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自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维持38年的中华民国几乎自始至终陷在难以自拔的内忧外患中。先是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刚刚奠定统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战争。民国政府常常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偏远的西藏更是难以分出多少精力。这种状况使西藏获得了一个宽松空间，从而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得以维持完全独立。以往西藏虽然可以通过“架空”方式得到实质上的独立，但是身边有颐指气使的驻藏大臣，境内有耀武扬威的清军，总是不免处处掣肘。那四十年的独立却是彻底的，顶多与民国政府来点虚与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那一段历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视为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根据。
不仅如此，中国的内乱还使西藏能够以武力收复昌都、德格等康区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边界大大地向东推进。固然十三世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及藏军从英国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不过最大原因还是应该归于中国内地的动荡。当年指挥川军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权力斗争中被袁世凯关进监狱，新起的四川军阀则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连省会成都都成了他们的巷战战场。藏军围困昌都时，守将彭日升屡屡求援，民国政府任命的川边镇守使却因为与彭素有矛盾，坐视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军俘虏，最终客死西藏。随后英国人又从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国承认了藏军胜利后的汉藏边界。
民国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国最弱而西藏最强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民族灾难的考验和流亡的磨练，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他在驱赶汉人获得独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对藏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和改编；引进英国、日本和俄国的训练方法；聘请外国教官；派藏族军官进英式军官学校学习；进口新式武器；发展西藏的兵器工业；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他还建立银行，发展矿业、邮政，促进贸易等。西藏社会在张荫棠、联豫推行新政的基础上， 进一步得到现代化的启蒙。西藏取得的成绩致使英国最终“担心西藏相对于中国来说太强大，并可能导致西藏的扩张侵略和独立”，从而拒绝向西藏继续出售武器。
如果英国人真有这种担心，那是过于夸张了。以中国的几亿人口对西藏的一二百万人，西藏再强又能强到哪去？即使在民国只能全神贯注于内部事务而对西藏无暇以顾时，仅为对付川边的地方军阀，就牵扯了西藏大部分军力。这个事实甚至主导了当时的西藏政治和外交。举例说，1920年西藏和尼泊尔发生争执，尼泊尔威胁要进攻西藏，由于西藏军队都用于防卫中藏边界，不敢调回对付尼泊尔，就不得不屈服于尼泊尔的压力。
西藏历史上一大公案──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的决裂，原由也可以追溯至此。维持防卫中藏边界的军队，一直是西藏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中国逐步被蒋介石统一，西藏还需要进一步扩军以增强抵抗中国的实力。这些原因使十三世达赖不得不做出西藏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向寺庙征税。虽然此前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之间已经存在矛盾，但是并不到决裂程度。历史上班禅喇嘛统治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他是除西藏政府以外的最大土地所有者，不仅拥有大片庄园，还管辖着十多个宗（相当于县）。班禅自成体系，自己收税自己花，从不向拉萨上交。达赖的新税令规定班禅领地以后要担负西藏四分之一的军费开支，这引起班禅的强烈不满。随着矛盾尖锐，最终发展到九世班禅于1923年底逃亡中国，投奔民国政府，从此成为西藏“亲汉派”的领袖及十三世达赖的终生敌手。
为扩军备战而增加税赋，不仅导致了班禅外逃，也普遍得罪了僧侣和贵族阶级。他们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当需要他们为与中国的对抗付代价的时候，他们就生出不满之心了。尤其危险的是，要具备与中国对抗的实力，需要使军队走向现代化，由此必然产生对西藏传统秩序的挑战。在其他阶级都要为与中国对抗付代价时，最大的得益者只有军队。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受过西式训练的军官们是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有现代知识和团体精神，致力于西藏的现代化事业，并往往把西藏传统视为导致西藏落后的原因。他们相信西藏的前途和安全要靠军事力量保证，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他们羡慕并在生活中效仿英国人，衣着西服革履，见面握手，打网球和马球。军队口令用英语，奏乐用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王”。某种程度上，他们内部的思想认同和团结已经具有了革新党派的味道，因此对西藏传统政治而言成为十分危险的力量。喇嘛们不能容忍其世袭权威受到威胁，他们认为西藏作为举世无双的佛国，最需要保护的首先是宗教的无上地位，否则，以削弱宗教为代价，保卫的是一个堕落为世俗的国家，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能不考虑。虽然他深知军队对保证他的世俗权力及对抗中国的作用，但他同样不能容忍任何对宗教权威的挑战，因为他自己的世俗权力之源头，就在宗教。
随着羽翼逐渐丰满，西藏的军事集团开始把改革矛头对准达赖喇嘛。他们私下串联，签定盟约，企图让达赖放弃世俗权力，只充当宗教方面的精神领袖，从而改变西藏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体制。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十三世达赖随即将那些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军官解职。出于避免遭到反抗的考虑，解职都是以非政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有几位军官被免职是因为他们按照英国人的发式剪发。十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决心削弱军队，并使西藏从现代化的进程退却。
这个转折也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对外政策的变化。他发现依附英国并不仅仅是找个靠山的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前者在关键时刻不一定靠得上，英国从没打算为西藏与中国开战或为西藏担负防务开支，后者却对西藏社会具有显而易见的颠覆性威胁。相比之下，具有专制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倒是危害小一些。另外，从现实考虑，自从改革派军官被解职，西藏军队就开始滑向衰落。1931年藏军与中国军队在康区和青海发生战争，结果遭到惨败，西藏丢失了不少领土，汉藏边界再次西移，使中国对西藏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强。如果在削弱军队的同时，还要继续与中国保持对抗，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失败。精明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时做出与中国修好的姿态，开始在中国与英国之间玩起平衡游戏。
中国人后来常常引用十三世达赖的几句话，说明他“拥护祖国统一”。一是他在1920年对甘肃地方政府的几个进藏代表所说：“余亲英非出于本心，因钦差（指联豫──作者）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势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一是1930年他在拉萨接见国民党政府一名藏汉混血的女职员时所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以虚与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权利。”就西藏与中国在康区的领土之争，他表示：“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暂且不说记载这些话的都是负有使命的中方人员，他们的记载是否准确，是否为了表现自己功绩而有意夸张和附会，即使十三世达赖真这样说了，就能断定是他的心里话吗？他既然可以对英国人“以虚与之周旋”，为什么不能对中国也用同样手法呢？说几句好听话不算难事，就像他对英国人“未予以分厘权利”一样，中国又何尝得到了什么？以口头几句话就断定说话者的内心，不但与政治领域的规律不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免过于天真。
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这样描写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和中国人的不同态度：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拉萨的中国使团和七个月后我所率的使团之间，差别非常悬殊！他们在拉萨停留的四个半月期间只会见过达赖喇嘛两次。为了弄清其是否身藏武器，每个成员都遭到无礼的搜身。进行搜身的时候，他们在罗布林卡等了两个小时，然后才被引到达赖跟前，通过翻译进行交谈。
我刚一到，索本（膳食主管）即给我们两人端来酥油茶。在拜访和接见一般西藏人的时候，佣人总是站在后面，你什么时候喝，他就什么时候给你倒。但是达赖喇嘛要我们单独在一起，而且不要浪费时间。所以索本总是一倒完茶就走开。为了遵守西藏的礼貌，我呷了两口，于是我们两人谁也不再喝：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于我们的讨论之中了。因此，我们完全单独在一起，没有第三者的干扰。
我们以后的多次谈话涉及到许多国家、许多议题，甚至比在大吉岭时还要多，因为这时我对西藏的了解远比过去多，而且现在是在全西藏的心脏拉萨。我们经常交谈一小时左右。
我从房门出来的时候，在二十码内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坐在长廊的尽头一起聊天。当我走过走廊的时候，他们就会起立，向我投以友好的微笑，似乎是在说：“这就是直接同我们的达赖喇嘛谈话的人，而且只有他们俩人在一起。”
贝尔所提的中国代表团，就是回来转达了十三世达赖“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之谈话的甘肃省代表团。由此可以看出，即便达赖对两头都是“以虚与之周旋”，态度也有明显不同。
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靠拢中国，大部分是迫于无奈，而谈不上什么“拥护祖国统一”。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巴不得中国陷入四分五裂，永远不要统一和强大的。贝尔描述过另一个细节，当十三世达赖听到日本已经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十三世达赖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对他一定是值得庆祝的节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汉人军队重新占领，而不是非等到共产党时期。即使在与日本交战时，蒋介石也曾强硬地表示要派军队进藏，要求“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并真地在青康方面对西藏作了军事部署。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3年年底逝世，享年57岁。他执政37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他的死使中国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机。1934年，以吊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民国政府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那是1912年中国人被逐出西藏以来中国第一次大员进藏。黄慕松模仿清朝驻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传统路线，仪容仪式也甚讲排场，力图唤起西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回忆。
在黄慕松使藏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拉萨参加典礼时的队列：
马队三十骑；
仪仗全副；
军乐队一班；
僧俗官四员领导；
彩亭，中置玉册玉印，外用黄皱纱围绕，遍扎彩球，国旗党旗交叉于前，四人肩舁；
郭队长率卫士四人护亭；
专使乘大轿；
全体职员乘马；
卫士十人。
不过他能做的也就限于摆摆场面，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际进展。据他记述，他带去与西藏谈判的中国立场是：
甲、请西藏首先认定之前提二点：
西藏当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西藏服从中央。
乙、对西藏政治制度之声明：
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
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之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如：
外交应归中央主持。
国防应归中央筹划。
交通应归中央设施。
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中央分别加以任命。
丙、中央既许可西藏自治，则为完整国家之领土主权计，自应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
对比可知，以上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也是后来共产党与西藏谈判“和平解放”的基础。西藏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因为共产党的大军已经挺进西藏，它别无选择。而国民党政府仅仅靠仪仗队的威严是吓不住西藏人的。
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对中国进行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实质上的独立。他们对黄慕松表示，“与英人来往，纯为一种交际，西藏不能独立，惟中国可靠，但办事步骤，不宜过急”，口径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如出一辙，就是不对具体问题作承诺，反过来全是要求从中国得到好处。最终黄慕松无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萨留下了一部电台和一个联络机构。西藏政府随后照样同意了英国人也在拉萨设立电台和代办处，此举足见其玩弄平衡的意图。
黄将军返回内地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管西藏事务。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内地流亡的九世班禅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产生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达赖去世时，班禅可以继续履行宗教领袖的职能，不致在下一世达赖长大成人之前存在太长的真空。九世班禅喇嘛自1923年逃离西藏后一直由中国政府供养，如果他能在此时返回西藏，无疑有利于中国对西藏发挥影响。西藏及青康地区的藏人当时掀起要求班禅回藏的呼声。而西藏政府担心班禅返藏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增强西藏的亲汉势力，口头对班禅回藏表示欢迎，实际上层层设置障碍。然而无论如何，一个机会已经出现在中国面前，急于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可以给中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在班禅的请求下”动用武力，在把班禅送回西藏的同时重新控制西藏。
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中国变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国一直反对班禅返藏，更不会容忍中国对西藏用武。民国外交部立刻对派兵护送班禅返藏的方案提出异议，强调“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国民政府只好暂且放弃经营西藏，全力对付日本人的进攻。1937年8月份的行政院会议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漂泊中国内地十五年、处心积虑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受此打击，三个月后即与世长辞，年仅55岁。
因为班禅进藏问题陷入僵局的中藏关系由于班禅去世有所缓解。接替黄慕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借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际再度以中央大员身份进藏。他对西藏采取了从感情入手进行笼络的做法，为此礼品就带了三百多驮，给达赖个人的礼品得八十多人抬。吴忠信的随员朱少逸记载，给达赖的礼品内有：
赤金纪念章一枚，重约三两；金字银屏四扇，长均五尺，宽二尺；纹银浮图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许；纹银果盒一，径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计一百零八颗，粒皆大如拇指；绿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挂屏四扇，技巧绝伦；余如湘绣屏画、景泰蓝器、细瓷餐具、金丝地毯，以及各色绸缎呢绒、粗细茶叶，凡二十六色、二百四十余件，纯系国产名贵之品，价值在十万圆以上，馈赠之厚，创民国以来之新记录。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馈赠。西藏三大喇嘛寺上万僧人，也都得到布施，平均每人给藏银七两五钱，吴忠信自称“此次布施之范围既广，而每人所得之实惠，亦为空前所未有也”。他还带去一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在拉萨大行医道，妙手回春，“活人无算”，治愈的病人包括达官显贵乃至活佛，同行者为此赠诗：“佛能活人难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与共产党后来在西藏搞“统战”的手法如出一辙。
然而所谓政治，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统治者收下厚礼，并没有因此改变原则，甚至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之前见一见转世灵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吴忠信以带团离藏为要挟，才取得藏方妥协。随后又在坐床典礼的座位排列上发生争执。最后是照驻藏大臣旧例给吴忠信安排的座位，这即被视作体现中国主权的重大胜利，为以后中国人多次援引。殊不知仅把主权体现在这点小事上，本身就已经说明这种主权的虚假与无奈。
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历来被中国史界评价为“热爱祖国”、“拥护统一”。吴忠信进藏时热振对其态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实际问题，都圆滑地推托。使吴忠信进藏基本未取得实际成果。在吴忠信的亲笔记载中，热振对民国政府要求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藏中内情复杂，人民疑虑夙深，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滋生误会。（二）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与西藏问题之开展，不无顾虑。（三）按照十三辈达赖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众大会解决，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四）此次完成达赖坐床典礼，汉藏情感恰臻圆满，此时吴委员长尽可先行返京复命，本人在此当再徐为运用，总期达到中央希望。（五）本人受中央厚恩，无时不思竭诚图报，既有所见，不能不掬诚相告。
其圆滑程度，可以略见。热振真正表现出“亲汉”是在与其后任摄政达札进行权力斗争处于下风之时。那时他的代表向民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请求中央下令要达札交权；二、借款二十万元作为帮助热振复出的活动经费；三、如果前两项不成功，务请国民政府派军队和飞机支援，迫使达札交权。所以，亲汉不亲汉，关键在有用没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过是自作多情。
1949年中国又面临政权崩溃。国民政府在中共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引起西藏上层的担忧。一位西藏的贵族官员后来回顾说：“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那里被他们占领了……这些人的言行确实很认真。”
同时，噶厦政府认识到，这是自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以来又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他们找了一个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似乎冠冕堂皇的借口──清肃共产党，逻辑却颇为牵强：汉人中有共产党，将来会把解放军引进西藏，共产党皆秘密工作者，隐藏甚深，无法区分辨别，因此为保险起见，只有将全部汉人驱离西藏。
1949年7月，藏政府派兵包围国民政府驻藏各机构，封闭电台，限制汉人活动自由。但是这一次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在藏汉人没有军队和武器）。噶厦为汉人举行了宴会和送别仪式，然后分批将所有汉人在藏军押送下送至印度，驱离西藏。西藏又一次彻底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
国民党政权那时已经自身难保，除了几句软弱的口头表态，不可能做出实质性回应。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权机器瓦解的程度。当年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常希武回忆，他在1949年7月9日16时，用备用电台把噶厦驱汉的消息以“十万火急”之等级发往重庆总台，第二天上午10点又与重庆总台再次通报，并收到对方的收妥凭证。然而国民党政府住印度新德里的大使直到7月21日才得知西藏驱汉，那时汉人官员已经全部离开拉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则拖到8月8日才回电噶厦表示抗议。
西藏从本世纪的1912年到1951年四十年间，实现并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无论中国人怎么狡辩那段时间它对西藏实行了何种主权，都只能被归于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评论，那是足以使西藏独立事业自豪的四十年。然而历史有时会安排一些伏笔，最终是祸是福要在时间进程中逐步显现。中国人比西藏人更早地进入国际社会，接受了西方的主权标准并且学会了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当它无力对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咬文嚼字，坚持自己对西藏的主权，在任何涉及到西藏问题的文件上进行字面上的坚守。国民党政权在这一点上做得很认真。同时西方国家也不能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战时期的盟国，于是它们满足于当时的现实──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则把西藏当作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这种双重标准是后来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乱的来源之一）。
当时的西藏却没有从东方式的思维转变。正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就宁愿把自己封闭在雪山深处，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和中国人争论那些口头概念。查尔斯·贝尔记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进入国际社会的理由。十三世达赖这样解释：
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驻代表，其他国家的旅游者也可能希望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些代表和旅游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我们的风俗习惯往往与欧美不同，而我们又不希望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有可能来西藏，企图传播基督教，就有可能与我们的宗教唱反调，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当历史为我们拉开距离，回头再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西藏在长达四十年的独立期间，充分利用中国无暇西顾的有利时机，积极进入国际社会，争取确立西藏独立主权的合法地位，后来共产党中国占领西藏时，西藏就不会落入那样孤立无援的境地。西藏未来的历史，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
直到共产党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西藏才想起派人到国外求援。当西藏特使以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为根据，说明中国对西藏没有主权，西藏是一直作为独立国家进行活动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西藏特使的态度很不客气，他批评西藏人说：
中国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认为，由于中国没有签署《西姆拉条约》，所以西藏是独立的。可是西藏在当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后来，当你们有时间和机会做（关于独立的）事情时，你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又是一个错误。在此期间，中国表现得非常高明，在国际社会广泛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尼赫鲁何尝不希望西藏独立而获得一块与中国（尤其是好斗的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缓冲区，但是他只能一针见血地告诉西藏人，以国际法验证，没有充足的理认为西藏是独立的。
确实，历史应当以事实为主要根据，但是主权概念却首先是在法的意义上存在。法的基础就是那些看似虚的允诺和表态。因此，不管中国过去是否实际控制了西藏，在法的意义上却难以剥夺它对西藏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从官方的角度，迄今一直难以把西藏与中国割裂开的原因。西藏四十年的自我封闭，无形中帮助固化了一种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格局，成为主张西藏独立的人难以跨越的障碍。
而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中，还以一种标榜口气描述自己的封闭：
数百年来，西藏人长期在远离尘世的高山深处过着隐居生活，臣服于世所公认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统治，接受他所赐与的福泽恩惠……作为一个献身佛教教义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他们凭藉自己所处的地理天险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
今天，西藏人认识到了那时的错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这样说：“1950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与其一成不变地自我孤立，不如对外开放和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很明显，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在1950年代也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给摆平。”
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起那一段事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回答法国记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采访时说：“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