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藏的反抗

《十七条协议》有一个模糊之处──其所规定的“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西藏，是文明覆盖意义上的大西藏呢，还是当时西藏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卫藏）。不过在当时情景下，事情也许是不言自明的。作为战败和弱小的一方，西藏能保住自己管辖的区域就已不错，不可能对已经被中共占领的区域提要求。当时康区和安多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在那些藏区的活动，应该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

根据这样的标准，中共认为它很好地遵守了《十七条协议》，西方学者也认为：“1950年至1959年中国人搞的一些建设项目和经济改革对西藏社会的某些方面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大部分影响是非正式的、间接的，它们只能触及西藏生活的表层，没有渗入到社会传统的深处……共产党中国法律的主体部分从未在西藏实施。”

然而中共对分属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区，却按照等同于中国内地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扩展到那些藏区。从法律角度看，中共在其管辖区域有贯彻其法律的权力，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合法不一定合理。那些藏区虽然在行政上不属拉萨管辖，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风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一样，血缘密切，来往频繁，却突然有一天，让他们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去过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失衡和震荡，可想而知。

典型例子如位于昌都东部的德格地区，以前其境跨金沙江两岸，都归德格土司管辖。后因民国二十一年四川军阀与西藏政府争夺康区，交战的结果暂划金沙江为界休战，自此德格在行政上变成分江而治。尽管如此，两岸的民间社会是千百年形成的，仍然保持一体。签署《十七条协议》后，北京沿袭了民国的行政划分，金沙江以东地区归其管辖，进行与内地相同的改革，执行内地法律，而仅一江之隔，金沙江以西却没有任何变化，完全保留西藏原有的制度。用一位后来随达赖流亡的藏人的话说，西岸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杀了中国人也没有受到惩处。”

与现在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同，五十年代中共统治的四省藏区与拉萨管辖的西藏有几千公里不设防的接壤地带，地理上无法实现隔绝，“两制”之间时时刻刻地相互渗透和影响，结果必然会导致“两制”的失败，并成为激发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重要因素。

叛乱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藏人对汉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汉人即使是真做好事也往往被认为居心叵测，例如进行人口调查被认为是准备逮捕；为保护牧场消灭地鼠或派医生为藏人清除虱子，会被认为违反佛教的杀生禁令；开山修路或蓄水发电则是亵渎神山圣湖……小事尚如此猜忌，涉及到藏民族千年传统的巨大社会改革，如何可能不让他们疑虑重重呢？

不过将发端于中共控制区的藏人暴动一言以蔽之地说成是“藏族人民”集体起义，似乎也失之简单。事实表明，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主要是上层人士，中共改革威胁到他们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　毗邻的卫藏不进行改革，在对比之下产生的失衡感显然也是刺激反抗的重要因素。虽然下层藏民本是有可能在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他们之所以也大量卷进叛乱，一定程度是由于中共此前政策以“统战”为主，工作重心放在上层，下层社会没有得到动员，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没有被分化瓦解。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于传统，不可能很快地理解和接受汉人给他们指出的新生活，他们肯定也惧怕背叛传统所遭到的“神谴”，尤其是西藏中心地区（西藏的神大都集中在那里）不进行改革，更会使他们对眼前变化更加迷惑不解和不敢信任。

另外，藏族社会既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来讲，以宗教名义向他们发出号召，一般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普通农牧民世世代代服从僧侣和头人，很容易听信他们，受到裹挟。当年康区的叛乱首领之一恩珠仓后来承认，他为叛乱捐献了46名“雇工”，并且都配备了武器和马匹，再加上100匹驮物的骡马。在这种并列中，46名雇工与武器马匹是同等的，都是属于主人可以支配的财物。另一个叛乱首领顿堆曲英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当时叛军首领曾开会决定在民众中抽兵，每户一丁。

以行政区划搞两种不同的制度，还给在四省进行武装反抗的藏人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和后方支援，他们随时可以退到没有从事改革的卫藏地区进行休整和获取补充，那也是促使叛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并且不断扩大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以武断的政治边界对待当时在拉萨控制以外的西藏人，西藏叛乱可能就不会发生。我同意以行政界线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是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但是很难设想中共当时有别的办法。把全部藏区都交给拉萨统治，可以避免在藏人社会实行“两制”导致的失衡，然而由于那个区域过于巨大，从主权控制角度是中共不能接受的，那么共产党中国与传统西藏的“两制”还能以什么划分呢？是否能以民族划分——对汉族人实行内地法律，对藏人放任自流呢？其他少数民族怎么办？汉藏杂居的地区怎么办？藏人犯了法怎么办？汉藏发生冲突怎么办？……仔细想下去，结论就是只要是实行“两制”，只能划界区分。而划界的问题就在于，除非所划的界可以确保封闭，杜绝“两制”在民间层面互相渗透，只由“两制”的高层面保持理智往来，否则，“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世界对西藏问题瞩目，是在1959年3月发生拉萨事件、达赖喇嘛及数万西藏难民流亡印度以后，其实在那之前，反抗者的游击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藏人的反抗以驱逐汉人为目标，军事行动一般都是攻打中共机关和杀死中共干部。一位青海藏区的汉人官员向我回忆，他那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为了防备“叛匪”的进攻，男性干部职工全部编成连队，吃住都在一起，女干部凡有孩子可以回内地，没结婚的则留下搞后勤。当时他让妻子带着刚一岁的孩子回了老家上海，他留在藏区打了一年多的仗。他在的县城曾经受到叛乱者包围猛攻，他们死守多天，直到解放军赶到才解了围。

中共派遣大批军队进行“平叛”，逐步在四省藏区肃清藏人反抗者。残酷性不断升级。那位青海官员向我描述他当年的战友被“叛匪”活捉，如何被一条条割下身上的肉，蘸上盐巴强迫他自己吃下去。他们打下那个“叛匪”窝时，绑在柱子上的战友已死，身上多处只剩白骨。战友嘴里塞满了自己的肉。他是1953年自愿报名到青海藏区的，“我们一块来青海的人不少都在叛乱时被杀了，有的开膛，有的割球、挖眼，只要被叛匪抓住就没好，所以个个都拼了。”他说的“球”是西北土语，指睾丸及生殖器。

当时进藏的汉人基本全部被武装，只要见到带枪的藏人就打。一位青藏公路上的老司机告诉我，他们有一次打死了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是因为那个侦察组穿着藏人服装。侦察兵见到给拉萨送物资的车队并不防备，而车队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却专门停车狙击他们所看见的“藏人”。

武器落后的乌合之众不是中共正规军的对手，四省藏区的叛乱藏人在解放军围剿之下纷纷逃进西藏境内，以西藏为基地继续进行反抗。据说从1956年到1958年，至少有五六万人逃亡西藏，恐慌如同疫病一样在西藏到处蔓延。中共军队追剿“叛匪”，随之把“平叛”扩展到了西藏，进一步刺激了拉萨与中共的对立情绪。

由于缺乏可信材料，现在无法断定当时噶厦政府在藏人的武装反抗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拉萨政府一样强烈地反对中共对西藏的“改革”，在这一点上，它与武装反抗者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使有区别，也只在于怎么做更为稳妥的考虑。

中共解放军十八军1958年8月28日发的一份内部情况简报，其中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噶厦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

拉萨与北京的蜜月期在四省藏区叛乱开始以后就到了头，到1959年的拉萨事件之前，双方虽然没有翻脸，心里都已打起各自的算盘。也许拉萨期望叛乱能对中共施加压力，从而可以使中共更多地让步，中共却因此认识到，要保证西藏彻底稳定，必须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按照当时中共内部文件的话说：“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只有把西藏改造成共产党的体制，才有可能最终牢固地控制西藏。

距拉萨事件八个多月之前，毛泽东于1958年6月24日就青海藏区叛乱做指示时谈到西藏。毛说：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毛讲这番话两个月之后（8月18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遵照同样口径对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说：“让他们闹大点，闹得越大，改革越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由此推测，中共高层当时已经从原来的“统战”路线转变为采取一种玛基雅维里式的策略，即听凭事态扩大并失控，直到最后摊牌，名正言顺地以军事手段一举摧毁西藏地方势力，接管西藏政权，从此彻底抛弃西藏上层社会，由北京对西藏实施直接统治，并按北京的愿望改造西藏。

军事上的准备也早就开始。一位中共解放军炮兵308团当年的连长回忆，1956年，他所属的部队调进拉萨，目的就是“应付噶厦政府内出现的叛乱征候”。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建好了营房，而且炮兵阵地的构筑，目标的选择和测地，诸元的准备，目标区域的划分及其弹药、粮秣、药品的储备，均告完成。为了防止叛匪火力封锁时断我水源，我们把交通壕一直挖到了拉萨河边。

为了保证炮兵射击的准确，团首长还多次带我们连以上的干部去拉萨看地形，实地测量。每当这时，我们的驾驶员就在需要侦察的地方停下车来，装作车坏了，下来“修理”我们也乘机下车“休息”察看，这样，凡我射程可达的地方，尤其是叛匪正盘踞的、到过的、可供其隐蔽或逃跑的、打起来可能被其临时利用的拉萨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我们都测量到精确无误的程度了。凡敌人活动的比较频繁的地方，都决定好了诸元。

到1958年，西藏境内的武装反抗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由中共方面的记载的较大事件有：

7月21日，叛乱武装在拉萨以东仅二十余公里的争莫寺附近伏击解放军运输车。

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六位医护人员乘汽车到日喀则进行体检，行至麻江遭到伏击，十六人全部牺牲，汽车被焚毁。

12月18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连在营长杜效模带领下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和给泽当守备分队运送物资，行至贡嘎遭到伏击，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三十七人，伤二十二人，毁汽车七辆。

12月19日，解放军某部两个排在副团长殷春和带领下到山南地区执勤，在扎囊遭到伏击，牺牲副团长以下官兵五十六人，伤十二人，毁汽车两辆。

自1959年1月25日起，中共山南分工委所在地泽当被叛乱武装围困七十四天。

1959年1月份，中共扎木中心县委被叛乱武装围攻十个昼夜。

1959年1月至4月，中共丁青具委被叛乱武装围困九十四天。

那一段时间，小规模的解放军部队几乎不敢外出，最多一次曾组成六、七百辆汽车的武装车队，才敢到拉萨以外运输物资。拉萨城内也不太平。从1958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反抗战士和难民涌进拉萨，城里城外搭满帐篷，到处是携带武器的反抗者，紧张气氛不断上升。对涌进拉萨的成千上万造反战士，噶厦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拉萨的局势迟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个引信。

达赖喇嘛当时的心态不得而知。不过即使达赖的内心想与北京继续维持良好关系，他也会在局势面前身不由己，因为他既是西藏的灵魂与象征，有一条底线就是他不可能逾越的——一旦矛盾不可调和，出现决战局面，他就只能坚定地站在西藏一方。

爆炸局面的引信出现于1959年3月10日。原计划达赖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军区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间广泛地传开了中共打算乘机绑架达赖喇嘛的消息。10日上午，上万藏人和藏军围住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事态逐步扩大和失控，激动的群众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西藏人。西藏政府官员、藏军和叛乱战士也随之公开联合，并在后来几天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全体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后来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将每年这一天（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

中共是否真要绑架达赖，因为涉及到拉萨暴乱的起因，成了几十年争论的一个公案。我倾向于那是一个谣言。在激动和恐慌的群众中间，产生和传播谣言是不奇怪的。可以比较另一个实例：1995年2月2日，一个藏人在拉萨一家回民开的清真餐馆吃面条，发现面条里有一块人手指甲。那本不奇怪，也许是厨师不小心切掉的。可是很快，藏人中便谣传那家清真餐馆用人肉做菜，已经发现了两颗人头等。各种谣言随之出现──“回民不但在自己开的饭馆里卖人肉、人血，还用天葬场烧死人的木炭烤羊肉串。回族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毁灭我们藏族，霸占西藏”、“我们康巴人失踪了一百多人，都被回族杀掉了，用藏人身上的肉给藏人吃”……随后拉萨连续几天发生多起聚众打砸抢回族饭馆和商店的事件，常常造成数千人围观，并与当局派出的公安和武警发生冲突。1995年的一小块指甲引起如此骚乱，可想1959年“绑架达赖喇嘛”之说会在藏人中造成什么效果。

我相信绑架达赖是谣言，还因为那对中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找不到中共绑架达赖的理由。不管怎么样，达赖喇嘛那天没有去看演出，无法确定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在第二天给中共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的信上对发生的事件表示“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并表示“反动分子正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12日他的另一封信说：

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就在他逃亡印度的前一天，第三封给谭冠三的信上还这样写道：

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出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过几天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就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在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共一直以这三封信件为据，争辩达赖是被劫持出境的。直到达赖流亡印度五年半之后，中共方面才正式宣布解除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开始其称为敌人。此前北京并非真地信任达赖，而是出于策略。同样，达赖写这样的信也完全可能只是缓兵之计，或是按下属拟好的稿子照抄的。

关于决定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后来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再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于恍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走向前，抓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么样的路线离开诺布林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后，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和尚就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彷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宝园北门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

回顾三十一年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早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

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相符……

接到“神谕”的当晚10点，达赖便乔装成普通僧人，在六百余名随员和士兵的护卫下出走，经过14天的跋涉，最终到达印度，从此走上不归之路。

达赖方面一直指控，1959年3月17日下午4点，中共方面向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首先发射了两发迫击炮弹。这个指控是否属实，是两方多年不断争论的一个焦点。北京一直断然否认，并说那是西藏叛乱者发射的。直到1993年，中共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中校干事吉柚权在他写的《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第一次透露，那两发炮弹是中共方面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的经济警察雷惠山用六○迫击炮发射的。当时拉萨运输站连续三次受到叛乱者枪击，雷惠山气愤之下未经请示便自行以两发炮弹回击。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吉柚权以其军人身份，受到的保密限制比较少，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内部档案。他的书出版后，他本人因“泄密”而受审查和处分，更可以证明材料属实。可以相信中共不是有意打那两发炮弹，中共一贯重视得到“不打第一枪”的道义优势，只是没有管束住下边的人，尤其雷惠山又不是纪律严明的军人。

达赖出逃印度的途中没有受到中共方面任何拦截，西方和印度的新闻媒体大量渲染西藏出现“神秘的云雾”，保护了达赖的队伍不被中共飞机发现。但是按那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的李觉将军回忆却是这样：“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吉柚权的书则是这样写：1959年3月10日拉萨暴乱开始以后，北京将情况电告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说：“果然等到了今天。”3月12日，毛泽东电报指示中共的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

照此形式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驱走。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如果他们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北京设在香港的“新华分社”（实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机构）原社长许家屯“六·四”后出走美国，在其回忆录里谈毛泽东的想法非常人能料时，也举了这个例子：

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

只要达赖留在西藏，无论对中共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之目标都是障碍。他不仅是凝聚西藏人精神世界的领袖，而且也被传统赋予了世俗权力的无上地位，他可以随时利用至高无上的号召力对北京造成威胁。北京虽然有废黜他的实力，却难服藏人之心，与中共自己的“统战”形象也有矛盾。所以从当时的利弊衡量，最方便的结局就是达赖自行出走。活捉达赖固然不难，但是抓了又该如何处理？把达赖打伤，问题就更大。那不仅将跟整个藏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国际舆论上也无法交代。放走达赖，某些方面与毛泽东后来放走林彪的思路是相同的。二者的不同在于，林彪的飞机人算不如天算地坠毁在蒙古，使毛泽东既免于背上黑锅，又除掉了后患，而达赖却是安然地在印度住了下去，并且在毛泽东死后的二十年，重新成为北京不可忽视的强敌。

不知道毛泽东当时若能预见到这一天，是否还愿意给他的后任留下这样一份遗产？他会怎样做？或者，达赖喇嘛如果当时没走，西藏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达赖喇嘛的个人命运又将怎样？有时偶然会给历史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不过历史既是不可重复的，这些问题也就只能作为个人的遐想了。

当毛泽东得知达赖出逃，给西藏工委下了这样的指示：

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形式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达赖这块招牌还有可能利用之处。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传，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于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好处。对于班禅，如其参叛，不准打死，更不准其出国。

毛还要求住拉萨的解放军部队不要反击，而且要作出难以支持的样子，给叛军以攻克拉萨的信心，不但牢牢吸住拉萨的叛军，还争取将西藏其他地方的叛军统统吸引到拉萨，同时调动三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入藏，对拉萨实行包围，争取一举全歼叛军，从而免除将其打散到全藏，分头进行清剿的困难。但是这封电报晚到了几个小时，解放军已经在拉萨开火，并在30个小时内结束战斗，歼灭藏方5360人。如毛泽东预料，由于没有完成包围，大部分造反者被打散，流窜到西藏其他地区继续抵抗，全部清剿直到1962年才算基本结束。

由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是藏人的圣地，北京一直否认解放军在拉萨战斗中有过炮轰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的行为，但是吉柚权的书却透露了相反的事实：

下午两点，攻打罗布林卡的战斗开始，三○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15公尺位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然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有二百余名骑匪冲出罗布林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另有一千余人冲出罗布林卡经回民林卡向北逃跑。邓少东命令三○八团的炮火对逃跑的敌人实施火力拦阻，不准其逃跑。同时命令步兵一五五团、一五九团现有的部队配合汽车十六团和机械营的部队从东西两面向罗布林卡进攻。

三○八团的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将这两股叛匪拦回罗布林卡，又继续对罗布林卡实施续进弹幕轰击。

吉柚权的材料来源是西藏军区的档案，所以他能把火力部署、部队番号、战斗过程和时间写得这样精确，这种档案除了参战部队也许有夸大军功之处，其他方面都会比较真实。对炮轰布达拉宫，他这样写：

在解放军攻打市中心时，住守布达拉宫的叛匪火力不停地支援市区……谭冠三要三○八团想法压住布达拉宫叛匪的火力，并给三○八团参谋长苗中琴提出不能损坏布达拉宫的建筑。苗中琴说那只能用无后坐力炮瞄准火力点打。谭冠三说这样打对布达拉宫有没有损伤。苗中琴说不会，它的爆炸力不大，但杀伤力强，于是谭冠三命令一五九团、155　团、军区警卫营的无后坐力炮全部集中到军区大院，组成无后坐力炮营，由苗中琴指挥。

……以后发现那个窗口有火力射击，苗中琴就朝哪个窗口射击，一炮一个，百发百中，扶廷修（西藏军区副参谋长）不停地叫好，说打得准。

其实，是否炮轰了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只是细节，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拉萨事件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共彻底接管了西藏政权，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对西藏实现了完整的主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