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

【作者小传】

(1039—1112) 北宋散文家。字子由,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弟。嘉祐进士。历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散文汪洋澹泊,与父洵、兄轼合称“三苏”,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著有《栾城集》。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 。”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2] ,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3] 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4] ,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5] ,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注〕 [1] “我善养”句:见《孟子·公孙丑上》。 [2]“太史公”三句:太史公,指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燕、赵,战国时国名,借指今河北、山西一带地区。 [3] 邻里乡党: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的名称。据《周礼·地官》载,五家为比(邻),二十五家为闾(里),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此处泛指乡里。 [4]“过秦、汉”二句:秦、汉之故都,秦都咸阳(今属陕西),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都洛阳(今属河南)。终南,山名,在今西安市南。嵩,嵩山,在今洛阳市东南。华,华山,陕西华阴县南。 [5]“入则”二句:周公,周武王弟姬旦。召公,周文王庶子姬奭(shì是)。都是辅佐周初武王、成王的重臣。方叔,周宣王时征服“荆蛮”有功。召虎,召公后代,周宣王时平定“淮夷”。作者举此四人,比况韩琦有将相之才,赞颂他威望极高。

题中的韩太尉,指的是韩琦(1008—1075),字稚圭,安阳(今属河南)人。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为枢密使,执掌全国军事,与秦汉时掌管兵权的太尉相似,所以信中称韩琦为太尉。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辙十九岁,与其兄苏轼同时中进士。他当时写这封信,是想表达结识韩琦的愿望。就其内容实质而言,属于所谓的“干谒”文字,但苏辙所写的这封书信显然不同。书信一开头就奇兀不凡,完全丢弃仰慕之类的陈辞俗套,提出为文与养气关系的宏大之论,可谓先声夺人。作者首先自我介绍,说自己喜爱为文,并曾作过深入的思考,认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一个人的气质修养的体现,为文与养气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强调文章写作决定于一个人的先天气质和禀赋,而不是后天的努力。苏辙在这封书信中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不先养气而单去学习写文章,是不能学会的,而人的气质则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获得。对于如何养气,苏辙举了两位著名人物为例。一是孟子,这位思想家提出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说,作者用以说明后天的内在修养有助于养气,孟子善于养他胸中的博大刚正之气,所以他写的文章宽厚宏博,气魄、气势极大,内在的修养与体现于外的文章完全一致,两者密切相关;二是司马迁,这位史学家和文学家写成不朽的著作《史记》,在于他的周游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地区的豪杰人物的广泛交游,所以《史记》的文章写得疏朗奔放、跌宕洒脱,作者用以说明后天的外在阅历有助于养气。在以上述两位著名人物为例之后,作者依随文势作一小结,提出这两位人物的文章都不是单纯学习而得,而是由于养气所致。对苏辙的这一观点,今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经作过解释:“苏氏兄弟都用力于文字,而同时又都有不敢作文之意。……子由(苏辙)上不能如子瞻(苏轼)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但神化妙境虽不可学,言语句读虽不屑学,而‘生好为文’,癖性所嗜,未能忘情,于是不得不求之于气。盖理直则气壮,气盛则言宜,气是理与言中间的关键,于是想由气以进乎言宜之域。这样,所以说文是气之所形,而养气则文自工。”孟子通过内在修养,司马迁通过外在阅历,达到养气的目的,内在的气充盈,自然外溢而表现为文章,活跃于语言,呈现于文采,再次强调养气的重要性。

就道学家来说,其养气重在修养,其功夫从内证入,较难着手;古文家养气,则重在阅历,其功夫由外做起,有所依据。苏辙结合自身经历的叙述,就是古文家重在阅历的养气之说。局居四川家乡十九年,“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是交游不广,切磋提高受到限制;“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是见识有限,胸襟眼界的拓宽受到影响;虽然读书不少,“然皆古人之陈迹”,与活生生的现实相去甚远,缺少实际生活的体验。以上三者,与司马迁的“周览四海名山大川”, “与燕、赵间豪俊交游”相对照。司马迁有非凡的阅历,所以他的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自己阅历受到限制,自然“不足以激发其志气”:又一次强调阅历对于养气的重要性。文笔至此,自然一提:“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点明离乡赴京之原因,并带起以下一段文字。途中所见咸阳、长安、洛阳等秦、汉故都,终南山、嵩山、华山、黄河等名山大川,自然引起怀古的幽情,追怀往昔的英雄豪杰,这是阅历“足以激发其志气”之一;到京城后,又见到宫阙的壮伟,仓廪府库城池苑囿的富大,从而感到国家气象的巨丽,这是阅历“足以激发其志气”之二;再说见到当时文坛前辈欧阳修,直接听到他的宏议伟论,看到他的举止笑貌,与他周围的著名诗人贤士如梅尧臣、苏舜钦、曾巩等人接触,就如阅读到天下最好的文章,这是阅历“足以激发其志气”之三。途中和京城里所见,反衬出局居家乡的“无高山大野可登览”的寡于见闻;能与欧阳修等文坛名人交接,反衬出局居家乡的“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的言谈浅陋。由此表明,养气必须增加阅历。

这封书信的主旨是在期望韩琦的接见,但全文至此只字未提,似乎是闲文,其实不然。前面所写为文与养气,以及居家与赴京以后的不同感受,都是为了说明为文决定于养气,而养气在于阅历的深浅、宽窄、多少。周览名山大川是大自然的阅历,交接名人贤士也是一种阅历,而且是更高更重要的阅历,对一个人的气质、学问、道德、人品的提高,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作者写欧阳修及其周围的贤士门人,推赞欧阳修的文坛地位及其影响,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而写养气,写阅历,写欧阳修,实际上又是为写韩琦所作的衬垫。对于韩琦的推重和称颂,虽然不免有阿谀之嫌,但究其实质,是在极欲结识韩琦,增长自己的见闻,激发自己的壮气。从苏辙来说,这次出蜀赴京,可谓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大拓心胸,收获极大。作者兴奋地总结说:“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韩琦当时已负重名,与范仲淹并称“韩、范”,具有极高的威望,是作者心目中的崇拜对象。能够见到韩琦,将会鼓励自己树立远大的志向,这一次赴京之行就真正是“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委婉而又巧妙地表达了希冀结识韩琦的强烈愿望。

最后一小段,自明志向。先说自己年少,“未能通习吏事”,为官作宦是外行,这次离乡进京,并非是来求取微小的俸禄,虽然这次考中进士,但也不是自己所乐意的事,表明自己所追求的不是官位,不是利禄、名声,充分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志向。文章结尾提出,如果韩琦能进行指教,则将是莫大的荣幸,再一次委婉提出与韩琦结识的愿望。全文写得极有分寸,很有气势。

(钟陵)

黄州[1] 快哉亭记

苏辙

江出西陵[2] ,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3] ,北合汉沔[4] ,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5] ,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6] 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7] 。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8] 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9] 之所睥睨,周瑜、陆逊[10] 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11] 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馀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甕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12] 苏辙记。

〔注〕 [1] 黄州:治今湖北黄冈。 [2] 西陵:即西陵峡,又名夷陵峡、巴峡,为长江三峡中最长者,自巴东官道口至宜昌南津关,约一百五十公里。 [3] 沅湘:指沅水、湘水,二水都在长江南岸,流经洞庭湖,注入长江。 [4] 汉沔(miǎn免):指汉水。在长江北岸,流经勉县(原名沔县,1964年改为勉县)称沔水,流经汉中称汉水,经汉口入长江。 [5] 清河:县名,今属河北。张君梦得:张梦得,字怀民,又字偓佺,苏轼的友人。齐安:地名。南齐置齐安郡,隋废郡,省县入黄冈。故址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 [6] 子瞻:苏轼,字子瞻。 [7] 一舍:行军三十里为一舍。 [8] 武昌:在今湖北武汉。 [9] 曹孟德:曹操,字孟德。孙仲谋:孙权,字仲谋。二人为三国时赤壁之战中敌对双方的最高统帅。 [10]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六安舒城)人,赤壁之战中东吴主将。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东吴大将,曾两次驻节黄州。[11] “昔楚襄王”数句:见宋玉《风赋》。宋玉、景差,均为战国楚辞赋家。 [12] 赵郡:苏辙先世为赵郡栾城(今河北石家庄赵县)人。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苏辙上疏营救苏轼,因而获罪被贬为监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两人手足情深,又同为逐客,时有书简往来,诗文唱酬。元丰六年,与苏轼同谪居黄州的张梦得,为览观江流,在住所西南建造了一座亭子,苏轼替它取名为“快哉亭”,还写了一首以快哉亭为题材的词——《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苏辙则为它作记以志纪念。

全文可分三段。

第一段记快哉亭的建造和命名。按常例的写法,开头应从亭子入手来揭示题意,但本文却先宕开一笔,从江水着笔,先写黄州附近长江的浩渺水面和壮阔气势,突出描绘江流之三变。第一变从西陵至平地:“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长江从上游的瞿塘峡、巫峡滚滚而下,流出西陵峡后,地势才较为平缓,江水因没有山石阻挡而流得奔放迅急,水面也开始宽阔浩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是江流之二变。当长江在南面同沅水、湘水相会,北面同汉水汇合时,江面更其浩瀚。“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是第三变。这里的赤壁实为“赤鼻矶”,并非当年周瑜破曹操的赤壁。同苏轼在此地写《赤壁赋》一样,苏辙也是以假赤壁言真史实,聊以抒怀。长江在黄州附近,江流之大,简直同大海一般无二。至此,作者由远及近,描绘了一幅千里江流图,以海喻江,尤为壮观。接着,笔锋陡然收拢,转而写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两句,不仅点出了造亭的目的和题意,而且揭示了他一上来先写江水的用意。造亭是为了观赏长江流水的美景从而引起快感,从江水着笔自然顺理成章。这样的写法起笔不凡,不落俗套。

第二段写亭以“快哉”命名的原因。先写登临亭子之所见令人“快哉”。“南北百里,东西一舍。”这两句是总写,说明在亭子中极目四望,能望见十分开阔的地面,为下文具体写景设下了广大的天地。“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写江流的气势。波浪汹涌固已壮丽,而时隐时现、变幻不定的风云更是雄奇。接着用整齐的对偶句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江上白天、黑夜的奇景,使人不仅似目睹舟楫之出没,还似耳闻鱼龙之悲啸。这种景象瞬息万变,令人感到怵目惊心,因而“不可久视”。这段描写,将景色的奇幻和壮观写得淋漓尽致。“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为过渡句,既将文章引向深入,下文的“西望武昌诸山”即从“举目”远视而来,而“玩”、“足”两字又自然地流露出得亭之喜,“快哉”之由,照应了题意。从“西望”开始由写江水转入写山冈,也即将视线从江面转至岸上。岸上风光写得明丽清晰,冈陵、草木、云烟、日色、屋舍,尽收眼底,历历如画。江山形胜,对此水色山光,登临者谁能不“快哉”于心呢?文章到此,水到渠成地把快哉亭命名之由点了出来。然而这只是将亭子取名为“快哉”的一个原因。接着再叙述凭吊此地的三国遗迹也足以使人称快。“至于”以下四句,追溯了赤壁大战的情景,笔墨极其简省却又摇曳生姿。“睥睨”本是斜视的样子,可引申为傲视,这就传神地描绘出当时曹操、孙权气吞对方的气概。“骋骛”,犹言驰骋、疾驰,形容来往活跃,形象地再现了周瑜、陆逊在战场上争胜角逐的情景。说明凭吊历史遗迹,感染古人的流风馀韵也足以使世俗之人称快,这是将亭子取名为“快哉”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段就“快哉”二字抒发议论。承接上文的怀古,探求“快哉”两字的出处,因而自然地引录了宋玉《风赋》中所写的有关故事。这个故事不仅交代了“快哉”两字的来历,而且还从宋玉将风分为雌雄,认为楚王的雄风庶人不得与共生发开去,指出风没有雌雄之分,而人有遇不遇之别,因此,同样一阵风吹在楚王身上感到“快哉”,而吹在老百姓身上就感到忧伤了,这是因为各人的情况不同,和风本身无涉。行文至此,极其自然地引向了文章主旨的讨论:士处于世,该抱怎样的态度呢?作者先不作正面回答,而是用排比句提出一反一正两种态度:一是假如一个人心中没有自得之乐,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愉快;一是假如一个人心中坦然自若,不因为外界事物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本性,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不愉快。接着就以张梦得的具体行为来对后面一种态度作出肯定。张梦得是苏轼的挚友,深受苏轼思想性格的影响。苏轼在长期的谪居生活中旷达自持,随遇而安,“此心安处是吾乡”。张梦得也“不以谪为患”,他在黄州屈任主簿之类的小官,利用征收钱粮之余暇,放任于山水之间。作者认为张梦得能如此,说明他内心有过人之处,并设想即使让他住在极其简陋的用蓬草编门、破瓮做窗的屋子里,他也不会有什么不快乐的事。这既照应了前面的“何适而非快”,又为下文作铺垫。“而况乎”两句夸张地表现了张梦得居住于此的快乐:可用长江清流来洗涤,能与西山白云相对揖,可谓极尽耳目所能取得的乐趣来使自己畅快。文章至此,主旨已显,并已暗与前文的造亭观景相呼应,似乎可以打住了。然而,文情陡起,又生波澜,用“不然”两字反面说开去,再深一层说明文章主旨。作者仍由写景入手,绘出了一幅与前迥异的画面:连绵不断的山冈,深不见底的山谷,宽广的森林,参天的古树,清风吹动,明月高照。这一切显得幽凄寂寥,在以谪为患的诗人士大夫看来,当然会触景生情,黯然神伤。故作者不由得说道:“乌睹其为快也哉!”这句既照应了前文的“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又进一步衬托了张梦得“何适而非快”的旷达胸怀,其反诘的语气发人深思,言尽而意不尽。结尾交代写作的时间及作者。作者的祖先是赵郡栾城(今属河北)人,所以他自称赵郡苏辙。

古人在修筑亭台楼观时常常要撰写记文,记述建造、修葺的过程,以及登临所见和引起的感慨等等。本文就是此类文章的代表作。它在记述了建造亭子的有关问题之后,即描绘登临所见的景色并由此而引起感慨,抒发议论:认为士处于世,应像张梦得这样心中坦然,“何适而非快”,并以此慰勉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所有被贬的人。文章表面上反映了作者身处逆境的旷达胸怀,实际上也流露出他对政治失意的牢骚和不平。

本文构思精巧,文意集中,通篇以“快哉”两字贯串,“快”字凡七见,与“自适”的主旨相绾结,抒发在逆境中自勉之意,诚为记文的上乘之作。

(沈惠乐)

东轩记

苏辙

余既以罪谪监筠州[1] 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2] 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3] 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

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欲磨洗浊污,睎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

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记。

〔注〕 [1] 筠州: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 [2] 颜子:颜回,孔子的学生。《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3] 抱关击柝:守关击梆,此谓出任守门打更的小吏。柝,巡夜者击以报更的木梆。这两句化自《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

苏辙十九岁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可谓少年得志,前程似锦。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以执政领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时苏辙任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寡言鲜欲,深得王安石敬重,本不难夤缘直上,苏辙却秉公力陈谠言,一再谏阻青苗法,以至触怒王安石,调任外职达十年之久。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因诗下御史台狱,辙上书乞纳在身官赎兄罪,不报;十二月,轼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长期的仕途蹭蹬,促使苏辙深刻反思仕官与学道的关系。这篇写于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的文章,借记东轩挥洒笔墨,集中抒发了对仕、道关系的思考。

首段历叙辟轩经过与有轩难安的无奈。初落笔,就点明处境与身分:“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宋制,各地随事置官征收盐酒税,税有定额,年终据其增损情况,予以奖惩。这是一个位卑事烦、权轻责重的职位。辙到任未久,即开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株,竹百株,作为宴休之所,怡情养性。由于恰逢三吏去其二,三人之事皆委于一人,辙昼出坐市区,暮归,筋力疲废,昏然就睡,终不能安息于东轩。辟轩不易,轩成又难安,无怪他惟“哑然自笑”而已。此乃思想生发之契机。次段即由此东轩,联想到年少读《论语》时,对颜渊行事难以理解: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不改其乐,精神固然可嘉,终有自苦之嫌,为何不如孟子所言,为贫出仕,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出任守门打更的小吏,以禄自养?旧日百思不解,今日来筠州,无一日之休,欲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不得,方才顿悟颜渊拒仕之苦心,即不欲以斗升之禄害学道。这是对十余年仕途生涯的反省,也是对颜渊忍贫学道精神的赞叹,对古儒重道轻禄传统的弘扬。在儒家心目中,道是理性的顶峰、人生的妙谛、行动的指南。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苏辙信奉的就是这种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

第三段又推进一层,阐发学道的三重境界。未闻大道者,“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这是俗士;循理以求道,“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这是德者,如颜渊;“惟其所遇,无所不可”,这是达者,如孔子。苏辙鄙弃俗士,仰慕德者,崇敬达者,“欲磨洗浊污,睎圣贤之万一”,这既是对千年儒道的礼赞讴颂,更是对自己的悬鞭自策。新党执政,辙奋笔反对王安石青苗法;旧党当权,辙又抗言反对司马光复行差役法,真是平生正道直行,刚正不阿,故《宋史》本传赞道:“君子不党,于辙见之。”

最后,针对身处逆境,难行大道的现实,抒发归休田里的情怀,亦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之意。“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数句,回照首段东轩与二、三段颜渊,既贯通意脉,绾结全文,又纠醒题旨,颇具匠心。

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自己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入情入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宋史》本传谓辙无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而“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就本文而言,确乎当得此誉。

(章尚正)

武昌九曲亭记[1]

苏辙

子瞻迁于齐安[2] ,庐于江上[3] 。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4] ,陂陁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谿。依山临壑,隐蔽松枥,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5] 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6] ,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注〕 [1] 武昌:今湖北鄂城。九曲亭:《清一统志》云:“九曲亭在武昌县西九曲岭,为孙吴遗迹,宋苏轼重建,苏辙有记。”[2] 齐安:古郡名,即黄州,今湖北黄冈,与武昌隔江相望。[3] 庐于江上: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的第二年,他由定惠院迁居临皋亭,亭濒长江,故云。 [4] 武昌诸山:指樊山,又名袁山,苏轼常渡江游览。其《记樊山》云:“自余所居临皋亭下,乱流而西,泊于樊山,为樊口。……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顶即位坛、九曲亭,皆孙氏遗迹。”[5] 乱流:横渡江水。《诗·大雅·公刘》:“涉渭为乱。”孔颖达正义:“水以流为顺,横渡为乱。”自江北黄州临皋亭至江南武昌樊口,正是横渡长江。 [6] 斥其所据:斥,开拓。此句意谓清除出倒树所占据的地方。

此文作于元丰五年(1082),当时苏氏兄弟贬官黄州与筠州已经三度春秋。尽管身处逆境,举步维艰,前程黯淡,但是两人毫不沮丧,他们“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宋史·苏辙传》),常以诗文千里唱和,倾诉衷肠,共勉互励。此文即应苏轼之命,为纪念他重建武昌九曲亭而作。

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因诗得罪,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第二年五月,辙专程到黄州看望兄长,并同游武昌西山。他的《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游山的欢乐意趣。诗的前半首云:“千里到齐安,三夜语不足。劝我勿重陈,起游西山麓。西山隔江水,轻舟乱凫鹜。连峰多回溪,盛夏富草木。杖策看万松,流汗升九曲。苍茫大江涌,浩荡众山蹙。上方寄云端,中寺倚岩腹。清泉类牛乳,烦热须一掬。县令知客来,行庖映修竹。黄鹅特新煮,白酒亦近熟。山行得一饱,看尽千山绿。”诗中写山,写江,写人,还特别写到“流汗升九曲”后驻足周览的江山美景。本文即根据此番游历而发挥,故而首二两段描叙苏轼游山与建亭之情景传神入化。

作者因为实地登涉过武昌西山,故而胸有成竹,运笔从容。题为记亭,第一段却无一字关涉九曲亭,而是全神贯注地描写苏轼载酒遨游武昌诸山之乐。作者惜墨如金,以最简略的语言表现西山的独特风光:“陂陁蔓延,涧谷深密”——描绘出既起伏连绵又峻峭幽深的西山雄姿;“依山临壑,隐蔽松枥”——写照出松枥满山、遮天蔽日的神秘气氛;“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强调这是远隔尘世的至清之境;中间又穿插对佛寺宝塔的介绍,从而渲染出一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幽山宝刹图。然后,挥笔铺写山中二三子陪伴苏轼游山的情景,“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突出二三子风度潇洒,热情洋溢;“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表现游赏的豪情雅兴,更讴赞苏轼与二三子肝胆相照、趣味相投的友谊。最后两句与开篇两句遥相呼应,点出此段主意:惟其武昌西山风光美丽、人情温暖,故而苏轼贬居齐安三年,竟“不知其久也”。这是对武昌西山魅力的神化之笔,也是对苏轼人格感召力的讴颂,更是对苏轼精神世界的初步揭示:苏轼善处逆境,惯于通过遨游山水、交结朋友来自得其乐,冲淡与化解通常贬谪必然造成的度日如年的痛苦。

第二段叙述重建九曲亭的经过。亭址位于西山要道,既为行者必息之地,更是观赏山景的绝妙之处。在此倚怪石,荫茂木,则大江高山、风云林木之美尽摄眼底。苏轼犹感美中有点不足,因废亭甚狭,不足以容众客,他有意重建,偏又古木盘踞。大概是诚意感天,天助人愿,一日大风雷雨,拔去亭旁一棵大树,重建广亭总算付诸实施。“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结末这两句言简意赅,既承上显示此亭重建上符天意,下遂人愿,有助观赏西山风景,又再次强调苏轼纵乐山水的旷逸情怀。文中,描写苏轼言行之词传神入化,弥足玩味:“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 “笑曰:‘兹欲以成吾亭邪?'”涉笔不多,而久欲建亭之心与风趣豪爽之性跃然纸上,令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第三段宕开一笔,追忆少年时追随苏轼游山玩水的情景。作者精心选择三个细节赞许苏轼:他游劲十足,每游皆“褰裳先之”,先睹为快;他游兴过人,有景而不得至,竟为之怅然移日;他游趣高雅,见者惊以为仙。由此,推导出全文正意,称许苏轼“以适意为悦”的立身处世之道。这种达观思想,轻外物而重自身,鄙功名而贵顺心,超然世外而逍遥自乐,正是苏氏兄弟身处逆境而昂首青云的精神支柱。这里弘扬苏轼志趣而兼抒自身情愫,故而设譬论证,写得情深意惬,笔酣墨饱。时值新旧党争之世,苏氏兄弟贬居异地而无悔尤之心,明得失之无常,以“无愧于中,无责于外”为警策,可谓超脱功利,光明磊落,表现出自尊自信自适的高风亮节。

文章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句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宋史·苏辙传》据苏轼《答张文潜书》而生发,谓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本文诚如所言,兼具汪洋之势、澹泊之情与秀杰之气。

(章尚正)

孟德传

苏辙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为兵,不获如志。嘉祐中,戍秦州[1] ,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与人,而逃至华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饼,携以入山。自念吾禁军也,今至此,擒亦死,无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复恤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饼既尽,取草根木实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胀、懑[2] ,无所不至,既数月安之,如食五谷,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饥。然遇猛兽者数矣,亦辄不死。德之言曰:凡猛兽类能识人气,未至百步,辄伏而号,其声震山谷,德以不顾死,未尝为动;须臾,奋跃如将搏焉;不至十数步则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试之前后如一。后至商州[3] ,不知其商州也,为候者所执,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孙谓之曰:“吾视汝非恶人也,类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为自告者,置之秦州。张公安道[4] 适知秦州,德称病,得除兵籍为民。至今往来诸山中,亦无他异能。

夫孟德可谓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顾,故有所慕,有所畏。慕与畏交于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见于面颜,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见侮,强者见笑,未有特立于世者也。今孟德其中无所顾,其浩然之气,发越于外,不自见而物见之矣。推此道也,虽列于天地可也,曾何猛兽之足道哉!

〔注〕 [1] 秦州:州治在今甘肃天水。 [2] 利,通“痢”,泄泻。懑:胸闷。 [3] 商州:治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 [4] 张公安道:张方平,字安道。官至参知政事。

本文主人公孟德,是驻在地方的禁军神勇部的一名退伍士兵。他的身分非常普通,但爱好却不平常。正由于这一原因,才有以下不一般的故事。从事打仗的武夫,却偏偏向往山林生活,这是难以统一的矛盾,而矛盾的冲突,自然导致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作者一开始点明孟德的身分,介绍他的特殊爱好,实际上也就将故事产生的矛盾冲突展示在人们眼前。仁宗嘉祐年间,轮到孟德所属的这支禁军去镇守秦州,这一带著名的大山很多,给孟德带来了机会,这篇传记也就由此开端。

喜爱山林生活的人不在少数,但像孟德这样喜爱的却很少见:一是为此抛妻弃子,割断最难丢舍的骨肉之情;二是为此冒险逃离纪律森严的禁军,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可能;三是进山后生存条件极差,“以其衣易一刀十饼”,刀用以护身,十块饼只能维持极短时间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解决的缺粮危险。没有非凡的决心、过人的勇气以及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心理准备,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孟德能够这样做,正表现出他迥异于常人之处。作者通过以下两方面的事例,进一步描述孟德进山后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危险,突出地表现出孟德惊人的忍受能力,以及在面临危险时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一是写进山后饼已食尽的情况下,饥饿使孟德只能以草根木实为食,但肠胃无法适应,又吐又泻,肚腹胀结,吃了生病,病好了再吃,最后终于养成了以草根木实为食的习惯,克服了山中无粮的威胁。二是山中常常遇到猛兽的袭击,但都能安然无恙。孟德认为:猛兽一般能识别人的气性,在离人百步左右,先伏下来吼叫,用震撼山谷的声音吓唬;接着,奋力跳跃,张牙舞爪,做出一副吃人的姿态;最后,在离人十余步处坐坐走走,仔细观察人的反应。孟德不怕死,对猛兽的吼叫、跳扑等行动毫不在乎,猛兽也只好垂下耳朵悄悄离开。这样的情况试过多次,结果都一样。孟德进山数年,靠不怕苦、不怕死度过了重重困难,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危险,在山中生活下去。这近乎传奇式的经历,组成了这篇传记文中最有光彩的部分。特殊的爱好,特异的行动,特大的困难,突出了孟德这一人物形象的奇异色彩,展开了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情节,使整篇传记故事生动、曲折,给人留下难以忘记的深刻印象。传记的后一部分,叙述孟德由山中出来,到达商州,被巡逻的士兵发现,送到商州官府,由于知商州的宋孝孙识人,把他送回秦州安置;知秦州的张方平又帮助孟德脱出兵籍,成为自由生活的老百姓;对孟德的结局作一交代,同时更增强了这一传记人物的真实性。

就本文的体裁、内容来说,自应以叙写孟德的生平经历作为重点,但就作者的深层写作动机来说,传记最后的一段议论却是最着意的笔墨,也是作者的见识超卓之处。从一般人看孟德的所作所为,只感到孟德的奇特;而苏辙却从另一角度进行评议,在他看来,孟德最主要的不是奇特,而是“有道”。世上君子因为内心有个人的打算,所以必然有所思慕和追求,也自然有所畏惧和顾忌,虽然不一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但在面部颜色上总会有所反映,别人就会从中想法来加以对付。与此相反,孟德心中无所顾虑、无所畏惧,这是一种博大刚强之气,它虽然自己感觉不到,但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使猛兽不敢伤害。苏轼看过这篇《孟德传》后,曾写了《书子由〈孟德传〉后》一文,认为人在不知怪惧时自有一种无形的旺盛强大的气势,形成一股令猛虎不敢伤害的力量,这也就是苏辙所说的可以“列于天地”的“道”。

(钟陵)


《范文正公集》叙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