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汉文明的重要的哲学思想，藏文明也许没有把它明确地上升为理论，但是在生活实践中，藏文明却是将这一哲学贯彻得最为充分、彻底和持久的文明，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其文明扎根的基础。
在天和人的关系中，藏文明绝对把天摆在第一位，把天当成凌驾在上的主宰，绝对地崇拜和服从。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人太过渺小，自然（天）的力量太过巨大，二者不成比例到没有任何相提并论的可能，所以藏文明天人合一的“合”，天是不动的，全在于人着力去适应和顺从天，把自己“合”进天中。人的全部智慧和机谋用于顺应自然还怕不够，又怎能产生与天抗争——更别说征服——的雄心呢？这是藏人的基本生活态度。
中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被毛泽东批判成“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形而上学”之谬论。毛泽东若是能对西藏有一些了解，下这个结论之前也许就会再想想。不管董仲舒说的“天”和“道”有多少深意，我先从最简单的层次使用──西藏的高海拔及其相应的地理气候特点属于“天”的概念，而“道”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方式。
先以“衣食住行”中最外在的“衣”为例。为什么在全世界的服装都按西方样式和审美标准变得日益难以区分的时候，藏民族的传统服装仍然在其农牧区──尤其是牧区──保持主流地位呢？那不是在节日庆典为摄像机而穿，而是真正的日常服装。
藏服最基本的是藏袍，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东南较温暖的河谷地区，夏天是布袍，冬天换氆氇袍或皮袍，而在藏北广大牧区，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够了。藏袍那种被人们通过电视或照片所熟知的样子，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或仅仅出于尊重传统，它的每一个特点都有与西藏的“天”相适应的专门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在藏人跳舞时被很好看地甩来甩去，其实际的作用在于既能保暖，同时又不影响手的灵敏。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以西藏高原的低温，必须厚到相当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无法抠动枪机、点烟、开酒壶盖，更别说捏糌粑等等。而手缩在袖筒里，做所有这些事都不耽误，又不会冻手。尤其是长时间骑马，手在袖筒里拉缰绳，既暖和，又能灵敏地控制坐骑。如果需要策马狂奔，则可以把一只胳膊褪出袖子挥动马鞭。当需要两只胳膊都活动自如时，可以把两只袖子都褪下来，塞到腰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干活。
穿藏袍的讲究之处在于扎腰带。不同情况有不同扎法。出门时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宽松，便于穿脱袖子，又可以充当一个宽敞口袋，里面装吃糌粑与喝茶用的碗，以及杂七杂八的各种用品。这种扎法同时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于骑马走路。西藏高原的气候被称为“一天四季”，夜间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来回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着胃和肾。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藏袍的宽度足够一半铺一半盖，展开的长度正好能从头盖到脚，所以藏袍是牧区最适合的被褥。虽然有些牧民家也开始有棉被，但多数人至今仍然还是长年用藏袍，白天穿，晚上盖。
过去的藏区交通阻塞，少有贸易，棉织品不易得到，下层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内衣。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曾在其治下的藏区强力推行让藏人穿裤子。他大概是从风化角度考虑，只要他认为羞耻，就当作人家“愚蛮未化”。其实从功能上考虑，藏袍穿脱麻烦，沉且厚，下摆难以提起，里面如果有裤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烦琐。直到今天也有不少藏人不穿裤子，解手时不论男女就地一蹲即可进行。藏袍将一切遮得严严实实，既挡风，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实在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否则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找一个不让人看见脱裤子的地方谈何容易。另外在冰天雪地时，蹲在藏袍里显然更适于保存体温。
我不厌其烦地就藏袍说了这么多，目的就在以它为例说明功能产生于“天”，而不仅仅是产生于文化。仅仅产生于文化的传统，一般都抵御不住现代文明的冲击，只要封闭的环境打破，文化和传统都将随之变化；然而“天”──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既然不可改变，因此产生于“天”的传统就必然会长期保留，因为它是在那“天”之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可以想象，在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有什么服装能比藏袍更适应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产方式——骑马、游牧、难以定居、无法洗衣——呢？如果没有的话，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
在西藏，要经常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如西藏牧区男人普遍留长发，其实用功能是在太阳照耀的雪原上行路时，把长发披在脸上能遮挡阳光。高原雪地的紫外线是最厉害的，全部反射到人的脸上。即使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人脸也会被灼伤脱皮。我到过的一个边防连队为解决这个问题，曾想尽办法，最后派人从中国内地买了一批孙悟空、猪八戒一类的面具，让巡逻的士兵戴在脸上。那可不如藏民的长发来得自然、舒服和透气。长发还有防雪盲的功能。尤其在没有墨镜的过去，透过长发的缝隙在雪原上看路，既不挡视线，又滤掉了大部分强光。
汉人常讥笑藏人一辈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的寺庙僧人，洗漱也极其简单。曾在色拉寺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这样描写僧人洗脸：
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
至于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干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不卫生，而是必要的生存方法。
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干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碱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涤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秽物。
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牦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牦牛肉比黄牛、水牛的肉都好吃；牦牛奶极为浓缩，可以打酥油，烧奶茶，做酸奶，在无法从事农耕的高原牧区，牦牛奶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牦牛毛用来编织人住的帐房和各类索具；迁居时牦牛充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牛皮制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粪，西藏大部分地区既不长树，也运不进煤炭石油，送不进电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一年到头烧茶、煮肉、取暖全靠它。虽然理论上草原上有无穷无尽可以烧的草，但是高寒地区的草长不高且比较稀疏，即使人终日忙于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够烧一小会儿。从加工燃料的角度看，牦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机，不用加油，从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齿粉碎，通过肠胃“生产线”进行处理，使草压缩，结合紧密，更符合燃烧性质，再从“生产线”的出口排出──成为牛粪。有了这种“机器”，人获取燃料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许多倍，人只需把牧场上一摊摊牛粪收集起来，晾晒干燥，储存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以说，没有牛粪，除了少数能够生长树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将在整体上没有人生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牛粪视为藏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应算夸张。
我把藏人与牦牛（包括羊）构成的自足关系称为“牛生态”。这种“牛生态”决定了牧区──也是西藏最广大地区的生产方式。在无法进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区生存，生产就只能围绕着牛羊——放牧、打毛、挤奶、捡粪。而西藏高原的“天”又为这种生产附加了一种限制，即为了保证牛羊有足够的草吃，必须不断轮换草场——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许多牧区（如新疆和内蒙古）现在都实现了定居，那是因为低海拔地区的牧草可以长得较高，同一草场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西藏高原却因为高寒气候，草的生长期长，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贮存，所以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证畜牧需要。牧民们把草场分为“冬窝子”、“夏窝子”等不同季节的牧场，一年搬迁好几次，一生搬迁上百次。
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断搬迁，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梦丝床、买家具，不能通电、通自来水、煤气，不能看电视、用电话，连通一封信都困难。
我在青海藏区的玛多县，看到县政府后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范帐房”。帐房里有电灯、洗衣机、电视，靠一架风力发电机提供电力。藏族县长普日娃在就住在那里。一是因为那位牧民出身的县长喜欢睡在草地上，二是按着上级指示给牧民做一个示范，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生活。凡是进城办事的牧民全去县长的帐房参观，啧啧称奇，小心翼翼地抚摩每一样电器。
但是普日娃心里明白，他们虽然羡慕，却不会真地去购买使用。就拿那架风力发电机来讲，尽管是专门为牧区设计的，可以拆卸，便于搬运，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搬迁不能用汽车，草场之间也没有公路，物品只能靠牦牛驮运。首先牦牛看见那些金属杆件和桨叶就害怕，不愿意驮在身上；其次牦牛群行走爱聚堆，经常要互相挤碰，金属件容易碰疼它们和发出响声，使整个牛群受惊。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处奔逃，直到把驮在背上的东西全甩掉才罢休。弄不好要花几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脚踏缝纫机当年刚到牧区出售的时候，也曾引起过牧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大兴趣，不少家庭买了。但是大部分在一两次搬家后就摔得不能再用，缝纫机也就从此在牧区销声匿迹。靠牦牛驮运搬迁，最适合的是软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帐房，牛皮袋装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装的牛粪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态”自给自足的，市场提供的现代化物品多数不能适合这个基本要求，更谈不上适应高原生活的其他条件，因此只能与西藏高原绝缘。
所以，尽管货币已经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区，使用货币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为财富象征。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钞票排列着贴在箱子表面或佛龛之下，作为满足自己视觉或给客人观看的装饰，典型地反映了钱在那里与其实际功能的脱节。此外，作为供奉献给寺庙及活佛，大概是货币在西藏基层社会最主要的使用价值之一。
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人生活状况的认识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写的书中，你会感受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种愉快、自如，甚至充满诗意。
聪明人不仅睡觉时脱下靴子，早上挤奶时也不穿靴子，尽管天气是零下三、四十度，他们有时甚至光着脚走一些路。他们干活时，无论挤奶或是往牦牛背上装货，不仅光着脚甚至袒露着肩膀，从来不会冻伤。他们仍然在外面睡觉，我也愿意在外面睡觉。冬天的宿营地较稳定，因此，牧民用各种方法加固营地，一种是用牛粪围成墙防风，这样牛粪很快就吹干成为好烧的燃料，这也是贮存牛粪的好办法，我们常睡在这牛粪墙与帐篷之间，但年纪较大的人冬天睡在帐篷里。除了牛粪之外，我们也常把鞍具堆积起来作为防风设备。那些狗常睡在我们身上，这也使我们得到温暖，羊也这样。我们有些人与羊睡在一块，用靴子作枕头。牦牛虽很暖和，但不能一块睡，它们爱踢人。有时下雪，我们身上都湿了，但仍然愿意睡在外面。有一次，我从青海湖到拉萨（青海湖是离塔尔寺不远的一个大湖），正值隆冬，路上我走了一百一十一天。我带有一个帐篷，但每天晚上，我仍然睡在外面，就是下雪也是如此。我们那支旅行队伍一共有大约一千人，一万或一万二千头牦牛、马、驴。这是冬天长途旅行唯一安全的方法。
然而在汉人的眼里，藏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位当年在西藏踏勘公路线路的汉人竟将他自己无法接受的生活归结给了“封建农奴制”：
我们很佩服给我们赶牛马驮运行李公物的藏胞。他们睡前把牦牛背上的鞍垫拿来铺在草地上，解开腰带，就这样用氆氇长袍裹着身子睡下了，长袍就是铺盖。到第二天早晨，大雪已经把他们覆盖起来。我们担心他们被冻坏，可是他们站起来抖抖雪，又准备上路了。有一次途中休息时，一个驮运行李的藏胞肚子饿了，他拔出腰刀在牛颈上割一道口子，用毡帽接了半帽子热乎乎的牛血，喝了下去。然后，他抓一把稀牛粪把牛颈上的伤口糊住。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十分愕然，同时对在封建农奴制度压迫下的穷苦藏胞寄予无限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