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达赖的汉人同盟者
仅凭几百万藏人与十数亿汉人进行战争，西藏永远没有取胜的希望。这个冷酷的现实长久地困惑那些为西藏独立而奋斗的人们。尤其今天的中国又在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把西藏从中国统治下解放出去的前途似乎更为渺茫。可能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近年改变了他的路线──西藏不能把中国人当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来对待，而是需要分化对方，从中寻找自己的同盟。当年毛泽东分化了藏人，结果就把西藏摆布于股掌，邓小平一不小心让藏人重新整合为一体，西藏从此就问题多多。以强大民族对付弱小民族，都有如此区别，以弱小民族对付强大民族，就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分化对方，从对方争取同盟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之一概加以仇视和打击。
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中国大批反对派人士流亡国外，形成了中国人在海外的“民主阵营”，正是在他们身上，达赖喇嘛看到了争取汉人同盟者的可能。
这种转变对双方来说都有一个过程。即使是达赖喇嘛，过去也把中国人视为彼此一样的人。他的讲话中经常用“中国人”这样一个整体性概念。而汉人，即使是中共的反对派，也常常把“领土完整”视为不可讨论的原则。拉萨那些在“六·四”期间组织示威游行的汉人，当西藏大学的藏人学生希望与他们联合行动时，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绝对不许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一位参加了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后来说，“六·四”死难者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流的血换来的是达赖得到诺贝尔奖，而他们如果活着，都会坚决反对西藏独立。对此，藏人丹增罗布指责说：“当我与天安门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的时候，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民主自由……”
岁数较大的中国流亡者比青年学生的眼界宽阔一些，他们在“六·四”事件之后仅一个多月，就提出了“中国联邦”的构想，开始考虑以联邦方式解决西藏问题。1989年10月12日，中国流亡者的组织“中国民主联盟”三个主要人物──严家其、万润南和林希翎在巴黎的“民联”总部与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负责人秘密会面，开始了双方第一次接触。同年12月4日，达赖喇嘛在巴黎与严家其会晤，双方将其称之为“历史性”的会晤。
其后，流亡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致力于“中国联邦”的制度设计，提出了西藏与中国应该结为“邦联式的联邦”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解释这个绕口概念的含义：“邦联式的联邦实际说了一个意思：历史上西藏同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的关系最接近的一个模式，今天用科学语言来讲就是邦联式的联邦。”也就是说，他的主张就是中国与西藏回到清朝驻藏大臣式的关系。那虽然还是在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内打转，却是由汉人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对藏人来讲肯定应该视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1991年9月第一次中藏关系讨论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1992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中藏关系：未来的展望”讨论会；1992年7月，中国流亡者首次派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会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双方的共识不断增强。著名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多次表示，西藏独立的问题应该由藏人自己决定，无论那决定是什么，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尊重。
1994年，严家其与西藏流亡者方面的阿沛·晋美有一次会谈。阿沛·晋美是中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父亲因为与中共签署了《十七条协议》并一直担任中共高官，被西藏独立战士视为“藏奸”。阿沛·晋美从小在北京长大，1985年到印度探亲，又去美国上学，随之便投靠达赖喇嘛，参加了西藏流亡运动。由于其具有特殊地位，精通汉语并熟知汉人，他现在已经成为代表西藏流亡团体与中国流亡者进行接触的主要角色。在那次会谈中，阿沛·晋美针对严家其的“邦联式的联邦”提出进一步设想：
给西藏二十年时间在联邦里，二十年之后，可以实行公民投票，是继续留在联邦里，还是脱离联邦。
对此设想，严家其给予高度评价，赞誉阿沛·晋美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了不起。严家其个人对西藏去留的表态是：“汉藏只要能和平分离，我是赞成的，现在都赞成。”
1996年5月，一本被称为“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第一次主张西藏人民自决权”的书在台湾出版。那本书是十一位中国流亡者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论文集。主编曹长青在前言里这样写：
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深地为中国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因此，我们用此书祭奠在中国殖民统治下被杀害的藏人；也将此书献给六百万正在争取自由独立的西藏人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迟到的觉醒，对西藏人民迟到的支持，和迟到的忏悔与赎罪……
曹自己的文章，题目就叫“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三十年代即加入中共的流亡作家王若望表示，“西藏人民有选择的权利”；曾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会长的于大海表示：“如果西藏的居民大多数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中国民主基金会的理事会主席沈彤主张以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的原则重新审视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学者项小吉希望西藏的“或去或留都应以真实的民意为依归，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尽管有些作者对西藏独立的问题仍然持谨慎态度，但是所有文章都谴责了中共的对藏政策，并表示应该给西藏更多自由。
按照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的总结，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
第一是民主的原则，即西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要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别的民族不能包办代替；第二是和平的原则，即反对以武力解决任何统独的争端，决不能用军队去屠杀、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第三是过渡的原则，如果在统独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一时解决不了，可以通过长期的谈判，在五年、十年之后，在平等和睦相处，互信互利的前提下，先实现西藏的高度自治……如果在这样长期过渡后，西藏人民仍然希望独立，认为做好邻居比做亲兄弟更好，西藏人民也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前途，中国的民主政府必须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
1997年3月，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开会期间，西藏流亡人士的示威集会第一次出现汉人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37人），但是代表中国民运三个组织，在上万人的集会人群中影响很大。著名的中国政治犯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等在集会上发了言，受到热烈欢迎。这次活动标志着中国流亡者与西藏流亡者已经跨过初期接触和思想磨合的阶段，开始了共同行动。
中国流亡者逐步产生对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认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西方环境的熏陶下逐步接受西方视角和西方价值观的结果。西方社会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的热情和崇拜，也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另一方面是西藏问题无法被中国的民主运动所回避，未来的民主中国不可能只给汉人民主，而继续以中共的方式镇压少数民族。如民运人士在考虑未来形势和策略时所认识到的：
如果那时民主政府仍没有作出允许自决的承诺之思想准备，政府与藏人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这对百事待举的新政府来说，会是道义上的摧毁性打击，弄不好会影响到政权的生存。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有作用，当中国海外民运陷入低谷、资源出现短缺的时候，与西藏独立事业合作可以带来新的资源和新的“统一战线”，以及西方人的欢迎态度。
对达赖喇嘛来讲，这无疑令人鼓舞，是在与中共打交道彻底碰壁之后，漆黑前景中展现的一线希望。未来中国如果能够由这些赞成给西藏以选择自由的人上台执政，西藏问题岂不就有了解决的可能？
这些人怎么才能在中国上台？前提当然只能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西藏的未来就这样和中国的民主前景联系在一起了。
对西藏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另外一个意义还在于，中国只要实行了民主，就不能不受世界“民主”秩序的约束和影响。那时，同情西藏独立的国际心理和舆论就可以产生实质作用，迫使“民主”的中国政府不敢与之杵逆。藏人才会有争取自由的空间和安全保障。
所以，为了西藏的未来，西藏流亡者就应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把中国的民主事业当成西藏争取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需要从现在就开始与中国民运人士联络感情、沟通意见、建立联合，如果他们未来有可能成为民主中国的领导人，今天的投资就会在那时得到丰厚的回报。
1995年6月4日，“六·四”六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发布声明，把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称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感到鼓舞、感动和产生希望的事件”，坚定地与中国民主派站到了反对北京政权的一边。这本来是不少流亡藏人出于与北京谈判的策略而反对的。这种选择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战略转变。在声明里，达赖喇嘛强烈地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力量给予支持，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祝愿：
我强烈地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提供道义和政治的支持……说到底，是那些有奉献精神的，有勇气的民主运动的成员们才会把中国带入一个未来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得到一切帮助、鼓舞和支持。
……今天，当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们纪念1989年6月4日的大惨案时，我愿借此机会表达我对那些为这一伟大的国家的自由、人权献出生命的人们的敬意。我还愿为你们的那些勇敢的捍卫这些人类共同的和固有的价值而被监禁的同胞们祈祷，并祝民主运动成功。
1995年9月9日，达赖喇嘛在美国波士顿对四百多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发表演讲，声称不愿与中国为敌。
如果我们选择与中国呆在一起，我们应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生活。如果我们选择分手，我们应该作一个好邻居。无论如何，和中国保持长久的友好关系应该是西藏的一项根本原则。
在解决西藏问题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认真考虑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等都要考虑到。在西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的人权等要得到保护。他们未来的走向应该逐步和平、合理、妥善地协商安排。
在藏人内部，达赖喇嘛敦促他的同胞转变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要求他们把中国人民与中共统治者分开，不要再提“汉人滚出西藏的口号”，而是要和中国人民一道争取从中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共同的民主和自由。
达赖喇嘛对中国民主派人士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他去美国参加“现代科学与宗教”会议的日程安排上看出，由于在美国的时间只有两天，时间非常紧张，他因此拒绝了美国ABC电视“黄金节目”女主播戴安·索耶所要求的采访，而同时，却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给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记者。记者后来这样记述：
他微笑着，上前一把攥住我们的手，那瞬间的庄严和神情的交流，将整个空间充溢得鸦雀无声。
他一直这样紧紧地攥着我们的手，挽着我们来到隔壁一个小书房。我们的手生平第一次被人这样长时间地紧紧攥着，而且攥得那样有力量。在那一瞬间，感到从他那温暖的手中，传递出真诚和信任……
那次达赖喇嘛接见的记者之一就是后来编写《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的曹长青。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流亡者中最坚定的西藏独立支持者。
正如达赖喇嘛自己所说，他“始终以极大的关注、希望和期待注视着中国政治的演变”，他把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将发生苏联那样的变化。如果那时中国民主派上台执政，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理论上，这种期望符合逻辑。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后的共产主义专制堡垒，肯定挡不住席卷世界的民主化大潮，终要变化。然而中国民主化之日，是否就会发生苏联解体的情况，成为西藏自由之时呢？
中国与苏联有两处很大的不同。第一处不同在于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在苏联总人口中只占50%多一点，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国总人口中占到了93%；第二处不同在于俄罗斯的领土占苏联领土的76%，而汉人主要聚居区只占中国领土的40%左右。从这两处不同可以看出，根据民族划分的国家解体，对于俄罗斯人和汉人，意义是不同的。50%的人口获得76%的领土，与93%的人口只剩40%的领土，二者对解体的态度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没有主体民族的赞同或至少是默许，一个国家的和平解体就不太可能。
固然，问题不会极端到一个西藏的分离将带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全跟着要求自治，但是至少新疆和内蒙古会提出同样要求。它们和西藏的情况差不多，只给西藏特殊地位是说不过去的。而这三个地区的总面积超过五百万平方公里，已经是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么，面对中国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状态，哪一个中国当权者敢于放弃一半的领土呢？即使那时中国已经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93%的汉人选票对掌权者的作用肯定更大。
有人会说，达赖喇嘛已经宣布了他的“中间道路”，并没有要求西藏彻底独立，中国民运人士答应西藏方面的，也只是“邦联式的联邦”，而非独立。未来对新疆和内蒙古，顶多也是实行“邦联式的联邦”，那50%的领土，还属于中国联邦。
也许以达赖喇嘛的人格，说话是算数的。问题是，人格是不可以寄托国家前途的。法国记者董尼德在采访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时，专门就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过一段谈话。
一点疑问也没有，丹增曲嘉认为斯特拉斯堡的演说是最能够说服中国人坐下来一起商谈的建议。然后呢？这是不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跳扳呢？达赖喇嘛的弟弟搔着头一言不语地看着我。很明显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说些什么而不会给西藏的外交带来困扰。经过一段考虑后，他决定了。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可仕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
连达赖喇嘛的弟弟都把“中间道路”当作临时对付谈判的缓兵之计，最终西藏还是要走向完全的独立，可知其他西藏人更是会这样想。即使达赖喇嘛本人是真诚的，他能否左右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他身后，西藏人将怎样做，他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
以严家其与阿沛·晋美达成的共识——联邦实行二十年后，由西藏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去留──为例，严家其对结果这样预期：“你（中国）做好了，西藏就留在大家庭里。”这只不过是想象中的愿望。所谓的民族自决从来都存在一个被谁主导的问题，主导者只能是其民族精英。前面已经讲过，独立可以使民族精英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精英对独立的热衷总是高于普通百姓，而百姓又往往被精英所操纵，那种自决的结果其实不难想见。严家其所说的“做好了”是什么？除非是源源不断的巨额财政供养，别的好和不好都没有共同标准。而那时要供养的就不是西藏一家，否则新疆和内蒙古也会认为你没有做好，闹着要和你分家。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是被屡屡验证的规律。即使中国民主派未来上台，可能也会改变现在对西藏的态度。就像当年中共也曾许诺给少数民族以联邦地位一样。一旦从反对派成为执政者，“道德”就退居次后，国家利益则理所当然上升为第一位。何况还有人给他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
假如中国民主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允许西藏独立，那么中国将爆发一场新的“五四”运动，数亿汉人将上街示威指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则将打着“顺应民意”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顷刻垮台。
而民主派若再食言，结果将使藏人积怨更深，西藏问题从此更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