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作者小传】
（1019—1083）北宋文学家。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嘉祐进士。少以文章见赏于欧阳修。尝奉召编校史馆书籍，校定南齐、梁、陈三书，整理《国策》、《说苑》、《新序》。官至中书舍人。为王安石所推许。散文平易典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元丰类稿》。
墨池记
曾巩
临川[1] 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2] 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注〕 [1] 临川：宋江南西路抚州治所，今江西临川市。 [2] 荀伯子：南朝宋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曾任临川内史。著有《临川记》六卷。
《墨池记》是以“记”名篇、叙议结合的说理文。仁宗庆历八年（1048）九月，曾巩来到临川，凭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墨池遗迹。州学教授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作者由叙述墨池遗迹，进而阐明王羲之书法卓异并非“天成”，实乃得力于苦练；并进而推论，欲深造道德，更需努力于勤学。文章即事生情，反复唱叹，题小意宏，言近旨远，最后以“仁人庄士”的流风遗韵恒久沾溉后世作结，委婉多姿，饶有馀味，体现了作者温醇典重、谨严明洁的一贯之风。
作者首先介绍了墨池的处所、形状及其来历。“临川之城东”至“《临川记》云也”，其中用“有地隐然而高”和“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分别形容地势的突起和水池的低深，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墨池的鸟瞰图，富于立体感。又征引南朝刘宋人荀伯子的《临川记》，说明这墨池的来历非虚。
历来传说王羲之苦练书法的墨池遗迹很多，除在临川者外，尚有临沂、会稽、永嘉、庐山、蕲水等地。但曾巩未作繁琐考证，只用设问语气“岂信然邪”点到为止，具有分寸感。这并不影响他要阐述的事理和强调的重点所在，又能用笔简练，要言不繁，为下文转向议论预伏契机。
关于王羲之慕张芝事，见于《晋书》本传。张芝，东汉人，苦练书法，甚至将布帛写成黑色，染制黑衣而穿，终于成为“草圣”。羲之钦慕其苦学精神，致友人书中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决心赶上并超过他。
文章进而由物及人，追忆王羲之弃官返乡的一段经历。据《晋书》本传载，羲之少有美誉，朝廷公卿屡邀他任侍中、吏部尚书、护国将军等职，均辞不就。任会稽内史时，有骠骑将军王述与之齐名，而其人品为羲之所轻。王述为扬州刺史，会当检察会稽郡刑政。羲之深以屈下为耻，即称病去职，并在父母墓前自誓不再出仕，不为名利所牵，不与庸吏同流。对此原委，作者只用“羲之之不可强以仕”一语概括，而着重述其返乡后与东土人士纵情山水的行踪。他“徜徉肆恣”于名山大川之间，以弋钓为乐，遍游东方诸郡，并泛舟出海。这就深刻揭示了羲之傲岸超群性格气质形成的根源，而这也正是他清心寡欲，学成书法的深厚思想基础。从结构来说，“自休”一语，为上文考证墨池遗址增强旁证，又为下文发表议论提供了依据，实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后从正面立论：“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据《晋书》本传载，羲之书法初不及名家庾翼，到晚年方臻精妙。他曾以草书示翼兄庾亮，兄弟叹服，认为可媲美张芝。据载，羲之早年从卫夫人学，后草书改学张芝，正书改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质朴书风为妍美流便的新体；他“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晋书》本传）。这就充分证明了业精于勤的深刻道理。钻研技艺尚且如此，欲深造道德，则尤需加倍刻苦自励了。这正是作者所要强调表述的中心论点所在。但他没有惟恐读者不懂而直白地反复论证，只是平平地用了个表示进层的设问句，遂显得特别含蓄有力，耐人回味。其冲和平淡、温醇典重的语言艺术特色进一步体现出来。
末段在点明撰文由来后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墨池遗迹）邪？其亦欲推其事（羲之苦学精神）以勉其学者邪？”作者阐明王盛用意时，也用了推测性语气，显得委婉深沉，语重心长，悠游叹赏，而又更切合于实情；因他只是从对方题匾、求记来加以体会的，如用直截、肯定语气，难免失之粗率。
全文结束语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技艺，推衍到“仁人庄士”的教养与德行，勖勉后学不仅要擅长“一能”，更要砥砺道德修养。此处与前述“深造道德”论遥相呼应，再次深化点染了主题，强调力追前贤，以“仁人庄士”为楷模，做个品学兼优之士。
本文以“记”为体，重在说理。其中记墨池少，论学习多，紧扣所记之事以阐明主旨，重点突出，繁简适度，而又始终环绕勉学这根主轴，深得散文形散神不散的妙旨。文中所用设问句颇多，如：“岂信然邪？”“岂其学不如彼邪？”“况欲深造道德者邪？”显得含蓄蕴藉，委婉有致，从容探讨，发人深省。
（邓韶玉）
学舍记
曾巩
予幼则从先生[1] 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自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汴、淮、泗[2] ，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3] ，并封、禺、会稽之山[4] ，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5] ，临夏口而望洞庭[6] ，转彭蠡[7] ，上庾岭[8] ，繇浈阳之泷[9] ，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䝙虺[10] 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11] 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12] 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注〕 [1] 先生：指其父曾易占。易占字不疑，天圣二年（1024）进士，官至知信州，著有《时议》十卷。 [2] 陈：州名，治今河南淮阳。蔡：州名，治今河南汝南。谯：今安徽亳州。苦：今河南鹿邑。睢：州名，治今河南睢县。汴：州名，治今河南开封。淮：州名，治今江苏淮阴。泗：州名，治今江苏盱眙。 [3] 五湖：有多种说法，此指太湖。 [4] 封：山名，在浙江德清县西。禺：山名，在德清县西南，两山相去仅二里。会稽：山名，在浙江绍兴县东南。 [5] 大江：指长江。 [6] 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洞庭：湖名，在湖北北部，长江南岸。 [7] 彭蠡：湖名，即鄱阳湖，在江西北部，为赣江、修水、鄱江、信江等河的总汇。 [8] 庾岭：即大庾岭，江西、广东之界山。 [9] 繇：通“游”。浈阳之泷：即广东英德市南之泷头水。 [10]䝙：兽名，似狸而大。虺：毒蛇。 [11]忧艰：指父母之丧。 [12]至和：宋仁宗年号（1054—1056）。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然而他能在文学史上取得这样的地位，却历尽坎坷，十分不易。本文自述他在至和元年（1054）以前，一方面为了家族的生计“单游远寓”，奔走经营，另一方面孜孜不倦，“挟书以学”的经历，体现了他安贫乐道的处世原则和誓与“古今之作者为并”的雄心壮志。
既作学记，则自然从“学”说起。然而曾巩自述幼时“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学）也”。好“嬉戏”，这是儿童的共同特征；“未知好（学）”，却是自谦之辞。曾肇《亡兄行状》称曾巩“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也。未冠，名闻四方”。可见他从儿童时代起，就有不类常童的一面。到十六七岁时，他就确立了终生大志，即锐意欲与“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为并。但就在这时，“家事亦滋出”。景祐三年（1036）曾巩十八岁时，其父曾易占为人所诬，罢官还家。从“自斯以来”起，即写他于此时开始承担全家的生活重担，在风波雾毒之中，涉世奔走于东西南北，目的是为了经营全家的“衣食药物，庐舍器用”。曾巩在《读书》诗中写道：“荏苒岁云几，家事亦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曾肇《行状》亦云：“初，光禄（指曾易占）仕不遂而归，无田以食，无屋以居，公时尚少，皇皇四方，营飦粥之养。”这两段话，恰是“自斯以来”至“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一节最好的注脚。庆历七年（1047），二十九岁的曾巩随父入京，行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父不幸病故，曾巩扶丧还家，全家的生活重担更落到他一人头上。曾肇《行状》云：“光禄不幸早逝，太夫人在堂，阖门待哺者数十口。太夫人以勤俭经理其内，而教养四弟，相继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时，且得所归，自委废单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实公是赖。”本文“天倾地坏”一节即言此。在“家事滋出”，十八岁起就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情况下，一般人已无力从学，但曾巩却“得其闲时，挟书以学”。而当写作此文之时，即宋仁宗至和初年，作者因长年奔波经营，“力疲意耗，而又多疾”，不得不“休于家”，则又“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此时虽无奔波之苦，然而“卑巷穷庐，冗（恶劣）衣砻（粗粝）饭，芑苋（泛指野菜）之羹”，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作者之所以能够矢志不渝地坚持求学，并不是为学而学，而是为了“遂其志”。作者的“志”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为了以丰富的学识经世致用，即文中所言“王事之输”, “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 “进于道”等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曾巩作此文后不久，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连续作过十多年的地方官，在任上治疫救灾，除害平冤，虽然未能在政治上大展抱负，但政绩还是可观的。至于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为历代所公认，与其仕与不仕无关。所以说，曾巩基本上实现了他欲“遂其志”的愿望。
曾巩散文温醇典重、雍容平易的风格，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得力于他安贫乐道，不以得失为怀的胸襟。曾巩嘉祐二年中进士时，已经三十八岁。但在这之前，他并非默默无闻，而是早已名重天下。林希《曾巩墓志铭》云：“由庆历至嘉祐初，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馀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谓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乡贡中进士第。”不仅如此，他在十八岁时即结交了王安石，二十三岁拜欧阳修为师，深得欧阳修器重，并与当时的要臣杜衍、范仲淹等均有书信往还。可见曾巩所处的不得志的位置及生活的窘困，与他的文名和才华是很不相称的。然而纵观全文，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牢骚。他所“自视而嗟”的，仅仅是担心难“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他所“疾”（患苦，憎恨）的，并非学舍的卑且隘，而是“进于道者”“有不至”，平生好慕的文章“不暇”作。正是这种不以得失为怀，孜孜不倦于志道求学的精神，孕育了他温醇典重、雍容平易的文风。试想，如果满纸怀才不遇的怨言牢骚，哪里还会有这种风格？再者，曾巩的个人经历，决定了这篇文章取材的特殊。与其说本文是一篇《学舍记》，不如说是一篇“学记”；与其说是一篇学记，又不如说是他前半生的一篇自传。文章写尽了他前半生生活的艰辛和求学的勤奋，而自始至终，不离一个“学”字，真可谓既不为题所囿，又一笔也不离题。
（曾枣庄 曾弢）
越州赵公[1] 救灾记
曾巩
熙宁八年夏，吴越[2] 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3] 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4]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馀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馀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
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馀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5] 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6] 。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7] 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注〕 [1] 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为北宋时两浙东路首府。赵公：指赵抃（1008—1084），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字阅道，号知非子。景祐进士。仕州县，以治绩召为殿中侍御史。神宗即位，除参知政事。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罢徙杭州、青州、越州等地，后致仕。 [2] 吴越：周代吴国、越国的地域，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 [3] 资政殿大学士：宋置诸殿学士，出入侍从，以备顾问，无官守，无典掌而资望极高。常由罢职辅臣充任，以示尊崇。右谏议大夫：掌规谏讽谕。右谏议大夫属中书省，左谏议大夫属门下省。知越州：知州为州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常派朝臣充任。 [4] 属县：指越州管辖的诸县。当时有会稽、山阴、剡、诸暨、余姚、上虞、萧山等县。 [5] 灾沴（lì丽）：灾气。 [6]“公元丰二年”二句：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许。请之不已，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时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胜，东南高士多从之游。”太子少保，本与少师、少傅，同为东宫官，后多以前宰执为致仕官。凡官未至仆射者及枢密使致仕，亦随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师、少傅、少保。赵抃曾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故得以太子少保致仕。 [7] 岂弟：即恺悌，和乐平易。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吴越大旱，继之以瘟疫，浙西路“死者五十馀万人，城郭萧条，田野丘墟”（苏轼《秦浙西灾伤第一状》）。曾巩这篇文章详尽记述了知越州赵抃救灾的情况。首段写他的周详考虑以“谨其备”，中间部分详记救灾措施，最后以议论作结，说明写作本文的目的。本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能代表曾巩散文的特色。
曾巩作文，“本源六经”（《宋史·曾巩传》），每每不忘宣扬儒道，因而时有迂腐之论。但儒家思想中也有不少可取的东西，如“民为贵”、“民惟邦本”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曾巩的思想中，民本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洪范传》、《救灾议》等文中屡有阐述。这篇文章，虽重在记叙，而不是议论，但其民本主义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灾疫之苦，一般情况下，深受其害的只是黎民百姓；关心灾疫，不能不说是关心民生疾苦。其次，曾巩倾慕赵抃的为人，因为赵抃直言敢谏，“弹劾不避权幸”，素有“铁面御史”之称；而且“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 “施德惸贫，盖不可胜数”（《宋史·赵抃传》）。但作者偏偏选取“赵公救灾”一事为之作记，可见堪称“父母官”的赵抃，更受作者敬佩。如果读完全文，知道作者怎样详细地记叙灾疫之际，赵抃如何事无巨细地了解灾情，一一拿出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立即付诸行动，使“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那就更能感受到自始至终贯穿全文的民本主义思想精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思想精神指导下任劳任怨的为吏之道。任劳，是赵抃为了救灾，“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任怨，是在救灾中“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在灾疫横肆的特殊情况下，为了百姓疾苦，敢于打破僵死的陈规惯例，即文中所谓“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等，并坦然为之承担责任。这与千百年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昏官庸吏，不啻天渊之别。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固然在于赵抃救灾事迹本身，但与文章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民本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更本质一点，把它看作一种朴素真挚的情感。与这种情感相一致，这篇文章呈现出自然淳朴的文风，这也是曾巩散文惯有的风格。这种文风，体现在运笔行文上，就是一切都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完全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顺序来写，毫无雕琢之迹：先调查研究，后制定措施，再付诸实践，最后取得成绩。与韩愈、苏轼的陡峭突兀之笔迥然不同。这种文风，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质朴少文。我们知道，曾巩的文章，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是最缺乏文采的一个，这是曾巩散文在建国后遭到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纵观此文，毫无形容刻画，句句实在，不可移易。用今天“文学性”的要求去看，自然是很大的不足；但缺乏文采并不等于缺乏感情，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文笔，传达出了浓郁真挚的感情。因而对于曾巩散文的朴拙少文，还是应该辩证地看待。
曾巩散文长于记叙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救灾本是一件头绪纷繁的事情，但作者却能以要驭繁，把握关键，条分缕析，叙事清楚，毫不给人繁琐之感。文章首段写赵抃备灾的考虑，一连提出七个问题，面面俱到而又有条不紊。这七个问题，是全文的总纲，以下都紧紧围绕这七个问题来写。但又不是机械地回答这七个问题，而是把灾民分成“不能自食者”和“能自食者”，把灾情分为旱情和疫情，然后就此一一出具措施，既完全解决了首段提出的问题，条理又十分清楚。借用文中“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的话来评价此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曾巩的文章，得力于经、史。得力于经，是指他的文章大抵都是为了论道，即使是应酬性的文字，也少有不论及道者。所以他作杂记文，决不就事论事，为记作记，停留于事情本身。他总要从他所记叙的事情中，挖掘出一点东西，或是人们不易体察的感情，或是较为深刻的哲理，或是更具普遍性的原则，这往往能提高文章的格调。这篇《救灾记》，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赵抃树碑立传，他是把赵抃作为一个“有志于民”的官吏楷模来写，因为“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并号召其他官吏“推公之所已试”，向赵抃学习。这样写，就堪称一篇经世致用之文，也才符合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准则。另一方面，说曾巩的散文得力于史，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章中总是旗帜鲜明地褒贬是非，评判得失，还因为他的文风严谨，常常带有史传性。他的这篇《救灾记》，如果截去末段的议论，就俨然像一篇严肃的史传文。全文仅一千字，确切的统计数字就出现了八九次，一般的文学性散文是不这样写的。这个特点，与全文的自然淳朴，行文的平易，语言的质木少文，叙事的井井有条，结构的谨严相一致。把这些特点统起来看，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握住曾巩散文的特色了。
最后，需要补充几句。曾巩这一类文章，绝非故作高论，他是身体力行的。他在地方任上减赋赈饥、治暴降盗、完城修桥、储药救灾等种种政绩，在历史上都有详细记载。正是因为他有这些实践，这篇文章才能写得这样实在，这样感人。
（曾枣庄 曾弢）
《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1] 所定《战国策》[2] 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3] 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4] 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5] 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6] 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 [1] 刘向（前77? —前6）：字子政，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撰成最早的目录《别录》。 [2]《战国策》：书名，多记录战国策士的言行，保存史料较丰富。由刘向编定。 [3] 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与周文王、武王。 [4]“卒至”句：苏秦为战国时纵横家，曾说六国合纵以抗秦；商鞅为法家，曾说秦孝公变法图强；孙膑为兵家，曾为齐谋击破魏军；吴起为兵家，曾为魏文侯将攻秦，任西河守；李斯为法家，曾助秦始皇统一六国。 [5] 寤：通“悟”。 [6] 放：抛弃。
曾巩是欧阳修的乡后进，学习欧阳修为古文，深于儒术；文章以儒家思想为准绳，风格亦近于欧阳修，雍容平易，能穷尽事理。他曾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理、集贤校理，在校书方面颇多贡献。姚鼐认为“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矣”（《古文辞类纂序目》）。这篇《〈战国策目录〉序》可见一斑。
全篇分六段，首尾是有关《战国策》的校定等问题，中间四大段驳斥刘向肯定《战国策》救急作用的观点，实质是一篇议论文。
第一段叙述校定《战国策》的情况。因为校书都是进呈给皇帝的，所以自称为“臣”。《崇文总目》是在这以前（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王尧臣等将皇家藏书编排的书目。那里称十一篇，所以曾巩说是“阙”。最后经过努力搜求整理，“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完是对缺说的，加个“复”字，是照应第一句刘向原书而说的。这段交代非常简洁，一目了然。目录之书，这是必要的条件。
第二段用“叙曰”领起自己对刘向《战国策序》的评论。文章分两层，先扬后抑。至“其说既美矣”，为第一层，欲抑先扬。刘向用了上千字叙述的内容，曾巩只用二三十字就能概括出它的主要精神，两篇对读，不能不佩服他行文的简洁。“卒以谓”以下是第二层，也是本文批评的重点。这是针对刘向最后一段话说的，先用十几个字概括刘向文章最后一段，然后加以判断：“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这一层是这段文章的主旨。先下结论，然后再行分析，写议论文常用这种方式，易引起人注意。
第三段以孔、孟来批评刘向。刘向自认为是信奉孔子之道的，所以用孔、孟和刘向对比，就更能看出“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的弱点。这一段分为三层，层层深入。至“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为第一层，从孔、孟所处的时代说到他们的坚持“独明先王之道”的理由。这一层先说当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不可能重新复旧。用来反引孔、孟“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的理由。这里已经暗示“法”和“道”的问题。“岂将强天下之主”，一个反诘，否定了刘向“度时君之所能行”的话。“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上一问是陪笔，这一句是正意。“而已”，说得非常肯定。所谓“先王之意”也就是“道”。这样自然地引到下一层，阐明二帝三王治国平天下有变有不变的道理。先用“固殊”、“固异”说明尧、舜、禹、汤、文、武治理天下本来都有不同的“法”，用来反衬“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这层主要意思。《礼记·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即指不变的“道”, “末”指可变的“法”。孔、孟“独明先王之道”，所以要简单而扼要地阐述一下“先王之道”的精神实质，然后仍然回到孔、孟身上：“二子之道，如是而已。”既肯定，又简练。“盖”字起为第三层，从“法”与“道”的关系，进一步阐明第二层的精神。这几句话是对孔、孟治国主张的辩证的概括，“不必尽同”顶上文的“其变固殊，其法固异”, “不可不一”顶上文的“未尝不同”。这几句话非常精湛，“此理之不易者也”，说明是规律。然后回到孔、孟坚持原则，“岂好为异论哉”，用反诘否定；“能勿苟而已矣”正面肯定。所谓“苟”就是指放弃原则，投机取巧。“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句，和上段结尾正相对照。这一段议论精湛，结构紧密，环环相生，而又能开合自如，是这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也看出曾巩“长于经术”的特点。
第四段直接批判战国游士的危害，说明必须坚持正道，这和上段紧密相联。第一句“战国之游士则不然”引起全段，说明和孔、孟相反。下面先分析他们的基本出发点：“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这和上段的“勿苟”正相反。“偷”就是“苟且”。接着用“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两句对他们的表现做出高度概括。“其相率”句起，说明“得不偿失”，亡国灭身的严重后果，然后说明“其为世之大祸明矣”，再慨叹“而俗犹莫之寤也”，又回到刘向身上。这是本段的一大层，从理论到实践批判战国游士的危害，表明其说不可从。“惟”字起是第二层和上一层对比，以申述第三段的论点，说明孔、孟等古之圣贤从来没有用游士之说来代替先王之道的，这样刘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的错误就不言自明了。从第二段到这里，一方面申述孔、孟之道，一方面批判《战国策》中所表现的思想的严重危害，以论证刘向文章中的错误态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危害如此严重，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搜集整理这部著作？下一段就设为问答之辞来解决这个疑问，并阐述对待这本书的正确态度。
第五段先以“或曰”提出问题，再用“对曰”阐明正确态度，不是“灭其籍”而是分析批判它的危害，使人知不可信从，然后又举《孟子》为证。这是一层，从道理上说“放而绝之，莫善于是”。下面再从史料价值说“固不可得而废也”，说明自己校定是必要的。
第六段和第一段相呼应，说明本书注本的存佚问题。
这篇文章议论正大，既有原则立场又有辩证态度；破得充分，立得牢靠，而语气从容不迫，以理服人。第五段谈到对待《战国策》之类有错误观点的史料书应该如何对待，在今天还有借鉴的价值。在曾子固文章中这算是上乘，《宋史》称其“本源《六经》”，这也是适例。
（周本淳）
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
赵郡[1] 苏轼，予之同年[2] 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3] 。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予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注〕 [1] 赵郡：今河北赵县。苏洵《族谱后录上篇》叙其家世，谓汉代苏章“为冀州刺史，又迁为并州，有功于其人，其子孙遂家于赵郡”。故苏轼除署“眉山苏轼”外，又常署作“赵郡苏轼”。 [2] 同年：谓同一年进士及第。曾巩与苏轼皆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 [3] 江陵府：治今湖北荆沙。司法参军：官名，置于各州，掌议法断刑。
这是一篇赠序，前两段为叙事，后两段为议论，就黎生所谓里人笑其迂阔，求言以解里人之惑而发。全文的中心是谈自己处世的“迂阔”远胜二生，但不是发牢骚，而是为自己辩护。因为发牢骚是消极的，辩护却理直气壮。关于“迂阔”，曾巩早在年青时候写给欧阳修的信中，即称自己“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可见他是自甘“迂阔”，并无愧色。这段自白，正好作为这篇赠序谈他“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的注脚。即曾肇在《亡兄行状》中所说的，曾巩“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于礼义，不为矫伪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于义，虽势官大人，不为之屈；非其好，虽举世从之，不辄与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为之变也”。
近代林纾说：“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王（旺），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尽。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而蓄势。”（《春觉斋论文》）气旺即气壮。此文之理直气壮，自不待言。这里要分析的，是作者如何敛气蓄势。本来，此文是为自己不合世俗、怀才不遇而发，作者心中郁积着不平和愤懑。但文章开头，却以温和平缓的笔调，叙述好友苏轼向他推荐蜀士黎、安二生，不久二生携文求见，详读二生之文，果然堪称“魁奇特起”之士。接着叙述黎生将外出做官之际，因他与安生“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请求作者为他们“解惑于里人”。至此，才刚刚接触到全文的中心。而作者对此，却不过“自顾而笑”而已。文章一半已过，还完全没有露出一点锋芒，这就是作者的敛气蓄势之功。我们不妨拿韩愈那篇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与此文作比较。韩愈的文章劈头第一句就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接着就一“鸣”再“鸣”，连下三十八个“鸣”字，排江倒海，气势磅礴，与曾巩文章的从容淡泊、藏而不露迥然异趣。但藏而不露，不是为了“藏”，而是为了更好地“露”。所以第三段，作者就直接针对“迂阔”二字发表议论了。然而即使是直接发表议论，作者也是一唱三叹，吞吐抑扬，而不是咄咄逼人，一泻无余。首先，他不说黎、安二生的“迂阔”，而说自己的“迂阔”:“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反问加强了肯定。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的“迂阔”在于信古志道，不与世俗同流。接着指出二生“文不近俗”的迂阔，比起他的“迂阔”，不过是“小迂”而已。既然如此，他的话对黎、安二生要他“解惑于里人”的请求，还有什么用处呢？因此作者又回到自己身上来：假如说他的这种“迂阔”是好的，则有为世人讥笑的祸患；说不好呢，则又必然违古离道。所以他希望二生不要“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作者并未要求二生如何在这两者间作出选择，但他的期望显而易见，那就是宁可为世人讥笑，也要信古志道。至此，我们从这篇文章的叙和议两方面分析了它敛气蓄势、一唱三叹的特点。它虽远不及韩愈、苏轼的文章那样痛快淋漓，气势不凡，但却自有一种含蓄优雅的风韵，这点与欧阳修的文章很有相似之处。
这篇文章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善于选择文眼。所谓“文眼”，是指揭示全文主题所在的字眼，是文章立论和结构的中心，往往也是把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关键。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的文眼就是“迂阔”二字。从行文上看，全文紧紧围绕“迂阔”二字来写；文章议论的唯一中心，也在于“迂阔”二字；文章的主旨，是为了表达对于世人所讥笑的这种“迂阔”，自己是矢志不渝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文眼，文章的结构才显得这样严谨利落，毫无汗漫无根之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章才没有因为它的柔婉曲折而染上枝蔓冗赘之病，相反，却呈现出一种峻洁之美。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信古志道，在艺术上所呈现的纡徐婉转、峻洁利落，虽与作者惯有的思想、文风一致，但如此情不自禁地表达自己愤世嫉俗之心，以及行文的俯仰开合、摇曳生姿，在曾巩散文中并不多见。
（曾枣庄 曾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