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
【作者小传】
（1125—1210） 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因论恢复，为秦桧所黜。孝宗时任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乾道间入蜀，任夔州通判，为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嘉泰间召入修孝、光两朝实录，后官至宝章阁待制。一生主张抗金，收复中原失地。工诗词、散文，亦长于史。诗名最著，在“南宋四大家”中成就最高。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烟艇记
陆游
陆子寓居得屋二楹[1] ，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烟艇。客曰：“异哉！屋之非舟，犹舟之非屋也。以为似欤，舟固有高明奥丽逾于宫室者矣，遂谓之屋，可不可耶？”
陆子曰：“不然。新丰非楚[2] 也，虎贲非中郎[3] 也，谁则不知。意所诚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则名之矣。因名以课实，子则过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未尝一日忘也。使加数年，男胜鉏犁，女任纺绩，衣食粗足，然后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4] ，上严濑[5] ，历石门、沃洲[6] ，而还泊于玉笥[7] 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虽然，万钟之禄[8] ，与一叶之舟，穷达异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于此也。其果可求欤？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坐容膝之室[9] ，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千里者，则安知此室果非烟艇也哉！”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记。
〔注〕 [1] 楹：计屋标准，一般都以屋一间为一楹。 [2] 新丰非楚：汉高祖刘邦，楚丰县（今属江苏徐州）人。高祖称帝，建都长安，因太上皇思归故里，乃于故秦骊邑仿丰地街巷筑城并将丰县的故人一齐搬来，以取悦太上皇。新丰故城在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 [3] 虎贲中郎：蔡邕，后汉名士，为王允所杀。其友孔融见到虎贲士（武士）的面貌和蔡相似，引与同座饮酒，并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4] 松陵：地名，在浙江绍兴、桐庐间。 [5] 严濑：水流沙上曰濑。严濑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因严光（子陵）隐居此地而得名。 [6] 石门、沃洲：石门山在浙江青田县西，沃洲山在浙江绍兴市新昌县东。 [7]玉笥：山名，在浙江绍兴市东南。 [8]万钟之禄：六斛四斗为一钟。万钟之禄，古代高官的俸禄。 [9] 容膝之室：极狭小的居室。
绍兴三十一年（1161），陆游在临安从敕令所删定官调任大理寺司直，寓居“百官宅”。据《乾道临安志》记载，百官宅属“府第”类，在石灰桥。一时名流周必大、李浩亦同时寓此，与陆游连墙为邻。而本文记述，他所住的小屋仅二间，“甚隘而深，若小舟然”，所以取了一个颇使人感到奇怪的名字：“烟艇”。文章就由这取名的奇特而引起——一位客人就代我们向作者提出了这个疑问：“屋是屋，舟是舟；屋之非舟，就像舟之非屋。若您认为二者有相似之处，所以把小屋取名为‘烟艇’；那么，有些舟船的高大明亮、深邃富丽甚至超过了宫室，您难道也把这些舟船称之为‘屋’吗？”对此，就引发了作者一大通的议论，而其主旨即在于下面这句：“意所诚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则名之矣。”也就是说，作者虽然身困于小屋之中，但心所向往的却是“烟艇”；现在二者既有某些相似，那就何不借给小屋取名为“烟艇”，以之寄托自己的志趣，填补“求而不得”的心理缺憾？文章就用“逗人悬念”的方法开头，然后结出本文的主题：“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即是：身居陋室而心怀烟波浩淼的隐逸生活。
陆游像
——清刊本《古圣贤像传略》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说清：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烟艇”这个词语实际已成了隐逸生活的象征。古代文学作品中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些词语，或某种意象，由于历代作者反复在相似的感情环境中使用，因而就变成了一种特定的感情符号或感情象征，其中凝聚了一定的心理积淀，蓄储了一定的心理信息。比如，一提到“寒砧”二字，人们便会联想到闺妇对于征夫的思怨；而一提到“长亭”二字，人们心头马上又会涌现出“两情依依，难舍难分”的心理体验。而本文题目所标的“烟艇”二字，也同是这样一个“感情象征”；它所象征的，便是人们对于“放舟乎烟波之中”的隐逸生活的无限向往之情。这个“感情象征”的形成，时间很早，其源似乎可以推溯到《史记》中所记载的范蠡，他于辅助勾践灭吴之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就隐约出现了“烟艇”的“雏形”。后来，有许许多多文人又进一步对之“加工”，就形成了对于“烟艇”的更加生动优美的描绘。举其最常见者，如中唐人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其平生大愿是“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而他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渔父》词，就更为他的“烟艇”生活披上了一层“诗”的美丽外衣。再如苏轼，在他有名的《前赤壁赋》中也出现过如此旷逸的意境：“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里的“一苇”和“一叶扁舟”，实际上也就是“烟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至于陆游本人，他对“烟艇”生活亦即隐逸生活的向往，我们更可举其《澄怀录》中对朱敦儒隐居生涯的记述为例：“朱希真居嘉禾（今浙江嘉兴），与朋辈诣之。闻笛声自烟波起，顷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请看，朱敦儒放舟于烟波之间，吹短笛而唱渔歌的隐逸生活就是何等逍遥自在，优哉游哉！所以，陆游把自己的小屋命名为“烟艇”，就明显地寄寓着他对这类隐逸生活“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无限企慕之情。对于这种生活理想，他在本文里也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写：“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在这段话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古代无数高人隐士的身影，也似乎预见了他在晚年所作《鹊桥仙》词中所勾画的“自我形象”:“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故而，陆游之为小屋取上一个奇特的“烟艇”之名，实有深意存焉。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陆游当时正值初入仕途之际，又年当身健力壮之龄（三十七岁）；照理，一个人产生隐逸之思常是在倦于官场及年老力衰之时，但现今为何提前出现了这种欲求退隐的心理倾向？对此，我们仍应从本文的字里行间去细求。文中一曰：“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二曰：“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这就提供了两方面的答案：第一，作者其实早有“用世”之大志（他早在三十二岁所作的《夜读兵书》诗中就说过：“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因投降派的打击（他三十岁赴礼部试时曾被主考官名列前茅，却为秦桧所黜落），迟迟未能伸展其大才。现今虽在京师任职，然而仍“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所以就自然而产生那种思欲归隐的思想。第二，作者尚有生计之累，于此，也生发了“做官不如回家种田打鱼”的牢骚。故而，陆游之名其小屋为“烟艇”，一方面是表达了自己从中国士大夫传统思想中承传而得的隐逸情趣，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看作是他怀才不遇、不满现实的愤懑情绪之表露。只有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看，始能比较全面与深刻地认识他此时此地的复杂心态。
中国古代文人常会遇到这样的心理矛盾：是“入世”好，还是“出世”好？是为国家建功立业好，还是退隐江湖，做一个高人隐士好？在他们看来，这两方面就像“鱼”与“熊掌”那样，都是“我所欲也”却又“不可得兼”。于是，便出现了李商隐那种思欲“调和”或“统一”这二者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也就是说：“隐逸江湖”之思，是终身所怀的愿望；不过，真正的归隐，当在干过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两鬓斑白之后方始心安理得地实行。可惜的是，这种理想除开极少数人（如范蠡）外，几乎都无法做到。因而，陆游在本文中就改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他那既不能效功于当世又不能真正归隐江湖，既身困于陋屋闲官又强烈心怀故乡田园的苦恼；而如果再深一层挖掘，我们便可从其“反面”发现：作者的真正愿望却仍在李商隐的那两句诗中！这样，我们通过“剥笋抽茧”式的分析，就能透过其表层的翳障而直探其心灵奥区：本文实际是以旷逸之语来发泄他思欲用世而不能的苦闷——果然，在此文写后不久，陆游便有机会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抗金北伐战争中去了（先是上书《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主张北伐；后是改调镇江通判，筹画军事）；到那时，我们既不见了他困于“饥寒妻子之累”的倦色，也听不到他“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的喟叹，而只看到一位“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词）的爱国志士，正奔忙出没于抗金前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除开其发端的故设悬念、引人好奇之外，主要还在于它的借题发挥和弦外有音。“借题发挥”是指借给小屋取名为“烟艇”来抒发他那“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隐逸志趣；“弦外有音”又是指它的表面作旷达语而实际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牢骚——作者在他后来回忆这段“百官宅”的生活时，尚有诗曰：“簿书衮衮不少借，怀抱郁郁何由倾？”（《往在都下时，与邹德章兵部同居百官宅，无日不相从……》）特别对于这后一点，读者须细心体味，方能察其真谛。
（杨海明）
跋李庄简公家书
陆游
李丈参政[1] 罢政归乡里时，某[2] 年二十矣。时时来访先君[3] ，剧谈终日。每言秦氏[4] ，必曰“咸阳[5] ”，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6] 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7] 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8] 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后四十年，偶读公家书，虽徙海表[9] ，气不少衰，丁宁训戒之语，皆足垂范百世，犹想见其道“青鞋布袜”时也。淳熙戊申[10] 五月己未，笠泽[11] 陆某题。
〔注〕 [1] 丈：对长辈的尊称。参政：参知政事（副宰相）。 [2] 某：陆游自称。 [3] 先君：指自己已死的父亲陆宰。 [4] 秦氏：秦桧。 [5] 咸阳：以秦国都城咸阳代指“暴秦”，借指秦桧。 [6] 平旦：清晨。 [7] 赵相：指赵鼎，宋高宗时曾两度为相。与秦桧不合，被贬岭南，后绝食而死。 [8] 青鞋布袜：用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句：“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此指平民服装。 [9]徙：迁谪。海表：海外。李光先贬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八年，后移昌化军（治所在儋县）三年。两地均在海南岛，故云“海表”。 [10] 淳熙戊申：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 [11] 笠泽：太湖。陆游祖籍甫里（今江苏吴县东南甪直镇），地滨太湖，故自署里居为“笠泽”。
李庄简公即李光，字泰发，越州上虞（今属浙江）人，宋徽宗崇宁年间进士。知平江府常熟县时，权奸朱勔之父朱沖在乡里鱼肉百姓，李光不畏强暴，惩治其家童，朱沖对李施加压力，李不为屈。任太常博士之职时，因上书抨击士大夫的谀佞成风，触犯了另一权贵王黼，被改官桂州阳朔（今属广西）。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师，在朝士大夫有五十多人弃职逃跑，朝廷对其中某些人有所庇护，李光又上书加以批评。故在北宋末年，他即以刚直敢言著称于朝。南渡后任参知政事，力主抗战，与奸相秦桧发生尖锐的正面冲突。一次，当着高宗和秦桧的面，指责秦桧“盗弄国权，怀奸误国”，故而遭到秦桧一党的打击报复和诬陷迫害，屡次被贬，曾谪居海南岛八年之久。而在被贬之后，仍旧意志坚强，风骨凛然，“论文考史，怡然自适，年逾八十，笔力精健”（《宋史》本传）。缘此，他被后人尊称为“南宋四名臣”（其馀三人是李纲、赵鼎、胡铨）之一。
李光是陆游的同乡，又是其父陆宰的好友。对于这样一位爱国的前辈，陆游是深怀敬仰之情的。除了这篇《跋李庄简公家书》以外，陆游另在其《老学庵笔记》中也记述过李光的事迹，可与此篇相互参读：
李庄简公泰发奉祠还里，居于新河。先君筑小亭曰千岩亭，尽见南山。公来必终日，尝赋诗曰：“家山好处寻难遍，日日当门只卧龙。欲尽南山岩壑胜，须来亭上少从容。”每言及时事，往往愤切兴叹，谓秦相曰“咸阳”。一日来坐亭上，举酒属先君曰：“某行且远谪矣。‘咸阳’尤忌者，某与赵元镇（即赵鼎）耳。赵既过峤，某何可免？然闻赵之闻命也，涕泣别子弟；某则不然，青鞋布袜即日行矣。”后十馀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诸暨，归而言曰：“泰发谈笑慷慨，一如平日。问其得罪之由，曰：‘不足问，但咸阳终误国家耳。'”
两文所记李光的逸事，大体相同，写作时间也相近。《笔记》写于六十五岁至六十九岁间退居山阴时，《跋》文写在六十四岁知严州将近任满之时，此后便大多数时间居住山阴故里。这篇《跋》文，因捧读李光的遗文所引发，其主旨在于要从这位爱国的前辈身上获得精神鼓舞，并以之自勉自励。所以它虽是记人记事之作，然其侧重点却在于表现人的精神面貌，为李光的浩然正气和凛然风骨“立传写照”。明乎这种写作动机，我们对于本文的重在揭示人物的“神气”，就可理解得更深些。
全文共写了李光的三件事：第一是李光罢官回乡之后，斗争精神毫不衰减。他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陆宰剧谈国事，这一则以见他和陆家的友谊之深，二则更见他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而在谈到那个权势熏天的政敌秦桧时，竟公然比之为暴秦，呼为“咸阳”，且“愤切慨慷，形于色辞”，这在当时就需有何等的胆量与骨气！中国古代士大夫素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李光却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显现了他不畏强暴、耿直刚烈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第二是罢官之后即将再遭流放的打击前夕，他非但不畏惧悲切，反而坦然作好了“青鞋布袜”之行的思想准备。陆游在此首先引述了李光临行前的一段壮言：“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言为心声，这一番铁骨铮铮的话就为读者敞开了这位无私无畏的男子汉大丈夫的坦荡心扉，令人肃然起敬。我们知道，宋代士大夫的心态比之汉、唐士大夫来，素有偏“柔”的倾向，这与宋代国力的长期不振和统治者的羁縻政策有关。即如李光所提到的那位赵鼎（他在高宗时曾两度拜相），当他遭秦桧陷害被贬海南岛时，也不禁老泪纵横，在途中作下了这样凄楚哀婉的《贺圣朝》词：“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 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言语？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而相比之下，李光却是显得那样地从容，那样地坦然毅然，这就越发显得可贵了。据说文天祥被囚元都，宁死不降之时，有人曾叹曰：“赵宋三百年间，仅出了这一个男子汉！”此话其实不确。像李光这样临难不惧、绝不作半点妮子态的人物，也同样绰有资格载名于宋朝的“正气篇”史册之上！而更为难得的是，陆游在这篇字数甚少的短文之中，又不惜花费笔墨在李光言后加上了这样几句描绘：“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这就“画龙点睛”地传达出了李光那目光炯炯、声若洪钟的神情仪态，以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精神面貌，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更深见他那凛然的风骨和崇高的节操。所以这段记其临行之文，不仅绘形，更其传神，表现出作者从司马迁那里继承来的“史家手笔”。第三件事写的是读李光家书的观感：“后四十年，偶读公家书，虽徙海表，气不少衰，丁宁训戒之语，皆足垂范百世。犹想见其道‘青鞋布袜’时也。”这里，突出的一点仍是一个“气”字。也就是说，尽管李光被贬海南岛时，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然而其家书中却仍充溢着刚直之气，犹自叮咛子孙辈坚守节操；也尽管斯人已殁，但他留在遗文中的训导，却足以让百世之后的人们奉为精神楷模，这也够得上是“浩气长存”了。所以陆游此处所用的“气不少衰”四字，虽源出于苏辙评苏轼贬海南岛后所作诗篇“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然而比苏文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李光的家书不仅“为文之气”未尝“少衰”，而且其“英伟刚毅”的“为人之气”也未减退。故而总观全文，语仅寥寥，但由于作者善于从“气”字入手，选择李光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光彩照人的几个片断来写，因此便收到了“语约而意丰”的艺术功效。陆游论文和论人，都主张“以气为主”。其《上殿札子》有云：苏轼之文，“妙在于气高天下者。……臣窃谓天下万事，皆当以气为主，轼特用之于文尔”。他自己的这篇《跋》文，就重在表现李光的凛然正气；而在记人记事时，又因融和了对于李光的敬仰和对于自身的感慨，所以笔端带有感情，富有浑灏深沉的“文气”。因此不仅是作者本人从李光的身上获得了自我鞭策、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就是今天的读者，也仍可从中汲取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
（杨海明）
跋傅给事[1] 帖
陆游
绍兴[2] 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3] 方张，视之蔑如也。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4] 请盟。会秦丞相桧用事，掠以为功，变恢复为和戎[5] ，非复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今观傅给事与吕尚书[6] 遗帖，死者可作，吾谁与归？嘉定二年七月癸丑陆某谨识。
〔注〕 [1] 傅给事：即傅崧卿，浙江山阴人，徽宗时省试第一，官至考功员外郎。因反对徽宗迷信方士林灵素伪造符书，贬为蒲圻县丞。高宗时，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极力主张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图复国。后积极从事抗金斗争，晋升为给事中，未及大用而卒。著有《樵风溪堂集》、《西掖制诰》等。 [2] 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 [3] 丑裔：丑恶的夷狄，指金。 [4] 行人：使者。 [5] 和戎：南宋初年用作对敌屈服的替代词。 [6] 吕尚书：吕祉，福建建阳人，绍兴七年（1137）迁兵部尚书。
本文作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时作者八十五岁。以衰老之躯抱疾捧读爱国前辈傅崧卿的遗文，回顾往事，感叹时局，陆游不禁悲愤交集，于是援笔而书此文。文字虽短，而所寓实深，将其“痛哭流涕长叹息”的深恨巨痛尽于此沉痛悲愤的笔墨中曲折表出，可谓纸短情长，感人至深。
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侂胄定议北伐抗金。是年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二年后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缪丑”。（秦桧死后曾被高宗赐赠“申王”，谥“忠献”。）这实际是为北伐作好舆论上的准备。但北伐很快失败，史弥远等人采用阴谋手段杀害韩侂胄，并将其首级献金国以作“议和”的代价之一（此外是输银赔款）。缘此，南宋朝廷内一度高涨的主战派力量顿被压抑，而由史弥远等主和派执掌实权。嘉定元年（1208）三月，秦桧又被追复王爵和以前的谥号，这明显标志了投降路线的卷土重来与甚嚣尘上。
面对这样的政治形势，虽已年迈且退居山阴农村很多年的陆游，却时时未肯忘怀国事。他在八十五岁所作的《读史》诗中写道：“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可知。”诗中指出，敌人（以南北朝时夏的赫连氏和北魏的拓跋氏代指金）不是无法可以破灭的，问题只在于当前缺少萧何、刘穆之（这两位都是历史上的贤相）这样的人材。而在同一年所写的本篇跋文中，陆游就更加明确地指出：士大夫的士气及当权派的政策（特别是后者），乃是决定国家形势的关键因素。文章先从宋高宗绍兴初年的情况谈起。那个时候，南宋立国未稳，形势危急，但是由于士大夫们同仇敌忾，士气高涨，所以“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请盟”，打破了金国消灭南宋的美梦，从而获得了军事势力上的平衡与对峙。在讲述这段往事时，陆游采用了形象化的文笔：“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他在另一篇《傅给事外制集序》中又这样说过：“每言虏，言叛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这样便先在外貌形态上写出了这辈爱国士大夫的忧心如焚和痛不欲生。接着又写他们的内心世界：“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这就更深一层地揭示了他们蔑视外敌、献身抗金事业的高涨士气。在这种情势下，凶恶的敌人便不得不“自遣行人请盟（答应“和议”）”。然而文笔至此立刻一转：“会秦丞相桧用事，掠以为功，变恢复为和戎，非复诸公初意矣。”这短短几句，就深刻揭露了秦桧的投降派嘴脸，并把他绑缚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它指出：第一，秦桧的得以与金媾和，是一种“掠以为功”的不光彩行为，它所凭仗的便是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浴血奋战；否则，金人是决不会轻易停止进攻南宋的。第二，秦桧变“恢复”的抗战政策为“和戎”（实为屈辱求和）的投降政策，实际已非“诸公初意”，而是一种背叛和篡改的卑鄙举动，真是罪莫大焉！在这种情势下，士气受到压抑，爱国力量受到摧残，“志士仁人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读到这句，我们可想见陆游的极度愤懑与极度气愤，几欲令人肝胆怒张、两鼻发酸！在这些“抱愤入地”的志士仁人中，我们不难联想到在那风波亭上被冤杀的岳飞父子，谪贬岭南被迫绝食身亡的赵鼎，以及本文所谈到的这位极有爱国气节然“未及大用而卒，时人惜之”（《浙江通志·傅崧卿传》）的傅给事，还可以联想到在写本文的两年以前赍志以殁的作者的好朋友辛弃疾（据称他死后祠堂中还有“疾声大呼，若鸣其不平”）……这些志士仁人的抱愤而死，就都是秦桧（以及当时的史弥远之流）投降主义路线的罪恶结果。陆游在此虽仅下一语，然而笔力千钧，峻刻无比，一方面使读者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宋张孝祥《六州歌头》词），另一方面又使秦桧等卖国贼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变成白纸黑字而千载难“赖”了。回顾往事既毕，作者又把笔触收回到跋语上来：“今观傅给事与吕尚书遗帖，死者可作，吾谁与归？”这实际是在“感叹时事”，大有“微言大义”在其言外。“死者”两句，语出《礼记·檀弓下》:“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现实的环境中既由史弥远等人在掌权——不仅他本人就执行着秦桧的“和戎”政策，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重新为秦桧“评功摆好”（为其追复王爵和谥号），那么还有谁再堪作为自己精神的榜样与理想的寄托呢？所以，以八五之高龄，陆游只能在傅崧卿这位爱国前辈的遗文中，寻觅爱国情感的共鸣，寄托报国无门的愤慨。“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跋文结尾所暗寓的“朝中无人”之悲，与同是这一年所作的《示儿》诗中所写的中原未复之恨，本是一脉相通的：正是由于投降派的阻挠，故而造成了“九州未同”的悲剧。陆游的这篇跋文，正是意在揭露秦桧、史弥远之流摧残爱国志士、消沮爱国士气而导致南宋无力复国的历史教训。虽然它有过高估计士大夫“士气”作用和忽视人民力量的偏向，然其用意是深刻的，所揭示的教训也是发人深思的。而在行文方面，尽管它写于垂暮之年，但文笔却未见衰惫而更显老辣，表现出爱憎分明的鲜明政治倾向。如其写成童时所见士大夫之刚毅与沉痛之貌，“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又如写到“志士仁人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一句时，又是何等令人扼腕愤慨！短文之中能具备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究其原由，正如作者评论傅崧卿之文那样，在于“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傅给事外制集序》），其中充溢着他至老不衰的爱国感情和痛恨投降派的凛然正气。
（杨海明）
姚平仲小传
陆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1] 。幼孤，从父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2] ，斩获甚众，贼莫能枝梧[3] 。宣抚使童贯召与语，平仲负气不少屈，贯不悦，抑其赏，然关中豪杰皆推之，号“小太尉[4] ”。睦州盗[5] 起，徽宗遣贯讨贼，贯虽恶平仲，心服其沉勇，复取以行。及贼平，平仲功冠军，乃见贯曰：“平仲不愿得赏，愿一见上耳。”贯愈忌之。他将王渊、刘光世皆得召见，平仲独不与。钦宗在东宫，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围，平仲适在京师，得召对福宁殿，厚赐金帛，许以殊赏。于是平仲请出死士斫营擒虏帅以献。及出，连破两寨，而虏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6] ，始得食。入武关[7] ，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8] ，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9] ，行二百七十馀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10] 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11] ，自言如此。时年八十馀，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注〕 [1] 世为西陲大将：西陲，西部边境。姚平仲，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人，祖父姚兕、叔祖姚麟、伯父姚雄、父姚古，皆镇守西北边境，抗御西夏。 [2] 臧底河：地名，未详何处，当在今内蒙古。 [3] 枝梧：抗拒。 [4] 小太尉：太尉，秦代官名，掌军事。狄青平西夏有功，曾官居枢密使。宋人唤枢密使为“太尉”，故“小太尉”恐是当时人赞扬姚平仲堪与狄青相比的美称。 [5] 睦州盗：指方腊。宣和二年（1120）方腊在睦州（今浙江桐庐、建德、淳安一带）起义，次年战败被俘，在东京就义。 [6] 邓州：故治在今河南邓县。 [7] 武关：在陕西商南县西北。 [8] 青城山：在四川灌县西南，为道教名山，山上有上清宫。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自丈人观西登（青城）山，五里至上清宫，在最高峰之顶，以板阁插石作堂殿，下视丈人峰，直堵墙耳。”[9] 大面山：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永康军：大面山，在三溪之北，前临成都。山众峰攒秀，高七十二里。”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山之后，皆西戎山矣。” [10] 乾道、淳熙：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皆为宋孝宗年号。 [11] 丈人观：王象之《舆地纪胜》:“丈人观，在青城山，即建福宫也。”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夜宿丈人观。观在丈人峰下，五峰峻峙如屏。观之台殿，上至岩腹。”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陆游似乎只是一位诗人。其实，陆游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既写诗，又写词，还擅长于写散文；而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所写的《南唐书》比起马令所写的同名著作来，就显得高明得多。《四库提要》评马令的《南唐书》为“不免芜杂琐碎”, “尤繁不当繁”, “不及陆游重修之本”；而评陆游的《南唐书》为“尤简核有法”, “叙述简洁”。可知二书之优劣。本篇《姚平仲小传》，记述了两宋之交一位名将的生平事迹，由此也可见陆游史笔之一斑。而由于元人所修的《宋史》中无姚的传记，仅在其父姚古及种师道传中简单带上一笔，故而此文可补史传之不足。
本文在交代过姚平仲的身世（“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古养为子”）以后，主要叙述了姚的三段事迹：第一是少年崭露头角，然遭人妒忌与压抑。文中记他十八岁即大败西夏，扬名边陲。但因“负气不少屈”而得罪了童贯，因此受赏不及其功。后来方腊起义于浙江，童贯不得不借助平仲“破贼”；事成之后，功数第一的平仲“不愿得赏，愿一见上耳”，但童贯却忌恨更深，终于阻挠了徽宗的接见。这一段文字虽很简短，但已初步勾勒出姚的少年英雄风貌和他那蔑视权贵的性格特征，同时，又揭露了童贯的卑鄙心术和朝廷的昏庸面目。这种把人物置于“双向矛盾”（一是对战场上的敌人，二是对朝廷里的奸臣）中来刻画的写法，不仅写出了他的事迹（主要是战功），而且写活了他的个性（年少气盛，不媚权贵），可谓大处落墨、形神兼备。而尤堪称道的是作者对童贯的描述：“心服其沉勇”而“愈忌之”。寥寥数语，便把他那忌贤妒能的丑恶嘴脸揭露无遗，这就是传统所谓的“春秋笔法”，于中寄寓着陆游的爱憎态度。第二是记述平仲中年奇袭金兵而未获成功的憾事。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寇，汴京被围，种师道与姚平仲共同率兵勤王。据《宋史·种师道传》记载，姚平仲在这时曾产生过私心（这与他“气盛”的性格有关），他顾虑功劳将被种氏兄弟分去，因此不愿等援兵到后即急速发兵，企图偷营袭击金人，以获成功。结果被金兵发觉，平仲兵败而逃亡。陆游在这里，对于姚平仲似乎有点“为贤者讳”，所以隐去了上述急于求功的情节，只写了他“请出死士斫营擒虏帅以献”的壮举，而对他的偷袭失败又用了“连破两寨，而虏已夜徙去”来表示自己的惋惜之情。俗语曰“胜败乃兵家常事”，又曰“不以成败论英雄”。陆游对于姚平仲在这关键一仗的失利，大约就是抱着上述态度来看的，因此行文之中非但未加深责而反怀“遗憾”之感，这也反映了他对姚平仲的偏爱。第三件事则记述了姚平仲晚年的出世隐遁生活，言辞中间仍流露了他对这位“失败的英雄”之仰慕。文中记姚于兵败之后，不愿重见“江东父老”，于是骑一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这多么富有传奇色彩！抵邓州，然后又入武关、至长安，再至四川青城山，最后隐遁于大面山的草莽间，得石穴以居。朝廷虽屡下诏书求其复出，然终不得。直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始重新出现，其时已八十馀岁，而“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这就更加增添了传奇色彩。陆游在这第三件逸事的记述中，就由上文中的“遗憾”态度而转为“仰羡”的态度。所以综观全文，陆游在为姚平仲立传的过程中，不仅“简核有法”地记述了传主一生的重大事件，勾勒了他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富有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且还饱含了自己对于这位“失败的英雄”的赞美、同情、惋惜和仰羡之情。这样，就使文章达到了寓褒贬爱憎的主观态度于简洁有序的客观记叙之中，浑然统一，所以尽管它只是作者的“牛刀小试”，然亦足以“管中窥豹”地见出他的史家大手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陆游还曾为姚平仲写过一首诗：“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资。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年来幸废放，傥遂与世辞。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换绿髓，歘然松杪飞。”（《姚将军靖康初以战败亡命，建炎中下诏求之不可得，后五十年乃从吕洞宾、刘高尚往来名山，有见之者。予感其事，作诗寄题青城山上清宫壁间，将军傥见之乎》）相比之下，此诗的叙事成分就明显减少而感情色彩则相应增浓。但若把它与本文参读，就更可帮助我们理解陆游寓藏在这篇《小传》表面冷静客观的叙述之下的那一种深切景仰之情。
（杨海明）
祭朱元晦侍讲[1] 文
陆游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2] ，尚其来飨[3] 。
〔注〕 [1] 朱元晦侍讲：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安徽婺源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晚年除焕章阁待制、侍讲。 [2] 公殁不亡：指朱熹身虽殁而精神不死。《老子》三十三章：“死而不亡者寿。” [3] 尚其来飨（xiǎng想）：尚飨，语出《仪礼·士虞礼》，意为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尚，希望之意。飨，享用。
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三月，著名学者朱熹病逝。消息传来，作为朱熹生前之好友兼同志的陆游，怀着极度悲痛和敬仰之情，写下了这篇祭文。全文共三十五字，却寓托着真挚动人的感情，可谓尺幅千里，一字千金。
朱熹是一位集理学之大成的哲学家，又是一位爱国的文人。陆游和他交情甚笃。今检《剑南诗稿》，其中就有很多与朱交往之作。如淳熙八年（1181）《寄朱元晦提举》诗曰：“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征科得宽否？尚及麦禾秋。”这是盼望朱熹能为百姓“宽政”而早日赴任。又如淳熙十年《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曰：“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这是赞扬朱熹的苦学精神。而朱熹对于陆游，也是深怀好感的。他在庆元三年作《题严居厚溪庄图》诗，诗曰：“平日生涯一短蓬，只今回首画图中。平章个里无穷事，要见三山老放翁。”表达了要与放翁作伴的意愿。陆游读后，特为此“次韵”作答：“鹤俸元知不疗穷，叶舟还入乱云中。溪庄直下秋千顷，赢取闲身伴钓翁。”也表示了与朱熹相同的志趣。
但是，就在上述朱、陆以诗唱和之后三年，朱熹却遽然病逝了。而且，由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正由韩侂胄掌权，而韩一向视程朱理学为“伪学”，屡次下令禁止，故而朱熹死后竟下令不准朱的门徒为之送葬，弄得朱熹身后十分冷清。然而，就在这种“举世皆非之”的情况下，却有两位伟大的爱国者敢于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诗、文、词来凭吊朱熹，这也算得上是朱熹极大的安慰了。其中一位是辛弃疾，据《宋史》本传记载：“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他还作《感皇恩》一词，赞扬朱熹犹如当年的扬雄一样，人虽殁而文章名声将永垂后世：“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另一位就是陆游，其时年已七十六岁而身居山阴乡间，闻讯后也写了这篇纸短情长的祭文，以表达他对死者的敬仰与悼念。
《文心雕龙·哀吊》说：哀吊一类文字，若“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也就是说，这类文字，所贵者在于具有真实的感情，这样才能“文来引泣”，激起读者的共鸣。陆游此文，确实是从心中“流”出来的，极其沉挚，极其真诚。你看他劈头两句：“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便倾吐发自深心的一片挚情。《诗经·秦风·黄鸟》:“苟可赎兮，人百其身。”《礼记·檀弓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陆游首句用此两典，意谓：我宁愿死一百次，只要能使亡友复起于地下，心就足矣！这里表现了多么深沉的悲痛和多么真诚的崇敬！但事实却又做不到这点，所以他就只能像顾恺之拜桓温墓时那样，“泪如倾河注海”（见《世说新语·言语》）了。这劈头两句，气势充沛，对仗浑然，“捐”“起”“倾”“注”四个动词又富有力度，故能一气旋折地倾吐出郁积于肺腑的心声。接着又是两句对仗句：“路修齿髦，神往形留”。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伤悼。“路修”指路远，“齿髦”指年老，所以不能亲身临吊，只能“神往形留”了。这两句抒发了“我欲从公”而不能的悲哀，从另一方面写出对朱的敬仰。越是这种“谈心”式的披露，越使人读后倍增其哀伤，真所谓“情往会悲，文来引泣”。至结尾则先宕开一笔：“公殁不亡”，赞扬朱熹的身体虽殁而精神不死；其后即戛然中止：“尚其来飨”。以传统的祭文方式（“呜呼哀哉，伏维尚飨”）来作结束。这样，全文虽只短短六句，然而依仗其真挚感人的深情，和那富有形象性的语言，作者就给我们勾勒了他的“自我画像”：一位头童齿豁、白发苍苍的老翁，正巍巍颤颤地走向祭台，为他的亡友一洒其同情伤悼之老泪；而透过这层，人们又不难窥见他自身所深怀的“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的无限悲怆。
（杨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