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在天上

多次进藏，我始终存在这样的惊讶——如此广袤的一片土地，民族为何能保持得如此单一，文化形态又为何能如此纯粹？世界大多数地域，尤其在不设防的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大都是五方杂处。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一处像西藏那样，在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完全是单一的民族。

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几乎已经看不见民族服装，除了个别老人身上还留着一点残余，或是为了招徕旅游搞一点表演，大部分人都已经跟中国内地的穿戴一样。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电视、洗衣机、摩托车到最小的家庭用具，从流行时尚到娱乐方式，与中国内地已经很难找到区分，连年轻人唱的歌曲和崇拜的明星都一样，使带着猎奇心理去那些地区的旅游者常感到极大失望。但是在西藏，只要离开有数的几座城市，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世界，从服装、用具，到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都保持着传统，与“现代”世界相距遥远。

为什么面对世界性的西化趋势，藏民族独独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是出于自觉的意识吗？显然不是，照理说民族精英最有坚守民族文化的意识，但是在藏民族精英最集中的拉萨，“汉化”（说“西化”更准确）程度却最高。西藏的传统是保留在城市之外的牧区和农村，这说明其中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

什么是那必然性呢？这也就和西藏土地上的民族构成为何如此单一合成了一个问题。西藏肯定具有一种限制因素，只有藏民族和传统的藏文明才能适应那限制，因而才能在西藏的土地之上获得生存和发展。

对此我想了不少年，末了还是回到最简单的起点——西藏的高度。

到过西藏的人最先知道的都是西藏高，但是往往只把高当成一种孤立的地理条件，并不将其当做藏民族和藏文明的决定因素。看上去，一个“高”似乎缺乏学术气息，我却认为它可以作为钥匙，解开一些以学术解不开的问题。

我有一块日本制造的旅行手表，是一位朋友送的，那表可以测量海拔高度，因此朋友认为会对常去西藏的我有帮助。可我虽然戴着那表数去西藏，却只是看看时间而已。日本国土上的最高点是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手表显示的最高海拔是4000米，对制造手表的日本（包括对世界大多数地区）已经是绰绰有余。然而在西藏，富士山的峰顶却埋在绝大部分的沟底或河谷里。拉萨是西藏最适宜人生活的低海拔地区，仅仅比富士山峰顶低100多米，等于拉萨市民全体生活在日本人高山仰止的富士山顶。所以那块测高手表在西藏几乎永远给我显示“FULL”，只有在个别下山途中才会偶然苏醒，跳出标志海报高度的数字。那时我一般就会想：“噢，快到富士山顶了。”

大多数人都有过上山的经历，即使站在三、四千米高的山头（如四川峨眉山），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是孤立的山头和几万里的高原是完全不同的，在高处站一会儿和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更不一样。如果你住在房屋里，却有另一个人吃饭睡觉都在屋脊上，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大不同。西藏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

何止是“屋脊”。在世界最高的大湖——海拔4718米的藏北纳木错岸边看日出的时候，我曾想起一位家在上海的朋友。我想如果她醒来，看见窗外天空飞过一班客机，4718米的高度──是她思维中只能属于飞机活动的天空，然而在我脚下，却是一个辉煌的大湖水面。在对她而言的“天空”上，生活着一个创建了千年文明的民族。

第一章的“天助西藏”一节，已经从西藏地理条件使得外人难以进入的角度涉及了西藏的“高”，这一节换一个角度，来看“高”所决定的人在西藏的生存条件，由此再来认识为什么“无人进藏”一直成为中国的难题。

高海拔造成了西藏高原特殊恶劣的气候。我不想用平均温度、低温极限、日较差、降水量、大风日数那类书本上的数据描述西藏的气候，我觉得不如讲一些具体情景，虽然多是局部认识，却更多地和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

西藏的雪有多大？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个情景。当公路被大雪阻断的时候，打通的方法是以推土机打头，在雪中铲出一条路，被阻隔的车队跟在推土机后面爬行。推土机推开一条走廊，两边雪墙跟房子一样高。那时人如果站在雪上面，会既看不见推土机，也看不见车队，只有茫茫耀眼的雪原一望无际。

曾经有在边境巡逻的士兵被暴风扫下陡坡，据目击者见：“他们坠落的一刹那只在雪谷戳了一个洞，几分钟之后，洞也被暴风雪抹平。”

十七世纪一位葡萄牙的耶酥会传教士这样记述他在西藏遇到的雪：“我们不断地陷入大雪之中，而且有时一直陷入到肩部……我们多次被迫全身躺在雪地上，就如同在水中游泳一样”。夜幕降临时，他和同行者靠着山岩蜷在一起维持体温。“雪下得如此之急和纷纷扬扬，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都无法看到。我们三人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抵御极其寒冷的风。为了不被大雪埋没，我们被迫在夜间不时地站起身来以抖动自己的大衣，然后再重新挤在一道避寒。我们已几乎失去了知觉，尤其是双脚、双手和面部。我有一次希望拿某种东西，而不慎失去了手指上的肉，但自己却既没有感受到，也未曾注意到，一直到发现血沿手指流出为止”。

在西藏，雪灾的概念固然包括了交通阻塞，供应中断，低温对人的生存造成威胁等等，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大雪掩埋草场，造成牲畜吃不到草而大批死亡。如果雪比较浅，牛羊可以把雪拱开吃下面的草，虽然费力，还不至于饿死。雪厚就困难了，不过如果有大风，雪可以被刮开，也不会成灾。最怕的就是雪后无风，又出来大太阳。西藏空气稀薄，太阳辐射的能量比同纬度地区高一倍或三分之一。在秋冬或冬春之交，中午时分的日晒可以使表面的雪半融化，中午一过又重新结冻。那就惨了。雪上形成一层冰壳，如果雪浅，草被冻在冰壳中，如果雪深，则草被埋在冰壳下。牲畜没有力量拱开冰壳，或者无法吃到冻在冰壳中的草，只有空着肚子忍受严寒，以至饿到彼此啃噬对方身上的毛，坚持不了几天就会开始大批死亡。

为了挽救牲畜，牧民采取走圈放牧的方式，把牲畜分成小群，除了小孩和老人，每个家庭成员赶上一群，带一袋糌粑，背一口锅，各奔东西去寻找可以吃到草的地方。在茫茫无际的高原上，他们往往一分开就是很多天，每个人都是独自对付一切，夜里就挤在畜群中睡觉。有时达到千里冰封的地步，赶着牛羊到处走，就是吃不到脚下的草，真是毫无办法，眼睁睁地看着牛羊成片倒下。

有些牧民那时用死牲畜的尸骨熬汤喂还活着的牲畜，不过那又受燃料限制，草原上找不到燃料。有些牧民甚至把仅有的木质家具也劈成木柴烧掉。那无是异杯水车薪，丝毫挡不住死亡的蔓延，只不过表达一种悲壮和徒劳的挣扎。一场雪灾过后，草原就像恶战后的战场，尸横遍野，震撼人心。

近年发生的最大一次雪灾在1989年，西藏北部连降150多场大雪，平地积雪半米以上，阴坡积雪达到3米。2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被这样的大雪所覆盖，那面积相当于整个英国或者是6个半台湾。可以想象从天上下来了多少雪。雪灾持续了八个月。

高原上的冰雹也极厉害。我在青海达日县看到过一个乡政府的报告，几户牧民的牲畜在一场冰雹中被砸死了90%。这种事我闻所未闻，多大个儿的雹子才能砸死牦牛，且砸死那么多？我问达日的县长，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放牧者？高原草场平坦辽阔，很难找到躲藏之处。县长回答得很平淡，一下冰雹，放牧者就会钻到牛肚子下面，即使牛被砸死了，人也没事。

夏日西藏往往一天可下好几场冰雹，如果不砸死牛羊，就纯属正常。有时短短几分钟，地面就能积上半尺厚的雹粒，整个草原全部铺满，茫茫一片。那时我总是在算计冰雹的总重量会有多少万吨，一边惊叹天空的承载力。

除了藏东南谷地，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都离不了火。中共进藏时被派往藏北工作的崔善才对藏北的寒冷有生动描述，他回忆说：“那地方非常冷，扣子掉了，吐口水重新粘在棉衣上又冻结实了。”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每年刮大风的日子超过140天，其中改则县的年大风日超过50%。我在西藏高原上经历过很多风，但是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却是一个无风时刻。那次我进入一片如同月球一样荒凉地方，大气寂静到极点，纹丝不动，但是无边大地上布满了千年长风刻蚀的巨大风痕，一条条以风的姿态伸向天边。我当时的感受是那每一条风痕展现的只是西藏的一丝风。那一刻我站在一丝风中，而那一丝风巨大得让我胆战心惊！

不过，仅仅是“高”所造成的气候恶劣，还不是全部问题，使西藏高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的另一个方面，是高海拔的另一个特点──缺氧。

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话──“人活一口气”。“气”无所不在，分分秒秒伴随每个人，甚至连人死也叫“咽气”。虽然古人指的“气”含义很广，但是人所呼吸的空气肯定是其中最基本的元素。近代科学又进一步解释，生命最不可缺的是空气中的氧。人体就像一个靠热量提供能量的锅炉。火的燃烧是产生热量的一种形式，其本质是一个氧化过程，氧越充足，燃烧就越充分，提供的能量也就越大。锅炉使用鼓风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氧进入燃烧。谁都知道有没有鼓风机的燃烧绝对不一样。而所谓的“封火”，无论是把锅炉下面的通风口关上，还是把炉火上面压上湿煤面，作用都是减少氧的进入。你也会看出，那时火是多么暗淡，热量多么微弱。

海拔升高对人的作用就相当于人体锅炉的“封火”。随着海拔升高，空气愈益变得稀薄，空气的含氧量也按比例下降。海拔在3500公尺时，人只能得到海平面65%的氧气，升至5500公尺，就只剩一半氧气。从“人活一口气”变成以“半口气”支持人的生存和活动，其体能的下降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种说法，人在高原哪怕静卧不动，体力消耗也等于在低地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19世纪的登山家Whymper对人在高原的感受总结得很贴切：“越向上，人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以自己越来越小的力量，去对付越来越大的困难。”荣赫鹏也曾对此发表过意见：“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绅士曾经问过我，长期处于较高的海拔高度，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希望尽快回到较低的海拔高度去。”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氧气对低地人的作用。我认识一位名叫刘励中的摄影家。在一次骑马穿越西藏高原的途中，他追踪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疲劳加风寒，当晚便出现感冒引起的肺水肿。那是一种被认为最危险的高原病，死亡率极高。其病状被这样描写：“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淹没在他自身的液体中，始终伴随着连续、响亮的水泡音，就像他的呼吸是通过液体一样。棉花糖似的白色泡沫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刘励中当时已认定自己必死，那时他处于羌塘高原中心，海拔5500多米，前后几百里没人烟。对短时间就能致人死地的肺水肿而言，他根本没有走出高原获得救治的时间。

然而奇迹来自他的藏族向导。向导熟知那一带地形，恰好离他发病处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罕见的高原大裂缝。他被绑到马上赶往裂缝。刘励中说他那时昏迷在马背上，只能偶然在颠簸中恢复一下知觉，看到夜空晃动的星星。但是他清楚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氧在增加，每从裂缝向下走一段，窒息就缓解一分，无比舒服和清新的感觉在上升。裂缝底部的海拔只有二千多米，就是那迅速下降的三千米救了他的命。高原医学有这样的定论，只要能将病人迅速送到海拔2400米以下，30分钟到2小时，肺水肿症状就可以改善，最终甚至可以不治自愈。刘励中在那条大裂缝的底部躺了三天，全凭低海拔的氧气恢复了健康，使他最终走出了高原。

在论述高原病的医学书中，低地人在高原缺氧环境下，容易导致的疾病有头痛、失眠、视网膜出血、肺水肿、脑水肿、蒙赫氏病、血凝紊乱、高血压、心室肥大、皮肤癌、压力性牙痛、口腔出血、高原消化性溃疡病、肠扭转、内分泌失调、生育力下降、月经失调、感觉减弱和智力衰退等几十种病症。尤其是低地人长期在高原生活，大部分将发生不可逆的肌体受损。这一点，在许多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身上都得到了证实。

而西藏人世世代代就靠“半口气”生存繁衍。高原从来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从来不会像荣赫鹏那样盼望去低海拔之地。是他们的体力比低地人强呢？还是他们抗受艰苦的能力更强？最近美国和西藏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有关空气低含氧量对新生婴儿影响的研究，告诉我们的结论是更为根本性的──藏人是一个适应缺氧状态的独特人种。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介绍了那项研究：

研究人员对30名在拉萨一家医院出生的婴儿进行了研究。其中一半是藏族婴儿，另一半是汉族婴儿。汉族婴儿出生时的平均体重要比藏族婴儿轻300克。汉族婴儿脐带血中的血红蛋白含量明显高于藏族婴儿。他们的血细胞比溶也比藏族婴儿高。在婴儿出生头两天内研究人员还测量了他们动脉血中的氧饱和度。汉族婴儿清醒状态下的动脉血氧饱和度为92％，睡眠时下降为90％；藏族婴儿的这项指数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都为94％。

四个月后，汉藏两族婴儿在这项指数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汉族婴儿的动脉血氧饱和度清醒时为82％，睡眠时为76％；藏族婴儿的这两项数值分别为88％和86％（《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33期）。明显的缺氧症状主要发生在汉族婴儿当中，尤其是在他们睡眠和渴水的时候。

在许多年前就有关于在西藏的汉族婴儿常常出现缺氧症状的报道。所谓的“亚急性儿童高原症”还表现为呼吸困难、皮肤发紫、肺血管循环加速和心脏功能衰竭。据说生这种病的汉族儿童必须送到海拔较低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能得到完全康复。而在西藏生活了许多代，土生土长的藏族人看来已经适应了那里稀薄的空气。

曾经徒步横穿南极而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汉人秦大河，在西藏却被高原反应打垮，陷入昏迷状态；而我的一位藏族朋友说他母亲试了三次去瑞士探亲，都因为不适应低地气候病在半路，一回到西藏就恢复健康。这种对比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需要时刻记住已经存在于基因中的这种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差别。它一般不会显现出来，但是追根溯源，却往往能够成为理解某些问题的关键。

归根结底，西藏最重要的特征在于高。地球上高耸起这么一块大地，以它的高构成了与周围低地相区别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别的民族之所以容易被纳入主流，失去自身传统，道理在其传统的形成和保存主要是靠人文环境的隔绝，一旦隔绝被打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对西藏，不管怎么打破它的隔绝，有一点却怎么也改变不了──那就是高，因而西藏的传统就是在很多方面，也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藏文明是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建立的“高”文明，唯有藏民族在那“高”的严酷中，与缺氧、低温、狂风、冰雪、强辐射为伴坚守了几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藏人，西藏高原就没有人类生活，也就不归属于人类。因此，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认为西藏属于西藏民族，是有其根本上的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