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任全國政協的香港評論家劉迺強說：「一個真正的左派激進者，會批評中國和共產黨 …… 強世功兄是我的朋友，他很多觀點我都同意。但是強世功是真左派，左派的分析架構，不論『舊左』或『新左』，都從馬克思開始……」。劉迺強把強世功當朋友，但好像不瞭解強世功，以為強世功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真左派」。
從香江文章來看，一方面強世功自己說了「共產黨理論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階級」，並且肯定一國兩制對香港資本家利益的保證，應該不能算是真左派，但另一方面從中國內地政治語境來看他確是甚左：批評改革開放，相對肯定文革、反對告別革命。
看這一大段：「改革開放以來，與西方世界努力爭奪民主話語的主導權不同，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首先採取了『硬着陸』，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穢水的時候不小心連孩子也倒了出去，喪失了對『民主』概念的解釋權；接着又以『不爭論』的實用主義方式處理政治正當性問題，致使中國政治喪失了政治正當性原則的是非問題，窒息了中國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識形態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儈主義；而中國的知識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別革命』中擁抱了英美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新中國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會平等這些政治正當性原則由於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支撐，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實用主義中喪失了生命力……」。
還有：「尤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既沒有探求背後的『儒教倫理』，沒有探究背後的民生觀念，也沒有以政治意志將經濟力量導向明確的政治方向和文明創造，反而在非政治化的社會科學軌道上將改革導向了最低俗的對金錢的貪婪、物欲的膨脹、實力的炫耀，從而導致人心的敗壞和偉大意識的淪喪」。
這都是對改革開放的清晰批評，甚至可以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基本否定。在內地，肯定文革、批評改革開放等於暗含了對鄧小平的指責。
強世功到底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真左派還是有中國特色的國家主義「新左派」或下文所說的右翼毛派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我想先指出的是，從香江文章可以看出，強世功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強世功對毛澤東的崇拜可從他在香江文章裏多次禁不住用「偉人」、「偉大」、「智慧」、「深刻」、「天才」來形容毛澤東及毛澤東的意識，溢美之辭俯拾皆是，如：
「當毛澤東晚年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時，他的意識早已超越了萬里長城，觸及了『共產主義』這個天下大同的境地」。
「毛澤東這一代人所訴諸的『民主』、『平等』和『革命』理念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依賴鋼鐵般的政治意志與天才的政治智慧」。
甚麼是毛澤東的核心意識？強世功說：「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有領導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生命衝動，他堅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理想而與資本主義進行『和平競賽』，並獨立承擔起領導世界被壓迫人民的使命，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強世功認為毛澤東的終生意識是共產主義革命，反對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綜觀香江文章，說強世功是個毛主義者，認同毛澤東的意識，應無異議。
跟今天中國內地許多毛派一樣，強世功相對肯定文革，連帶也必然相對肯定六七年香港的「反英抗暴」： 「『六七抗議運動』的悲劇無疑是『文革』悲劇的一部份。而這場悲劇理應放在『二戰』以來全球範圍內反帝、反殖民運動中來理解，放在十九世紀以來人類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種種政治試驗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與第三世界革命『為窮人討公道』的道德基礎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塑造『共產主義新人』的倫理追求中去理解」。
在香江文章〈無言的幽怨〉一章中，他認為自己在替香港左派表達一種怨：「香港左派一直擁有最為高尚的道德品質，他們曾以毛主席的教導為道德訓誡，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助人為樂……正是這種道德品質的支持，當國家和革命事業需要時，左派群眾不顧個人安危，放棄私利，參與反英抗議運動，毫不顧忌個人和家庭損失」。
「但在『着眼於香港回歸祖國統一大業』、『愛國不分先後』的背景下，國家利益、民族統一大業這些傳統左派堅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戰勝了他們的個人利益和歷史恩怨，使他們與工商界在香港回歸的風風雨雨中攜手合作」。
「香港左派幾十年來在香港背負『暴動包袱』，在內地又背負『文革』包袱，可究竟誰來為這無怨無悔的愛國代價買單」？
強世功的毛派立場，使他能感受到香港左派與中國毛派的幽怨──怨中央香港政策、怨中央對文革的態度、怨改革開放、怨一國兩制。
但是，作為中聯辦官方智囊，作為平步青雲的北大法學院副院長，強世功又不能過度偏離或逆反官方論述。正如許多所謂「新左派」的內地學院既得利益者的策略一樣，強世功也很周全的兩邊講話，無視前後矛盾，在香江文章另一些章節裏力捧鄧小平和改革開放的成就，這樣，毛澤東、鄧小平在分開的語境，都顯得偉大。
在〈政治的智慧與意志〉一章，強世功說：「偉人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難以想像的未來。香港回歸十年後，我們再來看這一段話，不能不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遠見所折服」。
同一文章說：「首先是主權，其次是治權，最後是過渡。這是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完整定義。這種重新定義展示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鄧小平……展現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審慎的判斷、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
在另一文章裏，強世功還說「如果我們以這種真正的大歷史眼光來看待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那麼其精神實質不僅恢復了中國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則，而且重新啟動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在香港問題外，強世功這位毛澤東的崇拜者，也可以同時用正面的語氣來順着說鄧小平的修正主義：「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也表示，『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這句話一半是肺腑之言，一半是外交修辭。肺腑之言是因為主張實事求是的鄧小平開始領導中國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再糾纏『姓資』、『姓社』這些意識形態爭論；外交修辭是因為鄧小平將中國的外文政策從外張轉向內斂」。
強世功更不忘恭維近期的領導人：「鄧小平在總結中蘇論戰時之所以認為雙方都說了許多『空話』，就是因為他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中國人的生存方式不一定非要用馬克思主義進行辯護不可。『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對中國人生存方式的最好辯護。在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特色』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乃至發展到今天的『三個代表』理論與『和諧社會』理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悄悄取代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政治目標」。
強世功這位毛派又如民族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一般肯定現有黨國體制、歡呼今天中國的成就：「彷佛是歷史命運的安排，奧運火炬傳遞事件和四川大地震激發出中華民族空前的文化向心力、政治凝聚力和道德影響力，向全世界發出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展現出現代中國政制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從上文我嘗試指出，強世功想在香江文章一套文本兼顧六種難以調和的論說而出現前後矛盾。到這裏我主要羅列了四種：一、解說並肯定中國官方現實主義的香港政策，包括偏護資本家；二、強世功個人對建政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相對肯定及對改革開放年代的批評；三、強調毛澤東偉大光榮正確但鄧小平也同樣偉大光榮正確；四、展現當前中國政制的正當性與優越性。
但香江文章的野心遠不止於此。作為右翼毛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悄悄取代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政治目標」），強世功也要用修辭、拼貼與雄辯來強行連結中華帝國王朝、政治儒家，毛澤東、鄧小平與現有黨國體制，強調傳統王朝與現有政體的連續性，以強化現有黨國體制的正當性，遮蔽其中的矛盾，選擇性的挪用歷史，從而建構超越現代主權國家的中國新天朝──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帝國政治遺產的合法繼承人，是中華文明的繼承人」。
強世功說：「處理香港問題並不是處理發生在香港的問題，而是處理中華文明復興中最為核心的問題」。
從下文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強世功香江文章的企圖心是要以天朝主義來包裹香港問題，也正是因為強世功有這樣的企圖心，才讓我們可以反向閱讀，解構這種天朝主義。本文將指出這樣的天朝主義模糊化了現代主權觀念，增加了周邊地區對中國理解的不確定性，更因為強世功個人思想的一種施米特主義決斷論傾向，使他的主權觀念變得主觀化。