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藏寺庙是谁砸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镇压藏人武装反抗的过程中，不少寺庙因为成为反抗据点，受到中共炮火打击甚至飞机轰炸，因而遭到破坏。在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中，中共又迫使大批僧尼离寺还俗，使不少寺庙因无人驻守而荒废，或是因改作它用而遭到毁坏。这一类还不算专门针对寺庙的破坏。还有一类则是以彻底摧毁寺庙为宗旨的破坏，所说的“砸庙”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前者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已经比较清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后一类破坏。

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的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书中称之为“废墟行动”和“汉灾”。他的有些描写让人惊讶：

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援。

不知他的说法根据在哪里？以我的了解，说红卫兵使用大炮和轰炸机摧毁寺庙实在是实在有些离谱了。不过，砸庙的具体手段暂时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庙到底是谁砸的。无疑，肯定有汉人参加。西藏当时有数万汉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对汹涌的城市，中国内地刮进的“破旧立新”之风肯定会使他们受到影响。然而当时在西藏的汉人基本都是干部职工，干部职工一般较晚才介入运动。文革初期的“破旧立新”是红卫兵的行为，而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一般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普遍年轻，带子女进藏的本来就少，子女已上中学的更没有几个，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汉人红卫兵参加砸庙行动。

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寺庙的情况得到证明。拉萨那时集中了最多的汉人，但是拉萨寺庙受到破坏的程度远逊于汉人稀少的西藏农村和偏远地区。那些偏远地区的寺庙是谁砸的呢？

在西方人写的书中，连立场比较接近中共的谭·戈伦夫也将砸庙归之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他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写到：“1966年整整半年，红卫兵开始涌进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飞机去的，机票是由同情他们的北京官员办理的”。达赖一方对此则更为明确，达兰萨拉的《西藏通讯》杂志主编达瓦才仁对此记载得极为详实：

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进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学红色造反队”，四百余人，队长是武姿汉（音译，下同）；接著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余人，首领叫肖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战斗队”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余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女）等；北京民族学院四百余人叫“东方红战斗队”（其中一半是藏人）；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砸他们不要的东西。

上述的数字和名字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提供引据来源，可信度是有问题的。至今时间已过三十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已难以寻找，尤其那是一个档案系统瘫痪的年代，基本无从核实当年的情况。但文中所列举的“第一个闯进西藏的”的“四百余”红卫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说的八十中红卫兵到拉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时红卫兵“大串联”尚未开始，中国内地的只有少量红卫兵到北京“取经”或告状，因此不可想象会有四百余人的庞大红卫兵团队在那时从北京到拉萨。

我访问了一位从1965年就在八十中学教书的阮姓女教师，她知道学校在“文革”期间有学生去了西藏，由于那时教师都“靠边站”，具体情况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进藏。我访问的另一位名字叫孙小梅的女士，她在1967年去拉萨，并且参加了拉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拉萨有一个“首都红卫兵赴藏总部”，不超过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学生，约十多个，领头的名叫贾军，是个男生。孙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间，没有汉族红卫兵参与砸寺庙的事。汉人红卫兵到了拉萨以后，也极少再有去西藏其他地区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他那些地方的寺庙。

虽然现在准确地了解当年情况已经不易，但是以经验判断，也难以相信当年会有大批汉人红卫兵进藏砸庙。也许他们会有这种愿望，如果没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挡，成千上万的汉人红卫兵可能真会乘“大串联”之机，涌进西藏去破“四旧”（依当时的标准，西藏的“四旧”无疑最多）。然而西藏的遥远和恶劣的交通挡住了他们。西藏行路之难，连三十年后的今天，交通条件改善了多少倍，离开了几条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难行之感。西藏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皆为当地最坚固的建筑，内地红卫兵如何能够深入进去，又如何有对付高原缺氧的体力和足够的人手，把散布在上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数千座寺庙毁坏得那样彻底呢？

我还采访过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1966年以红卫兵的身份到过拉萨。通过与她交谈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汉族红卫兵那时进藏的人数极为有限。何佳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女集中的的学校。西藏中共首脑张国华的女儿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何佳与另外四个红卫兵战友进西藏，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了张国华的批条才得以实现的。没有那层关系，当时的汉族红卫兵根本不被允许进藏。那时控制进藏的手段非常简单，进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车全都控制在当局手中，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要不被允许上汽车，红卫兵不可能靠两条腿走进西藏。何佳他们拿着张国华的条子，虽然得到了进藏汽车上的位置，也仅仅是在卡车货厢上露天而坐。

从成都到拉萨，走了半个月。他们一到拉萨就被安排住进军区的招待所──那是进藏汉族红卫兵的集中地。何佳现在说不清当时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但是她敢肯定不过百。

何佳进藏的目的是什么呢？与“破四旧”毫无关系。她和她的同伴是要求到西藏农村去当农民，“扎根边疆，建设祖国”。与他们同住招待所的另一伙北京红卫兵是想在西藏办学校。她在拉萨住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西藏当局支持。尽管他们采用死磨硬缠的方式，最后得到的答复只是可以考虑让他们留在拉萨当售货员或服务员。那与他们的浪漫理想显然差距太远。他们一共仅在拉萨逗留了十几天，拉萨以外的地区没有去，她相信别的汉族红卫兵也不会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为交通限制，大多数汉族红卫兵能到拉萨已属不易，也就没有再往下走的心气。他们在拉萨的活动大部分都由当局安排，并且以保证安全的理由限制他们自己在外面活动。他们不但没有参与“破四旧”的行动，还以旅游者的心态去参观了布达拉宫等处。在何佳的记忆里，至少她在拉萨那段时间，没听说过内地汉族红卫兵有参与砸庙的行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与他的红卫兵战友踏上过去西藏之路。那时当然是打着革命旗号，现在他承认真实的愿望是想去玩。没有毛主席慷慨赐予的“大串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如何有机会去西藏玩一趟呢？他们从青海西宁进藏。沿途的政府官员对北京红卫兵给予特殊照顾，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认为官员们的动机是怂恿他们进藏“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惶恐迎合罢了。他们最终没能进入西藏。路途的漫长和辛苦使他们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号，他们在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没去成，他们倒是在青海藏区走了一些地方，其间虽然也见过其他汉族红卫兵，不过是有限的几小拨。我问他们是否在藏区参与了“破四旧”，如砸寺庙等。我的朋友承认他曾在塔尔寺偷了一尊小铜佛。但在做那事时，完全没有“造反有理”的气概，而是揣揣不安。他们一伙去过数次塔尔寺，从没想过要砸庙，都是为了“参观”而已。他们去牧区搞“革命”时，真正的心思也都是在骑马一类更好玩的事上。他们在牧区的革命终止于他们中间一人被当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红卫兵小将表了态，其父母也来提亲。当地的干部劝他们还是早一点离开为妙，免得造成“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于是“革命”宣告结束，只给少男少女们留下一个持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那时从中国内地进藏的汉族红卫兵不多，但是从中国内地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却不少。当时有几千名藏族学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以及位于陕西的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读书，他们同中国上千万青年学生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大批返回西藏，对推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关键的“煽风点火”作用。何佳进藏，就是与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共乘一车。那时对藏族学生回西藏，沿途政权机构不加限制，并且提供相应条件。对这一点，既可以解释是中共利用藏族学生当工具，也可以解释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让藏族学生回家闹革命。也许两个因素都有。所谓“中共”是由具体的机构和人组成的，并非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意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权和干部都是不赞成的，并且以各种办法进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当局也是一样。不难想象，谁愿意自己统治的地盘上涌进成群结队无法无天的造反者呢？他们不难预见到，红卫兵的造反很快就会造到自己头上。他们只是没有胆量抗拒毛泽东的意志，而毛泽东也正是借助把红卫兵洒遍整个中国（“大串联”的奥妙所在）去“煽风点火”，动员起群众进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控制的政权体系，最终使中共极左派掌握了政权。

当时身在中国内地的藏族学生，对于回西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热情的。他们大多出身西藏底层社会，已经接受了数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叛逆与躁动心态，他们会责无旁贷地把对西藏社会“破旧立新”的使命揽在他们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们一般已经几年没有机会回家，很多人也从没去过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萨或在广阔的藏区做过旅行，这一切都会在他们回西藏闹革命的愿望上再添动力。

不过那时区别一个人的身份是以阶级出身、参加的组织、持有的观点、政治面貌（是否党、团员）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后来分派进行“武斗”，每派成员也都各有汉藏民族），所以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往往保持着诸如“首都红卫兵”、“内地红卫兵”等称呼，在拉萨成立组织，进行活动，印刷宣传品等，这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革命与探家相结合），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庙也就随之开始了。

在西藏最偏远的阿里地区普兰县，尼玛次仁给我讲了他家附近的贤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当他说到内地来的红卫兵时，我问他那是汉族红卫兵吗？

不是，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内地汉人来，都是去咸阳民院上学的本地学生。他们一共回来了16个人，包括现在日喀则军分区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现在他们都是大官了。他们是66年底回来的。那时县上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不能控制局面了。县上也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先动员县上的红卫兵，县上的红卫兵再分头到各乡动员。我那年16岁，在多尤乡小学上五年级。县上红卫兵把材料发给我们，让我们到群众中去念，我们还在墙上到处写毛主席语录。

67年的1月还是2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春节快到的时候，一天晚上骨干分子开会布置了第二天砸寺庙。我那时是毛主席语录宣传员，也参加了会。不过当时在会上的决定是只砸扎仓，不砸经堂。

第二天两个村的贫农小组一共十几个人去砸寺庙。带头的是乡长索朗次仁和贫农协会主任江布罗藏。他们在旧社会都是非常穷的。索朗次仁后来当过九大代表和区委书记。江布罗藏的儿子是那16个咸阳民院红卫兵中间的一个。他儿子现在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

（你问咸阳回来的红卫兵去没去砸庙？没有。他们动员群众去砸，自己没去。）

寺庙的和尚那时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时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尔去了，还有自杀的，只剩下几个和尚看庙。他们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把门给砸开了。进去之后我们先扔佛像，然后开始砸扎仓的房子，还砸寺庙过去用来关人的监狱。

砸房子土大，像冒烟一样，远远就能看见。其他村子的贫农小组也都赶来参加了。开始只有我们乡的人，到中午时，其他乡的人也都来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从砸扎仓发展到砸经堂，最后干脆全砸了。后来连几十里地以外的科加乡、西地乡都来人参加砸庙。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前前后后砸了一个多月，全部砸光了。

我们这里对寺庙的破坏最严重，其他地方有的还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们这什么都没了。

没有，群众没有拿文物的，当时对那些东西都恨得很。群众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么的。还有抢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参加砸庙是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们这的木料很缺。金的银的那些东西先是各乡分，后来县上银行来人收走了。有些铜的东西散在老百姓手里，每斤三四毛钱卖给了县上的收购部门。

我后来在普兰的科加寺看见两座高达两米多的银佛像，就是文革期间被银行运走的。当时阿里地区归新疆“代管”，佛像被运到新疆，一直放在银行保险库里。直到邓小平时代重建科加寺才归还回来。科加寺的僧人给我掀开佛像的衣服，让我看佛像银腿上的有一块凹坑，那就是当年被砸庙者用大锤砸的。不知道为什么只砸一锤就中止了，我想也许是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制止？

我与很多藏人谈到文革情况，他们都承认砸庙主要是藏人进行的，而且是群众自发的，但是像尼玛次仁那样谈及自己如何参与其中的就很少见了。我访问过一个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开始时他在日土县。他讲了日土寺被当地藏人砸掉的过程。我问到他当时怎么做时，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访问的当地驻军军官跟他关系很熟，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当时肯定也动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会儿都年轻嘛！”

西方著作对西藏文革期间寺庙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细节，只是笼统地归于红卫兵。即使谈到了藏人砸庙，也附加上一些并不确切的事实。如董尼德书中的说法是：“西藏人民在枪管的逼迫下，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寺庙的拆除工程。”既然宗教是西藏社会与文化千年发展的核心，人们很难解释藏人为何会自己动手对其加以毁灭，于是就只有想当然地相信“枪管逼迫”那种理由，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

不错，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其实当时的中共的西藏政权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中共军队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下一片废墟。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藏人自发地起来砸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经地义地认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西藏以外了解这个事实的人很少。中共当局虽然清楚，却不会涉及这个话题，因为不管西藏寺庙是谁砸的，责任都在于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对藏人而言，随着时过境迁，当年的行为成了今天的心病，于是宁愿闭眼不看过去的事实，或者希望缄默能够改变事实。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实的情况，也要坚持把砸庙说成是汉人所为，以在国际舆论中维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如此下去，再过一二代人，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许真地会被改写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说明西藏寺庙主要是藏人自己动手砸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把责任推给藏人。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这些行动中，除了看到被蛊惑的疯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能够自己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呢？

目前的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是一种事后的观点。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推断当初人民一定反对，是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的理性和预见能力。实际上理性和预见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对官僚主义及当权者的不满，以及长期严厉管制所造成的压抑，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欢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众基础甚至比中国内地还充分。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共当权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达对中共当权派的不满，也可以发泄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对西藏传统社会的仇恨。群众获得解放的感觉是空前的。

固然，毛泽东并没有真地给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诺的“现世天堂”。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不过我们同时需要慎重地对待另一种判断：中共的统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传统社会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对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的今天，仍旧可以在一些藏人家里发现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和班禅的像挂在一起。共产党曾经给了“翻身农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没给他们真实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当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间被抓去“隔离审查”前，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进了监狱，也比旧社会好。”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让中共经常寝食不安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的态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那时默默无闻地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心里一定非常地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