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藏有了选择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西方以主权标准对西藏的介入刺激了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的行动，中国的行动则刺激了西藏彻底摆脱中国控制的愿望。在东方式的朦胧关系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以表面臣服换取实在利益，一旦被中国纳入明确的主权结构，那就成了真正的臣服，权力遭剥夺，对西藏统治者而言是失去最大利益，是任何别的利益都不能交换的。
何况，日趋没落的晚清中国还能给西藏什么利益呢？西藏以往臣服北京的理由──寻求保护和仲裁──已不存在。一方面，从外交而言，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争端中连连蒙羞，连自保都困难，又如何可能保护西藏。经历了两次与英国交战的失败，西藏对这一点有切肤之痛的认识；另一方面，从西藏的内政而言，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最高权威的地位当时已经相当稳固，也不再需要依靠北京的仲裁和支持。
1900年，俄国一支持有中国政府批准之护照的考察队在藏东察木多（昌都）地区琐图村受到藏人阻挡。中国护照不能说服藏人让路，用考察队首领科兹洛夫的话说：“射手比任何中国护照更可靠”。在与藏人的冲突中，俄国人枪杀藏人21人，伤19人，焚烧房屋并掠夺马匹，然后毫无损伤地扬长而去。事件发生后，俄国人没受到任何处置，反被中国方面护送出境。而对要求官府作主的藏人，清政府一拖再拖，拖了三年。最后是由清政府按每个死者八十两银子，每个伤者十六两银子，共付二千零三两银子就算了事。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在结案后写了一份奏折，仅看那份奏折，已经足够理解藏人为何要抛弃中国另寻靠山。
西方尤其是英俄势力在亚洲的迅速扩张，使原本仅为中国专有活动领域的西藏，处在了中、英、俄三个大国之间的三角地。中国不再是对西藏而言的唯一强者，且事实表明，中国远不如另两个大国。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把寻找新靠山的希望寄托于俄国。他把俄国当成信奉佛教的国家，从而希望能重现元朝那种结构──由西藏人充当精神领袖，一个强大的世俗帝国充当信徒、施主兼军事上的保护者。他在1904年逃出拉萨躲避英国人，也许就抱着与俄国人建立联系的愿望，企图依靠俄国抵抗英国。但是当他到达与俄国距离已经很近的库伦（今天蒙古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俄国国内发生1905年革命，举国混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幻想也不得不随之破灭。
那一段十三世达赖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问题。他的宗教地位超过库伦的蒙古大喇嘛，后者被对比得相形黯淡，大量信徒把供奉送给达赖喇嘛，使其蒙受损失，于是库伦大喇嘛改变了开始对达赖喇嘛的欢迎，逐渐变得无礼，捣毁了达赖法座，还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吸烟。世态炎凉令人寒心，连宗教领域也非净土。十三世达赖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碍，不能实现。他还是没有摆脱掉中国的控制。当他被召到北京给慈禧太后祝寿时，也许他还有与清廷达成谅解的一丝希望。多数史书认为他与中国的最终决裂，在于慈禧太后坚持要他见面时下跪。虽然西藏在世俗权力中臣服中国，但是达赖喇嘛从来认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无上。何况从前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不但未曾下跪，清帝还出城远迎。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清朝为了安蒙古需要笼络西藏，此时的清朝则需要表现自己对西藏的主权。西藏的政教合一使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还是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所以他必须下跪。为了解决这个争执，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的时间拖后了半个月，最终的妥协是达赖喇嘛以单腿跪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对从来以神自居的达赖喇嘛，内心屈辱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屈辱是迫于没有民族前途的无奈，痛苦就会更深，也必然使他产生更强烈的逆反心理。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仅在一个多月内，两人相继死亡。本已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那时达赖喇嘛一直逗留在北京，贴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肯定会进一步加强他摆脱中国控制的决心。他此次在外流亡五年的时间，极大地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建立了关系，使他从雪山深处的神王变成了一个民族领袖和政治家。
赵尔丰、联豫等在康区和西藏实行的新政，也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的自由和传统，包括达赖喇嘛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受到威胁，等于从根基上毁灭西藏社会。慈禧与光绪一死，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归程，并且在途中就开始遥控藏人进行抗争。
前面提到过，张荫棠在其整顿藏务的初始就强调：“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其时中国对西藏唯一的威慑只剩用兵。随着达赖喇嘛即将回归，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四面受敌的驻藏大臣联豫要求清政府向西藏增兵，以保证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权力在西藏的有效性。1909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组织一支2000人的川军，在将军钟颖的率领下向拉萨进发。达赖喇嘛深惧中国军队进藏的威胁，下令西藏军队和民兵以武力阻止。从而又促使清廷命赵尔丰的军队为进藏川军增援护送，导致更多军队进入西藏。
这是一个互动升级的过程。不仅仅限于军事冲突，还造成双方心理的对抗，反过来再影响政治局势。将十三世达赖与联豫之间的冲突做一归纳，可以看到这种互动升级形成一个链条，一直导向双方最终决裂。十三世达赖到达拉萨时，川军还在路上，双方还没撕破脸皮，联豫率领下属出城迎接，达赖因为心中愤恨川军进藏，对联豫视若不见；联豫因此恼羞成怒，立刻寻衅报复，先是强说达赖私购俄国军火，带人闯进布达拉宫检查，没查到，又派人截下尚在途中的达赖行李，开箱搜查。结果军火没有搜到，达赖的物品却丢失了不少；试想达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随之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罢差罢粮，断绝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粮草和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联豫的回应则向北京报告达赖“阴蓄异谋，极宜防维”，请在进藏川军之外再增兵进藏；当中国军队一路击溃藏军而逼近拉萨时，达赖曾试图与联豫讲和，联豫却意气用事，不肯妥协；加上临时组建的川军多流氓之辈，军纪极差，途中受藏人阻击又心生恨意，进拉萨后即枪伤藏民，侮辱藏官；出于对中国完全失去信任，也出于对已成水火之势又拥有武力优势的驻藏大臣的恐惧，刚刚流亡五年，回拉萨仅数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次出逃颇为奇特。他急奔而去所投靠的恰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1910年2月21日，达赖逃进英国控制的锡金（随后进入印度）。当时他一定要住进英国人的房子、并在英国士兵的保护下才感觉安全。正如荣赫鹏所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达赖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因为刚从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会找到希望；另一方面，虽然英国人曾以大炮轰开了拉萨大门，但是与满清官员的腐败霸道相比，他们的礼貌、守信和慷慨给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当然，这种选择还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大胆和灵活。
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此次逃亡为起点，西藏上层社会改变了历史上一贯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线，开始了以争取西方支持为资源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据那一段时间与十三世达赖接触密切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记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的构想是按照不丹与英国签定的条约模式建立英藏关系，即将西藏的对外事务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由英国提供保护，而西藏保持内政方面的自治。令达赖沮丧的是，英国拒绝了他的提议。贝尔是这样解释的：“就我们来说，去承担亚洲高原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防务是极端愚蠢的行为。”为此，荣赫鹏深感不满：
在昔哈斯汀士、波格尔、忒涅、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辈之参加使节者，皆欲设法劝导藏人遵循寻常国际交往之惯例。今则达赖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员咸来投奔吾人，求吾人维持其直接交往之权利，求吾人派遣英国官吏，甚且携带军队前往拉萨，并求与印当局缔结联盟。此种变局，殆一切人类史上所仅见。百五十年来，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动向我要求，而我当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复之。前此为贯彻对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萨，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动输诚于我，而我反拒人于千里之外焉。
后面将有专门一节讨论西藏高原建立防务的成本，显然贝尔的解释比荣赫鹏的感情用事更接近事实，即使英国当时有这样的愿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失望的十三世达赖继续他的努力，他在1911年给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写的信，典型地表达了他那时的态度和选择：
恩治广阔大地之大皇帝尊前：
敬启者。我西藏国与满清国之间仅属施主和福田之关系，并无领属关系。为了逐步灭掉我西藏国，诱惑藏民，企图夺取所有权力，伤害佛教，杀害僧侣，强夺财物，其虐待难以言表，这种践踏仍在继续。因此，无法与之保持近亲之关系。西藏之事全靠俄英两国缔结条约，方才维持到今日，现在西藏国全体君臣一致要求依靠两个大国实现独立。故此，本达赖喇嘛我启请大皇帝，两国即刻磋商，并向各大国宣传，给予援助，特别是满清方面包藏祸心，可能会冒认西藏为其领土，出兵滋事，望两个大国进行磋商，无论如何对实现独立给予坚决的支持和提携……
俄皇虽然回信表达了对西藏的爱护之心，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为如此荒凉巨大的西藏承担责任过于沉重，且看不出能得到多少回报，莫不如让中国继续它的宗主权，维持原有格局。为了对英国人表示俄国没有私下与藏人交易，俄皇还把达赖的信转给了英国，使达赖一度在收留他流亡的英国人面前极为尴尬。
清政府因为十三世达赖的出逃对他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置──革除其达赖名号，另选灵童重立达赖。这在宗教信仰者眼里简直是匪夷所思，一个世俗政权如何有资格决定谁该当神！但是中国统治者不在意这种逻辑矛盾。皇权在中国被视为最高权力。皇帝不拜佛，理论解释是“现世佛”不拜“未来佛”，皇帝本身就是佛。达赖喇嘛仅仅是菩萨的化身。套用世俗的科层观念，佛比菩萨的官大得多，废了他又如何！这种国家对宗教的管制在中国一脉相传，到中共时期达到登峰造极，这是后话。
当时，甚至还有就此废除达赖制度的意见，如温宗尧在其奏折中建议：“达赖既革，当以呼图克图分任藏事。利用转世迷信之愚，永废达赖之制，则番官各自树帜，而英俄无从牢笼。”这种彻底废除达赖制的主张一直为一些中国人所坚持，中共内部至今有人认为，中共治藏的最大失误就是在“平叛”或“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抓住时机废除达赖，使其成为以后一系列西藏难题的根源。
不过有一点是显见的，自川军进藏，达赖出走，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处境大为改观。联豫推行的新政与改革也大都是在那以后才得到落实。所谓“军至则改观矣，达赖革则屏息矣”，中国在其本身最衰落的时期，却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荣赫鹏如此评说：“中政府锐意经营西藏，经营结果，使西藏政府徒拥虚名”。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一时威慑的结果。中国仍然没有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靠得还是西藏本地官员行使政府职能，也即二者依旧是“接口”关系，只不过此时的“接口”相对过去较为服从而已。
只要还是“接口”关系，即使达到最理想状态——西藏方面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本质上也是蕴涵危机的。因为这种主权依赖的是一个并非能由主权自身把握的变数──即西藏“接口”的忠诚。只要西藏“接口”随时决定不那么百依百顺，或是脱离与北京的对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顿时可以成为虚有。
当然，西藏“接口”是否能够和敢于脱离中国，除了其自己的意愿，更重要的还得考虑北京的威慑。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强面前尽管软弱无能，对西藏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这种威慑像一条“绳索”，把西藏与中国硬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直是西藏独立的最大障碍，也是西藏分离势力从来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双方力量差距如此悬殊，以至西藏除了等待“天赐”以外，几乎没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中国。
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个“天赐”是不期而至的。当他处于最为绝望的时刻，中国内地城市武昌的一次军队起义引发了整个中国的连锁反应，史称辛亥革命。14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皇朝几个月内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乱。革命党和保皇派纷争不已，群雄并起的军阀拥兵自立，划地割据。这种混乱不久就波及到中国的驻藏官员和军队之中。
后人叙述那一段历史，往往用人云亦云的套话，如“驻防西藏的汉族士兵起而拥护共和派”，“驻藏川军起义响应辛亥革命”等，这种话写在书上堂而皇之，然而事实真相远非如此宏观和纯粹，甚至很委琐。考虑到类似情况在未来不是没有可能重演，所以我想把这一段往事讲得细一些。
当年入藏川军士兵皆从社会底层招募，多流氓无产者。其时四川民间社会有一基础广泛的江湖组织，人称哥老会，亦称袍哥。川军中哥老会势力极大，大部分士兵都入了会。而军官多为学生，不善治军，无事时尚能维持局面，一有变局则必大权旁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首先军心动摇。据当时在西藏亲历整个过程的人记述，促使哗变的直接原因是川军炮队一个袍哥头子在联豫轿夫所开的饭馆内内发生口角，继而发展成群殴。联豫听信自己轿夫的一面之词，认为炮队有造反之意，下令收炮队的枪。炮队众兵正在疑惧之时，恰见联豫轿子往营地来，其实只是空轿路过，联豫不在轿内，炮队士兵却以为是来捕杀他们，遂即哗变。
哗变后哥老会成为指挥核心和组织资源。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绑架联豫，由袍哥接管军队。然而他们没有政治路线，先是模仿革命，成立议会，后又宣布勤王，向西藏政府勒索十万两银子和五千匹牛马做回内地的盘缠。藏人一方面不敢不从，同时也盼着汉军早日离藏，宁愿花钱送瘟神。可是汉军得了钱又不走了，抱着非乱不能生财的心理，在拉萨趁火打劫。“皆思饱掠财物，掣之以归故乡，意在此而不在彼”，“白昼率兵四出，探知殷实番家，即诬以藏有蛮兵，入室抄去资财，行同盗贼，诬百姓为蛮兵，即拿回枭首剁指”。当时拉萨陷入混乱，枪声不断，“日未落路上无行人，居民一夜数惊”。汉人内部派别纷争，革命和保皇两副面孔翻来覆去，内讧不断。驻守江孜、日喀则、亚东的中国守军，也受拉萨局势的影响，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
对汉人统治早有不满的西藏各地则趁机举事。在中原动荡、前途不明、人心思归的情况下，驻藏军队丧失斗志。后藏最早开战，当从江孜派出的救兵赶到时，被围汉军已将枪支卖给藏军，换取藏军网开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军也随之模仿，卖枪为旅费，自行离藏。清政府派驻江孜的官员皆先后擅自弃职，离开西藏。
拉萨开战始于汉军攻打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当事者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拒绝为汉军调动支应乌拉，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僧兵开枪打伤了汉军士兵，但是都认为本不必以开战方式解决，之所以非要攻打色拉寺，是因为色拉寺内金器甚多，汉军中有人企图借此机会抢掠。他们本以为大炮拉出去一摆，藏人就会屈服。没想到打了一天也没有攻下，参战军士无心苦战，纷纷溜走，连大炮都扔在外面没人管。结果藏军反倒包围汉人军营开始攻打。所谓响应革命的“议局”这时无人理事，物品也被众人哄抢一光。联豫和统帅钟颖重新掌权，处决了当初领头反叛者。此后联豫离藏，绕道印度回内地，钟颖担任主要指挥，带领汉人在藏人攻打和围困下坚守了八个月。
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开展了全面驱赶中国人的独立战争。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如下通告，以今天的眼光，可以视为地道的独立宣言：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漓，逃离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萨汉军，一时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拉萨所有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龟缩到军营中。藏人将他们严密围困，断绝其给养来源。当汉军知道不战再无生还希望时，才开始“死力抗拒”，连汉人百姓也加入了战斗。
从以后生还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见当时被困惨状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马已食尽，飞乌无至者，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终不果来”；“不出战时，惟四望救兵，极目浩叹，并指山凹雪化处之黑影为救兵，夜间流星指为川军之号灯，群相告语，盖生机已将绝矣”。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是北京对拉萨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群雄并起，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余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参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
后来西藏的反叛扩展到康区，由于赵尔丰被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区失守。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从保护势力范围的目的出发，终于出军。滇军从滇西北进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则亲自率军西征。两路皆战事顺利，连战连捷，康区不久解危。川、滇两省军阀随之产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卫主权、解救拉萨守军之名，向北京要饷，准备进军西藏。
在后人所编一本名为《民元藏事电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与地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来往电报239封，其中有65封是四川与云南争夺经营西藏之权利、以及北京政府进行调解的内容，占到四分之一以上。从这个比例中，足以见出那些当事者把心思用在什么地方。不过不管军阀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对中国来讲，由内地军阀控制西藏怎么也比让西藏自立有利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当时的战况表明，即使国乱当头，但靠内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难以抵抗，并不需要中国以举国之力。然而当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平定康区、解了昌都之围后，准备长驱直入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连续急电所阻止。
后人论定此举为袁世凯之卖国行为。当时民国新立，中国分裂为大小军阀的领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英国是西方领袖，世界最强国，而英国则以不承认袁世凯政府为威胁，不许中国进军西藏。这对袁政府的确是致命的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谁会把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真正作为出发点呢？
川、滇军阀之所以在进军西藏的问题上受北京制约，不能完全自行其是，一方面是因为需要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需要军饷。进军西藏花费巨大，地方财政难以负担，有北京的批准，就成了为国家办事，国家当然应该负担一切费用。拿国家的钱，扩大自己的军队，占领新的地盘，这对军阀是名利双收的交易。北京先是同意四川西征，随后又严檄禁止，这对已经动员起很大力量的四川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在四川与北京的字面交涉中，是看不到名利而只有国家的。当时的四川护都胡景伊给袁世凯的电报这样写：
……川边既靖，锐胜之师，不克占领要隘，扬威徼外，中道屯阻，战士咨嗟，远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战，尤足摧伤士气。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敌健卒，勇气百倍，人人具撼山摇岳之概，内地将士，亦莫不奋兴鼓舞，秣马厉兵，请效后劲。景伊虽蹇劣，并拟躬率精锐，资其臂助，洗马拉萨之滨，勒铭雪岭以外，定使藩服如旧。金瓯不缺，藏人绥辑，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实民国之庆。徒以条约牵掣，易客为主……直足令贾生痛哭，韩子腐心。固知大总统垂顾边圉，必有深略远谋，但雌伏久甘，祸即未已，主权悉失，尤引为奇耻大辱……
国务院的回电则重申禁止进藏：
……惟现在时局孔棘，财政困难，正如病夫，元气已伤，百孔千疮，尚须调摄，岂可竟忘远虑，轻启衅端。望遵迭次前电，勿得进入藏境，致滋渔利……
困守拉萨的中国驻军终未盼到援军，弹尽粮绝，最后组织敢死队，以突袭方式擒获了达赖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印度取道回内地。收缴武器时，连身带小刀、牙签均被没收；出藏途中西藏当局传谕百姓不卖汉人食物；英国官员则率队押解出藏汉人，“居然似地主送客之意”。回国后，统帅钟颖在北京被处死，内中情由复杂，这里不表。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历尽了多年挫折和绝望之后，终于实现了彻底摆脱中国人的目标。他明智地认识到，“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于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于别的原因”。然而多数藏人则把中国革命解释为报应──“中国军队侵占拉萨一年半以后，中国就爆发了革命，清朝皇帝就被推翻，为什么？因为它虐待宗教领袖达赖喇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又一次占领了拉萨乃至全西藏，并且以空前的程度虐待了达赖喇嘛及整个西藏民族，这次的报应却来得不像上次那样及时，至今还没有看到端倪。但是可以相信，盼望独立的西藏人正在昼思夜想地等待出现相同的报应──中国再一次发生分裂和动乱，那将是西藏再次实现独立的可能所在，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可能。
那种期待并非完全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