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特區書寫難免的遮蔽性：現實主義的中共香港政策
殖民地時期，中國的香港政策，主要是根據現實主義而調適的，短期的例外是一九五二年前後的個別反殖抗爭與一九六七年的極左騷動。到殖民地後期，主權的理念才真正起作用，延伸到特區時期更不用說。當然，中共對殖民地及對特區的存在，從來都要找到一套對內對外交待得過去的說法，採用務實的措辭，輔以愛國抒情修辭和選擇性的歷史挪用來遮蔽論述中自相矛盾的部份，從而提出合理化的解釋：為甚麼要讓殖民地及特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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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九四一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英國應該在戰後放棄殖民地。一九四三年羅斯福向宋子文說戰後將會把香港交還給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鬥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是取得美國結盟後的邱吉爾不同意放棄殖民地。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邱吉爾為此鬧得不愉快。開羅會議在香港問題上沒有定論，但中英雙方的意圖卻明確了。後來邱吉爾還說了重話：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分離出去，得在我的屍體上踩過去。
邱吉爾當時是個帝國主義者，而大英帝國在二戰後期的國策仍是很堅定的要重佔亞洲的殖民地，並為此做了準備。
當時有美國人問：我們在太平洋與日本人作殊死戰，難道就為了替苟存的大英帝國收復殖民地？
日本宣佈投降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也在日本投降當日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即除滿洲里以外中國、台灣、印度支那北緯16度以北的日軍，全部向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投降。
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也很自覺，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
一八四一年英人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港島，一八五六年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九龍半島。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搶佔香港，到一九四五年英國人違反盟國協定，再次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香港。
當時，蔣介石裝備精良的第二方面軍的第十三軍及善戰的新一軍，也到了廣東的寶安縣（現深圳市），但它們之前沒有急行軍，因為沒想到香港局勢會有變。如果國軍比英軍更早登陸香港島，歷史大概要改寫。
可是，最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羅斯福總統已去世，杜魯門總統改為支持英軍佔領香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還告訴蔣介石，他之前跟邱吉爾（當時已下台）談過，知道英軍是不惜一戰的（Tsang 2004）。中英幾番交涉後，中國戰區總司令面子丟盡，終於還是不敢為收回香港而與英美衝突，這也是形勢比人強，蔣介石要顧慮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東北被蘇聯軍隊所佔領這種影響中國大局的事。
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是甚麼態度？
從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到一九三七年前，殖民地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友善的，曾發生多次迫害或遞解出境事件。抗戰開始，國共合作，英人態度也有變。一九三八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為代表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
在太平洋戰爭結束那刻，共產黨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應是日方之外在香港一帶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不過當時共產黨尚未成為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夾在英軍與國軍之間，中共就算從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大概也還是要再交出去給國際認可的南京政府。
當時，中共選擇了跟英方談判，讓英國人接收香港。
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當時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進行談判，作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
這等於說寧予友邦，接受英國佔據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這個默契後，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對西方記者說中共現在不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一九四六年的中共，不可能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取得江山，除了重申國土完整原則外，提出收回香港確沒有實質意義，但毛澤東連這個原則都不去重申。
到一九四八年中共在大陸已勝利在望的時候，香港新華社的喬冠華再次告訴殖民地政府，中共不會收回香港。
因此，中共決定不收回香港，並不是如一些人所說，是因為韓戰爆發、冷戰升級才作出的決定。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新政權的西方國家（法國是第一個互換大使的）。
一九四九年建政後，中共華南分局一度想當然的以反英鬥爭作為港澳工作的首位，但很快就糾正過來。
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間，中共領導人還要多次向港共人員苦口婆心解釋為甚麼不收回香港，並轉達周恩來的想法，說中國必須分解英美，抓住英國人的一條辮子。香港就是這條辮子。
這完全是現實主義掛帥的，裏面當然有經濟考量，也有政治考量──現實主義甚至可以是很具戰略前瞻性的。但很明顯，伸張主權、實現國土完整及雪國恥在當時並不是行事原則。
長期替中共在港做宣傳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說：
「我曾回憶並思考一九四九年夏在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為甚麼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決定不收回香港？可見用『洗雪百年民族恥辱』、『維護主權完整』並非至高無上的唯一神聖教條。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指揮的解放大軍席捲江南大地，難道獨不能拾回香港小島嗎？……收不收回香港不決定於『洗雪國恥』和『維護主權』，而決定於是否有利於創建國家大業、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有利於分化美英反華聯盟、有利於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有利於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金堯如 2005）。
蔣介石曾一度真心想收回香港，但因為英國帝國主義二度佔領，加上美國偏幫英國而終於未竟其功。
中國共產黨在二戰後則完全沒有急着要消除殖民地。一九四九年建政時雖然說了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但沒有實質動作，一等三十多年（除了一九六七年的其中幾個月），到八十年代英國人到北京討說法的時候，才被迫說清楚香港地位，到九七回歸，前後近五十年。
為甚麼拖這麼久？因為現實主義。後來內地法學者分開抽象的主權權利與實質的主權行使，及「恢復行使主權」這個現已成套句的說法，只是一種事後的創意修辭。現實主義重視的是利益，國家的利益。
中共的現實主義的香港政策，成就了一九四九年至九七年的香港。
否則，根本不可能解釋為甚麼中共不在一九四九年後任何一個較早時期提出收回香港。不僅止不收回，還要積極維護資本主義殖民地。
這樣的一個殖民地（及以後特區）的存在，中國是要在不同階段為自己的政策不斷作出不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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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沒有抵制、制裁站在「自由世界」一邊的香港，繼續以糧食、副食品、成藥、原料、淡水供應給殖民地同胞（其實也供應了給非同胞）。這一點，由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至今，中方宣傳機器是不斷強調的，以說明祖國對香港繁榮安定的有形貢獻。
新華社一九八三年在一篇強調祖國對香港的繁榮有貢獻的報導還指出，內地的供應，價格穩定，甚至在內地糧食短缺或水災困難時期也沒有中斷，不然，香港的通貨膨脹會更厲害，而廉價勞動市場會失去物質支撐（Johnson 1984）。
但為甚麼社會主義中國在建政頭三十多年要去幫資本主義殖民地壓低通脹，維持剝削性的廉價勞動市場？是因為殖民地有同胞，而祖國基於民族情要照顧血濃於水的同胞，所以要扶持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經濟嗎？如果是的話，有必要在內地困難時期不先照顧國人需求，反而要去優惠自願待在殖民地的同胞嗎？
主權國關於特區存在的說法，有實用的目的，故亦都帶有遮蔽性，必須靠訴諸情感化的修辭和選擇性的歷史挪用來蓋過論述中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之間不易調和的矛盾。
這裏並不是否定內地食品和淡水供應對香港的貢獻，但還是應該梳理一下。香港是自由港，部份食品還可以從遠方進口，但價格肯定會比較高：如果內地供應比外國進口貴，也會失去市場。淡水方面，香港本來是靠自身建造的多個大型儲水塘水庫供水，也建過海水化淡廠，淡水基建到七十年代中才是高峰，到中英談判主權歸屬明確後才放棄淡水基本自給自足的政策。誠然，如果不是在一九六一年開始協議引進內地的淡水，香港是會比較頭疼的，但不是不可以自主解決供水問題，只是要用珍貴的土地不斷去增建昂貴的水塘水庫與海水化淡廠，甚至可能會碰到土地開發的極限。北水南調是合理的安排，當然多年下來有了路徑依賴後，就更沒有替代的可能了。
我們更不能單說這證明祖國對港人的關懷。這也是一個關乎買賣交易的行為，是對當時中國非常重要的外匯來源。
香港是消費內地產品的重要終站，內地與香港的貿易彌補了中國對其他地方的貿易差額。有學者指出，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的三十一年，中國外貿出現赤字的只有十二年，但若把對香港的出超差額拿掉，出現赤字的就有會二十四年（Jao 1983）。
中國的外匯，一度接近一半來自香港。晚至一九八○年，內地與香港貿易順差達四十四億美元，中資在港投資利潤八億多美元，港人在內地旅遊九億多美元、港人匯款六億多美元，仍佔中國總外匯收入百分之三十六點五。
香港人也不要說這是對祖國的貢獻。只應該說，內地供應食品與淡水給香港，是合情合理、互惠互利的雙贏案例，而兩邊都不該把自己的行為說得太偉大，其實都是實際利益驅動的現實考慮。這才具體解釋了為甚麼當時只有二百萬（一九五○年）至五百萬（一九八○年）人口的香港，會被認為是下金蛋的雞。
但下金蛋的雞還不能完全說明中國不收回殖民地香港的現實主義邏輯。現實主義不是經濟主義，國家利益包括但也不是單指經濟利益。
金堯如講述一九五一年周恩來的指示：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份。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我們在解放全國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
一九四九年建國後，英國很快承認我們，那是一種半承認 ……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她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
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
在這個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
你們一定要認識這個重大的戰略意義，一定要相信中央這個重大決策。你們要好好保護它，不要破壞它。要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要承認香港在英國的遠東勢力範圍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
周恩來要利用香港做幾件事。首先是為了突破美國的圍堵，盡量分化對待英美。其次是以香港建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一是為反美，二是為了國內經濟建設。為了這些「對我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的現實主義目的，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要維護資本主義殖民地的現狀。
（抓英國人辮子的說法有點像美國套話說的：以狗尾巴來搖狗。當然，中國想用香港來搖鬆美英帝國主義同盟，美帝也想用香港來搖鬆中國。）
周恩來這番話不是人人都可以聽的，是不公開的，更沒有書面文件，而是在中央外事辦香港工作會議上口頭傳達的，再直線下達香港工委即香港新華分社。金堯如說：「當時廖承志規定，無論會上直接指示或會前會後的間接傳達都不准作記錄。但因我尚須在中共香港工委宣傳委員會作報告，還要在新聞戰線支部會上作傳達。因此，經請示後，允許我用自己懂得的符號作下筆記，回香港作傳達報告」。
為甚麼一個堂堂政府與執政黨的會議，都不留文字記錄。其中一個理由，大概是不想讓真相為外人知道。因為，真正的政策，是不能完全對外說的，也與對外宣傳所說的一套將是不一樣的。
公開說的一套，可能是有所不說的，可能是避重就輕的，甚至可能是故意誤導的。終極目的則從不明言。
這就是統一戰線的特性。統一戰線從定義上就是內外有別，內又分內圍外圍，越對外越有所隱瞞，以各種迂迴策略，爭取群眾支持，以各種明暗手段，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Johnson 1984）。正如金堯如記載周恩來的口頭指示：「周總理嚴格要求在香港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社會主義」。
統一戰線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集中表現。
本文想說明的是中共的香港政策是現實主義的，引伸而言它對殖民地長期存在的解釋必然是有所遮蔽甚至有所欺騙的，必然選用動聽的修辭，必然是有內在矛盾的。
譬如說：對主權問題要略而不提，絕不能讓人民知道「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
又不能告訴國人中國用香港這條狗尾去搖英國，製造英美矛盾。這種戰術一向國人解釋，全世界不也都知道了嗎？起碼做到別人只可以猜，不可以證實。
另外，維護英國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說的。
中共頭三十年在內地的宣傳，描繪在資本主義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以反差內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雖然這類宣傳主要是針對台灣人民的處境，但許多內地人免不了會聯想到在香港（資本主義還加上英帝殖民地）的同胞──既然人民這麼慘，為甚麼不去解放？台灣隔一個海峽，又有美軍保護，尚且曾嘗試攻打過去（雖然一時間是打不下的），但為甚麼不先拿下香港？為了對香港進行醜化宣傳，官方發過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其中是這樣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會橫行；三、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四、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陳秉安 2010）。
要轉移各種質疑，該用甚麼避重就輕的說法？
上文引周恩來談統一戰線的兩大目的，一是反美帝、二是幫助內地經濟建設。
反美帝圍堵在建政早期是重中之重大任務，到七十年代初基辛格、尼克松訪華才逐步逆轉。但反美帝要靠香港，好像是言重了。況且，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好轉，留着香港主要為了反美帝好像說不太成立。
經濟理由是很明顯的，周恩來也公開說了要將香港成為有用的港口，吸引外資，爭取外匯。但光是說為了圖經濟利益、外匯也說不過去。沒了香港這點外匯，中國會更困難一點，但不會撐不下去。中共在建政頭四十多年，往往不以經濟發展為硬道理，更有為了意識形態、權力鬥爭理由不惜犧牲經濟。若說中國不收回殖民地是為了賺富有的殖民地的外匯，實在有點不堪。
統一戰線的橋頭堡論就是另一個這樣的權宜的避重就輕說法，哪怕本來是重要但不是重中之重的理由。
香港被說成內地與海外華人聯繫、中國與國際聯繫的的橋頭堡，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瞭望台、氣象台。香港橋頭堡助內地走出去，也讓世界通過這個窗口走進來。香港依然是個轉口港。通過這個橋頭堡，中國的統一戰線可以開展。
這是留下資本主義殖民地的解釋。這裏，主權再次是隱而不提的。為了這麼一個橋頭堡，擱置了百年恥辱、殖民地傷痕、主權完整，這才叫現實主義。
中共在國際社會天天主張不可侵犯的主權，唯獨在香港問題不強調主權。
建政頭三十年中國的對外關係並不見得全是現實主義，但對香港的主導思想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
說中共的香港政策是現實主義，還有一個旁證：
中共當時對全世界輸出革命，支持亞非拉反資反殖，但就放在眼前的香港資本主義殖民地，為甚麼不先去反？中國對鄰近地區更試過不惜直接武裝介入，以策反當地政權，甚至到了七十、八十年代，中國的武裝知青還在緬甸跟當地政府軍作戰。為甚麼不就近先在香港搞武裝鬥爭？因為中共的香港政策是基於現實主義，不是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民族主義或反資反殖反帝。
這所以出現中蘇交惡期間，蘇聯常譏諷中國與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合謀，剝削勞動人民，不去革自己大門口香港澳門殖民地資本主義的命（Choi 2004）。
由此看來，中共的香港政策，與中共當時的對內對外宣稱的意識形態不連貫，一定也在香港左派人士心中積累了不少問號，終於在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趁中央制定香港政策的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班子失勢的時機，嘗試做了一次言行一致的反資反殖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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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或「左派暴動」雖以勞資糾紛開始，反映了累積的階級性的民怨，但為甚麼之前及之後的這麼多次重大工潮，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在香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名義）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級，而只有在六七年春夏之際才總動員跟殖民地政府作誓不兩立的對抗？因為那是內地文革的溢界──本地左派基層受文革鼓動，在港左派領導怕自己表現不夠積極，中央文革小組暫奪了周恩來、陳毅、廖承志中央外辦的權並傳遞了誤導性的鼓勵信號給香港左派。再用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話：「那是一場反英反資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災禍……其源蓋出於北京，來自林彪與『四人幫』……我們香港中共黨人也有自己左的錯誤思想和私心雜念，對這場災禍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爭取工人合理權益與「打倒港英政府」是兩個層面的事。以打倒殖民地政府為目標的「反英抗暴」確不是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現實主義的香港政策，也偏離了香港左派統一戰線的長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一九四九年至回歸前對殖民地香港繁榮安定的貢獻，就不能同時肯定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
除了一九五二年前個別反殖抗爭及六七年文革期間的反英抗暴，其他大部份時候中共對香港的工作都很現實，不單不提收回香港，還往往與資本家站在同一邊。香港左派成立香港最大的工聯會，提供康樂福利，紓緩工人的階級訴求，反對殖民地政府推行勞工保障和有薪年假等進步方案。香港的獨立工運人士，都知道親北京的工會是愛國愛黨但不支持工運的保守力量。
在香港，「左派」是一個名詞，指親北京陣營，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及行動上左翼的形容詞。
這也是中共統一戰線的現實主義的表現。甚至中共在港的宣傳口，宣傳的也只是民族情感式的愛祖國，而不是反殖或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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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許多華人移民香港是為了逃避大陸的動亂與苛政，來到這個相對法治自由繁榮安定的殖民地，然後求發展。
太平洋戰爭結束時，香港只剩下六十萬人，但到了一九五○年，香港人口已超過二百二十萬人，光是一九四九年就來了超過八十萬人。
這一輪移民潮的一個事實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為大陸政權的易手，或者說白一點是為了逃共產黨而來到香港的。這大概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一次有大量的內地人為了避共逃到香港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土改還不見得太多內陸地主富農家族直接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殘酷大概嚇怕了很多人特別是江浙等發達地區、教育水平較高的城市人。這些香港新移民在對中共的態度上，比較接近同期遷到台灣的外省人新移民，而跟在南洋多年的華僑有很大差別──後者往往反而較親近「新中國」。
一九六二年大陸餓死三千萬人以上的三年人為加自然災害時期後，廣東及十二個鄰近地區的大批內地人，漫山遍野的跨境從陸路湧入香港，當時許多香港居民熱淚盈眶的帶着乾糧飲料到邊界去接濟他們，甚至引領他們到市區，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們遞解回大陸前，也會給他們吃一頓熱飯。中文報章一般稱之為難民潮，香港居民當時把這些同胞稱為難民、難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許多香港居民那時候還記得自己也曾是新移民。
文革後期至七十年代末幾年間又有五十萬以上內地人移居香港，其中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偷渡高峰期偷渡入境人數達十三萬（林潔珍、廖柏偉 1998）。他們之中包括曾是東南亞或北美澳紐的華僑，五十年代為了愛國、避難、就業、求學等種種原因回了中國，文革期間吃盡苦頭，文革後期容許他們帶着家人離開中國，先落腳到香港，等待簽證，但是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份發覺原居國家不讓他們回去，唯有滯留香港。
從這三輪的移民大潮我們可以理解，一九四九年後香港的移民不可能一下子都變成親共，尤其在中共建政頭三十年。
五十、六十年代每逢雙十節，如果到街上逛一下，可以看到許多家庭都插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越是低收入人群聚居的人口高密度地區，越是一片旗海。
在我青少年的時期，也即從反右到文革，常看到文章說到愛國但不愛黨，或說真的愛國、愛中華文化，就不能愛這個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破壞中華文化。到今天，香港的愛國者很多是不愛共產黨，以至不認同香港左派的。
那些明白統一戰線政策的香港左派也沒有要求港人愛國就要愛黨，可能除了在兩個「極左」高峰期：文革早期和八九六四事件之後（六四後中共官方曾稱香港為「反共基地」、「顛覆基地」。在當年國民黨勢力仍在、大多數港人反共、香港是美英同盟殖民地的年代，中共反而沒有使用這些把香港定性的籠統對立性語言）。
除了文革高峰時期外，回歸前香港左派的宣傳口可說是忍辱負重。
負重是因為要維繫大多數港人──本來部份港人已有恐共甚至反共之心，不過做統戰者仍要努力爭取大部份人，因為從大陸出來的那一代南來港人，很多對香港也沒有歸屬感，雖然對國共政權的認同有分歧，大多數仍是心繫祖國的，至少是心繫在大陸的家鄉的。後來要去做本土成長的那幾代人的工夫，就較艱鉅了。
忍辱是因為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會被內地接二連三的負面事件抵銷掉，導致很多香港人厭惡內地政權，連累及香港左派。大躍進期間，港人要寄糖、油這些基本糧食接濟內地親友。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龐大年輕一代看到後，對中國印象會好嗎？加上六七年的騷動，驅動了大部份求安定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邊並成為港人認同香港的歷史轉捩點。好不容易文革過去，迎來改革開放，九七問題有了定案，香港人正逐漸靠近內地，又來一次六四慘案，硬生生把港人推開。可以說，從來不是港人沒有民族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而是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所打擊，認同感亦因而倒退。要人心回歸，唯有寄望內地政府今後不要再做損害港人民族感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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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中國進聯合國，要求聯合國從「殖民地地區」名單上將香港和澳門拿走。
但是，一九七四年葡萄牙結束法西斯政權，步入後佛朗哥民主時代，新的葡萄牙政府不想要殖民地，要把澳門還給中國，卻遭中國拒絕。葡萄牙政府單方面在聯合國宣佈澳門已不是葡萄牙領土，只是代為管理而已。
因為殖民者的主動，中國才作出被動回應。到一九七九年，中葡才協談好，簽了約，澳門主權歸中國，治權留給葡萄牙。這時，主權就開始再被提上議程，但當時中國還不想要治權，不會說要雪殖民之恥，主張主權與治權可以是分開的，繼續讓葡人有澳門治權。
只是沒多久到一九八○年初，港督去找鄧小平的時候，英國人才知道在各種現實考慮之上，主權已是不可逾越的框架。九七後，香港──不管是所謂割讓的香港島和九龍，或是租借的新界──的主權與治權都沒有英國人的份。
中國依然是很務實的，給了一個過渡期，以新界約滿的九七年為約定，一併收回整體香港。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所以本來無所謂一定要設在九七年回歸，只不過順着英國人來談新界租約而定。
但為甚麼等了三十多年才跟英國人要回香港，為甚麼要選在新界租約期滿──一個不被承認的租約──的九七那年？ 除了現實主義的解釋之外，其實都沒有充份法理或原則的解釋。這樣卻讓各方面都好像順理成章，心理上比較容易接受。
這時候中國對英國高峰會談時強調了主權和民族主義，或說，才正式高分貝用上主權主張和民族主義。
越是強調雪恥和主權，越讓人好奇的想問：為甚麼之前三十多年不說、不作為，突然到八十年代義憤填膺起來。
正如上文所說，現實主義的中共香港政策成就了一九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初的殖民地，正因為在周恩來、陳毅、廖承志指揮下，對內地對香港都壓下了針對香港的主權論述，宣揚同胞情感但不強調反殖的民族恥辱（除了六七前後文革高峰期）。
但中英談判後，主權論述變得至關重要，而民族主義論述也試圖加入影響決策，雖然後者的實際效應暫時還不算大。
當時中共的決策者強調主權必須堅持（鄧小平說不能做李鴻章），而對抗性的民族主義除製造聲浪外，實質上在回歸決策中則被遏制。
金堯如看得很清楚為甚麼決策者不能跟着對抗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走：
「所謂『洗雪英國殖民主義留在我國領土上的歷史恥辱』，更是缺乏歷史辯證法的觀點，也是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自我嘲弄和否定，試問今天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正是英國殖民主義所建立，所遺留下來的嗎？這不正是英國殖民主義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標誌嗎？為甚麼不洗雪這些百年民族恥辱的制度標誌？卻反而要保留它，繼續實行，五十年不變呢？」
香港基本法反映了主權主張與現實主義的微妙結合，可謂是矛盾的統一，是鄧小平認同的自主「創造性傑作」。基本法如何是眾悖並存的妙合，此處不贅（陳冠中 2008），只可以說是中港那個歷史際遇期的特產，正如歷史上其他著名的憲法或基本法，都充滿歷史烙印，換了個時期才去撰寫內涵恐怕會大不一樣。還可以補一句：它的理念結構，與上文所說的之前中共統一戰線對港現實主義的思路是有連續性的。
本節的一個中心論點是中共從一九三○年代中以後，對香港政策是現實主義的，它對外的統一戰線方針也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取向。為了讓殖民地與特區存在，中國公開的一套說法是難免有所遮蔽的、避重就輕的甚至欺騙的，並且要借助抒情修辭──如堅持用恢復行使主權以表示香港從來是屬於中國的。
中英談判開始讓主權與民族主義上了桌，但在不逾越主權的框架下，現實主義仍起了很大作用。香港回歸的安排與基本法就是主權主張與現實主義的矛盾結合，贏取到各方的支持。民族主義也取得一些象徵性勝利，但對回歸後的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影響不大。
但近年的情況或許會有變。中國崛起，對抗性的民族主義聲浪一波大於一波，中國將怎樣看待特區？中國思想界的話語趨勢有變，新一輪的中國特區政策會不會繼續偏離大家理解的主權觀念？
近年部份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右翼毛澤東主義者、復古主義者與反西方現代的學者，正在合力打造一種我統稱為中國天朝主義的論述，結果將導致似是不言自明的主權觀念模糊化，其中個別天朝主義者更把主權觀念推向主觀化。如果這種言論影響不斷擴大，對香港、對中國、對世界都會帶來新的變數與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