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无人进藏（下）

以往中共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靠得是“精神原子弹”，那既有效、成本又低廉。而随中共宗教破产，“精神原子弹”消失，个人利益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再没有存身之地。

这时，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重新成为中国治藏所面对的问题。

暂且先不说今天是否有人进藏，就是那些已经在过去进了藏并且工作多年的汉人，现在也几乎人人思走。“哀莫大于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进藏大学生在离开西藏时，回忆了身边两件事，从文章的题目──“枯海沧桑向谁诉”，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认识了本单位一个工人刘建国，他二十多岁，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实本分，家人都在内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张雷聊天，刘建国很少插话，大多是听，有时给我倒杯水，土屋虽破，却被小伙子的朝气所辉映，是我唯一串的门户。那天下午，沉闷的爆炸声从刘建国住的小屋里传来，人们跑去一看，屋顶被炸飞，四壁被他的血肉涂得斑斑点点，屋梁挂着肚肠，头颅飞落于隔壁屋顶，只有他的两条完整的腿，在废墟中仿佛依然抽搐着。

张雷惊呆了在水池边，几分钟前，刘建国镇静地对他说：“张雷，没水了，你去提一桶。”张雷提着水桶刚到水池边，就听到沉闷的轰响，刘建国怕伤及无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药引爆的。远在内地的亲人没有来——幸亏没来，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赶来看到如此惨景将何以堪──一个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残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门，不知去向。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刘建国死了，为什么会死？那年冬天单位分配牛羊肉的时候，大家买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们说：那太像刘建国留下的……

另一个冬天，就在我住的单身宿舍楼楼下，兰州大学毕业的援藏大学生郭宾被锁在小屋，恶骂了两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条麻绳捆送回内地。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郭宾疯了，为什么会疯？……

对那一死一疯两个人，没有人出来说明情况，也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原因的，必须是直接有关的什么事情──失恋、反错误等等。放在今天，人们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问题，跟事没关。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那种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也就会大大增高。

在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共军队中，军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当高。这中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今日西藏驻军的各方面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已有极大改善，无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还是文化生活（基本都能看到电视）、休假时间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驻藏老军人告诉我，六十年代他在边防连队当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窝棚，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灯下学“毛选”。唯一的娱乐是半年来一次电影放映队。他最长一次连续看了十四个小时电影，每部片子至少看两遍。然而在那比现在艰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却很少有人得精神病。为什么？原因就在那时的人有信仰支持。尽管那种信仰带有相当多的荒谬成分，但是并不妨碍它对精神的平衡功能。在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进藏汉人也不会苦闷和失衡到这种程度。但是问题谈到这，就变成了人种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对高原环境的天然不适，使进藏汉人普遍认为孩子不能生养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长大的汉人孩子是否真会受到肌体损害，此种观念的流行的确导致了大部分进藏汉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内地，自己一个人进藏工作。

前面提到过的孙小梅后来自愿要求进藏工作。在进藏路上与她同房间的一个女人有一段难忘经历。那女人曾经实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为无论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的高山反应特别强烈，在西藏没呆几天她就只好带着孩子往回返。赶到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口气不如一口气，最后完全没有了气息。周围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劝她赶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时精神陷入恍惚，抱着孩子就是不松手。登机时也没人敢拦她，她抱着孩子上了飞机。没想到飞机关门以后，空气环境立刻调节到低地状态，氧气增加，气压增高，孩子又开始有了气息，很快就活了过来。那时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飞机上的众人纷纷陪她掉泪。

可想而知，类似这样的经历会对女人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即使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女人们对独守空房、一个人操持家庭也是难以长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务实的时代，进藏汉人的家庭问题多、离婚率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在一本中共军官写的小册子里见过一封实录信件，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写给军队上级的。那位妻子不但要与丈夫离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带回部队。部队上级为此写信给那位妻子进行劝说。妻子回信如下：

部队领导：

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去吗？

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么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

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么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么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么？

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后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

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答应，那么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

最后，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

汪丽蓉

1989．2．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1994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个兵。他低着头，步履沉重，脸上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苦字形容──苦成一团，让人看了心疼。我停车在他身旁，那是个农村孩子，问他每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回答。我劝他赶快回去，向军官解释他不是开小差──因为他是向西藏深处走而不是向外走（尽管也许是他走错了方向）。最后我学着军队的口令让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军队操典的姿势往芒康方向跑去了。

当晚我住在一个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长身材魁梧，气势豪爽，是个典型的军人，但是听我讲了逃兵的事，眼里却泛出泪水，使劲抑制才没流出。随后他感叹那个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开小差，都会受到军纪处分，以后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机会。不过我明白那显然不是使兵站站长眼含泪水的理由，打动他的是所有进藏汉人内心深处的孤苦与乡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撑，汉人在西藏势必要永远地受到这种折磨。

毛泽东时代，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共无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时中国人从生到死几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违抗党的意志将受到极大的惩罚，离开党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时无论派干部到西藏任职，命令驻守西藏的军人就地转业，还是分配毕业学生进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里不愿意，也很少有人敢于违抗。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县1993年分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大学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只扔下一句“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从此一去再不见踪影。他的“人事关系”和“档案”──二者皆为“铁饭碗”的象征──现在仍然放在丁青县委组织部的柜子里。丁青县委书记辛高锁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中只有无可奈何，或者还有一分理解。就连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现在也有不告而辞离开西藏的。现在的中国在“铁饭碗”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活路——打工、经商、做实业，可能比“铁饭碗”还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断向上级要求调回内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还不能像别人一样一走了之，是因为他已经当到了县委书记，一方面有责任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渠道，他回内地才能“分配”到相应级别的职位，否则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于白干了。

辛高锁1976年自愿报名进藏。那时他大学刚毕业，与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国内地各大学和中专的毕业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自愿进藏。现在西藏不少地厅处县一级的干部，都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况，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当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灭，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动调回内地，有些人不惜采取“泡病号”、“撂挑子”的方式。因为他们大都面临与辛高锁同样的“分配”问题，不能说走就走，西藏中共组织系统目前还有办法阻挠他们调离，但是他们多数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内地。

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主动申请进藏工作。他们是在文革之后上的大学，比辛高锁那批文化革命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受到更好的正规教育。当时西藏汉人正在大批外调，他们的逆潮而动并非如以往那样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使他们盼望到西藏寻找心往的浪漫，是出于个人主义的追求。加上那时北京为了鼓励他们进藏，允诺进藏八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返回内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种浪漫追求仅仅是中国大陆之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而已。1983和1984两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这种大学生自愿进藏。到1985年，陡降为9人，以后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那批大学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灭，不少人后悔当初的进藏。在熬满八年后，他们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中共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回内地。

从自愿报名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在，这些人已经几乎全部离开了西藏。

对西藏来讲，1980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在1980年达到最高峰，随后便逐年减少（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

年份 西藏汉人数量

1980 122400

1982 91720

1984 76323

1985 70932

1990 67407

1991 65101

1992 66318

1993 64890

有些到过拉萨的人可能会对我说的无人进藏不以为然。他们在拉萨街头看到熙熙攘攘的汉人，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挣钱的汉人越来越多，怎么能说无人进藏？

的确，现在去西藏的汉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为什么我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无人进藏，现在反倒是无人进藏呢？区别就在于我所说的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汉人。

区分上述两种进藏，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户口。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由官方将本地居民登记在册，作为他们合法身份的依据。中共执政以后，为了对人民实行控制，户口的作用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人属于哪里，上学、工作、住房、婚丧嫁娶、生育后代，甚至是吃饭穿衣（粮票布票）全取决户口。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基本特点是户口迁移受严格限制，经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动。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有所减弱，但户口仍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之一。人们对户口具有强烈的隶属感，所以只有那些户口在西藏的的汉人，才能被视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命运才真正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他那些进藏汉人，“根”在其户口所在地，他们进藏只是临时的。

以上的西藏汉人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他们的户口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再想让汉人带户口进西藏越来越困难，西藏汉人则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出西藏，所以西藏汉人的户口数量几乎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现在，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一旦退休，他们的户口就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大多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得到按规定应该得到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必迁离西藏无疑，而且近几年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着他们的离去，北京将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赖的人员；

他们回内地，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这是当局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汉人居民数量而采取的强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得留得下人。由于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他们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其中不少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所以上述人数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户口数，已无其人的了。

目前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泽东时代把汉人送进西藏的途径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户口的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2.8%。从1996年开始，又将有5000名汉人干部职工因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调回内地。如此只出不进，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数量只能越来越少。

还有另一种无人进藏的表现──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即使暂时无法离开西藏，也纷纷脱离基层，向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我只能找到1990年的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

地区 人口 占汉人比例(%)

拉萨 44939 55.3

昌都 7019 8.6

山南 5725 7.1

日喀则 4920 6.1

那曲 2961 3.6

阿里 1435 1.8

林芝 14218 17.5

合计 81217 100.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仅拉萨一个市，就集中了西藏全部汉族人口的一半儿多。在西藏的汉人基本是城镇人口。1990年拉萨市镇人口数为137661人，也就是说汉人常住人口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汉人的流动人口和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在拉萨街头得到汉人为主的印象是一点不奇怪的。

不过通过这组数据，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少到了什么程度，只有三万多人（含暂住）。

我们再来看临时进藏的汉人。中共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全靠车马，进藏一趟需时数月，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都成了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不会有多少人产生临时进藏的雅兴。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了公路和汽车，以那时的汽车和公路条件，进藏仍是一件不易之事。那时既无旅游之风，也不允许做生意，一般只有带着国家“任务”的人才会、也才可能进藏。今天的喷气飞机把进藏时间缩短为两三个小时，青藏公路铺上了柏油路面，交通不再成为阻碍，随时可进可出，这才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批临时进藏者。由于有了人数越来越多的临时进藏者，今天的无人进藏与历史上的无人进藏有所不同。

临时进藏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谋生和赚钱的目标吸引进藏的。他们在拉萨街头补鞋、裁衣、修钟表，在公路沿线开饭馆，包工程、挖金子、倒卖草药、盗猎野生动物（我甚至见到过从内地到拉萨要饭的汉人），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类是出于旅游和猎奇动机进藏的。他们主要是汉人中的上层人士——记者、作家、画家、摄影爱好者、大学生……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官员。官员虽然都有“公事”名义，不少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而且是在“公事”名义下的公费旅游。这样的进藏者再多，也不能改变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们与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生活无关。前者与中国内地的几千万“流动人口”性质一样；后者则和那些从外国来的游客没有多少区别。这两类人与西藏的关系都是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的时候一走了之。这样的人再多，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种临时进藏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连西藏当地政府也难掌握准确数字。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中共主管法律、公安方面工作的机构）的王先生估算，1996年的夏秋，拉萨的流动人口约为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汉人（还有一些回民），其余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他几个城镇这种流动人口比拉萨少得多。例如阿里的狮泉河镇，1996年夏天的流动人口约为五千人。按照这种规模估计，每年夏季高峰时，临时进入西藏自治区的的汉人大约保持在十几万到二十万的规模。比起中国内地几千万四处流动的劳动力，其所占比例之小，仍然可以被视为对“无人进藏”的证明。

如果你选择冬天进西藏，就会得到另外一种印象。那时汉人走掉了一大半，都如候鸟一样回到中国内地。看到西藏汉人多的的人，都是在旅游季节到西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互相看而已──看到的都不是西藏的汉人。除此而外，即使是在高峰季节，进藏观光或挣钱的汉人也局限在少数城市、几条主要公路线和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那些点和线不过是西藏微乎其微的部分。离开那些点线，经常连续多少天，连走几百里也见不到一个汉人。

我这种看法，和当今国际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在这方面，国际舆论跟着达赖喇嘛走。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指责中国把750万中国人送到西藏，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这个数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反复引用。

当然，达赖喇嘛使用的西藏概念与中共相差很大。他的西藏是包括安多和康区的“大西藏”。但是达赖喇嘛在演讲中也特别谈到了中共概念的西藏：

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目前中国人的数量超过了西藏人……在中国人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国人自己承认一百九十万的西藏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这些有关中国人的数字还不包括部队，他们大约有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其中二十五万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

也就是说，在达赖喇嘛演讲的1987年，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至少超过190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在这里讨论“无人进藏”岂不就成了开玩笑。

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公布他所称的“中国政府的资料”和“中国人自己承认”的来源在哪，所以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不过我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关于人口方面最权威的资料──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一书，1987年西藏汉人的数量为78800人，仅为达赖喇嘛所说的二十四分之一。

按照同一资料公布的数字，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152.1万（占总人口的26.9%），也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汉人总数也在减少（1982年为154.1万），表现出与西藏同样的无人进藏的趋势。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的数字是虚假的。的确，中共制造过大量虚假数字，不过也应当看到另一面，中共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还是一个国家当局。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而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

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以北京的心理，决不是不想向西藏移民。如果它真能把达赖喇嘛说的那么多汉人弄进西藏，它会最高兴。那样西藏对中国就不再成为问题，也就永远不会再有西藏独立的可能。达赖喇嘛的斗争还有什么希望呢？

然而，目前的真实情况却是无人进藏。

西藏的天跟西藏人站在一起。那是西藏人的希望所在。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东方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转换，需要承认既成事实。看上去那似乎是对西藏的不公平，然而问题在于“事实”并没有达到“既成”。中国曾经解决了无人进藏，因而得到了西藏，那的确是事实；现在中国又重新面临无人进藏的问题，也是事实；如果将来，得到天助的藏人真能把人心思走的汉人统统赶出西藏，那不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吗？

而且，那将是一个“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