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作者小传】
（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大中祥符进士。天圣中任西溪盐官。康定元年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庆历三年（1043）任参知政事，倡导新政。罢职后，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后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工诗词散文。著有《范文正公集》。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1] 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2] 。越明年[3] ，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4] 于其上。属[5] 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6] ，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7] ，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8] ，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9] 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岳阳楼记扇面
——〔明〕文徵明书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10] 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11] ，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12] 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13] ，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14] 斯人，吾谁与归[15] ？时六年[16] 九月十五日。
〔注〕 [1]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庆历，宋仁宗年号。 [2]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名宗谅，河南（今河南洛阳一带）人。与范仲淹同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为泰州军事判官时，曾助范仲淹主持筑捍海堤堰。庆历二年，他以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并知庆州，在防御西夏方面曾有贡献。次年被人诬告，牵连甚众，囚系满狱。范仲淹、欧阳修为之辩白，遂贬知凤翔府，后又贬知虢州。庆历四年，王拱辰提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3] 越明年：到第二年。越，及，到。[4] 唐贤今人诗赋：如李白的《秋登巴陵望洞庭》、杜甫的《登岳阳楼》、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夏侯嘉正的《洞庭赋》等，都是写“岳阳楼之大观”的。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及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联，尤其有名。 [5] 属：同“嘱”。 [6] 汤（shāng商）汤：水流大而急的样子。 [7] 迁客：谪迁的人。骚人：诗人。 [8] 霪雨：连绵的雨。霏霏：雨飘落的样子。 [9] 去国：离开国都。 [10] 锦鳞：指鱼。 [11] 把酒临风：端起酒杯，面对着风喝酒。 [12] 庙堂：指朝廷。 [13] 处江湖之远：指不在朝廷做官。 [14] 微：假如没有。[15] 吾谁与归：我同谁一起呢？与，同“欤”，表示疑问。归，归附，归依。 [16] 六年：指庆历六年。
宋人王辟之曾说：“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 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渑水燕谈录》卷六）作为“四绝”之一的《岳阳楼记》，确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
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分三层。“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第一层。“谪”字是全文的关键。“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是第二层。一个被“谪”的人而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自然值得赞美。作者写这几句，正是赞美滕子京；但也另有用意，后面再谈。“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是第三层。“乃”字承上启下，说明“重修岳阳楼”是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前提下进行的。
第二段共两层。作者在前一段只用两句话交代了重修岳阳楼的全部工程；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因为这与他所要表现的主题无关。到了第二段，先写岳阳楼上所见的自然形胜：“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是第一层，也写得很概括。因为一则“前人之述备矣”（与前段中的“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呼应），用不着重复；二则这不是重点，仅是逐渐向重点过渡的桥梁。是怎样过渡的呢？“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是第二层，以“然则”承上转下：既然岳阳楼之大观如此，那么，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迁客”与前段中的“谪”字呼应）到这里登高四望，触景而生的情感岂不有所不同吗？这一反问引出了第三段和第四段。这两段是对“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回答。多用偶句，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对称的：都是先写景，后写“迁客骚人”触景而生的“情”。景不同，情也不同。一悲一喜，形成鲜明的对照，坐实了上面的“异”字。
最后一段是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提出理想化了的“古仁人”用以否定上两段所写的“迁客骚人”，这是第一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具体地写出“古仁人”不同于“迁客骚人”的宏大抱负，回答了前面的“何哉”，这是第二层。“噫！微（非）斯人，吾谁与归？”这是第三层。作者含蓄地、但也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是把这样的“古仁人”作为学习的榜样的。虽然没有提“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实际上是把他们否定了，而那种感慨系之的语气，更加强了否定的力量。
全文步步深入，由反而正，章法谨严而又富有变化。
在一篇作品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倾向有关。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代，北宋王朝因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已复杂而尖锐，民族矛盾（契丹的威胁、西夏的侵略）也日益严重。不少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并以范仲淹为中心，形成一个较有进步性的政治集团，与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的“邪党”（以夏竦、吕夷简为中心）作斗争。由于大地主官僚的经济力量仍然保持支配地位，在政治上也自然握有实权，因而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中的许多人物，都一再地遭到打击，作了“迁客”。
庆历三年（1043）以后，大地主官僚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夏竦、吕夷简等由于欧阳修、蔡襄、孙沔等交章弹劾而先后被罢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执掌政权，提出许多改革政治的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对内外职官严加考核，非有功绩，不得升迁；严选各路监司，有不称职者，就班簿上一笔勾去。又更定荫子法：公卿大臣除长子不限年龄外，其他子孙非年过十五、弟侄非年过二十，不得荫官。这些措施，立刻引起许多贵族、旧臣、滥官污吏的不满，攻击范仲淹引用朋党，甚至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信，诬告他们要废除皇帝，终于庆历五年，迫使他们离开朝廷。
《岳阳楼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作者于前一年出知邓州。就是说，作记的时候，他已经是“迁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迁客”往往也是“骚人”（诗人）。那些“迁客骚人”，大都因“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多愁善感。作者在几次被贬谪、如今又作“迁客”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却能否定一般“迁客骚人”“以物喜”、“以己悲”，被个人得失和环境变化所支配的卑微情感，而提出所谓“古仁人”作榜样，这分明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因受“邪党”迫害而作了“迁客”的许多朋友的勉励——首先是对滕子京的勉励。
滕子京有才能，有抱负。然而作为一个“迁客”，他的情感却和记中所赞扬的“古仁人之心”相去甚远。范公偁在《过庭录》里说：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范公偁是范仲淹之后，他的《过庭录》所记的事实，都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其中关于范仲淹的部分，相当可信；这条关于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的材料，尤为珍贵。此后的有些材料，也可以与此相补充。如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云：
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伤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
看了这些材料，再来读《岳阳楼记》，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谪”字，的确是全文的关键，而“先忧后乐”云云，则是全文的结穴。中间否定的“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分明包括滕子京在内；后面提出的“古仁人”，也正是希望滕子京作为榜样，进行学习的。“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说的是“吾”，指的主要是滕子京。那意思是：我离开了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你呢？
前面说过，“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是赞扬，但也另有用意。用意何在呢？那就是勖勉滕子京应该看得远些，不必“凭栏大恸”，而要进一步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这篇作品的客观意义当然有更大的普遍性；但作者却主要是规劝，或者说是批评“罕受人言”的滕子京的。规劝、批评而不露锋芒，却又很有力量，也显示了作者的构思之妙。
就艺术表现说，《岳阳楼记》有许多特点。骈散结合，排比工整，词采富丽，颇有诗味，这是众所熟知的。结构严密，构思精妙，规劝滕子京不露痕迹，却很有力量，这也在前面谈过了。除此而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仿佛一向以善写景著名。《后山诗话》中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世以为奇。”那些写景部分，的确相当出色。作者以非常精练的诗的语言，描绘了几种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色，形象鲜明突出，极富感染力。
可是这篇作品，却并不是写景文。
古文中的“记”，从前的许多文论家都认为是“记事之文”。而《岳阳楼记》却只有第一段“记事”，中间几段大部分“写景”，最后一段，又分明是“议论”。一种文章体裁，并不是一个死硬的框框。范仲淹把“记事”、“写景”、“议论”冶于一炉，正显示了他的创造性。
不过只说有记事、有写景、有议论，还不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这篇文章，实质上是议论文——独特的议论文。
写议论文，通常先提论点、再摆论据。而这篇文章的论点却在最后，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论点，是通过对“迁客骚人”的否定树立起来的。全文的第一段突出“谪守巴陵郡”，第二段从“岳阳楼之大观”引出“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若夫”、“至若”两段尽管写景很出色，但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了写“迁客骚人”的“情”；而写“迁客骚人”的“情”，又是为了用这种只局限于个人的“情”来反衬“古仁人之心”的“伟大”、“崇高”，实际上起了论据的作用。
有扼要的记事，有生动的写景，有简明的议论；写景与议论，又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而这一切，又都集中于强化“先忧后乐”的论点。正因为这样，随着《岳阳楼记》的广泛传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便日益深入人心，化为鼓舞人们关心天下、献身民众的精神力量。
（霍松林）
严先生[1] 祠堂记
范仲淹
先生，光武[2] 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3] ，乘六龙[4] ，得圣人之时[5] ，臣妾[6] 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7] ，归江湖，得圣人之清[8] ，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9] 。
在《蛊》之上九[10] ，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11] ，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12] ，始构堂而奠焉。乃复[13] 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 [1] 严先生：严光，字子陵，东汉余姚人。少与光武帝同学，后为一代名士，光武即位，召至洛阳，欲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受，还归富春江垂钓隐居。其钓台故址在今浙江桐庐，景致极佳。 [2] 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全国爆发以绿林、赤眉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刘秀组织地方武装，先后剿灭各路义军、豪强，于公元25年称帝洛阳，建立东汉王朝。 [3]《赤符》：即《赤伏符》。《后汉书·光武纪》载：公元25年，刘秀兵至鄗地，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前来进见，符中有谶文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以为是天降祥瑞，预示着他要当皇帝，遂登帝位。 [4] 乘六龙：《易·乾·彖》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乾卦六爻皆以龙为象，分别表示龙的六种升降变化，即：潜、见、惕、跃、飞、亢。这六种状态概括了世间万物的变化。“乘六龙”意为凭借龙的六种变化，驾驭天地万物。借此象征皇帝君临天下、统治万民之威仪。 [5] 得圣人之时：语本《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即孔子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当世圣人，这里借指汉光武帝奉天承运，即皇帝位。 [6] 臣妾：臣民。 [7] 动星象：《后汉书·逸民传》载：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客星指严光，御座指光武帝。古人以天象与人事相联系，严光以足压光武帝腹上，天上便显现出“客星犯御座”的星象，实为一种天人感应的附会之辞。 [8] 得圣人之清：语本《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这里指严光和古时的伯夷一样都是圣贤之人。 [9] 以礼下之：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待之以礼。指汉光武礼遇严光。 [10] 《蛊》之上九：《蛊》为《周易》中的卦名。蛊，坏极而有事也。“上九”指该卦的第六个爻。《蛊》卦之中，前五爻的爻辞均指清除祸害，整饬弊端，即“众方有为”之意；而第六爻的爻辞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指治蛊之事完毕之后，退居在野，洁身自守。 [11] 《屯》之初九：《屯》是《周易》中的卦名。屯，难也。“初九”指该卦的第一爻。此爻为阳爻，其位置居于下卦震体两个阴爻之下，卦象称：“上贵下贱”。初九阳爻本为乾阳尊贵之体，即文中所言“阳德方亨”，却能甘居下位，谦卑自处，如此则深得民众拥戴，因此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12] 是邦：即睦州，治所在建德县，管辖今浙江省新安江、桐江流域。当时范仲淹被贬知睦州。 [13] 复：免除徭役。
这是一篇缅怀严子陵高风亮节的短文。文中深刻蕴含着作者范仲淹对时世的感喟与怅惘，以及对当世君王的失望和企盼，难言之苦衷，耿介之情怀溢于言表。故虽通篇颂扬严先生，而实为感叹士人仕途坎坷的一篇鸣不平之作。
此文写于作者贬居睦州之时。史载他每次外贬，同僚都要为他饯行，第一次称他“此行极光”，第二次称他“此行愈光”，第三次称他“此行尤光”。可见他的被贬，实际上恰好是他心忧天下的写照。睦州人杰地灵，既有新安江这样的奇美山水，又有严子陵这样的高义之士，身为知州的范仲淹由严子陵而联想到自己，由汉光武而联想到当世之时弊，于是当他“来守是邦”，即着手“构堂而奠”，精心巧构出一篇礼赞之文，表达他对于严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对于盛世的向往之心。后人读之，不只要对严先生肃然起敬，而且会从字里行间想见范仲淹那壮心不已的志士情怀。
全篇以先生名篇，文中却不单言先生一人，而以光武与之相对应来写；不只是一味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注意在遣词为文中，处处体现严子陵的高洁之风。文章一开始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龙”，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入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诚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所言：一俟“鸣驺入谷，鹤书赴陇”，这些人就会撕下隐士的面纱，现出一副“形驰魄散，志变神动”的丑态，招致山林笑骂，“列壑争讥”。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极言光武，意在盛赞严光，“说得光武大，愈显先生高”（金圣叹语），是范仲淹作文的妙处所在。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后汉书·逸民传》），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又何尝不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龙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怎不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啊！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入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干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作者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两两相形，竟作一篇对偶文字，至末乃归到先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对于这一点，后来捧读此文者颇多心领神会之人。比如有个人称萧公的人过祠下，“因慨然曰：‘先生此祠，乃名教之首，何可令其颓圮若是？'”（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一）可见先生之风固然有如“山高水长”，值得大加称颂，而政治之清明，君主之德政，名教之建立，又岂非众望所归，而需大书特书的呢？
范仲淹为文雅洁，语言流畅，结构谨严，后人评他的文章“字少意多，义简理详”（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六）。本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被人盛赞为“直追秦汉”之作。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世传范仲淹初作此文之时，“先生之风”本作“先生之德”，后李泰伯建议以“风”代“德”，他听罢欣然改之，果然全篇为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古今仁者，心意相通。范仲淹能从严光之隐，悟出世道清明的重要，又能在身遭贬谪之际，“不以己悲”，而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严先生若有知，也当惊知己于千古了。
（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