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柳先生集》后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1] 。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先生之文则谁与？
予少嗜观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才百馀篇。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忘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其正而传之，多从好事访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长，辄加注窜。遇行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赍《韩》以自随，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2] 外，文始几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获，则既已矣于怀。不图晚节，遂见其书，联为八九大编。夔州[3] 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韩之巨文与！
书字甚朴，不类今迹，盖往昔之藏书也。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误脱，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劘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因按其旧，录为别本，与陇西李之才参读累月，详而后止。
呜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则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注〕 [1] 五代：唐人称梁、陈、北齐、北周、隋为五代。此为前五代。这里沿用唐人的说法。 [2] 二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尚书·毕命》:“既历三纪。”孔安国传：“十二年曰纪。”则二纪为二十四年。 [3] 夔州：指刘禹锡。刘曾为夔州刺史，故称。
穆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虽然他的古文成就并不甚高，但他在理论建树上与石介、柳开等人一同为反对西昆体，倡导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推尊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作出了贡献。他还不顾流俗的诋毁，亲自刻印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几百部在京师出售，对传播韩、柳之文，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是穆修为他所刻印的柳宗元文集所作的后序，因为底本卷首有刘禹锡所作序言，故穆修只作后序。柳宗元文集最早为刘禹锡所编，刘序称全集共三十二通。穆修所得之本，分四十五卷，与刘序不合，可见已非刘编原本。《四库全书总目》谓“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因此可以说，柳宗元文集之得以流传后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穆修之力了。
凡书序，必对其书进行评价。本文的最大价值正在于开篇就对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作出了高度评价。评价言简意赅地肯定了韩愈、柳宗元继承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创造新的散文，从而摧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的历史功绩。作者指出，唐初的文章，仍未摆脱梁、陈、齐、周、隋这五代文章的骈俪之习。这就把著名的“初唐四杰”、陈子昂以及号称“大手笔”的苏颋、张说等都包括在内了。对于李白、杜甫，作者不乏赞许之词，但其赞许也只限于他们的诗歌，“号雄歌诗”，这赞许确实不低，但对李白、杜甫的散文，作者认为仍“道未极浑备”——这似乎可从两方面理解：其一，“道”指文章的内容，是说李、杜的散文在内容上还有局限性；其二，“道”指为文之道，是说在表达上还欠火候。其实，在今天看来，李、杜的散文确未摆脱骈俪余习。正是经过这一番历史的回顾，作者才郑重其事地抬出韩愈、柳宗元，突出其开创唐代新古文的宗师地位。从“至韩、柳氏起”至“非先生之文则谁与”这段评价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能大吐古人之文”，是说韩、柳能继承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事实也是如此，韩、柳之文打破骈文那种骈四俪六的体式，变而为奇句单行，即从先秦两汉文体而来。所以韩愈才称之为古文，以和“俗下文字”即骈文对立。韩愈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书》）正表明了他的师古的态度。但韩愈的师古，不仅要学习古代散文的文体、语言文字及表达技巧，更重要的还要继承发扬其思想内容方面的精华，用韩愈的话来说，就是还要学古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穆修评价的第二层意思，就指明韩、柳之文在“文以载道”、“文道统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 “辞严义密”。单从语言文字上讲，所谓“不杂”、“严”，当包含韩愈自己所提出的“唯陈言之务去”, “文从字顺各识职”这两条标准。第三层，特别强调了韩、柳之文在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韩、柳之文以经典地位。但穆修所谓的“耸唐德”，似乎是侧重于二人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伦理的维护与宣扬，对其揭露与批判黑暗现实的“不平则鸣”之作，则未予应有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局限。
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中，柳开、石介等都提出尊韩的问题，穆修则不但尊韩，并且同时尊柳，他对韩、柳之文的高度评价，为北宋的新古文运动找到了依据，从而推进了它的创造性的发展，为彻底摧毁西昆体铺平了道路。
穆修的可贵还在于：他不仅从理论上向人们进行尊崇韩、柳的说教，更怀着一颗对韩、柳文章的挚爱之心，满怀热忱地搜集、整理韩、柳的文章，并刻印成集。这篇后序接下来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这种心态及所做的工作。他对韩、柳文章的酷爱，从“嗜观”其文到“病”其“残落”, “忘（亡）字失句”，再到“志欲补其正而传之”，可谓无以复加。仅辑补校订韩集，他就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间艰辛备尝，终于搞成了一个定本。对柳集，他也一直在用心寻访，直到晚年获得完本始了却心愿。这段文章感情饱满，语言朴实，富于变化。从“既已矣于怀”到“不图晚节，遂见其书”云云的转折，充分揭示了其惊喜之情，读来十分感人。
接着作者专门介绍了对柳集的鉴定及辑录情况。首先确定其为古本、完本，然后按原有体例进行辑录。对原本磨灭的“一二废字”，以其“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而绝不妄加填补，且与人“参读累月，详而后止”。凡此，足见作者科学的严肃态度，令人钦敬。
最后一段“天厚予者多矣”之抒情，表达了作者以传播宣扬韩、柳文章为己任的怀抱，且推己及人，对当世学者发出继承发扬韩、柳古文传统的号召，点明了全文的宗旨。
这篇后序本身即具韩、柳之风。全文纯用古体而绝少骈俪，无一处用典。长、短句式及设问、感叹句法的交替使用，增加了文章的气势和节奏感。语言简洁朴实，篇幅虽小而其内含量很大。如首段对韩、柳文章的评价，开头作历史回顾与比较时，对初唐只用两句话，对盛唐只用四句话，皆能点中要害。对韩、柳文章本身的评价，也只用了一组多重复句，却从内容到形式及其影响等多方面全面肯定了二家的成就。序文层次清晰分明，内在逻辑也很严密。
（任国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