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
【作者小传】
（1174—1243） 金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石家庄）人。承安进士。官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论文主张辞达理顺，于诗反对模拟雕琢。著有《滹南遗老集》。
高思诚咏白堂记
王若虚
有所慕于人者，必有所悦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艺之所长，与夫衣服仪度之如何，以想见其仿佛；甚者，至有易名变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趋向，自有合焉而不夺也。
吾友高君思诚，葺其所居之堂以为读书之所，择乐天[1] 绝句之诗，列之壁间，而榜[2] 以“咏白”。盖将日玩诸其目而讽诵诸其口也。
一日，见告曰：“吾平生深慕乐天之为人，而尤爱其诗，故以是云，何如？”
予曰：“人物和乐天，吾复何议？子能于是而存心，其嗜好趋向，亦岂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学之，而学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学，学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盖乐天之为人，冲和静退，达理而任命，不为荣喜，不为穷忧，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禄之计，求进甚急，而得丧之念，交战于胸中，是未可以乐天论也。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3] 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子则雕镌粉饰，未免有侈心[4] 而驰骋乎其外，是又未可以乐天论也。虽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归必在此。子以少年豪迈，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则其势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岁年而博以学，至于心平气定，尽天下之变，而返乎自得之场。则乐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复为子一观而评之。”
〔注〕 [1] 乐天：唐诗人白居易（772—846）的字。 [2] 榜：题署。 [3] 厌：满足。[4] 侈心：放纵夸饰之心。
人们往往都难免有些趋名人癖，或仰慕其德行，或敬重其才学。见贤思齐，以德才高尚的人为榜样，自无可非议；但以此附庸风雅，拉大旗作虎皮，用“我的朋友胡適之”之类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与谫陋，就不免惹人耻笑了。
王若虚的这篇《高思诚咏白堂记》，列举了仰慕别人者的种种表现及其合理性，然而，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等而下之的安排：首先是人格品行，其次是技艺所长，再次是服饰仪度，复次是名姓之类。性情德行，自然是内美；技艺所长，能为社会作贡献；服饰仪度，也可看出其为人或淳朴或潇洒的风神；而为仰慕名人而改名更姓，则不免有点“爱屋及乌”了。
作者笔下的高思诚敬仰的是唐代的白居易（字乐天），他把自己的读书处修葺一新，题为“咏白”，也就是说他最爱讽诵研习的是白居易的诗。他说自己不仅爱白居易的诗，同时还深慕白居易的为人。很明显，他为自己的这种选择而得意。
对朋友之所为，王若虚却大不以为然，于是，结合对白居易和高思诚的认识，发表了一番切中肯綮、鞭辟入里的见解。
王若虚首先肯定了高思诚所选择的榜样是好的，同时指出了关键的一点，就是树立了榜样便要努力去学，学了还要像才行。这就指出了大多数有趋名人癖的人“挂羊头卖狗肉”的通病。接着，作者指出了高思诚与白居易的差异和差距。白乐天的为人，已经到了不为荣喜、不为穷忧而达理任命的境界，参透了人世的一切荣辱变故而归于自然自在；白居易的诗，与他的为人境界浑融不隔，坦白平易，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趣，仿佛天成一般，绝不矫揉造作以刺激一般人的感官，讨好庸俗的趣味。而高思诚呢？其为人，十分注重得失，整日思虑着如何升官发财；其诗作雕镌粉饰，反映出其心境的紊乱，毫无自然任达的气派。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已经把问题说透了，不管是为人还是作诗，高思诚与白居易都相差得太远太远了，简直连白居易的皮毛都未学到。从作者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作者强调的是为人的自得、自在、自然，只有当一个人把握着自己，放旷通达，知天任命，不以物喜，不以己忧，才能无往而不得大自在，才能摒弃杂念而自然为人，才能抛却做作而自然为诗。
然而，文章并没有就此打住。年轻的高思诚并非不可造就之材，况且他正是“少年豪迈，如川之方增”，而且对德行诗篇超卓的先贤仰慕不已、有心效法呢！少年意气，本就有一种豪迈任放、不受拘羁的自然气派。作者指出，只要逐步增进才学，修养身心，悟透人世之变，就有希望达到更高的自然境界，有可能得白乐天为人做诗的真谛。
名人风范，自然可以为后人所崇仰，要达到同样的境地，却要修炼自身。如果只是于壁上悬挂着名人的诗句，只是服饰仪度与之仿佛，只是借名人的风采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则不仅会徒劳无获，更要贻笑大方了。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坦诚直露，在关系到为人处世的重大问题上，作者没有丝毫的虚假客套。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高思诚的弊病，在说明问题、阐述观点时，也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在“文”上兜圈子，而是既准又狠地猛攻高思诚的要害。就是在这样直白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憎恶虚伪、嘲讽做作、真心敬慕先贤的炽烈情感，也明显可领会到他真正关心年轻人的良苦用心。
王若虚自己说过：“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遗老集·诗话》）又说：“文章唯求真而已”（《滹南遗老集·文辨》）。可见他十分注重诗文的“真”。这篇《高思诚咏白堂记》，可说是实践了他的理论观点。
（郭平）
门山县吏隐堂记
王若虚
门山[1] 之公署，旧有三老堂。盖正寝之西，故厅之东，连甍而稍庳[2] 。今以之馆宾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谓“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图志而无得，访诸父老而不知。客或问焉，每患其无以对也，既乃易之为“吏隐”。
“吏隐”之说，始于谁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3] ，小山林而大朝市[4] 。好奇之士，往往举为美谈，而尸位苟禄者，遂因以藉口。盖古今恬不之怪。
嗟乎！出处进退，君子之大致[5] 。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则忧人之忧。抱关击柝之职[6] ，必思自效而求其称。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何所不可隐？而顾隐于是乎？此奸人欺世之言，吾无取焉。
然则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谓也，谓其为吏而犹隐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强名曰县。四际荒险，惨目而伤心。过客之所顾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于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亲友失色，吊而不贺。予固戚然以忧，至则事简俗淳，使于疏懒，颇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使者旁午于道路，而县以僻阻独若不闻者。邻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7] ，冠带鞍马，几成长物[8] ，由是处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时与客幽寻而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不知我之属乎官也。此其与隐者果何以异？”
吾闻江西筠州[9] ，以民无嚚讼[10] ，任其刺史者，号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称之，则吾堂之榜虽曰“隐”焉，其谁曰不可哉？
〔注〕 [1] 门山：地名。《明一统志》:“门山废县在延安府城东南一百八十里。”[2] 甍（méng蒙）：栋梁，屋脊。庳（bēi卑）：低矮。 [3]首阳为拙，柱下为工：此两句见《汉书·东方朔传赞》。首阳，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市南，即雷首山，又名首山。传为伯夷、叔齐饿死处。这里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为拙。柱下，相传老子曾为周柱下史，这里指老子隐于朝廷，故终身无患，是为工也。 [4] 小山林而大朝市：晋王康琚《后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5] 出处（chǔ楚）进退，君子之大致：出，出仕；处，退隐。《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6] 抱关击柝之职：担任守门和打更的人。语出《孟子·万章下》。 [7] 申申：舒和貌。《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8] 长（zhàng丈）物：多馀之物。 [9] 筠州：州名。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 [10] 嚚（yín银）讼：奸诈而好讼。语见《尚书·尧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
中国的封建文人们对当官还是退隐是十分敏感而注重的，似乎对仕与隐的不同选择决定着人的不同命运，反映不同的人格。大多数正直的文人都像杜甫一样，持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官宰们当然会讥讽隐士的穷酸，隐士们又不免清高自许，嘲弄官宰的腐臭。还有一些“聪明绝顶”的人，走的是终南捷径，“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兼收，实是最无耻之巧宦也”（今人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人活在现实社会里，总是要食人间烟火，顺人之常情的，要保持自我人格不为世俗的污浊所染，只有像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可见仕与隐本身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王若虚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吏”与“隐”中，他选择了“隐”。他到门山县令任后半年，把门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并题了个别致的名，曰“吏隐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为官吏、心存山泽的态度。可是，他旋即又发现这样做也未能免俗。因为许多“尸位苟禄”者也以“隐”为附庸清雅的借口，而自己恰恰又是个吃皇粮、领俸禄的县官，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任官职靠官俸过日子，又心念纯净、清风两袖呢？这个问题比做官还是退隐似乎更难解决。
对自己的“吏而曰隐”，王若虚做了一番解释。吏便是吏，隐便是隐，二者水火不相容。既为吏，取官俸，就理应“任人之事，忧人之忧”，尽到做官的责任，即使是“抱关击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称职。如果内心“隐”、自许“隐”便可算是“隐”的话，那“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地位的人都可以“隐”了，何必高官厚禄再来说“隐”呢！这种做法，简直可说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这种虚伪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隐与这种做法是不同的。
王若虚任县令的门山是一个“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的孤清偏远的小城。周围的环境荒芜而险阻，不要说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做官，就是匆匆过客也“顾瞻而咨嗟”，做官的人没有谁会到这儿来混饭吃的。他刚到这儿来时自然也是“惨目而伤心”, “戚然以忧”；然而，这闭塞之所远离喧嚣虚伪的官场，简朴淳厚的环境正是清净自我灵魂的好场所。到了边陲多警、羽檄交驰的时候，这里的偏僻、闭塞甚至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邻邑为战争所迫，疲于奔命，当官的那一切优厚待遇不仅无法再安逸地去享受，就是性命也朝夕难保了。而王若虚呢，不仅不必为此担惊受怕，反而还能闹中取静，每日太阳老高时才起来，打仗所需的冠带鞍马，对他来说简直毫无用处。这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了。他与朋友们寻幽觅胜，登高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自然风光优美，生活环境幽雅，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心境，与隐者有什么两样呢？
作者批判那种既身居官位又沽名钓誉的“吏而曰隐”者，而从他的自我介绍来看，他自己也是个“吏而曰隐”者。他说过“抱关击柝之职”，也应该“必思自效而求其称”，然而在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之际，他却“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根本不思为君担忧，为国出力。
作者的自白是矛盾的，可这篇文章的思想认识价值，给予我们心灵的触动其实便在这矛盾里。据史书载，王若虚“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金史》本传）。如果他的作为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玩忽职守，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拥戴。那么，他的“隐”则是有难言之隐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王若虚的在吏而隐：一方面，可以认为王若虚既为官，又要隐，是一种矛盾，是对清淳简朴的隐居生活的向往，又是对既定生活无法摆脱的苦闷，于是，只好结庐在人境，努力保持内心深处的那一片净土；另一方面，可以把王若虚的追求看成是只要为官为善，也可说成是“隐”的。这种隐，不是无所事事，只在山泽间孤芳自赏的隐士之“隐”，而是在官位上为民谋善，不与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们同流合污的“隐”。这一点，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可以找到佐证。江西筠州刺史，号其居处为“守道院”，这是个与“吏隐堂”同出一辙的名字，而筠州刺史治下的百姓“无嚚讼”，这与王若虚在任上所为更无二致了。
王若虚对诗文创作要求“真”，反对虚饰。这篇文章文气通达畅顺，措语如道家常，可是，透过他的达观和潇洒，却能感受到蕴蓄在字里行间的一股既自得又怅惘的心绪。
（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