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二○○三年至二○○七年被借調到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做研究工作，可以說是中國官方的智囊。二○○七年至二○○八年強世功在北京的《讀書》雜誌發表了十三篇名為「香江邊上的思考」的文章，後略經糾錯整理補寫成為《中國香港》一書，分別在香港和北京出版（以下統稱上述文本為「香江文章」）。
香江文章引用不少歷史實證與文獻材料，以系列論文的形式，建構了看似詳盡、嚴謹、圓融的宏大敍事，也借用了抒情修辭來釋放真誠感與善意感。我認為這批香江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它除了對中國官方的香港論述提供理論的根據和批注，有成為中共治港班子的參考讀本的可能外，還提出了一些值得香港書寫者商榷的問題意識。
有趣的是，香江文章文本的內部矛盾同時也提供了對它批評的資源。我認為香江文章的內部矛盾源自它試圖包涵多套難以調和的思路：
解說及肯定中國官方的香港政策（這或許是強世功寫這系列文章的官方任務）；
強世功個人對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的相對肯定及對改革開放年代的批評；
強調毛澤東偉大光榮正確，而鄧小平也同樣偉大光榮正確；
展現當前中國黨政體制的正當性與優越性；
說明中共政權是繼承中國傳統，而中國傳統就是王朝帝國和儒家，而儒家是指「捍衛使自身文明性格得以展現出來的政治實體的正當性」的政治儒家（不是指港台新儒家那種儒家）；
借特區的存在開拓一套有異於中國官方主權論述的中國天朝主義論述。
中國天朝主義（簡稱天朝主義或國朝主義）是我提出的一個標籤，是對現下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概稱。現在很有一些以華文寫作的學者認為：一、中國不是現代（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強世功下文說的「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我將這樣一套話語稱為中國天朝主義。
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用語裏，「帝國」與民族國家是相關概念，而西方政治概念正是中國天朝主義者明言要去排拒的，所以這裏姑且不用帝國一說，改用非西方觀念的天朝一詞，不說中國特色的帝國思想，改稱中國天朝主義。
若與「北京共識」及「中國模式」的提法相比較的話，以對中國現狀特別是經濟制度方面的描述能力而言，天朝主義遜於北京共識及中國模式，但在政治上作為規範性、建構性的引導意識形態則似不比後兩者弱，而且有着比後兩者更強的傳統文化內涵，地緣政治衝擊，及「大歷史」或「長歷史」意義的企圖心。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都有助維護當前既有的政經體制，天朝主義也有這樣的功效，但因為後者對既有體制多了歷史主義的解讀及國體演變的訴求，增添了中國往後政經體制變形的不可測性。
強世功的香江文章，讓我們可以一窺中國天朝主義的部份面貌。我將不厭其煩的引用強世功的原文，因為對強世功來說，天朝主義與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在理念上的關係是直接的。這關係到香港的命運。
本文的有關討論帶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式及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式從對手理論中學習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