的影响。韩文命意幽微，层次曲折，明为送行，实为劝阻。正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卷中所云：“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往，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文语语作吞吐之笔，曰‘吾闻’，曰‘乌知’，曰‘聊以’，于放活处隐约其意，立言最妙。其末一段，忽作开宕，与‘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实用借笔以提醒之，一曰‘为我’，再曰‘为我’，嘱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笔之妙，真有烟云缭绕之胜。”过珙认为“唐文惟韩奇，此又为韩中之奇”（《古文评注》卷七），并非虚言。苏文与之相比，不仅在思想意蕴的表现上所运用的方法相同，而且在谋篇布局上也颇为相似。如两篇都是先从正面加以渲染，随着文意的展开，从字里行间，让人体会出意旨的转折。甚至连末段以富有包孕性的问句作结，都可以认为是受到了韩文的启发。
《方山子传》中表现出丰富复杂的心灵矛盾，是苏轼当时的处境使然。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8），苏轼被李定等人诬以诗文谤讪新法，下狱治罪，九死一生。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对一向胸怀大志，希望做出一番事业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对方山子的“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的遭遇，别有感触。写方山子，实际上是自悲不遇。但他方以诗文被祸，不便直言，于是才隐约其辞，语多深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方山子传》是苏轼在黄州的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周勋初 张宏生）
前赤壁赋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1]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2]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3] 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4] ，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5]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6] 。”客有吹洞箫者[7] ，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8] 。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9] ，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10] ，东望武昌[11] ，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12] ？方其破荆州[13] ，下江陵[14] ，顺流而东也，舳舻[15] 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16]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17] 。”
赤壁
——明崇祯六年墨绘斋摹刻本《天下名山胜概记》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18] ；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19]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20] ，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21] 。”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 [1] 窈窕之章：指上“明月之诗”中的诗句。按诗即《诗·陈风·月出》，其第一章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窈纠即窈窕。 [2] 斗牛之间：斗、牛，指天上的斗宿与牛宿。古代以星辰配地上的方位，斗牛之间下合吴越分野；吴越分野在黄州之东，故实指东方的天际。[3] 一苇：喻所乘小舟。语出《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4] 冯虚御风：冯同“凭”，意谓船行如凌空驾风一样。 [5]“击空明”句：意谓船桨拍着清澈江波，在月光下的水面逆流上驶。空明、流光是互文，状水也状月；溯，逆流而上。 [6]“渺渺兮”二句：运化《楚辞·九歌》“目眇眇兮愁予”句及《九章·思美人》题意，抒发贬谪黄州思君而不能见的情怀。美人，古人常用以象征君王或良友。 [7] 客有吹洞箫者：此客为道士杨世昌，见宋施元之、顾禧注苏诗《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注。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四《〈赤壁赋〉洞箫客》条：“东坡《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不著姓字。吴匏庵（按系明人，名宽，字原博，号匏庵，卒谥文定）有诗云：‘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据此则客乃杨世昌也。”杨世昌为绵竹（今属四川）人，苏轼《次韵孔毅父》诗中所称之“西州杨道士”及“洞箫入手声且哀”，即指此人。[8]“舞幽壑”二句：形容洞箫声悲切，使潜伏于深壑中的蛟龙起舞，孤舟中的寡妇啜泣。嫠（lí黎）妇：寡妇。 [9]“月明”二句：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 [10] 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11] 武昌：今湖北鄂城。 [12] “此非”句：指汉末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被周瑜击败于赤壁。此，指黄州江面。“此非……乎”，是存疑句法，表示不能十分确断此地即赤壁战场旧地。孟德，曹操字。周郎，周瑜；瑜年少有威名，江东人称为周郎。 [13] 荆州：汉代荆州包括湖北、湖南及河南南部部分土地，汉末荆州首府在襄阳。 [14] 江陵：今属湖北，数度为荆州首府。 [15] 舳舻（zhúlú轴卢）：指战船。舳是船后掌舵处，舻是船前划桨处。 [16] 横槊赋诗：形容气概雄迈。语出唐元稹所作杜甫墓志铭：“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槊，长矛。 [17] “挟飞仙”四句：意思是，登仙、与明月这样永在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能将悲思通过箫声诉之于秋风。[18] “逝者如斯”二句：《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为川水不分日夜地这样流逝而去。苏轼引用孔子的话，又补充一句“未尝往也”，意思是川水虽逝去而河流仍在。 [19] “盈虚者”二句：上文用“如斯”，是以舟边的长江为比，是近处，故用“斯”；此句用月为比，在远处，故用“彼”。盈虚，指月的盈亏，意思是月亮忽圆忽缺，但究竟没有消损或增大。[20] “盖将”四句：意思是，如从变动这面看，天地万物每一瞬间都在变化；从不变这面看，宇宙与人类都是长存的。 [21] 共适：今存苏轼手写《赤壁赋》, “共适”作“共食”，食的意思是享用。但明代以后本子大多作“共适”。两字均可通。
此赋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作者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因同年另有《后赤壁赋》，故世人习称为《前赤壁赋》。
关于这一次赤壁之游，苏轼在《与范子丰》函中曾有所记述：“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可知此赋确是记游的实录。参照同时所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更可看出赋中咏及曹操，词中咏及周瑜，两两相当；而词中“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用“人道是”三字传疑；此赋中用“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一句传疑；正可与《与范子丰》函中的“传云”、“或曰”两句相发明。但一赋一词，已使黄州赤壁的声名压倒了真正的古战场嘉鱼、蒲圻间的赤壁了。
凡是记游的诗文，首先当然要求写景叙事生动有味，更需要在写景叙事中注入作家浓郁的主观感情，才能神情飞动，诗趣盎然；倘若景与情交融之外，更能从物我之间即主客观的契合之间生发出哲理的意蕴，那便是上乘之作了。苏轼的许多杰作，大抵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例如人们都熟悉的一首小诗《题西林壁》，全诗只有四句二十八字，就景、情、理三者兼备。头一句“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写景；次句“远近高低各不同”是对景下评，显示出作者看山的惊喜之情；末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对主客观的关系发抒哲学的认识论的解悟了。但一首七绝究竟不能细致地写景、充分地抒情和畅遂地宣示哲理，而在一篇赋里却行。《赤壁赋》通常被归为抒情小赋，其实依其内涵的重点说，更是一篇哲理小赋。
因此，从“苏子愀然”以下主客对答的三个自然段，应是全赋的重心所在。
主客对答是赋体中传统的表现手法，主与客都是作者一人的化身。在这篇赋里，客的观点和感情是苏轼的日常的感受和苦恼，而主人苏子所发抒的则是他超脱地俯察人与宇宙之后的哲学的领悟。前者沉郁，后者达观；前者充满人事沧桑与吾生有涯的感慨，后者则表现了诗人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心灵净化的境界。
但这种意蕴都不是藉抽象的灰色的言语表述，而是诉之于月下江游的眼前景物和由景物所引起的感触，因此才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一方是由月夜江上想起曹操的诗句，由诗句联想起曹操兵下江南、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进而产生了“千古风流人物”不免“浪淘尽”，空留山川遗迹的感慨，转而抱恨于人生须臾，江山无穷，登仙乏术的无可奈何；一方则顺手以眼前的江水与山月作比，以水的逝去而又长流、月的盈亏而又永生的现象，阐发变与不变、瞬间与永恒的关系，归结到人生应投入大化，方能超脱无谓的苦恼。这两方面的感情，包括人生苦闷和物我参透，当然都是苏轼在贬谪生活中的烦恼以及要求摆脱烦恼的旷达态度的表露。
然而，作为全赋重心的主客对答部分，如果没有前两段为之创造环境气氛，培养情绪，那么，主客对答的感情宣泄和哲理发挥，就不能产生出色的效果，乃至缺乏基础了。首段是点题，描写赤壁泛舟的情景，就记游来说，仅此一段，文意就已独立自足。这一段的描写，主客的情绪是愉快的，轻松的，彼此都陶醉在初夜江上的泛游之中。接着，第二段是由轻松到沉重，由愉快到抑郁的过渡，快乐的扣舷而歌引出了缠绵悲凉的洞箫声，刹那间情绪就转向了莫名的惆怅。这一过渡自然圆转，不露一丝圭角，使读者不知不觉地为这种感情的抑扬起伏所吸引，迫不及待地去倾听下面的对话，并且欣然同意这段对话乃是情理之所必有，正如对话结束，愁结解开以后的喜笑重酌也是情理之所必然一样。全赋的构架布局可说是天造地设，无瑕可击的。
抒情小赋自六朝起已代替西汉的大赋成为赋的主流，并且逐渐趋向散文化，成为韵散交织的更为自由的文体。唐以后，散赋已成为赋的基本形式，比四六对仗的骈体文还要自由疏放，但诗味却更为浓郁。散赋摆脱了堆砌典故、拘守声律的束缚，句法自由，结构自由，韵律也自由。但它又确实保持着赋的精神，与散文迥乎有别。这篇《赤壁赋》可说是散赋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在形式上，这篇赋既抛弃了通常作赋的架势，捐除了“若夫”、“尔乃”、“是以”等通常赋体中常用的转圜接笋的辞语，使感情的流动转折十分畅遂；用韵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如出天籁，只在每节的结束数句稍加强调。如第一段的“天”、“然”、“仙”，第二段的“慕”、“诉”、“缕”、“妇”, “客曰”一段的“鹿”、“属”、“粟”与“穷”、“终”、“风”，以及下一段的“主”、“取”与“色”、“竭”、“适”等。全赋若无韵而有韵，字面上的韵涵藏在全赋的感情节奏和叙述节奏之中，斧凿之痕全泯。先不论其全赋情景哲理的含蕴，即以表现方法而论，无怪于历代文论家的推崇，以至于唐庚称颂为“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唐子西文录》）了。
（何满子）
后赤壁赋
苏轼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1] ，将归于临皋[2] 。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3] 。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4] 。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5] 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6] ，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7] 而上，履巉岩[8] ，披蒙茸[9] ，踞虎豹[10] ，登虬龙[11] ；攀栖鹘之危巢[12] ，俯冯夷之幽宫[13] 。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余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14] ，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15] ，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16] 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17] 。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注〕 [1] 雪堂：苏轼谪居黄州后，在东坡筑室，名曰雪堂。 [2] 临皋：在黄州城南，濒临长江。苏轼在黄州，初寓定惠院，不久迁居临皋。后东坡雪堂建成，家属仍居临皋。 [3] 黄泥之坂：由雪堂至临皋必经之路。 [4] 松江之鲈：松江即吴淞江，古代记载江中出四鳃鲈鱼，其味鲜美。唐以后专以今上海市松江区产的鲈鱼称松江鲈鱼。 [5] 断岸：陡峭的崖岸，指赤壁。[6] 几何：没有多久，指距上次七月十六日之游未久。 [7] 摄衣：提起衣襟。 [8] 履巉岩：踏着高峻的山岩。 [9] 披蒙茸：拨开茂密的乱草。 [10] 踞虎豹：蹲坐在状若虎豹的山石上。[11] 登虬龙：跨过状如虬龙的古木。虬龙，传说中有角的小龙。盘曲的树干似之，故以代称。[12] 危巢：高巢。此句意为攀扶着有高巢的树。 [13] “俯冯夷”句：冯夷，水神名，相传他溺死于河中，为河伯。句意是说往下俯视大江。 [14] 玄裳缟衣：黑色下裙，白色上衣。鹤羽洁白，翅旁及尾部呈黑色。这里借人的服色以说鹤的毛色。 [15] 蹁跹：一本作“蹁仙”，或作“翩 ”。形容道士步履飘忽之状。又以形容鹤的舞姿，如杜甫《西阁曝日》诗：“翩 山巅鹤。”这里双关道士与鹤的步态。 [16] 畴昔：往日。畴字是语首助词，无义。“畴昔之夜”，这里指昨夜。[17] 悟：一本作“寤”，意同，均作“觉醒”解。
东坡游赤壁
——明天启四年清白堂刊本《七种争奇》
《前赤壁赋》是记夏历七月十六夜的江游，本篇是记十月十五夜的江游，读者首先能感受到的是两赋因季节不同而呈现的景物的变化。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一派新秋的景象；后赋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初冬江上之景。除了时令景色外，两次夜游的起兴和游程也大不相同。第一次是有目的、预先计划好的月下泛舟，人不离舟，所写的只是江与月，感情和议论也围绕着江与月而发，一气贯彻；这一次却并无江游的预谋，在散步中为“月白风清”的良夜所吸引，陡起游兴，才再度泛舟的，而且还舍舟登山，山游后又复舟游，过程曲折得多，展示的景色也因之而繁富。但更重要的区别是，前赋是作者以自己出面，发表了一篇议论，写的是舟中发生的实事；后赋则用道士化鹤这一俨然是印证前赋“羽化而登仙”的虚幻故事，作为高潮也作为余韵，以抒发超脱的情怀。对这两赋的意境，清代批评家金圣叹的领会颇为高明，他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评道：“前赋是特地发明胸前一段真实了悟，后赋是承上文从现身现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实了悟。”又说：“若无后赋，前赋不明；若无前赋，后赋无谓。”把前后两赋的异同和关系说得相当透彻。
如果道士化鹤掠舟而过又到斋中相见不是托之于梦幻，那就变成一个荒诞的神怪故事，情趣也就因之顿减了。作者将这情节置之于若疑若信的恍惚的梦境，便觉得满纸空灵奇幻之中，作者的精神状态却是真实可信的。鹤是实体，梦中的道士为鹤的化现，是作者的积想所致的幻觉。从这个幻觉中透露了作者精神升腾入大自然的旷达之思，将自己升华而与大自然合为一体了。
此赋的写景，一向被历代文评家所推赏。其杰出之处在于不假辞藻，自然而工致。如首段的“人影在地，仰见明月”；第三段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和“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等语，全用白描，却给人以清新之感，字面质朴而诗情丰腴。这是诗人突入了自然之后，汲取了风景的精髓，以简约平淡的语言给以准确表达的缘故，其风味极像陶渊明的诗句。苏轼在古代诗人中最倾服陶渊明，自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所述）。爱陶心切，便不知不觉追求着陶渊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境界。
写景写得好，是因为景中有情。所谓景中有情，不一定是在刻画景物时寄予感慨，而在于所刻画的对象中透露出作者的视角，作者对景物的体会，也即是有作者的诗情在内。于是风景与人格一致，达到了方苞所谓“胸无杂物，触处流露，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篹》评此文引）的主客观契合的创作心理状态。
此赋的散文味更重，但音律依然有韵文的铿锵。好几处押的是“藏韵”，有如书法笔画中的藏锋。如第二段“藏之久矣”的“久”，与上句“酒”押韵；第三段“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识”，与前面“尺”、“出”押韵；“盖二客不能从焉”的“从”，与前面“茸”、“龙”、“宫”及后面的“动”、“涌”、“恐”押韵；“听其所止而休焉”的“休”，与前面“留也”的“留”和“舟”、“流”押韵，韵字后面均带虚字作尾，都必须在诵读时才能体察。赋的古义为诵，古人称不歌而诵的为赋，赋原是要诵读才能诵出滋味来的。
（何满子）
黠鼠赋
苏轼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1] ，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2] ，役万物而君之[3] ，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4] 。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5] ，望道而未见也。不一[6] 于汝，而二于物[7] ，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8] ：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怍[9] 。
〔注〕 [1] 嘐（jiāo交）嘐聱（áo熬）聱：象声词，鼠咬物声。 [2]扰龙：驯服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古代有董父，能“扰畜龙，以服事帝舜”。杜预注：“扰，驯服之也。”伐蛟：擒蛟。登龟：古以为龟有灵，取以决吉凶，入宗庙，故曰“登”。《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鼉，登龟，取鼋。”狩麟：《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3] 君之：谓做它们的主宰。[4]“惊脱兔”句：《孙子·九地》形容用兵之法：“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谓开始像处女一般沉静，使敌人不注意防备，然后像逃走的兔子一样突然行动，使敌人来不及抵抗。 [5] 识（zhì志）：通“志”，记。 [6] 一：专心。 [7] 二于物：受外物干扰、左右。[8]“人能”四句：传为苏轼十岁时所作《夏侯太初论》中句，见《能改斋漫录》卷八引《王立之诗话》，又见于苏轼《颜乐亭诗》序和此赋中。 [9] 怍（zuò作）：惭愧。
这是一篇寓言式的咏物小赋。首段叙述黠鼠装死逃脱的故事，次段写作者悟出鼠的狡猾，感叹为其所骗，末段由这件日常小事引出一番议论，从而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在所有的生灵中，人是最有智慧的，但智慧的充分发挥必须依赖意志的专一。倘能精神高度集中，用心专一，便能搏击猛虎，役使万物，而无所惧怕；如果精力分散，懈怠疏忽，就不免受外物出其不意的干扰，堂堂的万物之灵便会陷入黠鼠的圈套，被一个小小的动物捉弄。可见成功来自专心，漏洞出于麻痹，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认真严谨，心无旁骛。
这篇咏物小赋，先写一个极平常的小事——黠鼠逃脱的经过。从“有鼠方啮”到发现“声在橐中”，到童子惊怪“中有死鼠”，到鼠“堕地乃走”，故事极简单而情节又曲折有趣。黠鼠的作声引人、假死骗人、乘机逃脱，童子的发现、困惑、惊怪与措手不及，都写得简截逼真，有声有色，幽默风趣。
故事的曲折性重在突出一个“黠”字。由“苏子叹曰”转入对这件小事的思考分析，先点明“黠”字，与题目相应，然后再剖析“黠”的表现：“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以下写有生之物“莫智于人”，却“见使于一鼠”，堕其计中，仍在渲染“黠”字，同时提出一个问题：万物之灵的人为何堕一虫的计中呢？接着以“坐而假寐，私念其故”再转入更深一层的思索。但作者不是采用简单推理和内心独白，而是借睡意矇眬中的自我对话，来昭示为鼠所骗的原因，从而导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说明了凝神专一的重要性。最后“俛而笑，仰而觉”，再唤童子出场，以人物活动收结全文。
这篇小赋论事明理，因物见意，人物、情节、对话与理性思维相融合，行文寓庄于谐，独出心裁，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其体裁属于用韵散赋，如第一段的“空”与“中”, “走”与“手”；第二段的“人”与“麟”, “鼠”与“女”；第三段的“见”与“变”,“觉”与“怍”，都叶韵，读来增加音节之美。清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评《前赤壁赋》说：“以文为赋，藏叶韵于不觉，此坡公工笔也。”本篇也是如此。
（刘乃昌 高洪奎）
书蒲永昇画后
苏轼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
唐广明[1] 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2] 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馀年。
近岁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3] 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永昇辄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成。尝与余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永昇今老矣，画亦难得，而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时董羽[4] 、近日常州戚氏[5] 画水，世或传宝之；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昇同年而语也。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黄州临皋亭[6] 西斋戏书。
〔注〕 [1] 广明：唐僖宗年号（880—881）。 [2] 大慈寺：成都寺庙。 [3] 李怀衮：宋代画家，成都人。善画山水花鸟。 [4] 董羽：宋代画家，字仲翔，俗号董哑子，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善画鱼龙海水。 [5] 常州戚氏：指宋代常州画家戚化元、戚文秀，均工山水。 [6] 临皋亭：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寓居之处，在朝宗门外长江边上。
这是蒲永昇画的一篇题跋，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作于黄州。蒲永昇是作者的友人，此文既赞其画，又赞其人。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曾引述此文，谓“子瞻在黄州临皋亭，乘兴书数百言（按即此文）寄成都僧惟简”，知此文乃书寄惟简之作。
形似还是神似，是绘画中的两大派别。苏轼是反对形似、主张神似的，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蒲永昇画后》论说的，也是这个主张。
此文专论画水。文中提出的“死水”、“活水”的见解，非常精辟。作者是主张活水，反对死水的。文中从对面着笔，先说死水，然后再说活水，通过对比，可以把自己的见解讲得更深透。
死水，就是从静止的状态去画水，求其形似。在第一段中，作者对此作了非常简洁而生动的概括。“平远细皱”是这种画的基本特征，画得最好的能逼真地表现波头的起伏，把水波凹下去凸出来的形状描画得分明可见，就像真的一般，以至人们信以为真，竟用手去摸。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云：“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为色不隐指者（隐指，谓硌触手指）为佳画。”范镇《东斋记事》卷四也记了一个故事：“又有赵昌者，汉州（今四川广汉）人，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采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人谓赵昌画染成，不布采色，验之者以手扪摸，不为采色所隐，乃真赵昌画也。”所讲的情形，同苏轼此文所写相类。画水波的波纹至于“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低和高）”，已达形似之极致。但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死的。它只画出了水的形，没有画出水的神，因而没有生气。苏轼认为，这种画呆板俗气，其品格同工匠们的印板水纹纸没有什么差别，真是一针见血。
下面转到画活水。第二段讲蒲永昇之前画活水的情形。孙位是晚唐时期著名画家，曾改名孙遇。早年居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号会稽山人。僖宗时随驾入蜀，以处士身分为蜀之文成殿上将军，特别擅长画水，是画活水的创始者。《益州名画录》说他所画龙水，“龙拏水汹，千状万态，势愈飞动”。黄筌为宋初画家，字要叔，成都人，曾从孙位学画龙水。下文的黄居寀（chǎi采），为黄筌第三子，他与兄居实、居宝，均工绘画。孙知微，宋初画家，字太古，眉州彭山（今属四川）人，善画山水、仙宫、星辰人物。文中具体讲了二孙，内容各有侧重。于孙位，是讲活水画的具体特点：“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随着水所遇山石形状不同而赋予水不同的形态），尽水之变，号称神逸。”根本之点是一个“动”字，从动态上画水。“动”才能“活”，才能有千姿百态的变化，才不是死水一潭。于孙知微，是写创作活水画的精神状态，即灵感。“营度经岁”是说捕捉现实中的湖滩水石的典型特点，使之烂熟于胸，并不是闭门空想。一旦酝酿成熟，灵感激发，即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刻，“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形容急流奔泻与山石激荡飞迸之状），汹汹欲崩屋也”。这一节，字字跳动，读来惊心动魄。写二孙，虽各有侧重，却又是辩证统一的：要画出孙位那样的画面，必然要有孙知微那种创作的激情；而具备孙知微这种创作激情，必然会画出孙位那样的画面。这样的画不是去追求某个小小波纹的逼真，而是从整体画出水的精神，也就是文中所说的“神逸”。这同画死水有着根本的区别。
最后一段才归到蒲永昇的画上来。上文说“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馀年”，足见蒲继起的可贵。“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不仅写出了他的豪放性格，还写出他在绘画上的极高造诣。“王公富人”一节，更写了他不慕荣利、不畏权贵的高尚品格，正所谓画品与人品相得益彰。文中所说临寿宁院水，即上文孙知微所作者。写蒲氏所临之画，又不同于二孙，是通过画的效果来表现画面的传神：“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这里虽然没有具体描写画面，却可使人想见巨涛奔腾之状。结尾把蒲永昇的活水同董羽、戚氏的死水对比，叹蒲氏之老，惜流俗不识其画的真正价值，感慨欷歔，充满对友人的怀念之情，令人叹惋不置。
用生动形象的画面来发表自己的画论，是此文的杰出之处。于死水，用“以手扪之，谓有洼隆”, “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形容其死板；于活水，用绘画时“仓皇（慌张）入寺，索笔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形容其灵感神来的创作情形，用画面“输泻跳蹙”、“汹汹欲崩屋”的奔涌水势形容其飞动传神的艺术效果。虽只三言两语，却形象地揭示了它们的本质特征；不用空洞的议论，却表达了死水、活水画论的神髓。通篇全写画水，而写法极富变化，绝无一处相同。苏轼本人也工绘画，尤其善作枯木怪石，画法即取神似。明郑之惠等《苏长公合作》补卷下引王圣俞云：“东坡善画，故知画；知画，故言入底里。”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四云：“活水死水，可悟行文之法。中仓皇入寺一段，尤能状出神来之候。盖古今妙文，无不成于神来者，天机忽动，得之自然，人力不与也。”此文结尾云“戏书”，正是临皋亭西斋灯下的神来之笔。
（王思宇）
韩幹画马赞
苏轼
韩幹之马四。其一在陆，骧首奋鬣，若有所望，顿足而长鸣。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择所由济[1] ，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顾，若以鼻语，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以为厩马也，则前无羁络，后无箠策；以为野马也，则隅目[2] 耸耳，丰臆细尾，皆中度程[3] 。萧然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4] 。遂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5] ，则不可得矣，盖优哉游哉[6] ，聊以卒岁而无营。
〔注〕 [1] 择所由济：选择渡河的地方。济，渡河。 [2] 隅目：眼眶棱角分明。杜甫《骢马行》:“隅目青荧夹镜悬”。一说斜着眼睛看。张衡《西京赋》:“隅目高眶。”薛综注：“隅目，角眼视也。高眶，深瞳子也。”[3] 皆中度程：全符合良马的标准。 [4]“临水”句：表明行为高洁，不同世俗同流合污。濯缨，清洗冠带。《楚辞·渔父》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句。[5]“友麋鹿”句：回到大自然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年，人的自然寿命。 [6] 优哉游哉：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样子。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韩幹是唐代著名画家，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善画人物，尤工鞍马，深得王维的推重。他是画家曹霸的弟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说：“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他曾为唐玄宗画马。赞，是一种文体，多用于褒扬赞美，与“颂”体相似。从内容说，有史赞（词兼褒贬）、像赞（或称“真赞”，赞颂人物）、杂赞（褒美文章、书画等）之分；就形式说，有散文和韵语之别。本篇韩幹画马赞，用散文笔调的韵文写成，属于杂赞小品。
首句点明画面马数，而后分别描述四匹马各自不同的形态和神情。其中一匹在陆，一匹欲涉，两匹在水中。简明的交待之笔，既点出群马的空间背景是在旷野的水陆之间，又显示四马在画面中的布局，表明这是一幅“群马渡水图”。画赞在大体说明了画面构图的基础上，用极为简洁精当的语言，刻画了四匹马各具特点的动作性形态：有的“骧首奋鬣”，有的“尻高首下”，有的“反顾”，有的“欲引而留行”。可说形态生动，各具个性，准确地再现了韩幹的群马图，正如作者在《韩幹马十四匹》中所说：“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
这篇画赞的妙处，还在于作者不仅写出了群马的形态，而且再现了它们的精神。如写在陆的那匹，除“骧首奋鬣”这一画中可见之形外，更写其“若有所望”的神情、“顿足”的动作和“长鸣”声响；写在水的两匹，除“前者反顾”这一形态刻画外，更用“若以鼻语，后者不应”，表现出仿佛两马互相在进行感情的交流。借助于这些传神之笔，简直把画面中的马完全写活了。
这篇画赞尤其精妙之处，更在于作者由绘形传神进而写出群马的气韵和风度。它们既不像头带羁络的“厩马”，而又体态中度有别于“野马”。它们无营无求，无拘无束，从容闲暇，潇洒自得，犹如贤大夫贵公子解带脱帽、临流濯缨，神态极为飘逸。这一精湛的比喻，可谓深得韩幹马图的神韵。“遂欲高举远引”而不可得，只好优游卒岁等语，以观画而诱发的幽想逸思，更进一步地摹写出韩幹笔下神品超拔旷远的精神内蕴。
这篇画赞不足一百六十字，以极其精粹简赅的文字把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转化为语言艺术，不仅真切地再现了画面中诉诸视觉的形象，而且传达了它耐人品味的风神，更进而写出了原作的画外意蕴，所谓“画中景，画面韵，画外意”。摹写准确，尽其极致，体现出了苏轼画赞的高妙入神。
（刘乃昌 高洪奎）
文与可[1] 飞白赞
苏轼
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故艺也[2] 。始余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3] 。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呜呼哀哉！
〔注〕 [1] 文与可：名同，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北宋著名的书画家，苏轼的从表兄。曾知洋州、湖州。著有《丹渊集》。 [2] 抑其不试，故艺也：语出《论语·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试，用。艺，掌握多种技艺。 [3] 翻翻：翻腾貌。旆（pèi配）：旗帜的通称。
本文作于文与可去世一年后，苏轼发现了文氏的飞白，惊叹其艺术造诣，故而写下这篇赞文。
飞白，是书法艺术的一种。飞白体的特点是笔画露白，似枯笔所写，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紧紧围绕飞白的这种特点，用博喻手法，准确、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文与可飞白的艺术造境。
“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是总的赞美，振起文气，统领全部赞词。自“霏霏乎”至“袅袅乎”四句，以自然风物为喻，赞其走笔用墨的工力造境；“离离乎”、“缩缩乎”二句，直接赞其笔画字架结构方面的艺术工力。短短六句，囊括了文与可飞白艺术的全部要素。词彩绚丽，风光旖旎。其艺术工力适足与文与可的飞白工力相媲美。
“霏霏乎”句，从曹植《洛神赋》之“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句化出。曹句用以形容望中所见洛神的若隐若现、轻盈飘逸的形象。此句则用以形容飞白书法所特有的，走笔至墨淡露白处那种清淡飘逸的艺术美感。霏霏，云初起之貌。轻云，形容墨淡；轻云蔽月，形容微微露白，恰到好处。
“翻翻乎”句，用以形容重笔浓墨，随意挥洒的刚劲飞动的气势。长风，足见风势之厚；卷旆，更见风势的猛烈无阻。以长风卷旆形容笔墨的浓重飞动，极富声色。同时“旆”之被“卷”，也暗示墨之露白，仍未离飞白的特点。
“猗猗乎”句，用以形容笔势若断若续，柔婉牵缠的美感。猗猗，柔弱不绝貌。游丝，春日虫类所吐之浮游之丝。游丝萦柳絮，极见卷扬牵缠的柔婉之态。
“袅袅乎”句，用以形容笔势流动而又摇曳多姿的美感。袅袅，摇曳貌。荇，一种水菜。荇生水上，故水流而荇舞。杜甫曾有“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历来脍炙人口。本句与杜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离离乎”、“缩缩乎”二句，是说笔画字架结构疏而不断，密而不滞，甩得开，收得拢，疏密相间，错落有致。
以上六句，极尽描写比喻之能事，不仅表现了苏轼过人的文才，更说明他本人是一位精通“书理”的大书家，所以他才能对文与可的飞白艺术体会得如此深切透辟。
在赞文与可飞白之前之后，作者还概括指出文与可的诗文造诣，及其书法兼擅行、草、篆、隶各体的成就；并以新发现的飞白为例，说明文与可是一位在多种艺术领域中取得了多方面成就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恐怕还有许多不曾被人发现，未为世人所知。对文与可的英年早逝，表示了深切的惋惜痛悼之情。这种布局，颇富匠心，表明作者赞文与可的飞白，始终是和赞其“全人”分不开的。以文传人，寄托哀思，苏轼有焉。
（任国绪）
三槐堂铭 并叙
苏轼
天可必乎[1] ？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2] :“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3] 。”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4] ，孔颜之厄[5]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6] ，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7] 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8] ，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9] ，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10] ，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1] 瑡，其孙德裕[11] 瑢，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1] 必：必然，必然性。 [2] 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于申，故号申包胥。与伍子胥友善。子胥以父兄被害逃于吴，率吴军破楚，申包胥到秦求救兵，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终使秦发兵救楚，打败吴军。后不受楚王之封而逃亡。 [3]“人众者胜天”二句：语出《史记·伍子胥列传》。 [4] 跖：春秋战国之际人民起义领袖。旧时被诬称为盗跖。 [5] 孔颜：孔子与颜回。 [6] 晋国王公：指王祜。《宋史》有传。 [7] 三公：为朝廷政治军事最高长官的总称。周代、两汉名称各有同异。宋代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不常置，无实职，作为宰相、亲王、使相的加衔。 [8] 魏国文正公：指王祜子王旦。《宋史》有传。 [9] 懿敏公：指王旦子王素。《宋史》有传。 [10] 李栖筠：字贞一，唐赵郡人。善文章。安史之乱，肃宗驻灵武，李栖筠发兵赴难，擢殿中侍御史。代宗朝为御史大夫，有重名于世。[11] 李吉甫：字弘宪。少好学，能文。仕宪宗，两度为相。著有《元和郡县图志》。 [12] 李德裕：字文饶。以父荫补校书郎。武宗时为相，执政六年，进太尉，封卫国公。宣宗朝遭牛党打击，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卒。
本文的主干不在铭文，而在叙文。叙文是交代作铭的原因的，这交代也只有四句话：“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据《宋史·王素传》附其子王巩传曰：“巩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徐州，巩往访之……轼得罪，巩亦窜宾州。”足见王巩与苏轼交往之深。整篇叙文的重心则是作者有感于王巩“好德而文，以世其家”而生发的议论。
议论的中心论点是天数有定，果报不爽，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实在是陈腐之极。但作者在以王巩的曾祖父王祜、祖父王旦、父亲王素这三世功德富贵为据去证成其论点时，肯定了为人臣者当建立功业，修德于身，却也不无积极的思想意义。
文章开头就提出上天对人的果报是否必然的问题。如果必然的话，为什么贤者往往不能富贵，仁者往往不能长寿呢？如果不存在必然的话，为什么仁者大都能够子孙繁衍兴旺呢？这一对矛盾的提出，乍看似乎不利于作者宣扬果报不爽的论点，其实恰好为其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的观点蓄势。为解决前面的矛盾，也为阐明后面的观点，作者就势提出了个天“定”与“不定”的问题。作者认为，天数之“定”，必须经历由“不定”到“定”的发展过程。当其“不定”阶段，果报还不能显现，因而产生了“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的现象，“盗跖之寿，孔颜之厄”就是例子。如果世人于此阶段强求果报，就会误认为上天茫然无知，不明善恶，不施报应；善人就会对他的行善丧失信心，恶人就会更加放胆作恶，肆无忌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确信天数有“定”，耐心等待，积善修德，把果报寄托到后世子孙身上。
这就为下文宣扬王巩的曾祖父王祜种槐于庭，“取必于数十年之后”，提供了理论根据。而王祜之子王旦的仕至宰相，位极人臣，荣华富贵，也就成了证实这理论的确凿证据。
严格说来，作者拿文章的第二段作为支持第一段论点的依据，并非无懈可击。因为王祜本人以文章显于后汉、后周之际，得到宋太祖的赏识，历仕太祖、太宗两朝，累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职。功名富贵，不可谓小，并不存在果报“不必”的问题。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说明他的胃口太大，对自己不曾位至“三公”不满，所以他要种槐用以激励子孙去博取“三公”高位。这和天之果报完全不相干。但作者却强行把王祜打入“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的“贤者不必贵”、“厚施而不食其报”的行列，以“为相”作为果报的标准，其目的何在呢？
原来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是要宣扬王巩先人的功德，并以此为王巩去博取社会声誉。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王祜只位至兵部侍郎，其子王旦却至宰相，王旦之子王素在朝中最高至学士，大部分时间是出任地方州郡长官，而王巩本人，直到作者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曾在朝廷或地方担任显职。如果采用记叙文体去详细具体地如实写出上述情况，对王祜来说，是父不如子，对王素、王巩来说，都是子不如父，难于搞平衡。并且王祜种槐以激励子孙是事实，三槐堂又完好无损地存在，王素、王巩父子俩岂非有负于先人的期望！现在作者换了个角度，采用议论文体，把王氏世代功德纳入“善恶之报，至于子孙”的理论轨道，且以“为相”作为善报的标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王旦的为相，就成了王祜的功劳，是他修德的结果；而王素的不曾入相也没有什么不好，将意味着天会施善报于他的子孙，“王氏之福盖未艾也”，因而王巩的前途、福泽也是不可限量的。好了，矛盾的各方都摆平了，对王巩先人功德的宣扬也成功了。苏轼作文的本领实在高明。
与叙文相比，铭文则写得直率而动情。内容上也有所突破，以自己的“不种而获”沐浴国恩，归之于“不有君子，其何能国”，说明王氏父子的功业不仅泽及子孙，且泽及世人。这又提高了叙文的思想境界。
（任国绪）
祭欧阳文忠公文
苏轼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1] ，国有蓍龟[2] ，斯文有传[3] ，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4] ，朝廷无所稽疑[5] ，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6] 。君子以为无为为善[7] ，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鱓而号狐狸[8]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9] ，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10] ，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11] ，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敦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溷浊，絜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12]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13] ，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14] 。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15] ，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16] 。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注〕 [1] “民有”句：称颂欧阳修做官爱民如子。《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2]“国有”句：赞美欧阳修识见卓荦，能为国决疑定策。蓍龟，蓍草和龟甲，古代用以占卜吉凶。《易·系辞上》:“探赜素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3]“斯文”句：推许欧阳修对宋代文学运动的杰出贡献。斯文，语出《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原指礼乐制度，此指文章。 [4] 芘：通“庇”，庇护。 [5] 稽疑：决断疑事。 [6] 夷：指外来的佛教。欧阳修曾作《本论》三篇，申斥“佛为夷狄”，祸患中国千馀载，当以儒家之礼乐制胜之。 [7]“君子”句：意谓士大夫沉溺于道家的清静无为。《老子》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8]“舞鱓”句：形容变怪十分猖獗。，同“鳅”，泥鳅。鱓，同“鳝”，黄鳝。 [9] 既用：指受到重用。仁宗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任枢密副使，次年转参知政事，年五十五岁。 [10] 释位：解职。英宗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年六十一岁。 [11] 请老：请求退休养老。欧阳修自治平三年起，先后十馀次上书求去，神宗熙宁四年（1071），退居颍州，年六十五岁。 [12] “将民”二句：意谓抑或百姓无福，而上天不愿您留在人间？据《左传·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鲁哀公诔词说：“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只言世之不可无公，而天不慭遗，以致其哀悼之意，依仿尼父诔，其尊欧阳也至矣。”[13] “昔我”二句：嘉祐元年（1056）五月，苏洵携二子入京，献文给欧阳修，欧阳修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怀宝，怀才，指满腹经纶。 [14] 十有六年：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苏轼中进士，至欧阳修病逝为十六年。 [15] 匍匐：竭力。《诗经·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郑玄笺：“匍匐，尽力也。”[16] “愧古人”句：意谓未能仿效古人弃官奔师丧而感到羞愧。忸怩，羞惭。
神宗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坛魁首、学界宗师欧阳修遽然长逝。噩耗传来，天下震惊，四海饮泣。苏轼满怀着深沉悲痛，在杭州通判任上写下了这篇传诵人口的祭文。祭文主要歌颂欧阳修在辅翼国政、振兴文化学术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赞美他进退有据的高风亮节，表达出平生知己之感，抒发了真挚深沉的悼念之情。
文章以“呜呼哀哉”发端，结尾又用此语收束，无限悲痛，滚滚哀思，都由肺腑中坌涌而出，幽咽凄楚，悱恻感人。全文可分为四层。第一层概述欧阳修一生的业绩。“民有父母，国有蓍龟”以下四句，歌颂欧公爱护百姓、决断国策、弘扬文化、传布学术的巨大勋劳；“君子有所恃”两句，赞扬他支持正气，疾恨邪恶的凛然风节；“譬如”以下四句以高山大川为喻，称许欧公的德泽自然施及于万物，不可以数计。行文简括而生动，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欧公的尊崇之情。第二层从其死后着笔，写欧公逝世对百姓、国家、文化、学术的重大损失。“赤子”四句承上“民有父母”四句，“君子”两句承上“君子有所恃”两句。生时的贡献与死后的损失两相映衬，构成鲜明对比，表明欧阳修的存殁关系到国运民情、时势隆替。“譬如”几句象征哲人殒没、群小相庆的情况，正从反面映衬出欧阳修的刚介方正。以上两层分别从生前死后着笔，却无不集中地突现了欧阳修关系国运消长的重要历史地位。其排比句的运用完全与内容契合，增强了感人的力量。第三层又逆笔倒转，叙写欧公的出处大节。由“未用”到“既用”，由“释位”到“请老”，直至去世，五次递转，充分渲染出欧公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对当世的重大影响。接着，又连用两个反诘句直抒痛惜哀悼之情。“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两句仿鲁哀公诔孔子之语悼欧公，肃穆典重，推尊欧公达到极致。第四层追述两世通家之好，自身受教之恩，以未能闻丧奔唁为憾，最后从“为天下恸”、“以哭其私”，即从公论私交两方面申明哀悼逝者乃出于由衷的哀思，行文戛然而止，悲恻动人。
祭奠之文，有散文、韵语、骈俪之体，宜典重肃穆、情真意挚。本篇哀思沉挚，墨浓笔重，文笔老当，对仗工整，且兼融散韵、骈俪之长，骈中有散，具有一气奔涌的贯注之势，是一篇情辞并茂的祭文。王安石也有《祭欧阳文忠公文》，两文都能从“大处落墨，劲气直达，读之想见古大臣之概”（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七十四），在当时祭悼欧公的文章中都是非常出色的。
（刘乃昌 高洪奎）
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
匹夫而为百世师[1] ，一言而为天下法[2] ，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3] ，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4] ，傅说为列星[5] ，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6] 。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7] ，良、平失其智[8] ，贲、育失其勇[9] ，仪、秦失其辩[10] ，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11] 瑡，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11] 瑢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11] 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11] 瑤，而勇夺三军之帅[15] 。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16] ，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17] ，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18] ；能信于南海之民[19] ，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20] 。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22] 瑡。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2] 瑢。”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22] 瑣，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挟云汉分天章[22] 瑤，天孙为织云锦裳[25] 。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26] ，西游咸池略扶桑[27] 。草木衣被昭回光[28] ，追逐李杜参翱翔[29] ，汗流籍湜走且僵[30] 。灭没倒景不可望[33] 瑡，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33] 瑢，祝融先驱海若藏[33] 瑣，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33] 瑤，讴吟下招遣巫阳[35] ，犦牲鸡卜羞我觞[36] 。於粲荔丹与蕉黄[37]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38] 。
〔注〕 [1] “匹夫”句：《孟子·尽心下》:“圣人，百世之师也。”[2]“一言”句：《礼记·中庸》：君子“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3]参天地之化：赞助天地的化育之功。《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4]“申、吕”句：申说“生也有自来”。申、吕，周宣王、穆王时大臣申侯、吕侯（亦称甫侯），传说他们诞生时，有山岳降神的吉兆。见《诗·大雅·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5]“傅说”句：申说“逝也有所为”。傅说（yuè悦），殷高宗武丁宰相，传说他死后升天为星宿。《庄子·大宗师》：傅说“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6]“我善养”四句：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7] 晋、楚：春秋时两个强国。《孟子·公孙丑下》:“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8] 良、平：张良、陈平，汉初功臣，以足智多谋见称。 [9] 贲、育：孟贲、夏育，古代的大力士。 [10] 仪、秦：张仪、苏秦，战国纵横家，以能言善辩著称。 [11] 幽：指幽冥之处。《礼记·乐记》:“幽则有鬼神。”[12] 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唐太宗时宰相。姚、宋：姚崇、宋璟，唐玄宗前期宰相。 [13] 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14] “忠犯”句：唐宪宗李纯崇佛，遣使迎佛骨入宫禁，韩愈上表极谏，触犯宪宗，宪宗要处死韩愈，经群臣营救，贬为潮州刺史。事见《新唐书·韩愈传》。 [15] “勇夺”句：唐穆宗时，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发生兵乱，镇将王廷湊杀田弘正自立，韩愈奉旨前去宣抚，至镇州，王廷湊甲士陈廷，严兵以待，韩愈侃侃而谈，说服了将士，平息了变乱。事见《新唐书·韩愈传》。 [16] “能开”句：韩愈遭贬路经湖南衡山，正逢天气阴晦。他暗中祝祷，忽然云散天晴，得以饱览山景。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说：“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17] “能驯”句：韩愈初到潮州，问民疾苦，都说恶溪有鳄鱼扰民，韩愈写了《鳄鱼文》，令鳄鱼迁走。据说当晚暴风雷电，鳄鱼果然离去，从此潮州无鳄鱼患。事见《新唐书·韩愈传》。 [18] “而不能”句：事见《新唐书·韩愈传》。皇甫镈（bó博）：唐宪宗时宰相。宪宗看到韩愈的贬潮州谢表后，想再重用他，皇甫镈疾忌韩愈耿直，说他狂疏，只改派韩愈为袁州刺史。李逢吉：唐穆宗时宰相。曾故意制造韩愈与李绅的矛盾，从而借口两人不和，罢去韩愈的兵部侍郎职务。 [19] 信：取信。南海：潮州属南海郡。[20] “不能”句：韩愈自袁州后，仕途大体平顺，东坡此语，不过借他人酒杯自浇块垒之意。[21] “公命”句：韩愈在潮州曾上《潮州请置乡校牒》说：“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进士，与韩文所说“秀才”义同。《国史补》:“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通称谓之秀才。”[22] “君子”二句：语出《论语·阳货》，体现儒家倡导礼乐教化以辅政的政治观。 [23] “焄蒿”句：语出《礼记·祭义》，借以形容潮州人真诚凄怆地礼祭韩愈。焄（xūn薰）蒿，祭品香气蒸发。 [24] 云汉：天河。天章：天宇的文彩。《诗·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25] 天孙：织女星。《史记·天官书》:“织女，天女孙也。”[26] 秕糠：代指邪说异端等。 [27] “西游”句：化用屈原《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这里是以屈原远游求索光明，比喻韩愈到处奔走宣扬儒道。咸池，神话中太阳沐浴的水池。略，行经。扶桑，太阳初升处的神木。 [28] 衣被：蒙受。昭回：犹言遍照。《诗·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29] “追逐”句：是说韩愈可以赶上李白、杜甫而与他们并驾齐驱。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参翱翔，并翼齐飞。 [30] “汗流”句：是说使张籍、皇甫湜汗水流尽、两腿走僵也望尘莫及。《新唐书·韩愈传》:“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31] “灭没”句：是说韩愈的成就光辉夺目，不可逼视，张籍、皇甫湜像水中倒影一样消失。景，同“影”。 [32] “历舜”句：是说经过九疑山时凭吊娥皇、女英。传说舜之妃娥皇、女英，从舜南巡，死于江湘之间。韩愈有《祭湘君夫人文》。[33] “祝融”句：祝融，传说中的火神。海若，传说中的海神。祝融、海若逃走潜藏，说明火灾消失，海水驯服。 [34] 钧天：天宫。《吕氏春秋·有始》:“中央曰钧天。”帝：指天帝。 [35] “讴吟”句：是说上帝派遣巫阳（神巫名）到下界唱着神曲来招韩愈的魂。 [36] 犦牲：牦牛，庙中供品。鸡卜：以鸡骨占卜，迷信习俗。羞我觞：献酒。 [37] 於（wū乌）粲：形容色彩鲜明。[38] 大荒：神话中的山名，这里代指仙境。韩愈《杂诗》有“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麒麟”句。
哲宗元祐七年（1092），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市潮安区）知州王涤于重修潮州韩愈庙后，将潮州韩文公（韩愈死后的谥号）庙图寄给苏轼，请他撰写庙碑文。不久，苏轼手书碑样寄往潮州。《苏轼文集》中有《与潮守王朝请涤》书札二篇，《与吴子野书》一篇，均谈及此事。在这篇碑文中，作者评述了韩愈在儒学和文学上的贡献，颂扬了他在潮州的政绩，讨论了他生平的得失和遭遇。虽然措词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文章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句式整饬而活泼，既结合一些重要事件反映了韩愈的一生，又在行文中渗透了作者的身世之感，因而与一般呆板的碑文不同，在艺术上是很有特色的。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足见推许之高。
劈头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两句领起，论一代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下语精警，醒人心目。相传他撰写此文，“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两句，下面只如此扫去”（《苏长公合作》卷七引朱熹语）。足见起笔非凡。参天地、关盛衰、生有因、死有为数句，继续申说伟人具有撼天动地之力，笔势益发宏伟。举申侯、吕侯生有嵩山降神之兆，傅说死为天上星宿，文思神奇，足证其说之凿然可信。但伟人之所以具有撼天动地之力，皆因秉受其天地浩然之气，故在引证孟轲之语后，便从多种角度铺陈，极力形容浩气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变化无穷，威力无比：王公之贵、晋楚之富、张良陈平之智、孟贲夏育之勇、张仪苏秦之辩不足敌，形、力不必待，生、死不能限，天、地、幽、明无不在。想象何等超绝，摹写何等奇伟！三组排比句，如万丈洪峰倾天而下，一往无前，更使文势酣畅。而在后两组排句之间又以“是孰使之然哉”散句提顿，使排涌直前的文势得一缓冲，更显得跌宕有致。
上段描述伟人浩气，是暗写，实则处处观照韩公；次段由凌空高论，落到实地，绾合到传主自身，赞颂其在儒学和文学上的历史功绩。由东汉以来的历史演变下笔，为陈述韩公的贡献布下宏阔背景，再以贞观、开元盛世和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不能救反衬一笔，遂即转入正面写韩公。“起布衣”五句，描画出韩公镇定自若的风采，力挽狂澜的气魄和挥斥异端承继儒学的成效，大笔勾勒，极有气度。“文起”、“道济”、“忠犯”、“勇夺”四句，以骈句铺陈，对仗精切，用语典重，概括了韩公的一生勋业。再以反诘句挽合首段，使议论和叙述契合无间。
“盖尝论天人之辨”一段，由上文述其业绩进而论其遭遇，赞颂他正直精诚的品德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先说天不容伪，人事难期，以为张本；而后举出韩公所能者三事，所不能者三事，两两对照，以见出韩愈合于天道而乖于人事的平生大节。“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既是感叹韩愈，又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苏轼宦海浮沉，大起大落，始终未能安立朝堂，就在写这篇碑文前后，曾连续遭到官僚的弹劾诬陷，不得不多次乞请外郡，内心的郁愤便借此宣出。思潮如江涛翻滚，文势澎湃跌宕，感慨弥深，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身世之感。
自“始潮人未知学”起，写韩愈在潮州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教化齐民百姓，因而使潮州长治久安的政绩；由于政绩之大，遗泽之远，引起潮人敬爱之深，故民众乐于重修韩庙，州府命令一出，“民欢趋之”。顺次写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或曰”以下借设问再振波澜，进一步说明潮州人对韩愈“信之深，思之至”。人或以为韩公离京万里，远贬潮州，不到一年即移袁州，倘死后有灵，必不眷恋此荒服僻境。这一设问把文思引向深入，作者问得有理，答得极妙：“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从正面形容韩愈影响深入人心；“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从反面说明伟人的精神威力不受局囿。两个比喻，既通俗易懂，又新奇形象，极生动地写出了韩愈饮誉之广，遗泽之深。
文末交待韩愈被诏封的时间，点明庙额的由来，并缀以歌词礼赞庙主。歌词既吟叹其生前的事功，又想象其身后的灵异，且赞赏其文学功业，把韩愈渲染得出神入化，色彩斑斓，文笔瑰奇，蹈厉发越，与碑文风调吻合一致。
这篇碑文历叙韩愈一生的文章功业，归本于养浩然之气，喟叹其不遇，赞赏其遗泽，行文排宕闳伟，纵横挥洒，光彩四溢。其磅礴澎湃之处，与昌黎文略近，可谓力摹韩愈之文以写其为人，人才文格并肖而兼美。“自始至末，无一字懈怠，佳言格论，层见叠出。”（《唐宋文醇》卷四十九引王世贞语）黄震云：“《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卷十五引）可谓传世之评，精当之论。
（刘乃昌 高洪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