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翻身”

中共最终明白，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帜下的。那两面旗帜都举在西藏上层社会手中，外来的汉人是无论如何抢不到手的。因此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

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的一体性就被打破。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而不分民族，天下穷人应该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乌鸦，宗教则是富人用来麻醉穷苦人民的精神鸦片。一旦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帜，中共就不再仅仅是汉族人的政党，而成为普天下穷人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从而就有了从民族与宗教旗帜下把西藏穷苦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可能，领导他们去打倒西藏上层社会──同时那也就砍倒了西藏上层所把持的民族与宗教之旗，只剩自己的独树一帜。

所以，中共在藏人中间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原本保持和谐状态的西藏阶级关系，挑拨为具有仇恨和斗争的关系，打破西藏底层人民对统治者的传统效忠，让他们把原来的主人视为“阶级敌人”，才能将效忠转移到让他们获得了“翻身”的中国主人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派出的工作队最先着手的就是引导西藏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进行这种“洗脑”的目的，就是要让藏人接受阶级压迫是不合理的观念。

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感情培养和阶级观念的灌输，中共工作队首先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他们所称的“积极分子”，再通过积极分子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工作队也以积极分子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的异议。工作队就组织讨论“旧社会谁最有文化”、“谁最了解贫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办事经验，对穷人翻身有好处吗”等事先定了调的话题，把反对意见压下去。无疑，这样做的结果换取了积极分子的忠心。

历史上，大多数底层藏人无怨言地服从上层社会，这是事实，然而那并不意味西藏的传统制度因此就完全合理。前面已经提到，那种服从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宗教“来世”的逆来顺受。出于怕遭报应的心理，西藏的穷人开始可能对中共指引的“翻身”并不热情，甚至跟随主人一起“叛乱”，与前来“解放”他们的中共军队作战，最终还可能与主人一道流亡印度，继续服侍主人。但是无论西藏的传统和宗教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终究是一种后天的修行和约制，而“趋利避害”则是人的先天本性，是千万年物种进化的结果，本质上应该更强于传统和宗教对人的约束。中共以阶级划分重新分配财产和确定社会地位，给了占人口多数的底层藏人以利益和地位上升，免却了他们原来视为“天命”的痛苦，所以是有压倒传统与宗教的必然力量的，一定会吸引相当数量的底层藏人投向中共一边。例如中共所实行的“废差废债”，穷人欠的债从此可以不还，以往世代承担的差役也全部取消，怎么可能不受到他们欢迎？那些头发被磨光、背被磨烂的背水女人们从此可以对住在高处的上等人说：要吃水，请自己背吧，她们那时的确会有解放了的感觉。

1959年6月16日早晨，西藏山南凯墨溪卡和凯松溪卡的农民二百五十多人，敲着锣鼓，喊着口号，游行到各个债主家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债主废债，索回债据，勒令债主归还抵押物，当场烧毁契约等。一路上不断有人自发参加游行队伍，最后达到一千五百多人，来自二十多个溪卡。无疑，这个游行肯定是中共工作队策划与指使的，其宗旨与“欠债要还”的基本道德也是违背的，但它对欠债人的利益是明显的，所以不仅吸引欠债农民积极参加，连当地的喇嘛也有几百人自发参加。到1959年9月，据山南、塔工、江孜、拉萨、日喀则五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废债数额达到八百五十万克（1.19亿公斤）粮食，一千五百六十万品藏银。

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是挟“平叛”之威搞起来的。刚刚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把更多数量的人抓进监狱，并且数万士兵还正在纵横西藏全境清剿“叛匪”。西藏上层阶级已经被打断了脊梁，流的血产生了足够的震慑力，使他们不敢对穷人“翻身”的要求说“不”字。不少上层人士为了向共产党讨好，主动申请在自己的庄园实行改革。而西藏下层人民也从上层社会的悲惨下场中，对比出共产党的力量远为强大，他们以往所敬畏的官府和贵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们就有了把老爷踩在脚下的勇气，放心大胆地跟着共产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1959年6月28日，西藏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会时，西藏各阶层600人列席会议，其中有100名是各地“农会”委派的农奴代表。这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无疑，被邀请列席的600人都是摆设，一切都由共产党决定。然而同样被当成摆设，对参加会议的贵族来讲是地位下降，对西藏农奴来讲，跟贵族坐在同一屋顶下讨论西藏前途，却是他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未曾敢想的荣耀。这种变化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西藏全面实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民主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原来被上层社会占有的土地牲畜按平均方式分给人民。当时中共将原属西藏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凡参加“叛乱”的，财产也予没收。按照中共统计，当时西藏共有贵族和大头人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户，占73%。可知被没收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对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中共采取了“赎买”政策，即由北京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分给西藏百姓。

中共声称其没收的财产全部分给了西藏百姓。西藏的财产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土地、牲畜、房屋，这三部分的确都分了，还有一部分是金银珠宝和贵重首饰。藏人对积攒珍宝首饰有特殊的兴趣，尤其是显贵家庭家家都有，西藏寺庙更是世世代代累积了无数金银珠宝。这一部分财产因为大都属于可以随身携带的细软，不少被流亡者（包括达赖喇嘛）带往国外。被中共没收的肯定也不少，但没有证据表明这部分财产也分给了百姓。有一种说法是被中共运回中国内地，放进了中国国库。

流亡藏人一直断言中共推动的“民主改革”是遭到西藏人民坚决反对的。然而人民只是一个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那样一个整体。在那个概念下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他们对中共改革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他们被分化成对立的阶级以后。

女朗生次仁拉姆这样回忆“民主改革”：

1959年平叛还没结束，工作组就进村了。在群众大会上，我头一次听到“民族政策、废除封建农奴制、奴隶当家做主人”这些新鲜的说法。那天晚上我反复琢磨它们的意思，越想越兴奋，打定主意要跟着共产党。想到这，竟一骨碌爬起来，高兴地唱起歌来，孩子们奇怪我这半夜三更的怎么啦。

紧跟着就是发动苦大仇深的奴隶申冤诉苦，分田地、分房、分牲畜，我成了积极分子。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一回，我担心地问工作组的同志：你们还走不走？你们如果走了，我们靠谁呀？工作组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农奴的靠山不仅是工作组，而且是共产党。我放心了。我想，像我这样的翻身郎生，除了跟着共产党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又有一回，我悄悄问工作组的同志：像我这样的能进共产党吗？工作组的同志给我讲了共产党的信仰和宗旨，说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佛。我说：我信了30年的佛，却一直当牛做马，共产党来了就翻身了，我信共产党。1960年，我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我不明白什么大道理，就认一条：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分到了6亩土地、一头犏牛、一头小牛犊、4只绵羊、2只山羊，还分到了领主的衣服和领主家6根柱子的房子。

女朗生次仁拉姆成了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而十世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却处处表现出对积极分子的厌恶。班禅对“民主改革”提出五点批评，其中就有三点与积极分子有关：

（1）不看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民改的必要和发动的重要性是否理解，只看能否出现一批各式各样的积极份子，就以为群众发动彻底；（2）不看积极份子的质量而看数量；……（4）把一部份积极份子的思想和行动看成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

他谴责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有“六爱”──“爱热闹，爱草率从事，爱奉承，爱找岔子，爱制造麻烦，爱乱打击……干部仅以设法搞出一批不顾利害真假而仅以勇于进行尖锐和恐怖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数量方面可以向别人炫耀为主，乃对群众中有这种指望的人诱以分到较多的财务等经济利益来发动”。他对中共在所谓“贫苦喇嘛”中发展积极分子做了这样的评述：

如果对寺庙和活佛僧众不管有无根据就危言耸听地加以指责和批评，表现出一付大力反对的姿态，那么就会显著地得到干部的表扬，欢迎和照顾……只要当时接受干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瞎撞蛮干者，就作为合格的积极分子，因而是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违反教律和恣意行事为乐者，以对别人财物贪婪之心企图通过斗争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队或干部的意图而取得青睐之徒，站在了民主改革斗争的前列，而其中能对和平利他、圣洁至真的佛教进行疯狼般反对之徒，被委任为主要的积极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主要作用。

班禅强烈地告诫中共，寺庙里的贫苦喇嘛“也有一些是由于从前有贪酒好赌等坏行为而变穷的，他们是自讨苦吃，无冤可诉，也不是我们同情的对象。但是这些行为放荡的人，只善于投机取巧、甜言奉承和伪装积极，我们不应该依靠这些人。他们颠倒真假，扰乱人心，只能制造满屋子的麻烦，难以制造满屋子的好事”。他举例说，中共在寺庙选用贫苦喇嘛建立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其“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并公然无忌地在寺内结恋妇女，宿发改装等等，极为不轨行为，不仅自己做了，并动员僧众们也要那样做，致使作风颠倒无伦，因此搞得提起现在的喇嘛的作风，人们就摇头发呕。”

班禅喇嘛所谈肯定有很多是事实。中共内部文件对此也有间接反映。如1960年2月4日的《中共西藏工委关于土改复查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

必须爱护民主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保护他们的积极性……民主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这批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是我们党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是建设新西藏的新生力量。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应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不应当因发生一点问题就采取“一脚踢开”的办法。农会干部的积极分子多占一点斗争果实。干部用了一点没收物资，应进行教育。不要轻易给戴上贪污帽子。今后对农会干部的处理。除个别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以外。一般不得随意撤职……

以中共的工作特点，凡需要发文件专门强调和纠正的情况，一定已经是比较普遍发生的了。积极分子多拿多占，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道德水准，以及其之所以“积极”的潜在动机。非人道的行为也有所发生。我听一位参加过民主改革的西藏农民讲，当年“斗争”上层人士的时候，经常发生打人之事，有的遭群众“斗争”者耳朵都被生生拧掉。后来中共的上层机构出面进行了制止。

类似情况在中国内地进行“土地改革”时也有出现，大量农村中被视为地痞、无赖和“破鞋”（性关系放荡的女性）成了“积极分子”，站在阶级斗争最前列，带头斗地主，分田财。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真正的农民大都老实厚道，安分守己，让他们去拿人家的财产，开别人的斗争会是不容易的，至少在开始阶段难以被发动起来。而那些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的人最无所顾忌，热衷混水摸鱼。他们也属于穷人行列，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所以往往是这样的人成为中共最初的群众基础。再往远追溯一下，其实相当多的革命在初期阶段都有这个特点。毛泽东二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专门为被有些人称为“痞子运动”的农村革命进行辩护。凡儒雅而有教养之人，很难看得惯那些具有痞气的“积极分子”，心态有洁癖者更是会心生厌恶。以班禅的高贵地位和传统立场，他不讨厌犯上作乱的“积极分子”才怪了。况且，以他的地位和活动范围，能与他接触和直接沟通的人，可想多属与他具有同样心态的上层社会和传统人物，对底层翻身天然抱有敌对和挑剔的态度。他的信息来源因此也是有偏见和渲染夸张的。

评价一个社会变革或运动，不能仅看其是否“干净”。革命从来都是鱼龙混杂。应该看到，西藏的社会变革除了被一些积极分子当作捞取个人好处的机会，也确实给普通百姓带来了一定利益。他们通过直接受益简单明了地理解了“民主改革”的含义，清晰的阶级原则也不像过去的“统一战线”那样使他们迷惑不解，所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都成为共产党革命的拥护者。

除了底层藏人由于利益所得接受了革命，还有一些杰出的藏人是被共产党带进西藏的新生活所吸引。格桑朗杰是一位藏族音乐指挥家，日喀则人，现年五十出头。“民主改革”以前，他在班禅培养僧官的学校（孜洛布扎）念书，那时他经常逃学。

……为什么？孜洛布扎的教师都是喇嘛，每天的学习单调极了，教师还经常拿棍子打我们。我是个好动的人，上课的时候老爱做小动作，跟同学在底下悄悄说话。有一回，我又在走神，不料，班主任就站在我身后。他一鞭子抽过来，鞭子在头上绕了一圈，左眼当时就出血了。为此，我一星期没能上课。不去那上课当然高兴，但心里充满了压抑感，还有一种恐惧感。在那儿心情不舒畅，自然就想逃避。

我这人喜欢明快的调子。那时候西藏刚刚和平解放，解放军在日喀则办起一家银行。我每天上学的时候，都见他们银行的人一块出操。我又奇怪又羡慕，怎么这些汉人还挺会玩的？我见他们工作完了又一起吃饭，惊讶得不得了：怎么吃饭还在一起？这么悄悄看了几天，心里便向往起这种生活了。

……银行门口贴着一张招生广告，说银行要招15岁到18岁有藏文基础的学生到内地学习，我一看就动心了，和扎西商量好一块去报名。扎西符合年龄条件，我虽然只有12岁，但我的藏文挺好，招生的老师看了我写的藏文非常满意，问我：愿意去内地吗？我说愿意。又问：家里同意吗？我说同意。其实，我俩偷偷商量了，谁也不准告诉家里。报完名，离出发还有三天，我们逃学了。整天躲在麦地里吃岗布，就是青豌豆。想到就要到一个新鲜的地方读书，那份高兴啊！谁知道，就要走的时候，扎西沉不住气了，告诉他爸爸。那时他只有爸爸这一个亲人。这下砸锅了。他爸爸害怕极了，儿子怎么能参加汉人的组织？当时，在老年人看来，内地汉人呆的那种地方是极为恐怖的。照我姥姥的说法，汉人是吃人的。我当然不信，因为我亲眼过银行学校的人在一起是那么团结友爱。但没法说服他们……

扎西爸爸把我们报名的事告诉孜洛布扎，这下可不得了了。学校说我们是大逆不道，打了扎西70鞭子，打了我50鞭子。打的时候扒光了衣服，两个人按住腿，一个人抓住手，打完之后都走不了路了。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去那个孜洛布扎。

和我家住一个大院的有个藏剧团的演员叫琼普珍，她的丈夫白玛也是演员。1956年他们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去内地演出。1957年他们回到西藏，跟我们家里人讲内地如何如何。听她说起来就像仙境一样，从窗户里伸手就可以吃到又大又甜的苹果，内地学校不打学生，自己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我听得入迷了，这个地方我要能去该多好……

那以后，我再没有心思去孜洛布扎上学，经常逃学，一个月也不知能否去四五天。逃学也不再是就近转悠，而是跑得很远很远。我说我要去拉萨，就往去拉萨的方向跑，跑到谢通门，跑到大竹卡渡口，已经不远了，没吃没喝，只得又返回来。过些日子，我又说去印度，朝亚东方向跑，跑到白郎县又折返了。我的心躁动不安，如此反复不已，把家里折腾得够戗。家里几次派人把我抓回去，怕我掉到河里淹死。妈妈焦急地问我：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说：我要上汉族的学校，那种学校有意思，不打人，还有星期天……

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藏人都曾被“解放”的生活所吸引。他们对当时的进藏汉人也抱有很强的好感。尤其事先听了无数解放军如何可怕的谣言，一旦发现解放军守纪律，慷慨好施，平等待人，会使好感加倍。对藏人的这种心态，当年的西方报道也不能不正视。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在他的书中写道：“大多数报道认为，有一些西藏人对汉人的到来表示高兴。彼得·奥弗斯舒特(Peter　Aufschneiter)告诉英国驻加德满都的外交官说，普通西藏人喜欢汉人，因为他们诚实，并且把土地分给西藏人。贵族家庭中的年青一代也认为现在有机会进行一些积极的改革了。许多过去在印度英国式学校学习的学生，后来自愿转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对中国最尖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在五十年代里，大部分汉族的士兵和文职人员都起了模范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贵族和以前的官员也承认，与他们相比，西藏官员的行为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位亲身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很久以前──在重大变革发生以前──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在农奴的担架上出生的贵族，当时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着可想而知的娇嫩皮肤，覆盖着温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宝。围着他的农奴们都是赤足，冻得发抖，神情憔悴，衣衫褴褛，这使人想起了被工蜂团团包围的伟大的蜂王。

那位西方人随之就西藏的社会革命说：“至少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