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恐惧──西藏的宗教意识

对西藏宗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一是僧侣的宗教，一是百姓的宗教。前者深奥无比，非凡人所能了解，也没有资格谈论。不过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仅属于后一角度。百姓的宗教远没有那样深奥，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西藏的自然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恐惧是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西藏高原的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人心之寂寞，前面已经写了一些，但是远未写到真实程度。我去那里是短期且是有退路的，但是那片天地也使我这个无神论者不禁常常生出宗教意识。那宗教意识并非来自慈悲、和平、参悟等因素，而是现场中最直接和最鲜活的感受──恐惧。

恐惧什么？可以数出很多，不过那些有形的恐惧并非真正能产生宗教意识，最大的恐惧在于无形，不可言明。1984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刚下水时的气壮如牛没几天就消失了，我清楚地感受到恐惧怎样日复一日地渗入身心，最终充满每一个细胞的过程。我那时的日记有一段描写每天天快黑时的心态：

每天都盼望见到牧民帐房，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漂到很晚才认定没希望，自己上岸宿营。当西天红霞就要消失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心慌，匆忙地卸船、支帐篷，动作带着神经质，恨不得帐篷一下就立起来。然而那么多个楔子，只能一个个敲打，在黑暗势力逐渐伸张的草原上，在无尽的湖泊和水道之间，敲打的声音如同慌乱的心跳。我远远够不上一个自然之子啊！我常常自问：怕的是什么呢？眼前没有任何实在的、可见的危险，没有任何敌人，可是这恐惧却那么清楚。单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人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渺小的血点，他是被“巨大”压倒的，是被“未知”而恐吓着啊！

我与藏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并非能用我自己的感受断定藏人的宗教意识。然而有了脱离文明社会直接置身西藏自然环境的经历，至少有助于理解藏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藏为何变成如此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中国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我相信恐惧必是其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大自然在西藏高原上显露出的威力，比在低地平原大得多，而封闭险恶的自然环境显然不可能产生足够规模的人类社会，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不难想象，在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藏人世世代代经历的灵与肉的磨难有多么沉重。当一家老小蜷缩在弱小的帐篷里倾听外面风暴雷霆之声时，或者拳头大的冰雹砸在头顶，或者目睹千百只牛羊死于雪灾尸横遍野，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升华出神灵鬼怪的图腾。

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恐惧。“西藏人生活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之中，每次身体或心灵上的纷乱、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险的处境都鼓励他狂热地追寻这些事件的原因以及避免这一切的办法。”恐惧与解决恐惧相辅相成，越恐惧，越急于解决恐惧，而在对恐惧进一步的思考和阐释中，恐惧又会进一步地深化。在无法逃避和解决恐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更大的恐惧——明确和有规则的恐惧，那恐惧超过一切恐惧，但是只要服从和依附那种恐惧，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未知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负。这就造成西藏宗教一个奇特之处，它的神在很多情况下都显得极为狰狞。尽管那些神并非恶神，他们的形象却往往总是青面獠牙，怒目圆睁，手里拿着数不清的凶器，脚下踩着受尽折磨的尸骨。例如观世音菩萨，在中国佛教中是以极美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西藏宗教中，却往往被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一手拿着个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一具死尸。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中，负有在西藏兴佛教之使命的第一位藏王，其形象是“长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绿色的眉毛，口中绕列着螺状形的牙齿，如轮支那样的手臂”。这种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在藏人的审美意识中，显然代表着威严、强大、无所不能和说一不二。正因为他们能以恐怖主持世间事物和裁决正义，因而才更值得信赖。

西藏宗教对恐怖与惩罚的想象力极为发达。西藏寺庙的墙壁上几乎都画有大量地狱的图画，细致地描绘各种刑罚。地狱分成很多层，每层设有不同的刑罚，惩罚不同的罪恶。刑罚包括火烧、水煮、油炸、碾压、刀砍及断肢，在烧红的铁上行走或拉出舌头用钉子刺穿，被丑陋庞大的怪兽奸污，还有把骨头从人体内抽出，把人及其内脏像破布一样挂在地狱之树上，或是当成踩在小鬼儿脚下的地毯。这种不厌其烦地描绘恐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劝戒（也可以说是恫吓）人们遵从其教义和行善避恶。但是在心理层次上，让人不能不感觉到其中搀杂着一种对恐惧近乎把玩的癖好。

这种以恐惧为基础的构造也反映在西藏的世俗生活中，尽管西藏作为佛国慈悲盛行，但形成反差的是，对犯罪的惩罚常常极为残暴，酷刑有时会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藏王（赞普）墀松德赞在公元九世纪正式奉佛教为国教时，制定的“教法”这样规定：

谁用手指指僧侣，手指要被剁掉；谁要恶意地中伤赞普的佛教政策和僧侣，其嘴唇就要被割掉；谁要斜视僧侣，眼睛就要被挖去；谁要对僧侣行窃，那就要按照被窃物价值的八十倍赔偿

这与大部分人所能理解的宗教精神显然相距甚远，或者简直就是背道而驰。西藏社会等级森严、存在大量繁复的仪式和严苛的规矩，仪式使用的器皿也常常使西藏之外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如用人的头盖骨做的杯，用少女腿骨做的号，用女人乳头、月经污染物等制作的法物。还有粉碎人的尸体让禽兽分食的天葬风俗。许多东西都与死亡、人的器官、肢解等令人恐怖的事物有关联。1996年春季中共新华社报道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的一份五十年代的《西藏地方政府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信件用藏文写道：

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事，需当时抛食，急需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望即送来。

中共对此的解释一概归为阶级压迫，从而把旧西藏形容为“野蛮黑暗”。直到今天，还在西藏一些地方（如江孜）把旧西藏官府门前挂的皮鞭、镣铐等刑具作为展览。中共政权用刑并不少，但是从来都会把刑具藏得严严实实，因此它会推断藏政府把刑具毫不掩饰地挂在外面，更会残暴得无以复加。其实对藏政府而言，那些刑具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远远超过其真正使用的价值。

从文化意义上理解这些现象，生存的恐惧使西藏人在他们积雪覆盖的群山、飓风横扫的平原、奔腾的河流和宽阔的山谷之间，到处都看到狰狞而易怒的神灵鬼怪。恐惧是他们生命历程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经过升华的恐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必须膜拜恐惧，服从恐惧，以复杂的礼仪祭祀恐惧，才有可能通过对恐惧的顺应，在恐惧的规则和强大保证下，获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脱。这样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神的性质。西藏宗教崇拜大量狰狞恐怖之事物的根源应该就在这里。

这种对恐惧的崇拜在西藏寺庙里也表现得很充分。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笔下描写的拉萨小昭寺，传神地展现了那种气氛：

小昭寺像地窖那样又黑又脏。在大门两侧各有三个巨大的保护神。在通廊里摆放着好些弓箭、锁子甲、牡鹿角，剥制的动物、唐嘎、面具、头盖骨以及敬神拜佛的全部用具。左侧有一壁龛，里面黑洞洞的，一些人在里面敲鼓，别人也看不见他们。

一位喇嘛手握一只圣餐杯，站立在如食堂的饭菜窗口模样的一个很深的墙洞眼前，昏暗、闪烁的酥油灯照在他身上，灯光将一恶毒的女魔暴露在人们的眼前。当第二个喇嘛将圣水倒入圣餐杯时，头一个喇嘛将杯子一次又一次严肃地举了起来，口中喃喃念着咒语以平息那一女魔。

……这个地方的历史相当悠久。这里有一些大件的浮雕金属器皿和石器，如饰有怪兽和头盖骨的屋顶，这些可能在佛教进入西藏前就已经存在了，也许是苯教留下的遗迹。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件东西的色调是鲜艳的，声音是宏亮的，没有任何东西富有生气，充满活力。

受到侵袭的男男女女到这里来是为了消灾解难；一心想报仇雪恨的人们却是为了降祸于人；失去亲人的平民百姓则为了到这里来瞧瞧在炼狱中的灵魂，企图指引这一灵魂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新生。与此同时鬼神和女魔则在暗中行动，要用锐利的魔瓜将灵魂抢夺回来，将它重新投入地狱。

……在佛龛后殿的圣坛内，有一堆从地面堆砌到屋顶的砖石，据当地人说，有二个无底的深渊通往地狱。在它周围有一条又暗又窄的转经道，善男信女绕圈转经。地面和四壁像冰块一样滑，因为若干世纪以来，这儿留下了无数虔诚佛教徒的手迹和脚印。一位受迫切需要驱使的老妪在出神地转经。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人们逗留时一定会神魂颠倒，但在拉萨却不然，人们只是在毫不经心地漫步于神秘之中，因为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除了沙漠。荒原、一道道的崇山峻岭之外，就是不可逾越的雪山。这里的人谁也不会怀疑，甚至连儿童小孩都相信，地上、天上和水中到处都是鬼神，这些鬼神在与人类的命运进行激烈的争斗。

正是出于对恐惧的膜拜与服从，西藏宗教培养了一种受苦与审美之间的奇特联系，把公正、天理与强大、威严和恐怖联系在一起。西藏史诗中的格萨尔王，就是以恐怖手段在人间建立公正统治的典型。藏人心目中认可的神，首先在于神必须能够取得胜利，压倒一切其他力量，并且神应该是要求明确、手段严厉和赏罚分明的。这种心理和思维方法从宗教延伸到西藏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为藏人对专制的服从、对受苦的忍耐、对胜者的尊重、对敌人的残酷等。虽然西藏的僧侣宗教非常辨证，一般西藏老百姓的思想方法却基本是直线型的，他们不容易理解和接受过于复杂的事物。他们的认同与服从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恐惧和慑服的前提。这是西藏社会在独特环境中发展出的独特社会心理。

在这方面，中共的新宗教与西藏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专制、威严、并以恐怖进行慑服的。中共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和统战路线时，曾一度模糊了自己的本性，以暧昧的姿态企图在西藏上层和群众之间两头讨好。然而那在藏人百姓的直线型思维中，无异于规则混乱，赏罚无据，从而遮蔽了其强大和恐怖的一面，反倒两头都不讨好。而在“平叛”之后，中共的残酷镇压给藏民族带来了大量流血和死亡，但却因为摆脱了以往的暧昧，以明确规则把人划分为不同“阶级”，旗帜鲜明地充当了“被剥削阶级”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并根据阶级的不同进行说一不二的赏罚，就变得容易让藏人理解甚至在宗教意识上接受了。因此，正是在残酷的“平叛”之后，中共能够很快赢得底层藏人的欢迎，也同时震慑住了其他阶层的藏人。

藏人接受中共，除了底层人民在中共的革命中得到了切身利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所表现的强大──那强大通过昌都战役和“平叛”被藏人充分认识──与藏人在宗教意识上的恐惧感以及被慑服的需求发生了某种微妙契合。因此，在宗教意义上，中共后来一度在西藏取得胜利，其实是在藏民族传统意识基础之上实现的一次神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