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达赖喇嘛的成功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应该说是西藏问题得以成功地实现国际化的另一决定因素。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国际化的过程。今天,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人自己的宗教领袖——天主教教皇。有人这样描写:“达赖喇嘛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虽然他每次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他不应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却对尘间浊世关怀备至,也享有许多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达赖喇嘛成功地通过他自身引导了世界对西藏问题的瞩目。说西藏在国际上获得今天的这种普遍关注是他个人的胜利,那是不过份的。
可想而知,达赖喇嘛肯定具有极高的天分。对此无需寻找别的证明,他能在幼年通过对灵童的种种测试,成为达赖喇嘛,就足以说明他的超群拔萃。且不说转世是否是真,至少那么多高僧大德对他进行了反复观察考验,一定可以保证他在人种上绝对优秀。1939年国民政府赴藏代表团的成员朱少逸在第一次见到达赖后曾这样感叹:
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悠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自参拜开始,前后约四小时,而灵儿安坐台上,精神始终如一,且态度自然,对拜见群众,了无畏惧或羞涩,此灵儿之所以为灵儿欤!
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贵德县,那里海拔不高,挨近汉区,以农业为主,汉化程度颇高。按朱少逸的看法:“达赖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另一国民党在藏工作人员则说达赖的父亲连藏语都说不好)。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西藏糌粑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
达赖父亲出身微寒,爱贪小利,突然暴发,不免得意忘形,加上他亲汉姿态鲜明,为西藏噶厦政府所排斥,在拉萨的贵族圈中非常孤立。达赖喇嘛受左右影响,对自己父亲渐生不满,据说他十来岁时,曾有骑在父亲身上殴打之事。达赖父亲死于1946年,时年五十余岁,身体健壮。有传说他当时只得了轻微小病,吃了摄政达札送的一剂汤药之后突然而死,由此有人怀疑他被下了毒。不过这仅属于无从证实的推测。
达赖喇嘛受到当时西藏最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需要经过漫长修炼以去掉人性中恶的成份,达到慈悲的无上境界。年幼之时,尽管他已经是西藏人民无比崇敬的对象,却在大昭寺的楼顶用唾沫啐下面五体投地朝拜的信徒,以此为乐。到了老年,他已真正地堪称圣人。在访问日本的养鸡场时,他为鸡的处境感到震惊而悲哀,因为二十万只母鸡像囚徒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为人类产蛋,直到不能生育时再被卖掉。因此从爱护生命的角度出发,他主张即使一定要吃肉,应该吃大动物,而不吃小动物,因为那样可以少牺牲很多生命。这种既宏大又细微的慈悲,令世人不能不高山仰止。
不过达到这种博爱慈悲的境界,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其他前身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的开放性。以前的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封闭在雪山深处,除了自己的子民,几乎不与外人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有过六年的流亡经历,但其中五年是为躲避英国人而逗留在中国和蒙古信奉喇嘛教的地区,与在拉萨区别不大,流亡印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十四世达赖喇嘛则是二十出头就被迫逃离西藏,至今在外已近四十年时光,他生命中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而且他必须面对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他们那里争取流亡藏人所需要的支持。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的同情与接纳,他要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
从流亡开始,达赖喇嘛就努力改变旧西藏的专制传统,在西藏难民团体中建立民主制度。他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凡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1963年3月10日,颁布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保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对崇拜神权的西藏是破天荒的。那时随达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的十万藏人,被认为没有十个人知道什么叫民主,所以推行民主极为困难。对在千年历史中完全习惯于被神主宰的西藏人,让他们由自己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成员洛地嘉日在九十年代对记者说:
民主,对我们而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您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经过痛苦争取到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您们法国人,您们曾经为着争民主而奋斗牺牲。民主这个字对您们有特殊的意义。可是我们,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民主。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这么说,我们就接受这个观念。我向您透露一个秘密,一直到最近,我从来没有投过票。前不久我刚当选为议会议员,可是我从来没有履行我的投票权!很奇怪,不是吗?为什么?因为在心理上,投票对我们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几天我去投了票,因为我觉得身为部长,我至少应该以身作则!所以四天前我到投票所投了票。
通过这位内阁部长对民主投票的态度可以看出,在流亡藏人中间推行民主,几乎是达赖喇嘛独力所为。他完全可以保持自己作为神的绝对权威,但是他要把这权威交给人民。人民不要,他也要迫使他们接受。目前,西藏流亡议会共有议员四十五名。按照西藏的三区——卫藏、康巴、安多,每区各选十名议员;还有十二名议员是按照西藏不同教派和藏人流亡的海外区域选举的;只有三名议员由达赖喇嘛指定,他们一般是在科学、艺术、教育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
达赖喇嘛甚至考虑改革达赖制度。对于藏人过份地依赖达赖,达赖喇嘛虽然表示对他个人是很荣耀的事,但是他很清醒地指出“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缺点”。他用一个客观分析者的语气说到自己: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天分。这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就本质而言,独裁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极度崇拜,而屈服於他的选择与决定,却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量的原因。
达赖喇嘛说过多次,一旦和中国签订和约,他将放弃政治生涯,把毕生的精力投注于宗教生活。他对达赖喇嘛在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也认为要以民主的方式听从全体藏人的决定。
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说过了,达赖喇嘛制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也可以到此为止。这完全要看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这种制度持续使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保留原有的传统仪轨,还是要选用新的规矩。事实上,是有好几种可行的办法。其中一种可能是遴选一位经过验证,足以取代我的喇嘛。为什么不呢?另外一种办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产生一样。当他圆寂时,最有资格的最高经师群,共同开会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法,我将在有生之年选择我的继承人。这会是一件很好的措施……不过,当我和其他的喇嘛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些觉得非常震惊,而对我说:“哦!您不应该说这种事。达赖喇嘛承继的方式应该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续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们大可抗议,我可不会因此作罢。
这种大胆与彻底的改革想法,可以说在西藏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比起他的前身,十四世达赖喇嘛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对科学的肯定和赞赏态度。下面这段话非常明确表现了他对宗教中迷信成份的扬弃:
如果两者(科学与宗教)之间发生了冲突,寻找解决之道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像某些佛经上所说的无争。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必须接受科学合理的解释,而扬弃佛经。佛陀本身对这点有很明确的指示:“你们应该按照实际的操作,按照你们自己的经验来跟随我的教诲。只有在你们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你们才可以接受它。”这样,菩萨亲自赋予我们对他的教诲提出质疑的权力,做实际考察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证实了科学所提出来的证据和经文上所说的相互冲突,这段经文就必须要舍弃。我向我的信徒们解释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转世的不可能性,我们也应该放弃轮回这个观念。
当信徒们希望得到他的神力治好他们的病时,他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去看医生”。流亡在外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他经常敦促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在寺庙教育中增开科学、西方哲学及西方心理学等课程。他认为,与其教授诸如印度古宗教这类不再存在的哲学,更应该研究现代科学,以了解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解释。上年纪的西藏宗教长老对现代科学总是怀疑,在全世界通过电视目睹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刻,他们表示不相信。达赖喇嘛嘲笑他们说:“也许你们应该派几个代表陪着这些太空人一起上去。从高高挂在天穹的月亮上面,你们就可以亲眼证实这个地球是圆的。”
达赖喇嘛的愿望是将科学和他的宗教结合起来,并且证实二者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为此,他同意西方科学家对西藏宗教的修行方法进行测试和实验──那些源自密法的修行方法过去从来都是对外保持高度机密的。达赖喇嘛为此需要力排众议。据说测试结果证实了西藏宗教的奇异,如正在进行修行的和尚体温竟比常人升高摄氏10度,可以烘干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泡过水的被单,他们可以整夜赤身坐在雪地中而不失温,呼吸次数减低到一分钟七次。
达赖喇嘛这种开明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他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也很懂得利用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传媒,掌握在西方社会打开局面的运作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爱戴。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流亡者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1994年,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界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21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一方面是西藏流亡者扩大影响的手段,同时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也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者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当然,达赖喇嘛肯定不是只出于迎合西方人的目的。上述一切在佛教之中都能找到思想基础,西方的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在佛教中找到解答甚至出路。比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更为聪明的是,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甚至声明他并不要求独立,他最关心的只是西藏文明的延续。他为此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在西方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喇嘛面对西方的时候,并不仅仅只是寻求支持,还以导师的身份传播西藏的文明,把西藏的宗教修身教给西方人。他似乎正在实践西藏一个古老的预言──“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领域。”拥有飞机和汽车的中共军队在西藏大开杀戒,使西藏人逃离家园而星散到世界各国,而随着藏人流亡,佛教也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很多他们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西藏多做事情。总之,达赖喇嘛灵活地把他坚守的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的环境中成为生存的胜利者。
无须讳言,达赖喇嘛也是非常注意不惹西方人不悦的,为此回避事实也有所见。例如1989年6月26日他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市的演说里这样讲:
我的国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洽的。在中国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从来没有尝过警察和现代化部队的威力。
他不会是真地忘记了远在中共进藏之前,英国人就以当时而言非常现代化的部队让西藏人民尝到了威力。他说的这句话竟被一个法国记者当作写书的开篇语。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历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没有必要把那历史记在心上。
在流亡和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获得了回报,使他成为世界伟人里程碑的,是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门事件”促成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达赖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的成果。
获奖以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顿时猛增,西方各国都对达赖喇嘛打开了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达赖喇嘛为荣。至于西方传媒,更是把焦点对准达赖喇嘛,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毛泽东时代,达赖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5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拉萨起义的纪念日──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流亡之后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49个(其中许多国家是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在作为同一民族的中国内部打进了楔子……
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