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弔詭的殖民現代性：只有細說歷史才能拯救香港論述
殖民者來到香港，主要是為了帝國的慾望、資本的私利、西方文明的教化。這也是香港現代性的發韌。
十九世紀中後──英國世紀──的英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基督教、現代（西方）文明同船異夢的分階段到了屬於漢文化地區的香港。先是到香港島。
香港島既不是當時英國外相所說的幾乎了無一屋的荒島，也不是靠殖民者開埠的。當日已有五千至七千居民，定居點如黃泥涌、鶴嘴、柴灣、大潭、田灣、灣仔、大潭篤、掃桿埔、石澳、薄扶林等都頗具規模，更有已形成市集的鎮頭和貿易港口如赤柱、筲箕灣、石排灣。說當時香港是個漁村也只是想當然。其實大部份島上居民是務農的，也有製香手工業、商業及出口、轉口貿易（Hayes 2003）。
九龍、新界與離島更不用說。離島大嶼山的大澳，一八三八年就有一百一十九家商戶捐款重修當地天后廟，一八四一年又有九十八家捐助洪勝廟。
新界最早的書院是鄧符協在錦田建的力瀛書院，建於宋代。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設立的書院、書室計有四十多所。英國殖民者在穿鼻談判後未經兩國政府同意擅自登陸香港島那一刻，港島也已有九所學校。
這些已很好的說明香港雖處於大陸的最南端，卻並非中華文化的化外之地。
第一個港督義律（Charles Elliot）宣佈香港是自由港，之後第一任和第二任港督引進英國普通法，但在明文法規以外，華人被容許保留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這是香港特色的法治自由的開始。
香港現代性是很弔詭的，絕不是現代化論述、英國殖民地遺產或民族主義論述所能窮盡。試舉幾個例子：
（一）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單不想花大力氣去改造華人的社會，反而搞了點隔離主義政策，劃定港島某些地區及離島長洲南區不准華人進住，並在一八八八年訂出歐人住區保護法和一九一○年的山頂保留法。這些帶歧視的法例要到二戰後才取消。隔離政策意味着殖民者一度希望華人居民自生自滅。
英國式殖民手法因地制宜（可以非常殘暴），但在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羅陀、馬耳他、塞浦路斯、海峽定居點（檳城、麻六甲、新加坡等）及香港，英國殖民者的手法也有類似之處：這些殖民地都是海軍基地，有的也是做貿易轉口的自由港，目的是藉以跟大陸腹地做買賣、轉口或掠奪資源，本身既不是重點移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產地，或英國工業製成品的消費終站如印度。同時，英國式殖民主義不覺得有責任把殖民地居民納為英國公民，而它的同化──英化當地人──的意願，不如法國式甚至荷蘭式殖民主義強。
故此，港口殖民地的管治者就沒必要去改造當地社會肌理和居民行為，結果當地社會文化因為受忽略反而得以延續，並因為是自由港，遂出現多元文化並存及國際化，接近今人所說的多文化主義局面。在十九世紀期間，這個法治自由港曾出版過十三種語文的刊物，包括多種歐洲文、亞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報刊更不用說。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官方固定翻譯香港中外文報刊以作參考。
當然，這些港口殖民地後來的發展並不相同，譬如主權國家塞浦路斯至今還有龐大的英軍基地，而且在二戰後受英國人的蓄意挑撥而出現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居民的分裂衝突。故此，這裏不存在替英國殖民主義說好話的問題，而是想如實理解一些歷史。
不過，就算為了殖民地的繁榮穩定，殖民者自身的衛生、安全、子女教育、郊遊等福利，加上部份進步主義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訴求，殖民地政府也會見步行步的對華人社會有所動作。例如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試圖廢除華人社會的妹仔（女婢）買賣制度，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拉拉扯扯到一九二九年才立法，並要到一九五○年代才能有效杜絕妹仔買賣（Miners 2003）。
清代法律在大陸隨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但在香港，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包括納妾的大清律例則要到一九七一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
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會也涉入辦西式學堂，造就了雙語的精英階層。同時，殖民地政府在一八四七年已開始選擇性的資助一些本地華人學校。到二十世紀初，私校已有三百多家。中國語文教育在香港並沒有中斷過。
（二）香港這個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強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運動（林啟彥、黃文江編 2000）。
香港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啟發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跡就不用多說了（孫中山說「我的革命理念來自香港」，興中會成員多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顛覆當時中國的滿清王朝的基地）。伍廷芳在聖保羅書院上學，被李鴻章賞識前在香港執業當律師，由清朝到民國曾出使美國等多個國家，並曾任民國代總統。其實民國初期，曾有財政部長、實業部長、海關部長等很多重要官員是在香港的書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鄭觀應曾在香港的英華夜校學英文，後撰〈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國教育家晏陽初以至美學家朱光潛皆就讀香港大學。
到了一九二○年代，一個反諷現象在香港發生：內地的進步知識份子在批舊學，但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國學。
當時的中國大陸，經過了晚清的自強、變法、維新、君主立憲、革命，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正在翻天覆地的批判傳統、引進西學（很大部份是通過香港、日本這些已經相對現代化的中介），香港本身也發生了省港大罷工這樣有世界史意義的工人運動。恰恰這時候殖民地有些官員尤其是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年任港督的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特別愛慕中國傳統文化，與前朝的遺老遺少聯手反對白話文，揚言振興國故，好像在說：你們可以學殖民地宗主國的西洋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但你們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
中國自己的新文化人卻是極力反對讚美中國舊文化的。魯迅一九二七年在香港島的基督教青年會的一次演講〈老調子已經唱完〉及其後在一篇〈香港恭祝聖誕〉的文章裏都對殖民地唱中國老調加以批評及諷刺：「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哪裏是真的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但當時執教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卻是些舊學太史秀才，「偏重記誦之學」（馬鑑 1941，見小思編 2008），直到一九三五年許地山及其繼任者陳寅恪等南來出任教授後才引進「現代教育意義上的『漢學系』」（黃子平 2005）。對此以前的評論一般都視之為一種進步，不過現在的激進傳統主義者則可能有不同的評價。
殖民地提倡國學或許是有政治目的，好像是在引導居港華人不要接受革命性的內地新文化包括反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
不過總的來說，內地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對殖民地的影響是較輕的，香港社會後來也沒有經歷過像四九年後內地用上公權力對舊文化批判甚至革命性的清洗。
自從一九二○年國民政府頒令使用白話文後，上海北京的報刊以至小說都少有使用文言文了，但是在香港，到了一九二九年，坊間的通俗言情小說、神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仍普遍用文言文來撰寫。文言要到了五十年代後才式微，但「仍頑強生存」於文人詩歌酬唱、坊間對聯詩詞比賽和大學中文系的寫作課（黃子平 2005），甚至中小學的中文讀本。
香港是清末民初中國的啟蒙思想的重要孵化基地，這已廣為人知，但弔詭地它也是一個保留與發展國學的重鎮，後者的功能在一九四九年後特別顯著，研究水平媲美內地任何一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而在六十、七十年代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四九年後內地文史哲及社會科學被唯物史觀及階級教條改造的時候，旅港的學者仍可以各施各法的在做學問，人才輩出。近年部份內地學界要重建國學，甚至要建構人文社會學科的中國主體性或若「再中國化」（陳來 2008），西學備受質疑，國學的傳承受到重新接合，一時間也繞不過史家錢穆和港台新儒家，既有想參照發揚的，也有想拉開距離甚或批判的（如捨港台新儒家的宋明儒家心性之學，奔向政治儒家或漢儒公羊學）。總之，放在中國的大背景，香港在引進西學、發揚國學都佔顯著位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一百多年的憲政主義與民主主義書寫。至少從王韜開始，憲政或民主書寫在香港也是此起彼落。一九四一年民盟成立，機關報《光明報》創刊在香港。一九四九年後南來知識份子以民主為重要問題意識，後更支持台灣知識份子的民主呼聲。筆者讀中小學的六十年代，在並非親北京的報刊常看到對民主制度和思想的討論，如老生常談。六十年代末本土大專學生運動的濫觴，就是爭取校園民主。
（三）香港華人勞動者有規模的集體抗議行動從一八八○年代以後、就沒有間斷過（Fung 2003）。
一九二五年，為抗議上海的五卅慘案，香港人匯同廣州工人舉行罷工，稱為省港大罷工。其實以時間和規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廣州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策動的，雖然當時在香港的共產黨員只有十名及青年團員三十名。
全港七十二萬五千人口中，約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
上海五卅慘案後的罷工不到四個月結束，但香港的罷工堅持了十六個月。
當時，連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傭也參加罷工，以至住在港島山頂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園挖坑埋糞，因為沒人來替他們清理運走糞便。
罷工工人除了表現反帝的民族主義立場外，亦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除第五條是經濟訴求外，其他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訴求，有的如普遍選舉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實現。
香港的民主運動、公民權、人權訴求都可以追溯到省港大罷工，也是香港工人運動、勞動保障、社會自我保護、民族主義反殖反帝運動的一個里程碑。
換句話說，源自西方的進步現代政治觀念，包括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反帝反殖、民主、民權、民生、法律平等、自由主義，都體現在這次共產黨人居功至偉的香港大罷工的訴求裏。這些訴求，在後來的共產中國反而被視為互不相融的。
這裏再加一句：香港的民主追求，從沒間斷過，並不是一些不熟悉香港歷史人士所說的在中英談判或回歸後才出現。
（四）但是香港雖被稱為法治之區，也是歷代逃離內地者的避風塘以至最後的定居地，但真正稱得上是善治之地，要到殖民地統治進入晚期的一九七○年代。
到一九七○年，香港工人連每週一天的有薪休假日都還沒有，華洋警察的貪污更是猖狂。但殖民地政府知道不改革會有管治危機。
我們要注意當時宗主國的變化。二戰後英國工黨已主政多年，曾多次表示要結束殖民地，英式福利社會也已建構起來。一九五六年蘇彝士的失利後，英國帝國主義在不可逆轉的撤退，殖民地已是一個穢字，像香港這麼觸目的大都會殖民地更已絕無僅有。
另外，不論北美或西歐的發達地區，都看到新一輪的左翼思想的騷動。香港殖民地的管治也受到英國方面的費邊社與西方左翼學者的批評，本地不受北京控制的左翼圈子也冒現了。這些氣氛，殖民者不可能不感覺到。
曾任丹麥及越南大使的外交官的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一九七一年履任港督，帶來福利主義的觀念，不顧忌政府干預，大建公屋、辦免費基礎教育、提供低費公共醫療、開發龐大新城、建地鐵隧道、訂勞工保障法例和社會保障安全網等哪怕不盡如人意的「現代化善治制度與基本建設」（陳冠中 2006）。從任何角度看，香港都是在搞福利主義，也等於政府在轉移支付，在搞第二輪財富分配。
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次立法局講話中，麥理浩說：香港窮人居住環境的惡劣，「侮辱了我們的人性、公民自尊與政治良知」。
特別有效的均富努力是為低收入者建廉租屋及低價自置房的龐大計劃。香港七十、八十年代的堅尼系數比六十年代低，更遠低於回歸後停建公屋的十幾年。論者認為那年代殖民地政府的公共政策既提升經濟增長，又促進社會平等（Sing 2003）。
當然，麥理浩還讓中文正式有了法定語言地位，並且不顧警方和商界的激烈反對，頂着壓力成立了廉政公署。
麥理浩的很多改革是受到利益集團激烈反對的。譬如他要推動受薪者每年享有七天帶薪假期，反對他的不只是一般資本家，駡得最兇的還包括本地人所說的左派（香港親北京的陣營）及其輿論機器，因為左派企業本身也是香港的大僱主。不過，港督作為殖民地的高度自主的獨裁者，強勢通過法定勞工帶薪年假。
香港殖民地政府雖然一貫親資本家，特別是原本英資最強勢的銀行與貿易資本，但並不受制於資本家。九七回歸後特首既沒有港督威權，又沒有普遍選民認受的威信（特首由一個親商界人士佔絕對優勢的小選舉團票選），制度性的向資本家靠攏，在特首普選制實現之前再不可能有這種作為。
★★★
省港大罷工與麥理浩這段改革歷史值得重視，因為它們暴露了現有的套路化香港論述的不足，呼喚着對扭雜多義的殖民現代性以至源自西方的現代性的多聲道、多階段的重新梳理。 這裏提出官僚主導的福利主義與本土進步主義對香港繁榮、穩定、善治、身份認同的建構作用，就已是在挑戰大家熟悉的放任主義、發展主義、管理主義、合作主義、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單維度反殖民主義等論述進路對香港的不完整理解。
在不高估本土進步主義者的貢獻的前提下，我們也不應否定他們的積極作用。廉政公署自己官方歷史也承認，學生與市民的上街頭反貪污示威，讓政府下決心成立廉署。當時主要的進步力量，恰恰不是保守的親北京左派陣營，而是不受北京控制的關心社會的青年、基督教會的工運人士、改良主義的民間新興壓力團體、獨立中英文報刊及討論時政的知識份子（包括傳教士、教師、社工、新聞工作者、律師、醫生、自由民主派、人道主義者、非毛派的左翼、托派、無政府主義者等等）。
很多論者指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殖民地政府刻意營造香港歸屬感，確是如此，但若殖民地治理沒有實質改進，香港認同不可能在七十、八十年代全面提升──當然還有很多別的因素，如大陸的文革恐怖、香港經濟增長、本土文化壯大、戰後成長的嬰孩潮一代不再視自己為香港過客等等。
這裏要避免一個美化麥理浩時代殖民地專制的印象，殖民地在公民權方面還與同期發達國家有距離。譬如殖民地政府遲遲不同意婦女分娩有薪假期，香港這方面法例訂立得比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更晚。當年更有不絕的弱勢群體維權抗爭和行業的工業行動，顯示嚴重的社會不公，激發了七十、八十年代的社會運動。不過，麥理浩這一輪大手筆的改革，大致上實現了多數港人的核心願望，即繁榮、安定、善治、自由，在此基礎上，許多居民的自我感覺也越來越好，視香港為家，認同香港。
福利主義、官僚善治、進步主義、青年人的反殖、學運與社運，知識份子論政及對民主的訴求，都是有當代政治意義的。但當時與之後的許多香港論述卻陷入了去政治化的窠臼。大家熟知的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劉兆佳管理主義及其他強調香港社會的中國傳統性的論述（黎安國1997），雖常有洞見，但不論作為描述性或規範性的政治論述都有不足，沒有足夠正視當代福利主義與進步主義思潮對改變七十年代香港的關聯性，及其可以帶來以後香港發展路線、管治行為及政府功能的不同取向，只是以行政管治技術角度來替香港造像，好像香港只是一個大企業。這樣的企業思維（也是一種合作主義/法團主義），影響了香港人對殖民地治理的自我理解，強化了香港市民不愛談政治的謠傳，契合了立法局（現立法會）功能團體議席（商界與專業界的非普選席位）的引進，甚至可以說為更兇猛的去政治化的全球化經濟主義思維──新自由主義──間接鋪了路，把香港的成功簡化為小政府大市場。
晚期殖民地政府的改革，在麥理浩的前任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時期已開始，不過，用力最大、開花結果的是在麥理浩任內（史上任期最長的一位港督）。麥理浩的作為，當然也可以說是為香港資本主義的運轉提供了可持續性，譬如有論者說建公屋是為了降低工資上漲的壓力，亦即補貼了資本家。也有說善治是為了配合香港成為金融主導、接軌國際的全球城市的管治技術。
但那十多年的殖民地自我改革，肯定讓香港有了新鮮感覺，所以當麥理浩作為史上第一位訪北京的港督並參與中英談判，鄧小平明言肯定這個升級版的港式資本主義制度，定調一國兩制，即香港制度在九七回歸後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變，並把重點經濟特區（深圳）選址貼近香港，以學香港。如果鄧小平不是高度肯定香港，只是為了香港順利回歸，他需要提出這樣的一種具體安排嗎？
但麥理浩式的「晚期殖民地官僚進步主義善治」，在老家也遇上了戴卓爾夫人。在香港，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市場原教旨派）的代言人，也將以他們的教條重新解釋香港的成就，新自由主義將成為香港精英的主流意識形態，而麥理浩時代的有為政府與官僚進步主義將被積極貶抑、遮蔽以至遺忘，一切榮譽將歸功於市場的自由。
★★★
鴉片戰爭帶來了香港的現代性，這個現代性裏既有殖民主義甚至種族歧視，也有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主權思想、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既有資本主義、買辦階層、貧富懸殊、勞工剝削，也有平等思想、民主觀念、中產階級、工業化、城市化、階級鬥爭、就業機會、創業致富、總體生活水平提升；既有現代西化和殖民地「奴化」教育，也有聖經、人道主義、法治、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廢女婢買賣、本土意識及各種啟蒙思想，加快了中西文化交雜，並保留了一個重要的國學基地。
甚至香港的親北京陣營也是香港多元一體的一部份。他們身在殖民地心在國家，內圍外圍有一套一套緊貼內地的話語與黨國文化，如毛澤東思想、第三世界主義、亞非拉人民友好、樣板戲、東歐蘇聯民歌、阿爾巴尼亞電影，正因為有異於香港主流，所以可以說增加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
香港為各種中外古今思想爭持與協作之地。香港的遺產不能等同為殖民地遺產。香港現代性也已溢出一般理解的殖民現代性。香港的成就故也不能簡化說成殖民者的成就。
當我們把殖民地弔詭歷史及各種被遮蔽的歧義書寫都呈現出來，我們才會感到香港論述的豐滿。當我們把晚清民初的啟蒙思想，殖民地居民一百多年的憲政與民主書寫，華人與勞動者自保行動，省港大罷工為代表的各種進步現代政治訴求，儒學國學，親北京陣營的黨國文化，非北京控制的批判性左翼、改良主義，麥理浩時代的官僚善治與福利主義實踐，都放回到它們的歷史脈絡與應有地位後，我們才可以知道香港論述的全光譜，包括但遠超出一般套路式的泛泛論述如殖民者文明教化、反殖民民族主義、法治自由、資本主義、現代化、東亞發展主義、管理主義、新自由主義。
這樣我們才真的看到香港所承載的現代性的全貌，從而改變對香港的固定想像與論述。
（這還沒說到在港少數民族文化、嶺南小傳統、國民黨在香港、上海摩登在香港、南洋北美澳紐歸僑貢獻、台北非國民黨的新文化一度對香港文化的引領、歐風美雨、和風韓流……）
本節的旨趣不在否定全部香港論述，而是嘗試指出一些不足之處、某些被遮蔽的歷史、文本以外的假設、論述之內與之間的矛盾……只有細說歷史才能拯救香港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