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作者小传】
（1009—1066）北宋散文家。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年间，得欧阳修推誉，以文章名世。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为文擅长策论，有战国纵横家笔意。与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俱列入“唐宋八大家”。著有《嘉祐集》。
六国论
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1] 。”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2] ，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3] 。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4] ；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5] ，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6] ，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7] 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注〕 [1] “古人云”五句：《史记·魏世家》:“苏代谓魏王曰：‘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2] 迁灭：灭亡。古代灭人国家，并迁去其传国重器，故说迁灭。[3]“赵尝五战于秦”二句：《战国策·燕策》:“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为语意所本。按苏秦所言非实事。鲍彪注：“设辞也。”[4]“后秦击赵者再”二句：赵幽缪王迁二年（前234），秦破赵，杀赵将，斩首十万。翌年，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大破秦军。四年，秦攻番（pó婆）吾（今河北平山南），李牧又大破秦军。（见《史记》的《赵世家》及《廉颇蔺相如列传》）[5] 邯郸：赵都，今河北邯郸西南。赵亡后，秦置邯郸郡。 [6] 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秦虏赵王迁、陷邯郸后，赵公子嘉立为王，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始与燕同被灭。时韩、魏、楚皆已亡，故云。革灭：除灭。 [7] 三国：指韩、魏、楚。
宋朝开国君主赵匡胤曾设“封桩库”，把平定割据势力所得的金帛存于库中。他曾对臣僚说：“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渑水燕谈录》卷一）赵匡胤这一计划，因为龙驾归天而未能实现，但已开了“赂契丹”的先声。宋真宗时，契丹大举南下，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岁赂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时，西夏发动了同宋王朝的战争，结果岁赂西夏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叶三万斤；契丹也再次大军压境，岁增赂契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本文为《权书》十篇之一，是一篇借古讽今之作，为宋王朝贿赂契丹和西夏而发。正如何仲默所说：“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八引）
文章开门见山，斩钉截铁地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兵器）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这是一种以否定加强肯定的句式。如果仅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而不冠以“非兵不利，战不善”，语气就会弱得多。“赂秦而力亏”二句，正面申说赂秦必亡；“或曰”数句，以答问的形式申说“不赂者以赂者丧”。当时赂秦的只是韩、魏、楚三国，作者统言“六国破灭”, “弊在赂秦”，显然与历史不合。这是论述中的罅隙，于是作者才借助设问自答的形式，指出“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样既弥合了论述中的漏洞，又坚实、深化了论点，使论点无懈可击。所以首段不仅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还提出了两个分论点，以下就是对这两个分论点的具体发挥。
二、三两个自然段，针对韩、魏、楚三国，阐述赂秦乃“破灭之道”。秦之获地，一靠攻取，二靠受赂。两相比较，受赂之地大大多于攻取之地。这就充分说明，强秦之利和三国之患，都不在战而在赂。三国赂秦的目的是息战，结果却适得其反。作者先动之以情，祖宗之地来之不易：“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暴身霜露，砍伐荆棘，言其创业之艰；尺寸之地，言其所获甚少。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土地，却“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举以予人”与“尺寸之地”形成鲜明对照，“不甚惜”、“如弃草芥”与“暴霜露，斩荆棘”形成鲜明对照。这样的子孙，真是不肖子孙！割城是为了换得“一夕安寝”，但苟且并不能偷安：“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是用目的和结果作对比。接着，作者又用“诸侯之地有限”与“暴秦之欲无厌”作对比，以“奉之弥繁”与“侵之愈急”作对比，以“抱薪救火”作比喻，进一步阐明“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宋王朝对契丹、西夏的贿赂，也正如抱薪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即使贿赂日增，由数十万增至数百万，仍不能满足其欲望。
第四自然段针对齐、燕、赵三国，阐述“不赂者以赂者丧”。这里，作者分析了齐、燕、赵三国灭亡的具体原因。齐国亡于“与嬴（犹言亲秦。嬴，秦姓，此作为秦的代称）而不助五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相“多受秦间金”, “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所以“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国亡于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虏燕王喜，卒灭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赵亡于受谗诛大将李牧。赵王迁七年（前229），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行贿赵王宠臣郭开，使进谗言，谓李牧等将反。翌年，赵王使人捕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急攻赵，大破之，虏赵王迁，遂灭赵。（见《史记》《赵世家》及《廉颇蔺相如列传》）作者从正面分析了不赂秦的齐、燕、赵三国灭亡的具体原因后，又从反面作假设之词：“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又进一步证明齐、燕、赵非亡于用兵抗秦，而是齐亡于不用兵抗秦，燕、赵亡于用兵抗秦之术有误。齐国因“五国既丧”而亡，燕、赵因“处秦革灭殆尽之际”, “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这不正是“不赂者以赂者丧”吗？
第五段针对六国破灭的教训，为六国设图存之道。一是重用谋臣，“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二是礼贤下士，“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三是六国联合，“并力西向”。如果这样，秦国就不得安宁，连从从容容吃顿饭也不可能。陶望龄认为：“封谋臣，礼贤才，以并力西向……可谓至论。”（《三苏文范》卷二引）但是，六国之君，计不出此，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文章最后一段把宋王朝同六国作比较：六国皆诸侯，势弱于秦，犹可“不赂而胜”；宋王朝据有天下，势力远比契丹、西夏强大，却重蹈六国覆辙，可谓连六国也不如。袁宏道说：“末影宋事，尤妙。”（《三苏文范》卷二引）妙就妙在引而不发，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深思的馀地。而全篇行文纵横恣肆，论断斩钉截铁，语言质朴简劲，最能代表苏洵论辩文的风格。
（曾枣庄 曾弢）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苏洵
内翰执事：洵布衣[1] 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2] ，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3] ，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4] ，亲见其事，忽忽[5] 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6] 。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7] ，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8] ；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9] 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10] 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11] 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12] 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13] 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14] 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注〕 [1] 布衣：古代庶人服麻织布衣，故借以指无官职的人。 [2]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天子，指宋仁宗。《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载，庆历三年（1043）九月，宋仁宗“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时世务。……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这就是“有意于治”的具体内容。 [3] 毛发丝粟之才：谓细小平凡之才。 [4] 洵时在京师：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一：“庆历五年，明允自夔、巫下荆渚，将游京师。七年，与史经臣同举制策。”[5] 忽忽：愁乱貌。 [6]“其始也”四句：如范仲淹除参知政事，是由于欧阳修等人的称扬；仲淹、富弼出抚西、北，则是由于夏竦的进谗。 [7] 范公、尹公二人亡焉：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1052），尹洙卒于庆历七年（1047）。 [8]“余公、蔡公”二句：谓是时余靖尚留广西从事安抚工作。至和二年（1055）三月，蔡襄又出知泉州。 [9] 差：稍微，比较。 [10]痼：久病。 [11]渊然：深邃貌。 [12]李翱：字习之，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从韩愈学为文，所作以谨严平实胜。 [13]陆贽：字敬舆，唐德宗时翰林学士。为文议论婉畅，曲尽事情。 [14]区区：同“姁姁”，得志貌。
欧阳内翰指欧阳修。内翰即翰林学士，因掌内制，故称内翰。苏洵《嘉祐集》中收有五篇上欧阳修的书信，本文是其中第一篇。
茅坤说：“此书凡三段。一段历叙诸君子之离合，见己慕望之切；二段称欧阳公之文，见己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经历，欲欧阳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气，何等风神！”（《苏文公文钞》卷三）行文的“婉曲周折”，尤以第一段写他对欧阳修等人的敬慕为最突出。信一开头，以“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领起。这一“叹”字，笼罩全段，也可以说笼罩全篇。叹人有贤与不贤之分，而“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正如袁宏道所说：“离合二句是一篇把柄，通篇所言要不出此。”（《三苏文范》卷四）从“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至“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叙庆历新政时，欧阳修诸公之合。范公指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四月被任为枢密副使，八月除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富公指富弼，同年八月继范仲淹任枢密副使。执事指欧阳修，同年三月知谏院。余公指余靖，同年三月任左正言。蔡公指蔡襄，同年四月为秘书丞、知谏院。尹公指尹洙，庆历初知泾州、渭州，参加抵抗西夏侵扰。他们都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但在天下之人都认为是大有作为，并“纷纷然而起”之时，苏洵却觉得自己“愚鲁无用”，决心“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这是第一折。从“不幸道未成”至“何伤”，为本段第二层，写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诸人之离（被逐出朝）。庆历四年六月，以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次年正月范仲淹出知邠州，即所谓“范公西”。富弼于同年七月出为河北宣抚使，次年正月出知郓州，即所谓“富公北”。庆历五年欧阳修知滁州，余靖知吉州，庆历四年蔡襄知福州。此即“分散四出”的历史内容。尹洙也“失势”，贬监均州酒税。苏洵深感“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这是第二折。但又转念，世上终有善人，无需忧伤，应“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这是第三折。从“退而处十年”以后，为本段第三层，写自己“道有成”，而诸公又“合而为一”时的心情。皇祐四年（1052），余靖平定了广南侬智高之乱（“有成功于南方”）；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还朝为翰林学士，蔡襄知开封府；至和二年，富弼为宰相。这时，苏洵由庆历新政失败时的“仰天叹息”变为“喜且自贺”。这是第四折。但范仲淹、尹洙已去世，又不禁“潸然出涕以悲”。这是第五折。好在其余诸公还健在，“则又以自解”。这是第六折。苏洵欲尽识诸公，但富弼身居相位，难以求见；余靖、蔡襄又远在千里之外。这是第七折。欧阳修位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攀引）而闻之以言”。这是第八折。但又因“饥寒衰老”，不能至欧公庭前。这是第九折。但十年慕望之心，岂可因衰老而不见，于是写了这封求见信。这是第十折。由此可见，第一段是分两条线叙述的：一是欧阳修诸公之离，二是自己学道的成与未成。汪玄豹补充茅坤之评说：“茅评固然。然尤妙在第一段中，历叙诸君子离合，即将自己于道之成、未成夹叙，既为第一段之线，又为第三段之根。则十年慕望爱悦诸君子之心，即十年求道之心，首尾融洽，打成一片矣。”（《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八引）
文章第二段称颂欧阳修之文。这虽是一封求见信，但古人以文会友，所以全文近一半的篇幅重在论文，是宋代文论中的名篇。苏洵一贯反对因袭前人，认为文章应有自己的特色，主张“自为一家之文”。他在《史论》中，曾称赞“（司马）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在这封信里，他以简练而又精确的文笔，归纳了孟子、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文章的特色。他认为孟子的文章，文字简洁，而意思却表达得很充分；语言并非险峭锐利，但词锋却不可犯。韩愈的文章，有如长江大河，既势不可挡，又深沉莫测。欧阳修的文章，既曲折详密而又畅达无阻，既意尽言竭而又从容不迫。“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也就是说，三家各有特色，欧文完全可与孟、韩媲美。欧文“自有过人者”, “过”就过在欧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如果欧阳修完全学孟、韩，即使惟妙惟肖，如出一辙，那也只能达到前人的水平，而不可能超越前人。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人，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可见，勿模拟，取自然是欧阳修作文的原则。而苏洵论文，则完全把握住了欧文的这一特色。还应该看到，苏洵在这封信中评价古代和当代文人时，几乎完全不受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的约束。他完全是就文论文，着重比较各家的风格和艺术特色，很少有北宋道学家论文的迂腐气。正如近人郭绍虞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指出的那样，苏洵这篇书信体论文，“完全重在出言用意的方法。他只是论文的风格，不复论及文的内容。他从作风品格衡量文的价值，而不复拖泥带水牵及道的问题。这就是三苏文论突出的地方”。
第三段是自我介绍。前一段写自己对欧公之文“知之特深”，这一段则是求修知己。这里指出了文论上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主张不得已而为文。苏洵大器晚成，固然与他“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有关；但更与他不学时文，不肯附和考官尺度有关。他说：“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广士》）了解他的这种思想背景，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他所描述的“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的创作体会，正是他在《权书·叙》中阐述的“不得已而言之”的创作原则的具体实践。好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涌出来的。苏轼的文论和文风，就深受苏洵这一观点的影响。
二、三两段的结尾，也以“婉曲周折”见长。“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这既是在为自己“道人之善”作辩解，又是进一步的称颂；“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这就预先堵住了“不知者”之口；“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正面回答了可能出现的责难；“不为”而又“不自知止者”，不是为了“求其悦己”，而是为了让欧阳修知道自己是他未识面的知音（“知其知我”）。这样，既充分阐明了自己称颂欧文的目的，又十分周详地堵住了可能出现的各种责难。第三段结尾，苏洵又预先堵住了“自誉以求人之知己”的责难，从而使这封信达到了“面誉而不为谄，自述所得而不为夸”（《唐宋文醇》卷三十五）的效果。
（曾枣庄 曾弢）
心术
苏洵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1] ，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2] 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3] ，非刘禅之庸[4] ，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注〕 [1] 丰犒而优游之：用丰厚的犒赏让士兵得以悠闲自在的休息。 [2] 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 [3] 邓艾：三国时魏将。魏景元四年（263），邓艾秘密地从一条艰险的山路，进军攻打蜀国。士兵们被用绳子拴住送下山去，邓艾自己也用毡布包住身体，从山顶滑下。详见《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4] 刘禅：蜀国后主。他在魏邓艾大军抄过险路来袭击时仓皇出降。
宋王朝在同辽和西夏的关系上，一直软弱无能，苟且偷安，因此苏洵的忧国之心，甚于忧民。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和战例，《权书》十篇就是他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的军事专著，本文是其中的一篇。
这篇文章的结构，初看颇为特别，茅坤就指出它“一段段自为支节……非通篇起伏开阖之文也”（《苏文公文钞》卷七）。的确，文章的每一段都独立谈一个问题，彼此之间似乎并无多大联系。但仅作如是观是不够的。苏洵的文章往往转折极多，左萦右拂，一节未了，又生一枝。初读似觉各节互不相联，枝叶横生，意多词杂；多读几遍，便会觉得它首尾相应，全篇有一条主线相贯，每节各有妙用，如引线穿珠一般。本文首段论治心，二、三、四段论养士，五、六两段论审势，七段论阴长暴短，出奇制胜，最后一段论守备，要“无所顾，有所恃”，而全文都是围绕着为将的心术发挥，故题作《心术》。正如吴楚材、吴调侯所指出的，本文“先后不紊。由治心而养士，由养士而审势，由审势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备，段落鲜明，井井有序，文之善变化也”（《古文观止》卷十）。
这篇文章涉及战争中诸多重要问题，以其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给人深刻的启示。首先是战争中“义”与“利”的关系。“凡兵上（尚）义”，战争的正义性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不义的战争，逐“利”的战争，即使一时不为所害，但从长远看是不利的，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激发士气；只有士气旺盛，才能百战不殆。其次是战争与财、力、心、气的关系，即战争与充分的物质准备、旺盛的战斗意志之间的关系。“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前两条讲要作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后两条讲要始终保持旺盛的士气。“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所谓“无所顾”，就是战争的正义性激发起来的为国牺牲的精神；所谓“有所恃”，就是作好了战争的充分的物质准备。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只有作好充分的物质准备，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苏洵还以生动的比喻说明了物质准备的重要性：手中有武器，遇到猛虎也敢斗；手中无武器，见了壁虎（蜥蜴）之类的小虫，也会吓得脸青眼黑，唯恐避之不及。但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赤臂握剑，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身穿铠甲睡大觉，小孩子也敢弯弓而射之。武器只有与具有旺盛斗志的人结合，才能发挥它的威力。第三是战争中的阴长、暴短的关系。“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具体来说，暴短就是“当敌之冲，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进。虽告之曰‘此无人’，彼不信也”。阴长就是“偃旗仆鼓，寂若无气，严戢兵士，敢哗者斩。时令老弱，登埤（矮墙）示怯。乘懈突击，其众可走”（苏洵《法制》）。暴短是有意显露自己的短处，使敌人疑惧而不敢攻；阴长是有意隐匿自己的长处，使敌人麻痹大意而落入圈套。文章还阐述了智和愚、理和势、忍和勇、静和动、尝（试）敌和自尝等众多对立因素的关系。不难看出，对战争中的问题，作者总是从矛盾双方着眼去思索，并寻求解决的方法。这使得文章所表述的战略战术思想，具有深邃而又切合实用的特点。
读此文，给人以排宕顿挫之感，这得力于文中大量排偶句的纯熟运用。在散文中运用排偶句，“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不仅吸收了骈文音调铿锵、形式优美的特点，而且排偶句和长短句交替互用，又有连类引发、一气贯注的效果。这篇不足一千字的文章，排偶句却有十余处之多。像“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眨眼）”, “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 “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这样的排偶句，不仅音韵铿锵，气势不凡，又是极富哲理的警句。茅坤说“此文中多名言”（《苏文公文钞》卷七），就是针对文中大量的排偶句而言的。这些句子语言精练，内涵丰富，为文章增色不少。
（曾枣庄 曾弢）
名二子说
苏洵
轮、辐、盖、轸[1] ，皆有职[2] 乎车；而轼[3] 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注〕 [1] 辐（fú福）：车轮中连接轴心和轮圈的直木条。轸（zhěn枕）：车箱底部后面的横木。 [2] 职：职能，功能。 [3] 轼：车箱前扶手横木。
苏洵有子女六人，长子景先和三个女儿均早卒，“唯轼与辙，仅存不亡”（《祭亡妻文》）。本文即论说二子取名轼、辙的原因。
文章开头，说车上的各个部位“皆有职乎车”，都是车子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车轼“若无所为者”，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轼并非真没有用处，它是车子露在外面用作扶手的横木，可扶以远瞻，故苏轼字“子瞻”。车轼的突出特点是露在外面，因此苏洵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一生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屡遭贬斥，险致杀身之祸。
“辙”是车轮碾过的轨道，更是车外之物，更无职乎车；但车行“莫不由辙”，仍是必不可少的。因它是车外之物，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所以说它“处乎祸福之间”。苏辙一生冲和淡泊，深沉不露，在当时激烈的党争中虽遭贬斥，但终能免祸，得以悠闲安度晚年。
这篇文章说明了苏轼兄弟的不同性格，对他们的一生作了十分准确的预言，表现出苏洵对两个儿子深切的了解，以及伴之而来的希望和担心。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称赞苏洵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这篇仅八十馀字的短文，就充分体现了苏洵散文在“引物托喻”中，远能见近，侈能尽约，小能使著的特点。同时文章虽短，却总不使一平直之笔，句句作转折，在无限婉转之中，传达出无限情思。
（曾枣庄 曾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